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之七

    分析研究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可以从许多方面获得智慧和启示。按照我们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中国民间教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作用，以及与当代邪教的区别。旧的封建史学，站在封建专制政权的立场，对民间教门的活动一概否定。特别对于那些打着民间教门旗帜的农民起义，更是深恶痛绝，一律归为“叛乱”、“邪教”，对其成员称为“教匪”、“邪匪”、“会匪”等。

    清政府灭亡后，二十世纪初的史学家们，仍然演用了辛亥革命党人的观点，视教门为“有志救世”的“含有民族主义”的团体。应当说，这是史学思想的进步。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产生了全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史学家，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和研究民间教门，特别是农民起义利用过的教门。从而改变了旧史学敌视农民起义的观点，对农民起义加以肯定和赞扬。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发表于1939年12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把黄巾、宋江、方腊、朱元璋、太平天国等打着民间教门旗帜反抗封建专制政权的农民武装斗争，都列入了农民起义、农民反抗运动、农民革命战争的范畴。他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这里，毛泽东同志从农民起义的高度，肯定了打着民间教门旗帜的农民武装斗争的性质（不是对民间教门的全面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辟论断。

    解放后，由于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是打着民间教门的旗帜进行的，学者们把民间教门和会党纳入了农民战争的研究范畴。这个时期有些论著在评价民间教门和会党的功过时，过多地肯定了其反抗封建统治的光明面，对其阴暗面则较少涉及。在分析教门与会党的性质时，往往有理想化的成份。应当说，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可是近年来由于国内邪教的猖獗，一些学者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一律称为“邪教”。

    这就启示我们，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全面分析认识民间教门的社会历史作用，既肯定其积极意义，又指出其消极影响。民间教门的教内生活，有其落后性、黑暗性的一面，如封建等级统治，教权的家族世袭传承，教主利用传教敛财渔色。有的教主把群众奉献的血汗钱大肆挥霍，或购置房产田地，成为新的地主豪强，或捐官跻身统治阶级。在叛逆活动中，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如过度杀戮、毁坏建筑物、掠夺财物及人口等。不过不同的教门程度不同而已。对这些良莠不齐的民间教门，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忌主观主义、理想主义和片面性。笼而统之的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都是有害的。全盘肯定，则肯定了民间教门的消极落后因素，难免有人效尤；全盘否定，又否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地位，同样是一种理论误导。

    同时，我们还要正确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历史和现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与当代邪教，虽在许多方面相同相似，但却有性质的不同——历史上的民间教门有其积极意义，当代邪教却有百害而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