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精神战与殉葬》（摘编八、九、十）

编者按：2018年4月30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挪威特罗姆瑟大学教授詹姆斯·路易斯的专著《法轮功：精神战与殉葬》，该书集中讨论“法轮功”和暴力，关注李洪志的教义是如何促使习练者“故意寻求”折磨及殉教。为方便反邪教人士参阅，中国反邪教网将陆续摘编翻译该书部分内容，部分题目系编者所加。

《法轮功：精神战与殉葬》（摘编八）：“法轮功”的媒体策略

“法轮功”一直在向中国大陆以外的世界宣传“法轮功”是个和平的精神运动组织，却受到中国政府不公平的迫害。但是，“法轮功”否认或淡化了李洪志关于报复、好战和暴力的教义。“法轮功”一方面创建了自己的媒体网站，专注于迫害和人权主题，另一方面利用了西方媒体的反华情绪。

十几年前，希瑟·卡万（Heather Kavan，就职于新西兰梅西大学）通过对澳大利亚媒体的研究发现，虽然新闻报道一般倾向于质疑新兴宗教运动，并夸大他们的异常行为（理查德森（Richardson），1996；塞尔韦（Selway），1992），但记者们似乎对“法轮功”接受度颇高，他们竭力淡化这个组织的异常信仰，将它与主流（宗教）活动相提并论……我发现新闻记者们（总体上）支持“法轮功”：61%的报道对其有利，33%较为中立，只有6%是负面的(卡万 2005)。

鉴于这些显著的统计数据，以及媒体在对待“法轮功”和其他新兴宗教运动上的鲜明对比，我们不禁要问：“法轮功”为什么会得到（媒体的）区别对待？我认为这是各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法轮功”头目李洪志明令禁止其信徒对外界谈论这个组织的核心（即高层次）教义，使得外界对其中一些教义十分陌生，更不用说李洪志教义中有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的那些部分。他指示信徒们要向公众展现”法轮功”是一个被中国政府迫害的无辜的精神运动。

“法轮功”获取媒体成功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它把对”法轮功”内部教义的讨论，转移到对人权问题的讨论上。“法轮功”能够把自己置于某个流行的诠释框架内，而这个框架以政治压迫的角度来管窥中国。

李洪志鼓励其信徒们向外界展示的故事情节，用的是非常符合西方口味的叙事手法，而这种手法强化了西方原本就对中国自以为是的看法。

正如我和其他人指出的，“通过他们的挑衅行为”，”法轮功”信徒显然是“故意寻求”并刺激当局来对他们进行镇压。”法轮功”遭取缔之初，个人可以通过签署一份放弃修炼”法轮功”的声明，免除处理。然而，李洪志鼓动称受迫害有益于提升精神修炼，那些作出最终牺牲的人甚至可以达到“圆满”的境界。在此类事件上，李洪志鼓励（信徒）示威和抵抗，其隐藏在背后的意图，似乎是希望通过媒体视角，利用警察处置“法轮功”人员来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怒，从而向中国政府施压，解除对“法轮功”的禁令。

还有一个因素是，“法轮功”有各种媒体企业，能复杂而巧妙地利用互联网。“法轮功”组织在被取缔之前已经能在中国有效地利用电子邮件进行组织示威（比如中南海示威）（贝尔Bell和博厄斯Boas 2003,283）。四年后，修炼者维护着“全球数百个网站”（同上，278）。在这十几年间，这一数字无疑成倍地增加，其部分原因是“大多数海外成员都是中国学生和学者，他们既能方便地查阅互联网，又有必要的文化资本和技术的能力”（赵2003，214）。

在全球层面，（这）确保了“法轮功”对事件的演绎盖过了中国政府的解释。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压倒性地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国当局，在中国之外，对该组织的负面评价很少见。毫无疑问，“法轮功”弟子们在网站上发布的大量信息为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们提供了现成资源，更何况这些记者还面临着紧迫的截稿期限(Bell 和Boas 2003, 287)。

此外，截止“法轮功”被取缔不久的2000年5月，他们在境外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并于同年8月份在网站上线。2001年，他们建立了新唐人电视台（最初位于纽约）——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移民的电视频道。2003年，“希望之声”电台开始广播。从1999年开始，本身缺乏驻中国记者的西方媒体就收到了“瑞克林（Rachlin）传媒集团发出的大量关于”法轮功”的国际信息。但从未有人告知我们的是，这个集团本质上就是”法轮功”的公关公司，由李洪志最狂热的信徒盖尔.瑞克林（Gail Rachlin）管理，她也是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发言人” (卡万 2005)。

因此，“法轮功”遍布互联网，利用它直接发布的新闻稿、自身媒体来影响其他媒体。“法轮功”还间接地通过其他非“法轮功”信源扩散自己的观点，造成多个来源口径一致的印象。例如，“新闻经常引用大赦国际的报告，但它的报告并没有经过独立验证，其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同上）。还有，“法轮功”信徒及其支持者实际上控制着维基百科的相关页面。这种控制至关重要。在网上搜索东西时，维基百科的相关条目往往居于搜索结果的第一或第二位，这说明维基百科内容的影响力。维基百科的录入标准（什么能录什么不能录）影响着新闻记者的工作，因为他们经常查阅维基百科，并将维基百科的内容当作“背景资料”直接使用，且不标明出处(Garfinkel 2008)。

新闻记者通常有严格的截稿日期，这就导致维基百科这个貌似独立、中立的信息来源，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颇具引吸力的选择。然而，跟大赦国际的报告一样，维基百科原来只不过是散布“法轮功”观点的喉舌。

不过，导致“法轮功”在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另一因素，是中国好像放弃了大部分海外舆论。中国对“法轮功”的观点，有时会通过《人民日报》这类刊物在海外发表，或是通过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的网站。但来自中国唯一能够坚持以反“法轮功”为目的的，只有凯风网（http://www.facts.org.cn）。

《法轮功：精神战与殉葬》（摘编九）：“讲真相”：“法轮功”攻击策略的发展

在“法轮功”媒体战略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最显著的一点，是它对批评媒体的攻击，后来还发展到甚至要求媒体为其开辟专栏来传递“法轮功”的信息。这是在“法轮功”组织被取缔前几年的核心战略。具体地说，“法轮功”在中国发展到足够大规模引起媒体关注后，“法轮功对所有媒体负面报道的一贯反应是，对相关新闻媒体（无情）反击，其手段包括从在新闻机构大楼前练功示威到直接骚扰当事编辑人员和记者。

1996年至1999年年中，“法轮功”弟子就因媒体对其负面报道发起了300多次抗议活动，迫使新闻媒体解雇相关记者并公开道歉。在中国，媒体不得妨碍社会稳定，所以如果“法轮功”的抗议活动引发社会不稳，媒体管理层很快就会屈从于他们的要求。例如，北京电视台曾播出一名博士研究生因练习“法轮功”引发精神病的案例，随后2000多名抗议者包围了北京电视台，结果电视台解雇了该名记者，当即播放了同情性报道，为了示好，更是向抗议者发放了2000多份盒饭。尝到抗议的甜头之后，“法轮功”成员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为了防止出现社会骚乱，北京当局规定不得对”法轮功”进行任何负面报道。

值得指出的是，“法轮功”的诉求不仅仅是简单的“对媒介批判的回应权利，它要求的是对反对者声音第一时间的审查权……（事实上，）此运动实际上是在要求中国政府利用其审查权来封住“法轮功”反对者的嘴”。

在大肆攻击反对者这一方面，“法轮功”似乎在气功组织（在上世纪90年代末均受到批判）里独一无二。完全可以这样说，”法轮功”信徒是从李洪志本人那里接受的攻击命令，虽然李洪志谎称这些行为出自于个人意愿。例如，在“法轮功”被取缔前一年，李洪志发表了题为《挖根》的文章，他提到要保护“大法”：

近一个时期由于那几个历来想用反对气功达到出名目地的文痞、科痞、气功痞不断造事，唯恐天下不乱。全国各地有一些报纸、电台、电视台，直接动用这些宣传机器破坏我们大法，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为地破坏大法。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北京大法弟子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叫那些人停止破坏大法，其实没错。这只是在极限的情况下而做的。但是学员群众自发的去向这些不了解事实的、不负责的宣传机构阐明我们的实际情况，这也不能说是错误的。（李洪志，1998c）

当时，李洪志坚持“法轮功”不是一种政治运动，因为这种身份认定将可能招来政府的镇压。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试图将这种政治行为描述成非政治行为：“我讲过大法绝对不参与政治，可是这件事本身就是为了叫其对我们的真实情况有个了解、从正面认识我们、不要把我们拉入政治为目地的。”

“法轮功”在被中国取缔后，依然积极让批判它的声音消失。举个“法轮功”压制反对声音的例子：2001年加拿大《华侨时报》（华文媒体）因刊登了一篇围绕前“法轮功”成员证词的批判性文章，被告诽谤罪。4年以后，魁北克最高法院做出对原告（“法轮功”）不利的判决。判决书上写道：“法轮功是一个有争论的运动。这种运动不接受批评言论。”同样地，作为对澳大利亚《华人日报》一份谴责声明的回应，“法轮功”再次提起诽谤诉讼。两年以后，新南威尔士最高法院判《华人日报》胜诉。

类似诉讼还有很多。不过，虽然“法轮功”将诉讼这种含蓄的威胁方式当作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但多数情况下，“法轮功”信徒也依赖其他手段。例如，2005年，因为美联社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公开忏悔加入“法轮功”》[注25]的文章，“法轮功”成员便在美联社总部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撤回该报道。还有，2008年，美国《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场有人难以看下去的中国文化演出》[注26]一文，该文章谴责被“法轮功”推销为中华文化盛事的一场演出，实则是“法轮功”对中国的攻击，政治性色彩浓厚。结果“法轮功”的网站对《纽约时报》和文章作者发表了大量的攻击性言论。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起，“法轮功”弟子在美国、加拿大、瑞典、德国、比利时、西班牙、韩国、希腊、澳大利亚、玻利维亚以及荷兰等国，提起了一百多起诉讼，但鲜有胜诉。或许，就像科学教派（又称山达基教）一样，“法轮功”更多的是将诉讼看作是一种骚扰手段，并不在意是否真能取胜。

《法轮功：精神战与殉葬》（摘编十）：“法轮功”关于器官“活摘”谣言的宣传

器官摘取争议与宗教和暴力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更像是一场宣传谣言。此外，探讨这个问题还可以让人们深刻认识到“法轮功”关于受迫害的言论往往是夸大其词的，对批评者采取攻击策略。

这场争议始于2006年。当时，“法轮功”开始宣传中国为了在国际器官市场上出售器官而谋杀被监禁的“法轮功”修炼者，从他们身上摘取器官。这一谴责的核心参考文章是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 ）在2006年发表的题为《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独立调查报告》的报告。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两位作者都有一定可信度：乔高曾是加拿大前国会议员，麦塔斯是维权律师。然而，这份报告是一个由与“法轮功”有关联的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赞助的。此外，这份报告的“调查人员”从未在中国进行任何原始研究，而是依赖可疑的来源，其中大部分是“法轮功”组织提供的信息和根据可得到的移植相关数据做出的推断。三年后，乔高和麦塔斯对该报告加以扩展，更新后的版本以《血腥的器官摘取》（2009）为题发表。最近，伊桑·葛特曼（Ethan Gutmann）撰写了一本相关作品，名为《屠宰：大规模杀害，摘取器官以及中国对异议人士的秘密处理方法》（2014）。

从非自愿的“法轮功”囚犯身上大规模采摘器官的说法最初出现2006年3月。两名匿名人士声称他们直接了解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血栓病医院的器官摘取手术。后来，我之前提过的一份隶属于“法轮功”的报纸《大纪元时报》报道了这些控诉。在《大纪元时报》发布控诉不久之后，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官方代表在内的非调查人员参观了苏家屯，并得出结论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这些指控。

此外，同年9月，首先披露中国从死刑犯身上获取移植器官的吴弘达开始公开发表言论称，“法轮功”所说的很多人在苏家屯被杀的说法根本不可能成立。吴弘达指出“法轮功”的说法没有照片、文件或详细信息证实，而是基于少数没有第一手资料的证人的证词。“我多次尝试见见证人，但被他们拒绝了，”他解释说。“即使在今天，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现在这两名证人住在西方国家，拒绝与国际机构会面、提供更详细的信息。由于他们称自己知道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可能面临危险，所以他们必须要更加坦诚。吴宏达表示，他派出了自己的调查员，但他们未能找到集中营，也未能证实被迫摘除器官的说法。据吴宏达介绍，“法轮功”声称他们是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这一说法可能被视为“政治宣传”（亚洲新闻 2006）。

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吴宏达后来撰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他调查“法轮功”集中营这一指控的经历。在那篇文章中，他清楚地描述

……受到“法轮功”高级代表的威胁，他们劝他保留自己的意见。吴宏达并没有听从这个建议，而是写信给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达了他的担忧。这位议员的员工把信泄露给了“法轮功”在美国的高级代表。此后不久，与“法轮功”有关的媒体，包括“看中国”（与”法轮功”有关的YouTube活动）和《大纪元时报》开展了针对吴宏达的诽谤运动，谴责他是“屠夫”、“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间谍”，“背叛了他的良知和中国人的良知”（桑顿Thornton 2008,200）。

总之，为了让批判声音消失而采用高压手段，在所有直接影响媒体的战略中，这当属最笨拙的一种。这种方式（甚至会威胁），用桑顿的话说是“帮倒忙”——会败坏它将自己打扮成无辜的精神修炼运动团体的公关策略。“法轮功”本可以主动作为，挽自己的形象于既倒。然而，李洪志似乎对国际媒体越来越敌对，并不打算让他的信徒停止各种挑衅和好战行为。不久的将来，国际媒体终将清醒，并重新意识到“法轮功”是个和“中国版的科学教派”一样的不良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李洪志最终退场，“法轮功”的信徒人数和影响力将会慢慢削弱，直至消失。

编辑：暄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