延安时期反巫神斗争中的情感动员研究

【内容提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巫神斗争,不仅是破除封建迷信的实践,更是一场改造群众精神世界的情感革命。陕甘宁边区建设伊始,受传统“医术通神”观念与医疗资源结构性匮乏的双重影响,群众对巫神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情感依赖,社会整体呈现出对巫神的“迷魅”状态。中国共产党深入审视巫神与群众的情感结构,通过情感层面的“祛魅”,将群众所承受的苦感逐步引导为对巫神及其巫术行为的集体激愤,进而瓦解其情感依附。又通过身份建构、信任重构、记忆塑造等一系列情感策略,既帮助巫神群体在政治意义上“翻身”,也在情感世界“翻心”。由此,群众对现代医学的信任逐渐延伸并升华为对新政权的认同,体现了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卓越的社会动员能力。

【关键词】延安时期　反巫神斗争　情感动员　政治认同

【作者简介】熊辉,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鑫,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窑里很静,大家都眼睁睁地朝韩医生看着。只见他号完脉,又很快地打开包,把一个个红的蓝的小玻璃瓶拿出来。窑门口,高金锁拿下五魂坛上的油灯壶,摆在地上,他就着灯抽起水烟锅来。”这一场景中,代表现代医学的“红的蓝的小玻璃瓶”与象征传统巫术的“五魂坛”“油灯壶”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展现了传统巫术在现代科学面前失效的情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反巫神斗争时清醒认识到,“要巫神抛掉三山刀、铜爷爷,就像要地主抛掉地租契约一样,是件难事”,单纯依靠强制手段易引发抵触情绪,甚至造成“闹剧”。为此,党通过循序渐进的情感动员逐步瓦解群众对巫神的情感依附,重构群众观念世界,使巫神丧失“行医作法”的群众基础,进而以情感塑造来实现无神论教育的目的,并将这种对无神论的认同延伸为对新政权的认同。

巫神兼具治病驱邪与祈福占卜的多重功能。既有研究多聚焦政策实施、观念转型的因果关联与宏观意义,而对反巫神斗争中的具体动员策略关注不足。事实上,巫神信仰深嵌于群众的情感结构与生活实践中,对其“祛魅”不能仅靠行政命令,更须完成情感层面的“破旧立新”。基于此,本文从情感维度切入,聚焦于巫神“治病”这一具体行为,考察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情感祛魅”瓦解巫神信仰,又如何以“情感塑造”改造群众的观念世界,实现对巫神群体与普通群众的双重动员。诚然,延安时期反巫神斗争的成效不能简单归因于情感动员这一单一路径。本文专从“情感”这一相对被忽视的维度,细致探究反巫神动员中的情感技术,为理解边区无神论教育提供情感层面的补充,同时也为当前无神论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一、边区建设伊始巫神信仰存续的社会心理基础

边区建设伊始,贫穷闭塞、文盲率高、传统宗族与神权相互交织的社会文化环境,构成了巫神得以存续的客观社会基础,并深刻塑造了群众的社会心理。“医术通神”与“命由天定”的观念固化了群众对巫神的情感依附,而边区建设初期面临着“传统医疗不可靠,现代医疗不可及”的结构性困境,进一步加剧了群众对疾病的焦虑与无助的情绪。二者共同构成了群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巫神保持依附的社会心理基础。正因为如此,反巫神斗争仅靠行政命令难以真正让群众在情感上信服,这也决定了初期反巫神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

(一)“医术通神”与“命由天定”观念构筑了群众的情感依附

以巫术治病,是世界各民族初级时期的普遍现象。在人类对自然与社会现象尚未形成系统科学认识的阶段,人类普遍认为人和神之间存在着理所当然的中介人,即被人们认为通晓神灵奥秘的巫师。巫师通过制造、解释与操纵各类象征符号,营造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与医术交织共存,逐渐形成了“医术通神”的观念。在这种认知下,疾病的形成通常被理解为两层原因:“深层原因如神灵、鬼怪、巫婆等超自然力量引发;表层原因如致病物侵入体内,偷走人的灵魂,占住人的身体,施放巫术等。”换言之,疾病被视为个体与自然、社会关系失衡的结果,是由超自然力量所造成的。巫神作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介,巫术行为以其仪式感强、操作直观的特点,成为民间应对疾病的重要方式,被广泛运用于生活所需的各个场合。尤其是在面对无法解释的疑难杂症时,巫神提供了一套神秘、超自然的解释系统与应对机制,使患者的心理焦虑得以慰藉,由此构建起一套兼具身体疗愈与精神支撑的巫神信仰体系。同时,中国传统“命由天定”的观念进一步夯实了群众巫神信仰的心理基础。人们普遍认为“人之生死于天,非可以人力为也”,疾病就像自然灾害一样,是神灵或老天爷对人的惩罚。这种观念在封闭的传统社会中代代相传,逐渐内化为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医术通神”与“命由天定”的观念相互交织,构成了传统社会群众应对疾病时坚固的心理机制。近代以来,随着科学观念逐步传播,巫术观念存续的公共空间逐渐缩小,但在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其影响依然可见。20世纪20—3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等地,巫神通过祭祀、卜卦、驱鬼等方式进行所谓治病疗疾,仍构成民间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有了病,也不找医生看,而是求神拜佛,求老天爷保佑”的现象依然常见,折射出“医术通神”与“命由天定”观念在群众精神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二)医疗资源的结构性匮乏加剧了群众的焦虑情绪

边区社会巫神信仰的持续存续,并非简单归因于“缺医少药”所引发的群众焦虑,而是传统民间医疗的低质高费与现代西医体系的绝对稀缺的结构性匮乏,致使群众陷入就医困境。既往研究常以“缺医少药”来概括边区的医疗困境,并将其视为群众依赖巫神治病的直接根源。然而,亦有学者对地方志和相关史料深度挖掘认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医药资源与民间医者队伍堪称丰富。“境内中药材品类繁多,历代方志均有记载,仅历代志书所录药用品属类便有17个多个,几百个品种。”此外,民间也存在着由口传心授的验方以及亦农亦医的乡土郎中构成的医疗网络。那么,在中医药资源并非匮乏的地区,群众为何依然陷入医疗焦虑并乞灵于巫神?事实上,边区群众依附巫神的根源并非资源的绝对稀缺,而是地方医疗资源的局限性与现代医疗体系的绝对稀缺共同催生了群众面对疾病时的焦虑与无助。一方面,传统的民间医疗资源存在着低质化、经验化、迷信化及价格高昂等问题。尽管边区中医人数逾千,但多数文化水平有限,缺乏系统训练,诊费和药价甚高。如在黄龙山区,群众买一剂中药要花五斗苞谷,远超普通农民的承受能力。更为关键的是,许多民间诊疗行为往往被巫神裹挟,带有经验主义与神秘主义的色彩,遇到疑难杂症时常用“鬼神作祟”等迷信观念解释病源,甚至出现治死人的现象。可见,传统医疗资源虽广泛存在,却难以有效解决群众的疑难杂症,更无法缓解其因疾病产生的焦虑。另一方面,处于封锁状态下的边区,现代医学传播极为有限,西医资源的绝对稀缺使群众在民间医疗失效时缺乏可靠的医疗支撑,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其面对疾病时的无助与焦虑。当时边区只有机关、部队有西医,农村中只有中医,良莠不齐,合计约有1000人,此外便都是巫神的势力范围。这种传统民间医疗的低质高费与现代医学资源的绝对稀缺的结构性匮乏,共同加剧了群众在疾病面前的脆弱性,为巫神信仰的存续提供了社会心理空间。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巫神信仰的情感祛魅

边区社会长期笼罩于巫神“迷魅”之下,形成了一种以敬畏与依赖为核心的情感结构,束缚着群众的医学观。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改变这种现象,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同时,在反对巫神的过程中,“不少老百姓对医院仍抱有顾虑,还偷偷的信巫神,这证明老百姓的心理和报纸上所写的是两回事”。为此,党在反巫神斗争中密切关注巫神群体和群众之间的情感变化,通过舆论揭露、仪式化大会和情感话语等持续性动员,逐步瓦解旧有情感依附,将群众对巫神的敬畏与依赖转化为对巫神之害的清醒认识,实现从“迷魅”到“祛魅”的情感转变。

(一)通过舆论揭露巫神的“鬼把戏”,激发群众对巫神的共愤

边区政府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巫神作为“群众脑子里的敌人”,认为这是必须破除的封建迷信。《解放日报》社论明确指出:“巫神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里,不能容许巫神这种‘职业’公开地或秘密地存在。我们要来开展反对巫神的长期斗争,从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同时下手。”然而,在实际斗争中,巫神“在群众信仰亦相当深,老百姓患了病,请医生者少,大部分是抬神治病或请出法士、阴阳、神婆来调治捉鬼,祭天地鬼神”。部分群众因长期依赖巫神,初期对党揭露封建迷信的行动抱有疑虑,甚至存在隐秘的抵触心理,这种情感惯性成为反巫神斗争面临的最大阻力。党认识到破除植根于群众心理的迷信是需要技巧的,“不是一道命令所能破除的”,必须采取能够真正触动群众认知与情感的策略。因此,反巫神斗争的起始阶段尤为注重情感引导。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解放日报》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情感导向功能,系统揭露巫神的“鬼把戏”,以此激发群众的负面情绪,实现初步的“情感祛魅”。《解放日报》将反巫神斗争的相关报道置于显著位置,连续刊载近百篇揭露巫神骗人害人的报道,系统性地将巫神活动从隐秘的私人场域暴露于公共舆论之下,揭露其骗财害人、破坏生产的行径,以此激发群众的愤慨与警惕。

此外,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在群众文化战线上,即使巫神及各种封建迷信是敌人,但也不是用简单打倒的方法就能解决问题,要经过群众与本人的自觉才会被消灭。其中,“装病揭谎”正是促成这种“自觉”的典型实践,这一设计将群众与巫神置于同一场景,巧妙地将对巫神的骗术揭露从抽象说教转化为可感、可视的现场体验。如1945年香火大会上让巫神田高禄算账,此事涉及给“老爷庙”修建的布施,自然引起群众关注。起初田高禄不愿说出实情,在催促下,田高禄见形势不对,终于说了实话。恰在群众愤怒情绪高涨之际,王志明假装牙疼,请求田高禄施法治病,田高禄便拿出三山刀开始施法,并将牙疼病因说成是“被小鬼打了耳光”。王志明则当场吐出预藏的石蛋,举在手里给众人看,当场揭穿所谓“神灵附体”的骗局。在这一极具戏剧性的当众揭露中,围观群众经历了从“期待神验”到“目睹造假”的心理落差,长期积郁的敬畏与恐惧瞬间转化为集体性的愤怒与嘲笑,当时“有的瞪着眼吃惊,有的大声笑起来,乱哄哄地闹着,年轻小伙子们都嚷着:‘看,哪有个神,都是巫神胡搞骗人’,……众人都央求把巫神送到政府去”。这种自导自演带有戏剧性的“装病揭谎”策略并非简单的事实揭露,而是将揭露骗术与情感唤醒融为一体,让群众目睹巫神之害,实现其对巫神态度从相信到怀疑、从恐惧到愤怒、从盲从到觉醒的情感变化,为促使群众相信现代医学提供了情感与思想准备。

(二)组织仪式化的群众大会,促成群众对巫神的情感崩塌

中国共产党在反巫神运动中组织了一系列高度仪式化的反巫神大会、巫神坦白大会、卫生动员大会与卫生展览会等,在“围观”场景中,利用组织的力量,消除了群众的种种顾虑,极大地冲击并瓦解群众对巫神的敬畏、依赖与恐惧心理,促使群众对巫神的情感崩塌,从而在心理层面彻底根除迷信。

象征性空间是群众大会发挥情感动员的重要载体。卫生动员大会与卫生展览会承担着以科学卫生祛除巫神迷信的功能,其空间布置也因此成为反巫神斗争中情感动员的重要环节。1944年6月30日,延安市卫生动员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礼堂贴满了标语和模范卫生工作者的肖像,悬挂“不要等待病人叩门,自动地到群众中去吧”的巨幅横幅,以视觉化方式将卫生工作者“服务群众”的理念呈现于公众。7月17日,延安市卫生展览会在杨家岭大礼堂揭幕,后应各界及群众要求,移至延大大礼堂继续开放。展厅入口处悬挂着毛主席“为全体军民服务”的题词,两旁悬挂着白求恩和模范医生阿洛夫的肖像。展品以夸张手法陈列,营造出迷信愚昧与科学文明之间的直观对比,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这种空间的选择与设计为后续情感动员营造了有利氛围。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善于利用庙会等群众熟悉且具有情感召唤力的传统空间开展反巫神活动,借助既有社会心理基础实现情感联结与转向,使反巫神斗争更加深入人心。

仪式大会开始前,细致的情感预热是动员的必要环节。大会前夕,“政府会找每个巫神谈话,进行初步教育和了解情况,再综合所有材料加以研究,然后又召集老实坦白的巫神,鼓励他们不但坦白自己,而且要帮助揭发别人”。这一步骤至关重要,一方面打破了巫神的心理防御;另一方面成功塑造出愿意率先坦白的巫神典型,为接下来的动员做好铺垫。此外,边区重要领导的参与,进一步强化了大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组织巫神“现身坦白”是大会的核心环节。在此环节中,大规模群众参与构成了情感动员的关键条件。因为“当会场只有十几个人时,群众工作者通常发现对批斗对象的情感控诉只有引发很少的回应,但是在一个几百人或者上千人都被鼓动起来的群体中,农民们很快就忘了他们的软弱,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人,他们变得大胆而无畏”。1944年,延川县永远区三乡召集巫神坦白大会,到会群众一百余人。当巫神被置于成百上千群众的集体注视下,群众个体的怀疑和胆怯在集体的亢奋情绪影响下发生转变。巫神走上台陈述自己以往作法骗人的手段,并当众交出三山刀等法器时,围观群众目睹自己所信奉的“神灵”瓦解,长期积累的敬畏与恐惧情绪被转化为对欺骗的愤慨,群众对巫神的情感由此崩塌。如王宗海作为巫神代表,“在大会上讲了自己怎样欺骗群众的例子,群众由此得知巫神是假的,完全是欺骗人民”。此类场景会引发强烈反应,“群众如梦初醒”。这种通过巫神自身揭破巫术的办法,具有直观的教育意义。

大会结束后,对群众和巫神的动员并未随之终止,而是通过卫生展览会进一步延续和巩固此前产生的情感。如1944年6月底反巫神大会后,7月延安县委王丕年同志及县长徐天培同志亲自率领二十多位中医,三十多位已坦白的巫神及各区区长,县宣传队等七十余人一同参观卫生展览会。展览会专设了“反巫神斗争部”,那些已坦白的巫神看到自己曾使用过的三山刀等法器,聆听招待员关于巫神罪恶的讲解,纷纷感到自身坦白的光荣。政府特意组织已坦白的巫神与中医一同参观,展览会委员予以欢迎、招待并座谈,营造平等、尊重的交流氛围,赋予了坦白巫神以组织关怀,有效推动其从迷信者向“新人”的转换。

(三)建构情感话语,实现从“愤怒”到“希望”的情感转变

话语作为组织者与目标群体的沟通媒介,不仅传递信息,更承载价值导向与情感能量。在反巫神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构建情感话语,引导群众认识到巫神的经济剥削与精神欺骗本质,推动群众在情感层面对巫神“祛魅”,并为接纳现代医学意识奠定心理基础。这些话语主要分为唤醒集体愤怒的创伤性话语与描绘未来愿景的愿景性话语,共同促成群众从“愤怒”到“希望”的情感转变。

创伤性话语通过对苦难的情感叙事,激活群众压抑已久的痛苦记忆与愤懑情绪,使个体感受上升为集体情感。《解放日报》等报刊以直白且有力的情感话语,报道巫神用残忍手段致人死伤、令家庭破败的惨痛案例。报道中“活活治死”“害死”“烧死”“毒打病人”等富有痛感的词语反复出现,将个体创伤记忆激活为集体愤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群众在痛感中追问苦难根源,并指出有农民因相信巫神而“陷入被巫神逼着要钱的悲惨境遇”,将苦难的源头锁定为巫神的经济勒索与欺骗。尤为典型的是,《解放日报》以创伤性方式详述鄜显田巫神用铡刀破腹伤人之过程,成功点燃了群众的怒火。在群情激愤的基础上,口号作为特殊的话语呈现方式,发挥了情感动员的催化作用。在随后的反巫神大会上,王成德组织群众高呼,“我们要反对巫神骗人,有病要请医生”,使因恐惧而被压抑的愤懑汇入集体声浪,个体情绪转化为集体共鸣。又如同年7月21日,延安召开反巫神大会,赵世贤领着蟠龙区的八个巫神举手喊口号宣誓:“我们参加生产,不当巫神,见巫神就抓,谁要再犯,愿罚三口猪,五年劳役。”现场群众都举手响应,以致川口区的巫神也立即表示决心痛改前非。

激发群众的愤怒尚不足以完成动员,为群众提供希望才是持续动员的关键。愿景性话语便承担着建构希望的功能。在反巫神斗争中,党着力塑造医生“治病救人”的正面形象,宣传医疗行为的科学性与可及性,使现代医学成为群众健康生活的希望所在。诸如婆姨生病被医生治愈;请西医接生平安无事;八路军医生免费治病且疗效显。这种“治愈”“平安”“免费”等愿景性话语,将现代医学与生命、安全、奉献紧密联结,使其成为群众可及、可信的健康依靠。《医生救了命,阴阳送了命》一文更是以“救命”与“送命”的反差,将信任与恐惧、希望与绝望的情感反差推向极致,在群众心中建构起巫神意味着死亡与破财,现代医学则意味着生机与安心的价值判断。这类愿景性话语与巫神“害人”叙事形成鲜明对照,有效推动群众对巫神的情感依赖逐步瓦解。从创伤性话语激发的愤怒到愿景性话语催生的希望,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了群众情感层面的深刻共鸣,为反巫神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无神论宣传的情感策略

反巫神运动的根本目标不仅在于取缔巫神这一群体,更在于从思想与情感层面彻底祛除群众的巫神信仰,实现对群众观念世界的深层改造。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通过利益满足、信任建构、记忆塑造的动员方式,构建了一套多层次、立体化的情感塑造策略,使科学观念嵌入边区社会的情感结构与日常生活,达到无神论宣传的目的。

(一)以劳动改造和模范引领建构巫神的身份归属

在传统中国社会,个体的尊严与面子紧密关联,它并非内在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社会性认同。在边区建设中,随着大生产运动成为中心任务,那些不愿参加生产劳动、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的巫神群体陷入“失面子”的尴尬困境。面对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敏锐把握其情感心态,通过普及“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发挥典型模范的引领作用,引导其投身生产劳动,实现巫神的情感世界的重塑与社会身份的再造,完成其政治上“翻身”与在情感上“翻心”的双重转变。

先是普及“劳动光荣”观念,为巫神“找回面子”。巫神以坑蒙拐骗为业,其行为与不务正业的“二流子”相似。随着边区反巫神斗争的深入推进,群众思想逐渐觉醒,对巫神的负面认知日益清晰,巫神原有的社会地位与“面子”随即丧失。如延川清延区的巫神赵占垠被乡政府定为“二流子”后,心里就很难受。针对这一情况,边区政府结合大生产运动的现实需要,紧密把握巫神群体的情感变化,贯彻中央的“劝导当地巫神改邪归正,正正当当地谋生”的要求,引导巫神在劳动中重塑尊严,找回“面子”。赵占垠经过区政府的教育后,提出要把三山刀打成一把老镢头,积极开荒,参加劳动生产。安塞五区二乡的巫神高青山经区属劝告后,已经转变,开荒六亩,种熟地十二亩,生产甚好。延县青化区一乡巫神郑生荣,起初惧怕开巫神大会,经过村长耐心的解释,决心参加生产,后来因劳动积极被选为生产队长。他们从最初怕开巫神大会,到经过劝说教育尝试生产,再到通过开荒、种地,获得实实在在的成果,最终赢得集体的高度认可。这一过程,既帮助巫神找回“面子”,重构其身份归属,又瓦解了巫神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实现了社会改造与个体转变的统一。

然后,中国共产党通过选树典型模范,将“崇尚科学,反对巫神”的理念具象化为可触可及的鲜活个体,激发巫神群体对模范人物的崇敬之情,从而实现对其情感世界的改造。在边区反巫神运动中,这一策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宣传模范医生,树立反巫神的正面榜样。1944年8月,三边分区领导带着匾和礼品到卜掌村隆重表彰反巫神模范崔岳舜医生。随后各地相继展开学习崔岳舜运动。此外,《解放日报》还表彰了四个月治疗千余群众的李常春,以及看病不分贵贱的毕光斗模范医生。通过典型模范的塑造,构建现代科学优于巫术迷信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表彰改过自新的巫神模范,增强“过来人”对巫神群体的情感感召力。柳林区一乡老神官郭绥业“不但已经转变,而且生产积极,年时被选为乡上的劳动英雄”,并在群英会上获表彰。此外,《解放日报》报道了郑生荣、高青山、刘建喜等过去从事巫神者,经政府教育后改过自新,获得表彰的过程。这些曾经的巫神以亲身经历向同类群体传递“劳动光荣、迷信可耻”的价值导向,其示范效能更具穿透力与说服力。

(二)以医疗卫生事业重构群众的情感信任

发展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不仅关乎群众的身体健康,更是重塑其情感结构,培育无神论思想的关键途径。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医疗卫生工作,改造传统医学,将科学诊疗转化为群众可信赖的情感体验,逐步瓦解群众对巫神的情感依赖,建立对现代医学的情感信任。在这一过程中,身体救治与情感动员相互嵌入,实现了对边区群众无神论思想的情感培育。

一是发展边区卫生事业,开展“医生下乡”运动,实现使群众从身体救治到心理治愈的双重任务。1944年,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边区应该现在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力推广一下。”同年7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具体实现毛主席指示,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都有医生。”为落实上述部署,边区随即派遣多批医疗工作者下乡,缓解群众的疾病痛苦。在这一过程中,医疗工作者不仅要治疗群众的身体之痛,更担负着政治教育的任务。1945年2月,《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同时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一个革命的医生,他不但要能够解除和治疗病人肉体上的痛苦,而且还要能够解除和治疗病人精神上的痛苦。”文章细致描写了医生治疗“二流子”王四并帮助其“弃邪归正”的全过程:医生首先通过科学的诊断与治疗缓解了王四的身体之痛,使王四在心里对医生产生情感信任;继而针对其绝望心理与自杀倾向,耐心进行情感疏导,并以刘贵保转变后成为“劳动英雄”的事例激励他。这种将情感融入医疗行为的做法,是有效动员的关键。患者从最初的被动接受治疗,逐步发展为对医生产生依赖与信任,体现出医疗卫生工作的身体救治与情感塑造的双重效能。

二是改造民间医疗资源,推动民间医疗的科学化。由于民间医疗良莠不齐,部分疗法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加之群众对民间医疗资源存在依赖,而巫神又恶意丑化现代医学,导致群众对现代医学存在认知隔阂。因此,若简单取缔民间医疗,可能因文化差异而受阻,难以切断群众的情感依赖。对此,必须祛除民间医疗资源的神秘色彩,使之转化为科学的、可信赖的公共医疗资源。边区政府对民间中医的态度就是:“要扬弃它,改进它。需要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具体改进主要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技术层面的科学化,剔除经验医学中的迷信成分,推动中医学习西医知识,公开秘方和经验,实现诊疗手段的公开化与科学化;二是服务性质的社会化,切实降低群众就医成本,强调医疗行为的公益性与人民性。如在反巫神大会之后召开的中西医会议,与会者提出要公开药方,医生张振华提议对贫苦的人民、教员和干部,医药费只收成本,或免费治病。大会当即决定成立医药研究会,以改进中医,提高治病技术,破除迷信部分,学习西医,研究科学的治病方法为目的。这种改造策略,既尊重了群众与民间医疗资源的情感联结,又为地方医疗资源注入了科学元素,在缓解医疗资源短缺的同时,塑造了边区群众的科学世界观。

(三)以民间文艺培育群众的无神论集体记忆

随着反巫神斗争的深入,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使情感动员更加富有生命力和持久力,使无神论思想深入人心,还须借助群众的日常文化形态。中国共产党创作服务于反巫神斗争的“新秧歌剧”,将无神论思想嵌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仪式中,既丰富了群众的情感表达,又强化了其情感记忆,潜移默化地重塑了基层群众的集体情感,使无神论思想逐渐内化于边区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

一方面,新秧歌剧成为情感动员的有力工具。秧歌剧作为陕甘宁边区一带以“闹”和“无意识的狂欢”为特征的民间互动仪式,具有强大的情感凝聚与宣泄功能。中国共产党利用并改造这一民间文艺形式,创作了《卜掌村演义》《龙王娶亲》《河伯娶妇》《巫神和名医》《军民联合反巫神》《赵老太太转变》等剧目。这些剧目通过再现巫神与旧势力勾结的残酷场景,激发观众对受害者的同情与对巫神的“义愤”。随后,再引入代表医生的角色,以其专业能力解除患者的身体之痛,拯救生命,从而将观众对巫神的“义愤”转化为对医生的“敬佩”。这种情感转化使动员效果更为显著。如1945年2月14日,医大秧歌队在东门演出《军民联合反巫神》时,现场“一位老婆婆看到剧中的老婆婆迷信巫神,把钱叫巫神骗去了,媳妇也叫巫神害得快死啦,这位老婆婆就不禁为之流出来同情的眼泪;后来经队伍上医生急救把媳妇救好了,这位老婆婆又破涕而笑”。从“同情流泪”到“破涕而笑”的情感反应,折射出群众在情感层面完成了从“信巫”到“信医”的转变。此外,《护士拜年》《怎样生娃娃》等宣传现代医学的剧目也逐渐融入群众生活,这些剧目将娱乐元素与宣传内容有机结合,使群众“像看戏一样,所以越看越高兴”。这种基于情感共鸣的宣传教育,获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同。当时群众爱听爱看,有农民说:“演一出戏比开十天会都强。”恰恰揭示了情感体验在群众观念转变中远优于理性灌输的实际效力。

另一方面,利用歌曲这一更具传播性与日常性的文艺形式,进一步巩固并延伸由戏剧所激发的情感。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重要形式,歌曲所依附的情感和背后丰富的意蕴联结在一起,形成一种具有隐蔽性的且能够起到情感教化作用的力量。从歌曲的元素来看,它“有和谐,有节奏。和谐可以销蚀彼此内心的隔膜,节奏可以规律外体的行动”,借助韵律使歌唱者和听众产生想象,触及情感深处。在反巫神斗争中,政府将卫生常识改编成歌曲,在民间广泛传唱,如赵文节作词的《不求神靠自己》:“有病求他误病人,无财求他枉费心,烧香化表一呀一场空,只怨自己讲迷信,要人旺,讲卫生,吃的穿的要干净,有病赶快请呀请医生,大大娃娃都安宁。”这类歌曲以简洁明快的旋律在田间地头传唱,不仅延续了观剧时的情感,更将这种情感日常化、生活化,使动员效果绵长而持久。总之,中国共产党对巫神和群众的教育过程中,通过在新秧歌剧的剧情冲突中完成了对现代医学的情感接纳,再以歌曲为延长与传播由戏剧所激发的情感,塑造出无神论思想的集体认同。

四、结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巫神斗争,在初始阶段就逐渐意识到,单纯的知识普及或行政命令难以撼动群众对巫神根深蒂固的情感依附。中国共产党通过“情感祛魅”与“情感塑造”的动员实践,实现了从瓦解旧有情感依附到建立新型情感认同的转变。这一动员成效在当时已清晰显现,“群众有病请医生的日多,而巫神的活动范围是日益缩小”。这些变化生动印证了反巫神斗争中情感动员的有效性,同时也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时期卓越的社会动员与群众工作能力。延安时期反巫神斗争中情感动员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一场社会改造运动,更为新时代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弘扬科学精神与先进文化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国传统文化是“情本体”的文化,情感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逻辑中居于根基性地位。这一文化特性决定了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必须深入群众的情感世界,以情感为中介,推动群众实现从“有神”到“无神”的观念转变。当前,无神论宣传教育面临着“入耳不入心”的困境,根源在于无神论话语与地方性知识之间存在情感隔膜。基于此,新时代加强无神论教育应充分重视情感动员的作用,准确把握社会文化心理和群众的情感结构,推动无神论教育真正实现“入心”。具体可从以下两个维度协同推进:其一,发挥党组织的情感动员优势,以民生保障与情感关怀建构起群众对制度与科学的情感认同与理性信任。新时代加强无神论教育不能仅限于无神论思想的理论宣讲,基层党组织应通过民生保障纾解群众的现实困境,以情感抚慰回应其精神焦虑,将群众承受的无助与恐惧,转化为对党组织的信任和依赖,进而逐步消解其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感与依赖感。其二,依托地方性知识,激活文化仪式的情感转化功能,实现科学精神与群众情感结构的有机融合。在运用现代科学与先进文化进行引导的同时,也应借助地方性知识,对民间原有的文化仪式、节庆空间与象征资源进行“去神秘化”的创造性转化,深入挖掘其积极的情感价值,使科学精神与先进文化自然而然地嵌入日常生活的地方仪式之中,实现科学精神与群众情感结构的有机融合。群众在熟悉的集体互动中逐步形成“敬畏科学,反对迷信”的集体情感,最终将其转化为崇尚科学、理性生活的精神追求与日常实践。

来源：《科学与无神论》2026年第4期

编辑：亚亚

终审：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