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昧无知是邪教在民族地区孳生蔓延的温床
邪教在社会中的孳生蔓延已经是不争的客观事实。它在社会生活中孳生蔓延的快慢和危害程度的深浅，不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联系，更与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直接相关。即是说，思想文化素质较高的社会群体，由于科学知识比较丰富，识别邪教能力较高，抵御邪教能力也较强，因而被邪教裹胁的可能性就较小。相反，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比较愚昧无知的社会群体，由于科学知识贫乏，识别邪教能力较低，因而被邪教裹胁的可能性就较大。民族地区最能说明这个问题。据贵州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三个民族自治州提供的资料，“由于地处边远民族山区，经济发展缓慢，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法制观念淡薄”，因而是邪教孳生蔓延、危害的重灾区。从加入邪教组织成员的文化水平看，贵州省各地区邪教成员中文盲半文盲比重都明显很高。在黔东南州“门徒会”成员中，小学以下及文盲成员数占其总数的91%，在黔南州“门徒会”成员中，小学以下及文盲成员数占其总数的90%。其他地区，各类邪教成员中的文盲半文盲均占其总数80%以上。
再从我国民族地区看，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各民族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严重偏低。如果到1990年各民族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为“5”（全国综合均值为6.30），即标志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的话，那么也只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俄罗斯等15个民族达到或稍有超过这个标准，近40个民族则低于这个标准，甚至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珞巴5个少数民族低于“2”，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文化水平。
我国各民族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严重偏低，其中意味着少数民族文盲人口还有相当的比重，尽管民族地区在国家实施的“两基”攻坚工作中也取得一定成绩。但文盲人口绝对数还在增加。从1982年—1990年，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至30.8%，但文盲人口却增加了2.06%，其文盲比率比“全国文盲比率22.21%高出8.26百分点，比汉族文盲比率21.53%高出9.3%。文盲半文盲比率超过30%的有30个民族，超过40%的有23个民族，超过50%的有17个民族，超过60%的有10个民族，超过70%的有4个民族，文盲比率最高的东乡族高达82.6%。
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比率形势亦然严峻，文盲大军亦然浩浩荡荡，“两基”攻坚任务任重而道远。
由于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民族文化综合均值偏低和民族人口文盲比率偏高，必然导致民族广大群众科学素养也相对低下。这也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以被调查的典型民族地区为例，2003年广西公众具有的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25%；2005年云南公众（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4%左右）具有的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0.89%(其中农村公众为0.67%，城市公众为1.89%)，该两个省区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均大大低于全国抽样调查的平均的1.98%。在这方面贵州更是一个典型。贵州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8%左右。贵州成为邪教孳生蔓延重灾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贵州公众整体基本科学素养差有着直接关系。根据贵州省科协、省统计局2005年联合开展的贵州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表明，2005年贵州省公众（18-69岁）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0.61%，即每万人中仅有61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低于广西和云南，其中，城镇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1.7%，农村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0.27%；汉民族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0.73%，少数民族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仅为0.4%。这就是说，贵州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比例的1.98%，而且还低于处于同一地区的西部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比例平均水平的0.7%。
对民族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和科学素养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说明西部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化教育上是比较落后的，在思想意识上是比较愚昧的。这绝不是丑化我们的民族群众，而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广大民族群众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致使他们成为邪教首先瞄准、笼络和发展的对象。
为什么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科学知识贫乏、比较愚昧无知的民族群众是邪教组织主要瞄准、争夺和发展的对象呢？
第一，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固然是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但它又反过来导致经济进一步落后。愚昧无知是精神上的贫困，经济落后是物质上的贫困。而这两种贫困相辅相成，恶性循环。如果说物质经济上的贫困是邪教孳生蔓延的沃土，那么精神文化上的贫困则是邪教孳生蔓延的温床。这两个方面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必然是给邪教迅速孳生蔓延、泛滥成灾提供天然有利的客观条件。
第二，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往往产生恐惧心理，恐惧心理造就神、敬畏神，于是人们便会形成迷信心理。迷信是人类有史以来各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在自我精神状态中对“彼岸世界”的一种盲目敬畏和崇拜心理。实际上，迷信是人对自身的一种异化，即人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否定。反而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至高无尚、无所不能的“神灵”或“超人”的敬畏和屈从。迷信是邪教的胚胎。迷信虽不就是邪教，但迷信距离邪教仅一步之遥。邪教则充满迷信色彩。邪教在民族群众中孳生蔓延正是利用一些民族群众根深蒂固的迷信中与邪教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的东西。不过邪教是把人们迷信因素进一步推向极端，使之神秘化、严密化、隐蔽化。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怪胎。 [Page]
第三，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往往邪教与宗教不分，甚至误认为邪教也是传统宗教，把邪教歪理都说当成宗教教义。调查发现，90%以上的邪教信众由于文化水平低、愚昧无知而不能辨别邪教和宗教，这是广大邪教信众的一个“大盲区”。其中“门徒会”信众几乎百分之百把其教主季三保所宣扬的“三赎基督”当成基督教来信仰。另一方面，由于邪教本身的复杂性和狡猾性而致使许多群众不能透过邪教的复杂现象认识其骗人害人的本质。比如，有些邪教利用传统宗教某些概念、术语来装扮自己，披上一层神圣的宗教外衣来蒙蔽群众，如美国的“天堂之门”、“上帝之子”，中国的“天父的儿女”、“园顿教”等；有些邪教利用与群众本身最直接、最密切的观念作为自己的名称来乔装自己，以此来吸引信众，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红色幸福公社”、“3HO（幸福，健康，神圣）”等；有些邪教以修炼气功、强身健体为名标傍自己，欺骗信众，吸引年老体弱者，如中国的“法轮功”、日本的“法之华三人行”等；有些邪教运用现代科学中的有关术语、概念来粉饰自己，意味着该组织不仅神圣而且科学，如流行于欧美地区的“科学教派”、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有些邪教组织往往以教主的名义对遇有困难信众施以小恩小惠，以示关怀，表示该邪教组织大家庭的温暖，这样既能树立教主的权威，又能吸引信众，这就更加有利于邪教的漫延，如“门徒会”等；还有些邪教组织以比较恐怖的概念作为自己名称，以恐吓方式来吸引信众，如美国的“撒旦之子”、“末日会”、“吸血族”等。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邪教比传统宗教更容易吸引信众，更容易蒙蔽人。
第四，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导致一些民族群众丧失自主性、能动性，对“救世主”、偶像，对神产生依赖感，从而会深陷邪教泥坑。调查表明，加入邪教的许多民族信众，尤其其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在加入邪教之前就是一个逆来顺受、消极被动的社会个体，即缺乏自主性或主体意识淡薄，没有当家作主的精神。他们大都以一个“自存者”，而不是一个“自为者”，是一个消极分子被动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关系，承袭现成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条件，而不是一个积极参与者，主动地改造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推动自己在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进步，创造自己的美好新生活。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认为，宗教信仰是因为缺乏自主性，渴望得到可靠、安全，“成人像儿童一样，也渴望有人能使他感到可靠、无忧、安全，正是这个原因，他愿意更倾向于崇拜偶像，崇拜那些救世主和圣人。”可见，缺乏主体性、自主性的许多社会个体正符合邪教组织的需要，也最易成为邪教组织的俘虏。这也是邪教组织在民族地区群众中迅速发展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从我国民族地区看，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各民族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严重偏低。如果到1990年各民族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为“5”（全国综合均值为6.30），即标志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的话，那么也只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俄罗斯等15个民族达到或稍有超过这个标准，近40个民族则低于这个标准，甚至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珞巴5个少数民族低于“2”，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文化水平。
我国各民族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严重偏低，其中意味着少数民族文盲人口还有相当的比重，尽管民族地区在国家实施的“两基”攻坚工作中也取得一定成绩。但文盲人口绝对数还在增加。从1982年—1990年，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至30.8%，但文盲人口却增加了2.06%，其文盲比率比“全国文盲比率22.21%高出8.26百分点，比汉族文盲比率21.53%高出9.3%。文盲半文盲比率超过30%的有30个民族，超过40%的有23个民族，超过50%的有17个民族，超过60%的有10个民族，超过70%的有4个民族，文盲比率最高的东乡族高达82.6%。
这些数字表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文盲比率形势亦然严峻，文盲大军亦然浩浩荡荡，“两基”攻坚任务任重而道远。
由于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比较落后、民族文化综合均值偏低和民族人口文盲比率偏高，必然导致民族广大群众科学素养也相对低下。这也是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以被调查的典型民族地区为例，2003年广西公众具有的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25%；2005年云南公众（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34%左右）具有的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0.89%(其中农村公众为0.67%，城市公众为1.89%)，该两个省区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均大大低于全国抽样调查的平均的1.98%。在这方面贵州更是一个典型。贵州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8%左右。贵州成为邪教孳生蔓延重灾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贵州公众整体基本科学素养差有着直接关系。根据贵州省科协、省统计局2005年联合开展的贵州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表明，2005年贵州省公众（18-69岁）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0.61%，即每万人中仅有61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低于广西和云南，其中，城镇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1.7%，农村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0.27%；汉民族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为0.73%，少数民族公众具有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仅为0.4%。这就是说，贵州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比例不仅大大低于全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比例的1.98%，而且还低于处于同一地区的西部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比例平均水平的0.7%。
对民族群众进行文化教育和科学素养这两个方面的论述，说明西部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群众在文化教育上是比较落后的，在思想意识上是比较愚昧的。这绝不是丑化我们的民族群众，而是不能否认的客观事实。正是由于广大民族群众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致使他们成为邪教首先瞄准、笼络和发展的对象。
为什么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科学知识贫乏、比较愚昧无知的民族群众是邪教组织主要瞄准、争夺和发展的对象呢？
第一，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固然是由于经济落后造成的，但它又反过来导致经济进一步落后。愚昧无知是精神上的贫困，经济落后是物质上的贫困。而这两种贫困相辅相成，恶性循环。如果说物质经济上的贫困是邪教孳生蔓延的沃土，那么精神文化上的贫困则是邪教孳生蔓延的温床。这两个方面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必然是给邪教迅速孳生蔓延、泛滥成灾提供天然有利的客观条件。
第二，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往往产生恐惧心理，恐惧心理造就神、敬畏神，于是人们便会形成迷信心理。迷信是人类有史以来各民族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在自我精神状态中对“彼岸世界”的一种盲目敬畏和崇拜心理。实际上，迷信是人对自身的一种异化，即人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己的聪明才智的否定。反而对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的至高无尚、无所不能的“神灵”或“超人”的敬畏和屈从。迷信是邪教的胚胎。迷信虽不就是邪教，但迷信距离邪教仅一步之遥。邪教则充满迷信色彩。邪教在民族群众中孳生蔓延正是利用一些民族群众根深蒂固的迷信中与邪教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的东西。不过邪教是把人们迷信因素进一步推向极端，使之神秘化、严密化、隐蔽化。二者都是人类社会的怪胎。 [Page]
第三，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往往邪教与宗教不分，甚至误认为邪教也是传统宗教，把邪教歪理都说当成宗教教义。调查发现，90%以上的邪教信众由于文化水平低、愚昧无知而不能辨别邪教和宗教，这是广大邪教信众的一个“大盲区”。其中“门徒会”信众几乎百分之百把其教主季三保所宣扬的“三赎基督”当成基督教来信仰。另一方面，由于邪教本身的复杂性和狡猾性而致使许多群众不能透过邪教的复杂现象认识其骗人害人的本质。比如，有些邪教利用传统宗教某些概念、术语来装扮自己，披上一层神圣的宗教外衣来蒙蔽群众，如美国的“天堂之门”、“上帝之子”，中国的“天父的儿女”、“园顿教”等；有些邪教利用与群众本身最直接、最密切的观念作为自己的名称来乔装自己，以此来吸引信众，如美国的“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红色幸福公社”、“3HO（幸福，健康，神圣）”等；有些邪教以修炼气功、强身健体为名标傍自己，欺骗信众，吸引年老体弱者，如中国的“法轮功”、日本的“法之华三人行”等；有些邪教运用现代科学中的有关术语、概念来粉饰自己，意味着该组织不仅神圣而且科学，如流行于欧美地区的“科学教派”、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有些邪教组织往往以教主的名义对遇有困难信众施以小恩小惠，以示关怀，表示该邪教组织大家庭的温暖，这样既能树立教主的权威，又能吸引信众，这就更加有利于邪教的漫延，如“门徒会”等；还有些邪教组织以比较恐怖的概念作为自己名称，以恐吓方式来吸引信众，如美国的“撒旦之子”、“末日会”、“吸血族”等。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邪教比传统宗教更容易吸引信众，更容易蒙蔽人。
第四，文化教育落后，愚昧无知，导致一些民族群众丧失自主性、能动性，对“救世主”、偶像，对神产生依赖感，从而会深陷邪教泥坑。调查表明，加入邪教的许多民族信众，尤其其中的骨干分子，他们在加入邪教之前就是一个逆来顺受、消极被动的社会个体，即缺乏自主性或主体意识淡薄，没有当家作主的精神。他们大都以一个“自存者”，而不是一个“自为者”，是一个消极分子被动地适应所处的社会关系，承袭现成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条件，而不是一个积极参与者，主动地改造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推动自己在其中的社会关系的不断进步，创造自己的美好新生活。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认为，宗教信仰是因为缺乏自主性，渴望得到可靠、安全，“成人像儿童一样，也渴望有人能使他感到可靠、无忧、安全，正是这个原因，他愿意更倾向于崇拜偶像，崇拜那些救世主和圣人。”可见，缺乏主体性、自主性的许多社会个体正符合邪教组织的需要，也最易成为邪教组织的俘虏。这也是邪教组织在民族地区群众中迅速发展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