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是法轮功的重要特征

  法轮功邪教被依法取缔已十多年,其邪恶特性及危害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从当初许多人被李洪志的“不政治”、“被政治”的面具所迷惑,到今天国际社会许多有识之士明确认定邪教法轮功是“政治工具”和“信息恐怖主义”实施者,历史与现实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政治化”是邪教的不归路和最后的疯狂。邪教政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而是邪教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在特定情况下,邪教政治往往沦为一种卖国政治。因此,要充分认识邪教政治化的内在必然性和巨大危害,同时,也要看到,“政治化”不仅不是邪教的救命稻草,而且恰恰是压垮其“邪恶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法轮功政治化的内在必然性与外在条件

  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一个正常的社会群体不会强调自身的“不政治”,邪教喜欢标示自己的“不政治”,一方面是为了掩饰其邪恶的政治用心,另一方面也是对其成员政治权利的粗暴剥夺。本文认为,邪教教主崇拜、社会认识不足、外部势力利用是法轮功邪教“政治化”的三大内外条件。

  1、教主崇拜是决定邪教“政治化”的内在必然性

  我们不能假定和指责李洪志还是森警部队小号手的时候就具有“政治野心”,正如我们不会相信其“8岁得上乘大法”一样。但是,当其自吹比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还高,自称是唯一的救世主时,我们就不难理解“李洪志我今生就选择了当帝王”(《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的荒诞与狂妄。

  事实证明,极端的“教主崇拜”是古今中外邪教走向“政治化”的根本内因与逻辑必然。邪教本身也就是围绕教主形成的封闭性“神权帝国”。日本奥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力图建立一个将其奉为“王中之王”的“真理国”,宣称“当其‘神圣空间’充分展开之日,便是日本政府灭亡之时。”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琼斯的政治目标是成为“美国的统治者”,使整个美国像“我们的社团一样”。法轮功教主李洪志经常“以诗言志”,自比帝王转世。至于其“不政治”的托词,德国Agpf网站在《法轮功邪教调查报告》中指出“该协会在德国成立的时候,新闻发布稿里有这样一句话:‘不允许干预政治。’这句话泄露了如下信息,某个人可以禁止组织中的成员参加政治活动,这可能是一个相当严密的组织。”“邪教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相互转化,一直是邪教教主们的拿手把戏。当邪教政治图谋遭遇挫败时,邪教教主往往选择铤而走险,有的疯狂报复社会,有的挟持信徒同归于尽。

  2、国内长期缺乏对“邪教”危害的足够认识

  法轮功的坐大经历了气功阶段、邪教化阶段、政治化阶段和国际化阶段 ,在此过程中,法轮功在相当长时间里成功实施了媒体策略。《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法轮功在中国所采取的策略是操纵媒体,恐吓媒体。由于(当局)不断采取行动制止并逮捕他们,于是他们就在媒体上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但是对李洪志大师的邪教组织系统的‘救世’学说对信徒产生的心理后果却在西方媒体中报道得很少。”(哈拉尔德?马斯,北京,《法兰克福评论报》,2000年11月18日)

  当然,与其说法轮功的“成功”是源于媒体策略的高明,不如说是中国国内许多人在对邪教问题上长期存在的认识不足和偏差。大量事实说明,法轮功既不是一个一般的气功组织,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宗教组织,更不是一个高于所有宗教的“宇宙大法”,而是一个地地道道对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产生巨大危害的邪教组织。法轮功以精神控制危害个人和家庭,并挟持信徒以“邪教政治”危害社会和国家。

  3、国际势力对邪教的双重标准与政治使用

  邪教的本性决定了它是反人性、反人权和反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是,正如二战初期西方努力将纳粹祸水引向社会主义苏联一样,一些反华势力敏感地在法轮功邪教身上闻到了腥味。[Page]

  冷战结束后,美国克林顿政府把提高美国安全、发展美国经济与在国外促进民主作为国家安全的三大目标,并对人权的定义作了实质性的修改,“人权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的观点逐渐让位于“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从1991年开始,美国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大会提出反华提案。1998年,美国通过了《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将“新干涉主义”法律化、体制化。“美国采取的是鲜为人知的武器,利用‘人权’、‘民主’作为21世纪版的鸦片战争的武器,迫使中国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超级大国统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没有法轮功,美国情报局也会编出一个来,这是对中国施加影响的极其便利的手段。”俄罗斯邪教研究专家亚历山大?德沃尔金深刻揭露了法轮功邪教政治的问题实质。德沃尔金进一步指出:“邪教在全世界蔓延源于美国的支持。”“美国早已把邪教作为‘政治因素’用于外交政策。”(俄罗斯东正教信息网《俄罗斯路线》2010年9月6日) 

  二、邪教“政治化”的巨大危害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在《霸权背后》一书中指出,美国正在针对中国发动一场“新鸦片战争”,通过合成的“民主”控制中国。美国在西藏、新疆的地缘政治游戏的目的只有一个:中国越是不稳定,他们就越“理想”。“政治化”的法轮功邪教很快成为这些反华俱乐部的“新成员”。

  1、直接威胁我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

  1999年,获得美国“绿卡”的李洪志开始了“堂堂正正”地搞政治。继“4?25”事件以后,法轮功组织在中国大陆各地连续策划和制造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机构的事件多达307起。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所谓的“和平上访”,会猛然发现,这不正是五角大楼重新界定的政权更迭和政治破坏的“全新方式”吗?“把非暴力作为一种战争形式”,用“民主”和“软”颠覆计划控制中国。 法轮功的政治策略不正是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领域革命”的民间运用吗?2004年底,法轮功抛出推翻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的行动纲领“九评”,公开叫嚣以“解体”中国大陆现执政党和政府为“己任”。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中国的迅速发展使法轮功对“堂堂正正”地搞政治失去信心,“信息恐怖主义”成为其邪教政治的主要内容和手法。乌克兰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列希斯卡娅指出,在宣传策略上,法轮功惯用抹黑、炒作等手法,将臆想的事情通过各种媒体相互传播,从不同角度相互引用和论证,形成一个信息链,使受众认为他反复看到的信息就是事实。这是一种信息战,也是信息侵略。2002年,法轮功多次非法攻击覆盖中国的鑫诺卫星,这是一种典型的“信息恐怖主义”行为。

  2、国际反华势力的廉价工具

  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操纵下,海外的台独、藏独、疆独、民运和法轮功大有“五毒合流”之势。2009年9月,俄罗斯神学网站刊登文章指出,法轮功是集权教派,是威胁中国政治稳定的第三股势力。“依据有三:一是法轮功信徒超过‘藏独’和‘疆独’之和;二是法轮功没有明显的种族色彩,面向所有民族广纳信徒;三是法轮功的扩张不会限于某一独立的自治区域,而要觊觎国家政权。”

  2009年7月,近60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奥巴马总统,呼吁要千方百计对法轮功信徒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帮助。2010年5月,美国国务院向法轮功开办的“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拨款150万美元,专门协助其研发针对中国的“翻墙”软件。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也不失时机地预言,“当今的中国不太稳定,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会出现宗教领袖执政。”“局部宗教抗议扩大到大规模的社会行动”很可能会导致现有国家政权被暴力推翻。

  法轮功对海外反华势力的需求心领神会,“闻鸡起舞”,利用各种机会“逢中必反,逢喜必冲,逢节必闹”,处处展示比藏独、疆独和民运技高一筹,彻底沦为海外反华势力的急先锋。[Page]

  3、极端化、暴力化趋势明显

  法轮功邪教极端蔑视信徒的生命,而政治化又加剧了这种倾向。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李洪志大肆鼓吹“在生死存亡面前敢于走出来,在最大限度失去中走出来”(2000年12月18日《北美巡回讲法》),要求弟子不要怕,“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精进要旨》)。在李洪志“世界末日”、“升天”、“圆满”等歪理邪说的蛊惑下,法轮功人员制造了难以数计的自焚、跳楼自杀、投井、投河、上吊、剖腹自杀、杀人等极端惨案。许多学者认为,随着法轮功生存空间被压缩,成员目标落空,在李洪志“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的歪理邪说蛊惑下,法轮功组织演变成恐怖组织是完全有可能的。俄罗斯国家宗教关系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博金认为,法轮功煽动宗教间、社团间和公民间的仇视,违反了俄罗斯的《刑法》、《反极端主义法》等有关法律。

  中国社会志愿者挽救了大多数法轮功邪教受害者,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轮功邪教彻底沦为一个邪教恐怖集团的可能性。

  三、“政治化”救不了邪教

  玩火者必自焚,谁都没有对邪教精神病毒的天然免疫力。如何既充分发挥邪教“精神生化武器”的大杀伤力,同时又做到只损人不害己?这是摆在一些西方反华政客面前的“非接触战争”难题。李洪志作为一个政客的两面性有了淋漓尽致表现的空间,“不要给美国人讲‘法’,他们达不到这个层次。”只“讲我们被迫害”,“讲我们反迫害”。那么,“政治化”真的能够成为邪教的救命稻草吗?当然不会。从历史长时段来看,“人间正道”永远是“邪不压正”。

  1、教主崇拜与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

  “李洪志我今生就选择了当帝王”,但是,美国不会选择李洪志当帝王,中国更不可能选择李洪志当帝王。极端的教主崇拜注定了邪教与现代政治文明背道而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很难找到批评法轮功邪教的文章,首先,批评法轮功是一种“政治不正确”,其次,法轮功对批评的“零容忍”和滥诉策略也对媒体起到了寒蝉效应。但是,在许多基督教的大型宣教活动现场,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在某些“适当”的地方,总有几本小册子,提醒人们警惕法轮功邪教,指出其基本精神与基督精神相悖,对信徒十分有害。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选择,任何“邪教政治”都不可能动摇中国前进的步伐。不过,应该警惕的是,在某些号称民主的国家里,“神权政治”大有抬头之势,这可能正是部分政客与邪教“惺惺相惜”的政治土壤。

  2、法轮功邪教的组织模式背离民主政治原则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所有强迫成员将个人生命完全交付给组织或权力核心的极端组织或机构称为“全控制机构”。伦敦摄政学院的迈克尔?阿什克纳西博士(Dr Michael Ashkenazi)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亚洲历史与学术”栏目上发表文章指出:“面对相同的资料,我承认自己非常震惊。和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以及印度教克利须那派等很多新型邪教一样,李洪志似乎在情感和意识形态上将法轮功蜕变成一个‘全控制机构’。”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公爵教堂的大司祭亚历山大?诺沃巴申在《俄罗斯在线》指出:“毫无疑问,法轮功是集权主义邪教。”“权力和金钱才是邪教的最终目的,他的领袖认为在邪教里面驾驭人的权力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一切人们自然就会给他送过来。”

  3、国际反邪教力量的逐渐成熟、壮大

  在政治上,“宇宙主佛”李洪志除了“忠心事主”的优点外,其实是一个政治庸人。“搞政治”的直接结果是其傀儡化。李洪志不仅被人架空,众叛亲离,而且其“谎言政治”的看家本领也越来越不灵验,中国民众对法轮功抹黑中国的“谣言轰炸”非常厌恶。

  李洪志除了面临“兔死狗烹”的困境外,更令其绝望的是国际反邪教力量的逐渐成熟、壮大。2008年10月13至14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举办“信息极端主义:法轮功的是与非”国际研讨会,对法轮功组织的性质、特点和危害进行了剖析和鉴定。2010年2月4日,俄罗斯国家新闻社网站发布报道:“克拉斯诺达尔市把法轮功宣传品认定为极端主义性质的宣传品。”2010年4月,俄罗斯司法部认定为极端主义宣传品的清单中就有法轮功邪教的出版物。[Page]

  中国古代圣人孟子曾告诫国人:“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法轮功邪教也许还会猖狂一时,对于中国人来说,它的存在也有一个积极意义,那就是时刻提醒人们居安思危,既不被胜利冲昏头脑,也不为恐吓、谣言所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