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教门与教门文化之二
中国民间教门产生于何时？以何种教门为标志？学者们说法不一。据我接触到的资料，有这样几种说法：以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陵创立五斗米道为造衅开端；以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冀州僧人法庆创立大乘教并发动农民起义为标志；以元末形成的白莲教为“中国民间宗教”之开端；以罗清“无为教”的出现为标志，时在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即1482年。
研究中国民间教门的学者大都以东汉末年出现的五斗米道为开端。
关于中国民间教门发展与演变的历史阶段的划分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也不尽一致。各有其阶段划分的史实依据与理论依据。但我们认为，分为四个历史阶段更便于从民间教门本身特征上了解其演变轨迹。
（一）自汉末至宋元（142—1368），为中国民间教门的发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汉末，中经三国至两晋（142—420），为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教门——早期道教的产生发展时期。
研究者一般认为，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早期道教（主要是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其组织形式为民间教门。
（1）早期道教产生于汉末的历史文化原因。
第一，整个汉代是神道高涨、鬼神崇拜盛行的时期，不仅世俗的鬼神信仰和巫术大为流行，就是素以“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儒学，也出现了神学化、宗教化的倾向。加以统治阶级包括其最高权威皇帝对神仙方术的提倡，推动了社会求仙修道的风气。整个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利于创建宗教的时代，早期道教就是这一时代神秘文化的产物。
第二，儒学虽然定于一尊，但在神秘化和烦琐化之中慢慢失去其原有的生命力，到了汉末，它已经不能维系正常的精神生活秩序，许多人另寻新的精神支柱和挽救社会危机的改良之方，于是佛教传入并兴起，道教也趁时而出现，为人们选择出路提供了多种方案。
第三，动乱政治局面的催激。范文澜《中国通史》有这样一段入木三分的论述：“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发生与发展，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穷困无靠、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它们生长在社会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长在土壤里那样。”汉末混乱动荡的政治局面，给下层民众带有深重苦难，民众不再寄希望于刘氏王朝，而要寻求新的社会归属，以便在乱世中得到保全。苦难中的民众要寻求保护和援助，这是民间道教得以形成和兴旺的根本原因。
第四，佛教的刺激与推动。至汉末，佛教传入与传播已经一百多年，并呈兴盛之势，这与传统的儒道文化是有矛盾的，当时的有识之士觉得有必要创造一种表现中华传统的宗教与其对抗。儒学的宗教性不突出（神灵信仰是宗教的根本要素），很难改造成为宗教（西汉以来儒学宗教化改造已经失败）；而道家在息欲、超俗、道术等方面则与宗教相近，又有根柢很深的老庄理论相依托，还有佛教现成的教义、教仪、教规、教团可借鉴，改造成为宗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于是，早期道教在汉末崛起。
（2）这一时期活跃着早期道教的两个系统。
一是五斗米道。东汉顺帝时（126—144）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创立。张陵（张道陵）字辅汉，生于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10年（34），卒于汉桓帝刘志永寿2年（156），活了123岁。相传他是汉代开国名臣张良第八世孙。张陵年少时即研读《道德经》及河洛图谶之书，后曾入太学，通达五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明帝时曾为江州（今重庆市）令。因感儒学无益于延年益寿，退隐北邙山（今洛阳北）学长生之道。朝廷先后征为博士、太傅，封冀县候，屡诏不就。汉顺帝时入四川大邑县鹤鸣山修道，自称太上老君授以“三天正法，命为天师”，自称“三天法师正一真人”。遂以老子《道德经》为基本经典，造作道书24篇，创立五斗米道（入道者须交五斗米）。传道方式是符水咒语治病。他声称人君按“道意治国，国则太平”，以“佐国扶命，养育群生”为己任。张陵创造了教义之后，又创造了教区制度——治，开立24治，上中下各8治。治设命籍（教籍），教徒按规定的时间到治所集会，核对教籍，检查有无违规犯约的行为，这大概就是最初的宗教活动与教规。张陵自称“天师”，他的儿子张衡称“嗣师”，孙子张鲁称“系师”，这大概就是最初的家族性教权传承制度。[Page]
关于张衡，史书、道书均记载不多，仅有北宋《云笈七签》寥寥数语，说张衡字灵真，阳平治（在蜀郡彭州九陇县）教首，为人广智，志节高亮，隐习仙业，汉灵帝征为郎中，不就。汉灵帝光和二年（179）于山升仙。但他有个老有“少容”的妻子，以鬼道往来于益州牧刘焉家，其子张鲁也得到刘焉的信任。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驾司马张修（五斗米道首领）北击汉中太守苏固，张鲁杀张修夺其众，击败苏固，占据汉中。刘焉的儿子刘璋掌权益州时，因张鲁有割据自立的倾向，杀其母与弟，张鲁遂建立政教军合一的割据政权，在汉中割据三十年之久，直至建安20年（215），才投降了曹操，但保存了五斗米道的繁衍。
除了张鲁领导的五斗米道在汉中长期割据以外，各地的五斗米道也不断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最著名的是东晋安帝隆安3年（399）孙恩、卢循领导的五斗米道起义。这是一次东晋南朝时期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孙恩，琅玡（今山东临沂）人，在江南沿海膏腴之地苏杭一带发动起事，队伍迅速扩大到数十万人。他们以海岛为根据地，攻城掠地，横冲直闯。孙恩死后，他的妹夫卢循又坚持斗争了10年。这场以五斗米道为旗帜的农民战争不仅耗尽了实行世家大族统治的东晋王朝的实力，而且在镇压起义的战争中形成了新的寒门实权人物刘裕，不足10年之后，刘裕便取东晋政权而代之。从根本上说东晋亡于五斗米道起义。这次起义是门阀衰落、寒人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二是太平道。冀州钜鹿（今河北平乡一带）人张角创立。张角得琅玡人于吉所传的《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从中受到启发，于汉灵帝熹平年间（172—177），取“顺天地”“和三气”而“致太平”之意，创立太平道。张角自称大贤良师，以“致太平”的理想为号召，以“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为手段，派弟子外出传教，倡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经过充分的组织发动，太平道建立了庞大的地下势力。张角将他们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设渠帅，于中平元年（184）发起了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太平道武装起义遍及全国，而且坚持了二十多年，数败复起，此息彼兴。最后，太平道与刘氏王朝在对抗中同归于尽，腐朽的汉王朝被新兴的魏、蜀、吴三国瓜分。太平道失败后，剩余的教徒大都归入五斗米道之中。黄巾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始终作为一种精神遗产被后世的民间教门所继承发扬。
（3）道教的高层化和理论化。鉴于早期道教组织在汉魏两晋割据自立、发动民变的严重情况，封建政权加强了对道教的管制。魏晋政权多次下令禁“淫祠杂祀”，多数是针对民间道教活动的。封建统治者禁止民间道教活动的结果，反而给了道教一个向社会上层传播的机会。而上层贵族崇道的结果，使大批道士走出山林，钻营于权贵之门。道教内部也涌入了一批世家大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为取悦于封建统治者，着手对传统道教民间信仰性质加以改造。南北朝时期，对五斗米道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改革：一次是北魏寇谦之领导的“清整道教”运动，除去“三张伪法”及租米钱税，立坛法，制科仪；另一次是南朝刘宋时代江南道人陆修静重整江南天师道组织，规定神职人员的升降制度，为教置治录籍，规定斋戒科仪。经过改造，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奠定道教发展方向的经典著作和符合封建统治规范的道教流派，从而标志着中国道教走向了高层化和理论化，成为正统宗教。
通俗道教仍在民间流传。
第二个时期：自南北朝始、中经隋唐五代至宋元（420—1368），为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变体产生发展的历史时期。主要教门有：
（1）大乘教——佛教的变体。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其主张普度众生，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修行自利、利他并重，尤重利他，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可。其中，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思想，启迪了人们追求自身价值的意识，幻生出各种各样的异端思想。北魏宣武帝延昌4年（515）冀州僧人法庆创立的大乘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借佛教名义、实为佛教变体的民间教门。[Page]
北魏时期，佛教获得了很快很大的发展，寺院数以万计，僧尼多至二三百万（六世纪初期，北魏全境才有3420万人）。寺院拥有种种特权，它们“侵夺细民，广占田宅”，作为萌户和奴隶，还大放高利贷，剥削欺压百姓。寺主实际上变成了地主，寺院经济成为北魏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成为剥削压迫农民的两股力量，构成北魏政权的基础。在僧人内部，政治、经济地位也相当悬殊，佛教内部的斗争也日益明显地表现为阶级斗争。从这里出发，我们便不难理解僧人法庆与农民结合创立大乘教，并仇恨寺院、掠烧寺院的行为。
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冀州（今河北冀县）沙门法庆、惠晖在渤海郡李归伯的支持下，起兵于武邑郡之阜城，自号大乘，扬言“新佛出世，除去众魔”，克郡城，杀官吏，烧寺院，焚经像，杀僧尼。义军发展迅速，众至五万余人。大乘教起义延续了近二年，兵锋及两州四郡。法庆以大乘教为号召的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其异端思想流传下来，乃至千年后的明末清初，仍有一些民间教门袭用大乘教的名称。如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大乘天真园敦教、张保太大乘教等。
（2）弥勒教——佛教的变体。弥勒，意译慈氏，佛教菩萨名。据佛教经典《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等载，弥勒出生于婆罗门家庭，后为佛弟子，先佛入灭，上生于兜率天内院，经4000岁（据称相当于人间56亿7000万年），当下生人间，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佛，广传佛法。南朝梁代沙门傅翕（傅大士，浙江义乌人）根据佛教这一教义，自称是从兜率天下生的弥勒佛，到世界上挽劫救难，从而演化出民间教门弥勒教。时在梁武帝大通元年（527）。由于弥勒教的基本教义是“弥勒下生”说，是以新的佛祖（弥勒）取代旧的佛祖（释迦牟尼），并且旨在改变苦难的旧世界，建立美好的新世界，隐喻了人间的“改朝换代”和造反的含意，从而受到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的欢迎，也容易被那些试图改变现存格局的人利用。因此，傅翕在世时，弥勒教虽未成为对抗剥削阶级的团体，但在嗣后的年代里经常演变成发动暴乱的民间教门的信仰支柱。
弥勒教在隋代已普遍流传，在华北、西北一代都曾发生弥勒教的谋反活动。进入唐代，弥勒教仍很盛行，玄宗开元元年（713）贝州（今河北清河）人王怀古预言米勒下生，将以银城取代李唐江山，危及唐王朝的统治，玄宗于开元三年（715）亲下诏书，禁止弥勒教。唐武宗会昌灭佛，弥勒教进一步遭到镇压。入宋以后，涿州人王则在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倡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举兵造反，杀官据城。王则虽被杀失败，但弥勒教并没有停止活动。两个世纪后与白莲教合流，奋起反抗元朝的野蛮统治。
（3）明教——摩尼教的变体。摩尼教，公元243年波斯人摩尼创立。他在创教时参考了当时盛行的佛教、拜火教以及基督教，具有这三教的特点。摩尼提出二宗（光明和黑暗）三论（把宇宙分为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期）。该教崇拜大明神，将现世看作黑暗王国，追求光明王国。摩尼自称是“光明使者”，并坚信光明必然战胜黑暗，善良必然战胜邪恶。唐高宗（650—683）时，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武则天允许摩尼教作为合法宗教在中国公开传播。与此同时，摩尼教还由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并以泉州为中心向内陆腹地发展。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七月颁布敕令，禁止汉人信奉，对于胡人则行教如常。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唐朝内部爆发了“安史之乱”。为平定叛乱，唐朝廷多次借回纥兵援助。摩尼教为回纥国教，故而又一次获得发展机会。到了宪宗元和二年（807），摩尼寺已遍布全国各地。
唐武宗继位后，摩尼教开始步入厄运。回纥国力衰微，摩尼教失去了有力的靠山。武宗乘机与回纥交战并取得胜利，使摩尼教彻底丧失了后援。武宗趁热打铁，于会昌三年（843）下令查禁摩尼教，天下摩尼寺并废入官，并残酷杀害摩尼教徒。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掀起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摩尼教随之遭到彻底禁断。摩尼教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一分为三：一部分攀附佛道；一部分到西北、华北一带活动；一部分转移到其势力较为雄厚的福建、浙江沿海一带。[Page]
唐武宗灭佛，连带禁毁景教（基督教）、祆教（拜火教，古代伊朗宗教，琐罗亚斯德创，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和摩尼教。此后佛教因根基较深重新兴盛，景教在中原一时中绝，而摩尼教独向民间发展，重新获得生命力。至宋代又复活跃，主要流行于福建江浙一带，被称为“明教会”、“明教”、“食菜事魔”。明教在宋代已有相当势力，成为诸民间教门之首，并走上了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明教在禁欲崇俭、不食荤酒、提倡互助等方面继承了摩尼教的传统，特别发扬了摩尼教追求光明、鞭挞黑暗的教义思想，对于贫苦农民有很大的吸引力，“流传甚炽”、“不劝自盛”。
作为摩尼教变体的明教，反映下层群众的意愿，更加强化了策划农民起义的特性。两宋时期明教发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方腊起义和南宋钟相、杨么起义。
北宋末年政治腐败，蔡京、童贯等奸臣当权，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不断强化专制主义暴政，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宋徽宗又向江浙一带征发“花石纲”，民不堪其苦。以割漆为生的青溪人方腊于宣和二年（1120），以明教为旗帜聚众起义，队伍发展到近百万人，占有以杭州为中心的六州52县。方腊起义对北宋王朝造成了极大威胁，为了保住东南财赋，北宋政权倾其全力镇压。宣和三年（1121）起义失败。方腊起义动摇了北宋王朝的残酷统治，仅仅六年之后，在金兵的袭击下彻底崩溃。
方腊起义失败之后，明教仍在江南民间流传。南宋朝廷虽屡次下令禁止，但“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说明明教在下层社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高宗建炎四年（1130）二月金兵掠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宋军御敌无能扰民有方，趁火打劫。洞庭湖人民忍无可忍，在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市）人钟相领导下，又以明教为旗帜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发展到四十万人。钟相被捕牺牲后，由杨么领导继续战斗，以水寨为根据地，不断重创官军。绍兴五年（1135）被岳飞统帅的岳家军分化互解。这次起义前后坚持了六年半之久。
（4）白莲教——佛教弥陀净土宗的变体。作为佛教宗派的白莲教（白莲宗、白莲社），产生于南宋初年；作为民间教门的白莲教，则出现在元代末叶。
平江昆山（今江苏省昆山市）僧人茅子元，于南宋初年创立白莲教（白莲宗、白莲社）。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1162），因白莲教结社聚众的活动方式与“食菜事魔”的明教相似，被当局视为“事魔邪党”予以取缔，茅子元也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孝宗（赵昚、音慎）1163年即位后，不仅赦免了茅子元，还于乾道二年（1166）在宫中接见了他，让其说净土法门，并特赐“劝修静业白莲导师慈昭宗主”尊号。此后白莲教在南宋公开活动，再没遭禁止。
由于白莲教教义浅显（崇奉阿弥陀佛，要求信徒念佛并持五戒），修行简便（可在家修行，娶妻生子，男女共修），颇合下层民众的心理需求，故得以传播，甚至流传到蒙古人统治的地方。元代统一中国后，承认和支持白莲教的活动，使之进入兴盛时期，忏堂大量出现，教徒多不胜数。白莲道人遍布南北，构成了隐藏在大元帝国社会下层的一种强大异己力量，特别是借白莲教造反事件不断发生，导致武宗至大元年（1308），元政府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从元朝建立到武宗正大元年，白莲教已公开活动了二十九年。但是，在白莲教重要活动家江苏丹阳县人普度的努力下，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又宣布白莲教为合法宗教。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政府再次下诏“禁白莲佛事”。
重遭禁断的白莲教，转入了地下活动，并开始与弥勒教、明教合流，到顺帝至正（1341—1368）初年，终于蜕变为民间教门。其主要标志是，此时的白莲教既吸收了弥勒教的“弥勒下生”信仰，又接纳了明教的“明王出世”教义，并将这两种思想融合为“明王出世，弥勒下生”作为它的教义宗旨，从而使它彻底背离了佛教弥勒净土信仰，成为一个新的民间教门，带上了更多的反叛精神，或者说，本来意义的白莲教，仅具其名而无其实了。从此，白莲教被封建统治者冠以“邪教”的总称，再也不见容于天覆地载。变成秘密教门的白莲教，不久便被红巾军反元起义作为战斗的旗帜，掀起了一场推翻元朝黑暗统治的革命风暴。时在至正十一年（1351）。[Page]
元末红巾军大起义虽然变成了朱元璋改朝换代的工具，但是作为这次农民大起义思想武器的白莲教，对后世民间教门的影响则是巨大而深远的。元末的白莲教继承了太平道以来民间秘密教门的积极的入世性格和鲜明的反抗精神，在自己的教义思想中注入了群众世俗物质要求，因而才使民众“酷信弥勒之真有”，以实现“冀其治世，以苏其苦”的理想。弥勒降世是虚妄的，但乱世、民困则是现实的。白莲教正是通过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狂热崇拜与依靠斗争来解脱苦难相结合的教义，动员千百万民众，给元朝造成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