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之五

（四）民国时期（1912—1949），民间教门分化转折时期。

    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并没有铲除民间教门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不仅明清时期的老教派得到延续，而且出现了冠以“会”“社”名目的新教派。

    这一时期民间教门的活动特点是：

    1、由秘密化到公开化。民间教门在清代受到高压。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革命党人为了利用秘密社会力量，曾给教门、会党以较好评价。革命党人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说：“中国有反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红门也”；“夫此两秘密团体既具有全国之势力，则有志救世者，不可不探其内容也明矣”；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孙中山先生则称洪门（天地会）为“民族老革命党”，保存在汉族下层人民中的“民族主义根苗”。

    1912年3月11日，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辛亥革命后，民间教门大多数都畅行无阻。加上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家事实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民间教门上层压力减缓了，秘密性有所减弱，公开性有所增强。因而，进入民国后民间教门有所膨胀和发展。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会道门史料集成》统计：有档案文献依据的会道门组织有4542种，其中以会命名的908种，以道命名的1601种，以门命名的366种，以教命名的368种，以堂命名的388种，以坛命名的295种，以社命名的152种，以学命名的14种，其他杂名450种。

    山东省，据1953年调查材料统计，全省取缔打击会道门229种，大小道首3.9万余名，道徒116万余人（民国末山东人口4549万）。有的地方，有“无道不成村”的说法。这个统计还不是全面准确的，仅包括11地市、88县。

     2、在社会斗争激烈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教门的政治倾向出现明显分化的现象。实际上这种分化从1840年以后便开始了，前面已经说了，罗教在运河兵丁、水手中演化出行业组织青帮，另一些罗教派别则向会党、并进而向资产阶级政党演变；而民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分化更快、更明显。大体出现了三种情况：

    第一种，投靠反动势力，成为一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邪恶势力，即反动会道门，这是总体趋势。这是由这一历史时期的诸多因素决定的。首先，民间教门是我国农业社会（包括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产物，其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的农民，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关系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提不出引导社会潮流的先进思想；而民间教门的教主们在骨子里渗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帝王思想，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建立神权统治的封建主义王国。因此，民间教门很容易被教主操纵，走向歧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民主、共和、科学成为主导社会的时代潮流，民间教门当然与之格格不入。它们大都反科学、反民主共和，主张帝制和复辟帝制，日益显示出其落后性、反动性和破坏性，成为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反动逆流势力。其次，当时的军阀、政客、官僚、日寇，都拉拢、扶植、操纵它们为己所用，这是一种外在的重要因素。第三，当时会道门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大都是劣神地痞、土豪恶霸，他们要维护在群众中独霸一方的地位，也需要切不可离开反动政权庇护。因此，绝大多数民间教门走向反动是它的必然归宿。这类教门最有代表性的是臭名昭著的同善社（1912年重庆市大足县彭汝尊创立，先与伪满勾结，后与日伪合流）和恶贯满盈的一贯道（一贯害人道，先被日寇利用，被汪伪政权利用，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利用反对破坏人民革命）。全国解放后，反动会道门继续仇视、破坏我新生政权，与人民为敌，在50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取缔，头子被镇压。[Page]

    第二种，保持民间团体的属性，以兴办慈善事业为主，起到了调解社会剧烈矛盾的作用。如1921年山东地方军阀创立的新兴教派道院及其附设的世界红卍字会，在日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后，及时掩埋尸体，救济灾民，发挥了人道主义的社会功能，受到人民的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完成历史使命的道院与世界红卍字会在中国大陆停止了活动。

    第三种，紧跟时代潮流，成为社会进步力量。如以红枪会（民国5年即1916年首先在鲁西南兴起）为主的会门武装，先是奋起反抗军阀暴政、土匪为害，继而抗击日寇侵略。1926年，中共通过《对于红枪会运动决议案》，决定派大批干部教育整顿红枪会。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改造的大部分红枪会组织，成为新民主义革命的一支力量。红枪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以及广大群众的迅速觉悟，已经失去对下层民众的吸引力而自然消失。

    关于帮会的演变。民国期间的帮会组织开始了向黑社会组织的演变，由天地会演化而来的“洪帮”和由漕运行会演化而来的“青帮”最具代表性。民国之前的天地会，在政治上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强调劫富济贫、扶弱抑强，崇尚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在当时还有某种进步性。但到民国以后的洪帮，这种进步性丧失殆尽。“反清”已无现实意义，且帮规帮纪已十分紊乱，成员鱼龙混杂，组织非常涣散，传统江湖义气已与流氓邪气相混，更多的是借帮会势力攫取财物。其阴暗邪恶的一面暴露无遗，逐渐沦为藏污纳垢的黑社会组织。与洪帮相比，青帮有更大的危害性。因为它由罗教演变为帮会组织之后，一直是为官府服务的，也从未有“反清复明”之类的政治主张。又因青帮内部强调上下等级关系，不象洪帮兄弟相称，这就使青帮头目很容易变成滥施淫威的恶霸分子。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堕落为社会流氓团伙。随着贩私活动的进一步扩张，两大帮会渐趋合流，并与反动政治势力勾结，成为二十世纪前叶的严重社会问题。二十年代后，成为蒋介石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劣迹斑斑。1949年后，人民政府严厉取缔帮会，青红帮的势力基本上被铲除，他们的残余分子只好到海外和港、澳、台寻找生存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一些地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时有发生，看来对帮派毒素的延续也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