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洪志创立“法轮功”组织时代背景的思考

      “法轮功”非法组织被取缔已近8年，其残余势力，在国外反华势力的支持下，仍然做困兽斗。李洪志拼凑的“法轮功”，在短短数年能够形成人数达百万之众的一个邪教组织，与我国社会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密切关系，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七十年代末始发的“特异功能”热，诱发了我国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研究热潮。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通讯《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披露了一个叫唐雨的孩子能用耳朵认字的“科学奇闻”。此时，中国刚从残忍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这篇违反常识的新闻吸引了人们，被当作“科学新发现”迅速在全国报刊转载，引发了全国“特异功能”热潮：

    1979年4月6日，《安徽科技报》报道了一名女中学生耳朵认字的消息。

    1979年4月13日，《北京科技报》报道了北京一名8岁小孩子姜燕用耳朵认字和辨别图形。

    1979年4月20日，《河北科技报》报道了河北沧县一名15岁女孩用耳朵辨认文字和图形。

    1979年4月，《光明日报》报道了北京一名11岁的女学生王斌能用耳朵和腋下部位认字，她的姐姐王强也有类似功能……

    耳朵认字现象违反科学常识，遭到人们怀疑或反对。四川医学院在唐雨消息见报后，派出调查组到大足县调查，并对唐雨进行测试。他们的调查报告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在8天内进行了25次测试，除6次偷看未成拒绝辨认外，其余19次都是偷看后认出的。

    《光明日报》记者周斌了解到四川医学院测试结果后，写了“内参”。中科院心理所的同志看到“内参”后，又对姜燕进行了测试，10个试样，有5次因偷看不成而未能认出，其余5次是作弊偷看认出的。测试结果登在国家科委的《信访简报》上。

    197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对国家科委、中科院《信访简报》上《揭穿“耳朵认字”的骗术》一文写了批语：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种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怎么警惕啊！该要怎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从5月份起，一些报刊开始揭露和批判“耳朵认字”。最有影响的文章是，5月5日《人民日报》记者祖甲的《从以鼻嗅文到“耳朵认字”》一文，5月18日叶圣陶的《关于耳朵认字的新闻报道》一文。这两篇文章以极其严厉的语气批判“耳朵认字”是：荒诞无稽，违背了科学常识，完全是反科学的；在搞“四化”的今天却有这样的事，简直是丢中国人的脸。

    在四川医学院对唐雨测试之后，唐雨生了一场病，病后宣称功能消失了。在《人民日报》批判文章后不久，姜燕也声称功能消失了。与报刊揭露和批判的同时，某部门下文说对“耳朵认字”现象的宣传是违反科学的，是封建迷信的复活。

    但是，事情并没到此结束。7月，上海《自然杂志》编辑部的同志在北京考察了王斌两姐妹耳朵认字的功能，据此撰写的《“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观察报告》一文认为：“‘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这种异常功能确有其事，值得探索”。此后，该杂志发表了大量肯定耳朵认字的文章和报道，发表了许多关于“气功外气”、“人体科学”的论文。8月，北京大学生理学教授陈某到姜燕家考察她的耳朵认字功能。据此撰写的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在《自然杂志》发表。10月24日至26日，成都红领巾杂志社、四川日报社、江津行署科委和大足县科委的8人组织7次对唐雨的测试，他们《关于儿童唐雨耳朵识字辨色的考察报告》认为：“唐雨用耳朵识字辨色是客观存在的，且具有深奥的科学道理，值得探索。”为《四川日报》原先的不实报道翻供。

    1979年11月8日，胡耀邦同志就“特异功能”问题给中宣部领导批示：“这类事情（指特异功能）科学工作者（指相信特异功能的某些科学家）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请你们务必把关。”

    这一系列消息迅速冲击科技界、教育界，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科研人员、大学师生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对这一过去不敢涉足、被称为是“灵学”的新事物进行了探索。据统计，约百余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近千人参与了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和调查，数百所中小学的成千上万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在各种测试中被诱发出“特异功能”。大量“奇迹”出现了，孩子们不仅耳朵认字，而且发展到手、脚、腋窝，甚至胃部都能辨字，这种视觉上的特异功能不断扩大，透视、遥视、遥感、意念致动，甚至有“奇人”能“穿壁而过”。

    1980年2月，由《自然杂志》编辑部主持，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特异功能”指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人体功能，从此这个词被广泛使用。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8个省市的80多名代表，其中有13名“特异功能”儿童、1名“特异功能”成年人。讨论会除宣读一些测试报告外，还进行特异认字的表演或测试。这次测试为防止作弊，注重改进实验方法，如：用纸套、暗盒、信封等密封试样。《自然杂志》认为，这次会澄清了去年对耳朵认字真伪的争论，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我国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0年10月，由《自然杂志》编辑部创办了小报《人体特异功能通讯》，作为这个领域研究动态的交流资料。

    1981年5月，在四川重庆召开了第二届人体特异功能讨论会，此后，各地也相继成立了一些研究机构，并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研究论文。那些能够“认字”的神童渐渐地被从各地冒出的成年人所代替，张宝胜就是典型代表之一。

    张宝胜1958年出生，辽宁本溪人，自称从小就有“特异功能”。大约在1980年初，张宝胜因偶然说出了同事一封信中的内容，被同事告发他偷拆信件。张宝胜辩说是用鼻子认出的，厂里为了弄清真相，经测试，证实他能用鼻认字。1980年6月由市科协组织了对他的测试，进一步肯定了张宝胜的功能。此后辽宁省中医学院对他做了进一步测试，发现他有人体透视功能，可以准确说出孕妇胎儿情况，于是便与张宝胜合作搞实验研究。

    张宝胜真的有特异功能吗？《北京青年报》1995年5月26日刊登了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先生，科技日报社前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先生，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庆承瑞研究员合写的文章《迟到的报道----“奇人”张宝胜败走麦城实录》。文章详细地揭露了张宝胜1988年在向国家安全部、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中宣部等几位领导同志的汇报会兼表演会上，弄虚作假，当场被魔术师和科学家们看穿的事实。

    个别张宝胜的捧出者、支持者们，为了挽回影响，在北京电视台又为张宝胜安排了一次表演，已经清醒了的部分观众，当场就看破了张宝胜再次作弊的伎俩。《工人日报》对此作了详细报道。

    之后，众多的所谓“特异功能大师”如张香玉之流从各地冒了出来，为了更加具有欺骗性，“大师们”开始披上了气功或宗教外衣，为迎合部分相信“特异功能”的人，还打出了科学的旗号，由此引发了危害极大的伪气功和伪科学。

    “特异功能”虽然在我国一出现，就受到各方面的揭露与批判，但由于当时国际和国内的背景的不断变化，在80年代初期，确实受到一部分人的推崇，如1987年成立了中国人体科学学会，确定“特异功能”研究是人体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后来，“特异功能研究”的提法逐渐向“人体科学研究”的提法过渡。1990年又创刊了《中国人体科学》杂志。到目前为止，国内仍有极少数人抱住人体有“特异功能”不放。

    二、“特异功能”的出现引发了气功热潮，并产生了伪气功和伪科学。

    当“特异功能”问题还在学术界、报刊上争论不休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气功热潮正悄悄来临。

    气功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关气功的内容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吐呐、导引、行气、服气、炼丹、修道、坐禅等等。在古书记载中很少有“气功”二字，偶尔出现“气功”的提法，亦无完整的解释。直到本世纪50年代，刘贵珍在《气功疗法实践》一书中写到：“‘气'这个字，在这里代表呼吸的意思，‘功'字就是不断地调整呼吸和姿势的练习……”一般认为“气功”二字从此被确定和传播开来。气功锻炼包括呼吸、体势、意念三类手段，每一类手段又有多种锻炼方法。目前，多数人认同气功是以三调合一（调心、调身、调吸）的一项能够达到祛病健身的运动。正确地练习气功，能够健身、治病，这应该说是确定无疑的。

    气功在建国初期形成过一次热潮，发起人就是参与为现代气功命名的刘贵珍。他1920年生于中国河北省威县大寺庄，1945年参加工作，1956年开始担任北戴河气功疗养院院长，1984年12月27日病逝。刘为气功命名的过程和理由，在他撰写《气功疗法实践》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我患有严重的胃溃疡病，长期胃病的折磨，又引起失眠。在解放区医疗条件较差的情况下，经介绍跟本乡刘渡舟老师（一位农民）练内养功，诚心诚意地练了一百零二天，我的胃溃疡病好了，其它症状也随之减轻。”解放初期，刘贵珍又将这种方法教给别的患者，这些患者也获得疗效。这个情况逐渐得到了邢台地委、唐山市委以及河北省卫生厅的重视和支持。后来，由河北省卫生厅厅长组织，他们在一起商定，将刘贵珍的锻炼方法和前述多种称呼的锻炼方法统一叫做气功。

    这个由民间发掘出来的不吃药不打针就能治病的方法，自然也引起了卫生部的重视。1955年12月19日，在国家研究中医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典礼的大会上，卫生部对全国一些先进的中医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彰，其中就有刘贵珍领导的唐山气功实验小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多家新闻机构对刘贵珍本人及气功疗法进行了报道。从而使刘贵珍及气功疗法在全国的影响迅速扩大，第一次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学练气功的热潮。1956年，国家投资在北戴河创建了第一个气功疗养院，刘贵珍出任院长，其所著的《气功疗法实践》一书，先后印刷11次，发行百万册。

    “文革”期间，气功这一健身运动受到冲击，并被禁锢十年。“文革”结束，气功这一健身运动，在中国开始复苏。当“特异功能”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时候，气功传播速度也随之加快。有些人开始在“特异功能”和气功之间架起了“桥梁”，甚至部分人认为练习气功能够产生出“特异功能”。部分气功爱好者对气功开始研究，始作俑者便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的顾某。

    1978年5月《自然杂志》创刊号上，首次报道了中国科学院原子核研究所顾某运用自己设计的两台近距红外测量装置，对准气功师林某的右手劳官穴位在距离接收探头l.2米处，收到了林在运气发功时发出的红外辐射。于是她声称用自己改装的仪器进行测试，发现气功师的一些穴位在练功时能发放出物质性的“外气”。还声称这些“外气”的物质基础是“微粒流”、“红外辐射”、“电磁波”、“静电增量信号”、“低频磁信号”等等。从而，第一次使发“外气”有了“科学依据”。也正是由于“顾氏根据”在一些报刊中引来引去，在气功爱好者中传来传去，才使具有发“外气”能力的“超人大师”在全国范围内突然间一个胜似一个地不断涌现。“外气”的文章也越做越大、越写越神，在全国范围迅速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外气”热，并很快影响到国外。“外气”理论的出现，给气功大师“出山”提供了依据。较早出现并对后来的“气功行业”形成很大影响的是严新。

    严新是成都中医学院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先是在绵阳中医学校教学，后到重庆中医研究所工作。他秉承顾氏的“外气”理论，在临床上使用发放“外气”的形式给患者治疗。1984年，由于他“治好”了几个病人，《四川工人日报》给予了报道，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1986年，有人安排严新到清华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做发功实验，1987年1月2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消息：清华大学气功科研协作组观察发现导致生理效应发生改变是气功能治病的原因，这项发现表明我国气功研究由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之后，各种新闻媒介的记者们一窝蜂地采访报道神化严新。严新也到处举行万人“带功报告”，成了能呼风唤雨的“神仙”。

    万人授功这种高效率赚钱方式立即风靡全国。张香玉，一个中年妇女，本来是西宁市一个普通的话剧演员，在气功热中，她自称是“玉皇大帝的女儿”，能够透视人体，看穿地球，与万物对话，甚至能与死人来往。张香玉仅在北京6天授功收入竟达42万余元，全国有16万人拜倒在她所创立的“大自然中心功”之下。因练她的功走火入魔、造成精神失常的仅北京就有数百人，并造成数人死亡。被关进监狱后，张香玉承认：“我不能看穿地球，也不能看穿人体，也不能和任何物质对话，以上这些都是假的，是我自己编造的……”

    随后，其他伪气功师们也纷纷粉墨登场，最鼎盛时期，在我国真真假假的气功达两千多种，练习气功人数达数千万之众，打着科学旗号对“特异功能”和气功进行研究的个人或组织成立的机构不计其数。

    三、封建与迷信思想随改革开放浪潮沉渣泛起

    “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我国进入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阶段。人们的思想在这一时期逐渐从过去那种压抑、禁锢的气氛中解放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被铲除和揭批的封建与迷信思想也在一些人的心中渐渐复苏。从客观上看，我国经历了二千多年封建主义社会，封建与迷信思想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还有着一定的地位，社会中存在着滋生它们的土壤；从主观上看，社会进入转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外的各种思想也不断渗透进我国，冲击着人们原有的世界观和生活观，在部分人当中，产生了信仰迷惘或危机。

    什么是迷信？迷信是指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盲目信仰，盲目崇拜。从心理学上讲是指带着某种情绪和目的，盲目迷从，以期达到某种不符合自然客观规律的心理满足。行为上表现为盲目跟从，不能自主。

    封建迷信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陋习，在社会中一般是由神汉、神婆等迷信职业者主持的算命、看风水、求签卜卦等活动组成。封建迷信活动没有正式组织形式、仪规、戒律、经典，没有像宗教那样具有集体性、民族性、世界性的特点，一般是由从事迷信职业者随意活动，随聚随散，但对社会的影响较深。

    当代封建迷信活动来势凶猛，从80年代初期，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死灰复燃、四处蔓延，转瞬之间，算命的、看手相的在城乡大地公开“营业”，迷信书籍招摇过市，迷信用品公开销售，迷信帮派到处活动。从内地到沿海开放城市，从都市到乡村，到处都有神汉巫婆活动的踪迹。他们利用一些人向往好运、想预知未来的心态，进行相面、驱鬼治病、求仙药圣水的活动。在迷信的人群中，有着迷信程度深浅的区别。有走火入魔的，也有盲目随大流的，还有一些是求新奇、赶时髦的。

    由于改革开放后外国思想文化的传播和国内、国际的科学技术发展，当代封建迷信显得在内容上复杂新奇，几乎包括了古今中外曾出现过的所有迷信形式和内容。有些地方甚至搞起了什么“鬼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类，张扬封建迷信竟然成了政府行为。理想与科学的伪装更使人真假难辨。过去的迷信人口大多是低文化人群，现在则有大学生之类高文化人参与；过去的迷信活动一般都在偏僻的山乡农村，现在则无处不有，城市、旅游风景区更是迷信活动密集的地方；过去的迷信活动大多是分散的、个体的，现在则出现了集团性的迷信活动，甚至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组织、团体、研究会的旗号。

    封建迷信的张扬与泛滥，说明了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对迷信活动的干预力度不足，一些地方官员甚至也加入到封建迷信活动的行列中去，为修庙剪彩、请大仙算官运，助长了地方的封建迷信活动。一些官员“出差看黄历，办事选吉日，建筑看风水，逢庙就磕头”。有些官员更是带头到寺庙拜祭。前些年曾有媒体披露：大年初一凌晨，东南沿海某省会城市的古寺前停了不少省直机关的小轿车，甚至还有个别省领导的专车，某些官员特地前来烧新年的第一炷香。

    在封建与迷信的浪潮中，一些宣传媒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某些媒体只重经济效益，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社会效益。有的媒体为达到增加收入、扩大发行量、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待遇，竟千方百计刊登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吸引读者眼球。有的媒体工作人员不考虑某条新闻是不是传播迷信思想和伪科学，只要有轰动效应，能吸引眼球，就迫不及待地刊发。

    某些采编人员认为新闻只要有确实新闻来源就可以报道，对新闻的真伪与倾向性抱着不负责的态度。对某些当事人的自述、西方媒体的报道，我国有些媒体都照用不误，而不考虑、判断其是否准确、真实。事实上，不少当事人的自述是信口开河，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是夸大乃至虚构的；西方有的媒体就常会发一些宣扬迷信、伪科学的耸人听闻的“新闻”。

    有些采编人员科技知识不足，难于识别迷信、伪科学，把这类新闻误认为有重大新闻价值，而刊登发表。首都某报2003年8月8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居然说：“对于很多事情，比如鬼神、星座，对于很多行为，比如烧香、念佛，是否是迷信，不可一概而论”，“科学，也常常是迷信的对象”，“事实上，我们也很难区别，科学家的信仰与迷信者的信念在心理上有什么区别”，“凭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科学必然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这些论点同我国广大群众对此的看法显然是对立的。采编人员如果持有这种观点，怎么可能识别迷信和伪科学新闻呢？何祚庥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一些伪科学的东西之所以能在媒体上得到宣传，原因之一正是利用了新闻记者缺乏科学知识的弱点。”

    正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在八九十年代，在我国的书店里，才会出现大量的宣扬封建与迷信的书籍刊物，甚至有的书籍国家有关部门已禁止出版了，书商与出版社还在违规发行。

    封建迷信是邪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邪教是封建迷信的极端化产物。一旦封建与迷信思想在社会中形成气候，就会不可避免滋生邪教。

    李洪志是1988年1月才正式接触到气功。那时，封建与迷信思想在我国局部地方，已经形成气候，由“特异功能”引发的“特异功能热”与“气功热”业已形成，并产生了伪气功与伪科学；同时，一些宗教思想也在一部分人中传播，一些人被社会的改革与转型带来的社会现象和自身的利益得失所困惑。李洪志正是看到并充分利用了我国社会出现的这些情况，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以气功健身为基础，用谎言精心构成的歪理邪说做精神枷锁的“法轮功”邪教组织。

    今天，随着我国的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对外关系上进一步加强开放与交流，人们更要保持清醒与警惕，不要让第二个“法轮功”邪教组织，有滋生的机会，让我们的国家，真正步入到一个和谐的社会。（来源：凯风网    本网选用时有删节）

                                                                                                         明镜网 2007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