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之八
（二）必须全面认识民间教门与封建专制政权的关系。
1、淫祀（过度的无节制的祭祀）迷信是民间教门产生的思想基础和聚集手段，封建专制政权对其危害虽然也早有认识（礼祀：淫祀无福），然而当权者为了维护统治，又总是借助于迷信观念来维护其合法性，有意无意地空构和推广迷信观念；特别是封建帝王除了宣扬“君权神授”、自己是“真龙天子”之外，为了寻求保佑还参与种种祀典、封禅，甚至佞佛佞道，深信巫觋之类的事例层出不穷，所有这些对民间的淫祀迷信有莫大的示范诱导与推动作用。迷信盛行便会导致民众聚集，极易形成迷信群体。从这个角度说，君主专制政体是滋生迷信的温床，正是封建统治者为民间教门的产生创造了思想基础。这就启示我们，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绝不可以染指封建迷信活动，什么滥建小庙、“宗教塔台、经济唱戏”、滥建神怪洞府之类，都是不可取的。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应采取文明的形式，烧香、作揖、跪拜，领导人是不可以做的。否则，在客观上会有利于迷信泛滥，甚至会催生出邪教。
2、贫困群体是产生民间教门的社会基础。专制政权庇护下的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疯狂兼并土地，致使大批农民成为贫民、饥民、流民。当民众对现实生活最一般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时，他们便会转而求佛道，求佛道不成便会求鬼神，求鬼神不成便会进教门。这又是封建政权不自觉地“逼迫”迷信民众聚合，进而与当局对立。这就启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认真解决社会贫困群体（弱势群体）的问题，为他们创造过得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并使他们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也享受到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成果。
3、封建统治阶级缺乏适当的态度和政策。“政刑失，寇盗滋张”，是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封建统治者对民间教门总是采取残酷的极端政策。检视历史法典，对待民间教门成员重则处“绞”、“斩立决”、“斩监候”等，轻者判处徒刑或流放僻远地区，“杖二十”算是最轻的了。他们妄图收“以辟止辟”之效，结果适得其反。更有甚者，下层官员为了讨好上司，邀功请赏，又总是滥杀无辜，使许多人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结果不仅没有缓和矛盾，反而愈演愈烈。这就启示我们，今天我们惩治邪教犯罪，必须认真执行“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上当受骗者，集中力量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分子的政策。对待邪教一般成员，不可采取过激的态度。
（三）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包含着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所谓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是指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还是党的十七大报告讲得好：“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化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
教门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含有精华与糟粕两个部分。对待教门文化也应象对待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防止其腐朽部分沉渣泛起，毒害群众，更要防止它改头换面，鱼目混珠，成为一个组织的指导思想。
虽然民间教门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但教门文化作为社会意识，既然已经注入社会，并曾经成为下层民众的生活样式，其影响将是深远的，它不会随着社会变迁，时代进步而很快消亡。为思想文化变迁滞后性规律所决定，它还会长期潜伏在人们的意识里。文化是有继承性的，有人继承其精华，也会有人继承其糟粕，还会有别有政治图谋的人把教门文化糟粕用作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反政府的工具。当代邪教“法轮功”拼凑的歪理邪说，正是教门文化糟粕的沉渣泛起。我们从当代邪教组织中，虽然一般看不到与反动会道门的师承关系和组织接续，却不难看到教门文化糟粕的影响（宣扬末劫，耸动人心；利用宗教，排斥宗教；以巫术、谶谣、气功等蛊惑人心，扩展组织等）。[Page]
这就启示我们，只有从文化的层面认识民间教门，才能深刻认识民间教门、反动会道门与当代邪教的渊源关系，认识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制定防范和惩治邪教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我们对教门文化糟粕的破坏性、顽固性绝不能低估，及时遏制教门文化糟粕的泛滥，是政府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四）借鉴历史经验，探讨防范邪教的治本之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某些邪教特征的民间教门与具有邪教性质的反动会道门长期存在、时隐时现，但与政府公开对抗或者制造社会动乱，却不是经常发生的。历史经验证明，教门大规模地泛滥，一般需要三个社会条件：一是社会矛盾激烈复杂，改朝换代或者社会转型，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出现“信仰真空”，精神生活失去依托，主导文化失去引领作用；二是贫富分化，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物质生活失去依靠，成为教门招募的主要对象；三是社会管理出现薄弱环节，教门滋生有空子可钻。当然，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唯物史观认为，任何社会现象、历史事件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待到教门泛滥的社会条件一旦形成，教门泛滥乃至公开与政府对抗，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上教门滋生泛滥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代邪教产生的原因。
首先，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国家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查，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纷至沓来，也是客观存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原有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困惑和迷失，正在寻求新的精神寄托，这就为具有极大欺骗性的邪教的侵蚀开了心灵之门。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获得快速发展，人们的总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毋庸讳言，社会上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弱势群体，他们占的比重偏大。所谓弱势群体，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陷入困境、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集合。他们在经济上具有贫困性，在生活质量上具有低层次性，在心理承受能力上具有脆弱性。贫困是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弱势群体潜在的危险性较多，他们成为邪教裹挟的基本信众。他们绝大多数是上当受骗者，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受害者。
第三，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使社会控制的难度加大，加上有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和不健全，造成了社会控制的诸多薄弱环节。有人说，在农村“有智力的去上学，有体力的去打工，有觉悟的去当兵，剩下的去练‘法轮功’”。此种说法虽为戏说，但却不是无根据的瞎说。危机总是在系统边缘和基础的地方显现出来。正是社会控制的薄弱环节，为邪教提供了蔓延的空间。
鉴于以上认识，防范治理邪教工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的那样：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注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二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弱势群体，釜底抽薪，使邪教无兵可招。第三，加强社会管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推进社区建设，健全社会组织，加强基础工作，减少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挤压邪教滋生的空间。所有这些，才是最具根本意义的治本之策。[Page]
附参考书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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