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吉林省坐大成势情况调查与分析之五 邪教“法轮功”何以坐大成势

    一、“法轮功”邪教产生的政治背景

  “法轮功”邪教的滋生和蔓延绝非偶然，它是国内外复杂政治背景下催生出的一个畸形产物。

   从国际方面看，长期以来，西方反华势力和各种敌对势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我国的捣乱和破坏，妄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性质。他们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对我进行“西化”、“分化”，并不断加强文化、宗教渗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频频得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更助长了西方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加快了对我国实施“和平演变”的步伐。严酷的国际政治环境对我们国内和党内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一部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发生了动摇，有人甚至又提出了“红旗倒底能够打多久”的疑问。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出现，恰恰填补了一些人由“信仰危机”而产生的思想真空。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大批党员、干部卷入其中而又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吉林省地处祖国东北边陲，周边国际政治环境复杂。一方面，苏联的解体，毗邻国家经济状况持续低迷，给吉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造成了一定的心理阴影。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因素、民族因素，某些邻近国家把吉林省作为加强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从而给“法轮功”的产生直至坐大提供了条件。

    从国内方面看，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六四”政治事件。虽然事件很快得到平息，但其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则是长期的。同时，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导致了人们思想上的迷惘和困惑。而由于党内出现的少数腐败分子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信任危机”，使许多人对社会现状产生了抵触情绪。李洪志恰恰是抓住了这一点，无限夸大社会问题，把自己装扮成唯一的“救世主”，一步步把人引向歧途。

    二、“法轮功”邪教产生的经济因素

    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一部分人逐步走向富裕。而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以后，必然会去追求精神上的享受，注重提高生活质量。一批“有钱”、“有闲”阶层的人出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目的，希望通过练气功来修身养性，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因此，练气功在当时成为一种时尚。客观地讲，“法轮功”在长春出现之初，一些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加入其中，主要是强身健体的目的。然而，由于当时气功门派林立，“特异功能”大行其道，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混乱，有些人往往不辨真伪，盲目从众。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正是在这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下，开始披着气功的外衣粉墨登场的。

    2．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初期，由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变化引发的利益冲突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在国企改革“关停并转”过程中，更多的人成了下岗职工，生活失去了保障。农民的税费负担沉重。社会上出现了两极分化。在旧的经济秩序被打破，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之际，那些已习惯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的人感到手足无措，由此出现了心态失衡，精神空虚。他们对种种社会不公大加指责，但又无力改变个人境遇。李洪志恰在此时趁虚而入，大肆宣扬他的歪理邪说，俨然一副“济世救人”的面孔，而一部分人也在“法轮功”的蛊惑下找到了精神寄托。吉林省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国有企业数量多，在改制过程中，下岗失业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在早期的“法轮功”习练者中，以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居多，“法轮功”人员甚至一度被认为是“弱势群体”。

    3，在经济转轨的初期，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下降，医疗、住房等问题得不到解决，相当一部分农民尚未脱贫但却背着沉重的税费负担。而有些地方的党政干部不关心群众的疾苦，贪图享乐，奢侈成风。当人民群众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不能得到切实解决而陷于苦闷、徬徨甚至绝望的时候，一些反科学的异端邪说就可能乘机占领我们的思想文化阵地，与党和政府争夺群众。 [Page]

    三、“法轮功”邪教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

    1．封建迷信思潮泛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伴随始终，根深蒂固。“五四”运动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使封建迷信思想受到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批判和冲击。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国致力于开展与封建迷信的斗争，科学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人们逐渐远离了各种封建迷信活动。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源远流长的封建迷信意识形态决不会因为社会的变革而销声匿迹，它仍有一定的社会基础。所以，遇到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各种封建迷信思潮和活动就会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2．外来文化糟粕冲击。十年文革的结束，使人们长期被束缚的思想意识一下活跃起来，伴随着国门的打开，在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一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也迅速进入了中国，其中难免真伪不辩，良莠不齐，不乏文化糟粕和精神垃圾。一时间，书架上五花八门，光怪陆离，不少宣扬伪科学和现代迷信的书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使老一代感到惶惑，新一代感到迷惘，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了空前的混乱。李洪志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吸收了台湾人卢胜彥“灵仙真佛宗”里的大量邪教理念。

    3，科学文化普及工作滞后。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虽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目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仍存在着许多未知的领域，给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留下了各种悬念。在中国，由于长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一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对新鲜事物和正面的东西不太容易接受，对愚昧、落后的东西反而容易接受。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党全国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忽视了全民科学普及工作。李洪志正是看准了社会的这根“软肋”，开始大肆传播他的歪理学说。

    4，精神文明建设没有跟上。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但实现这一目标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除了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也是不可缺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由于认识上原因，“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四）疏于防范，没有建立有效的社会预警机制

    骗子的手法再高明，也总有露馅的时候，何况李洪志并不是一个骗术超群的高手，就在“法轮功” 开始逐步坐大之时，许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敏锐政治嗅觉的人，就已经识破了李洪志的骗局，预感到“法轮功”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李洪志的谎言骗术，批驳“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仅在长春市就有：

    1994年11月，赵杰民、李晶超、段永亮（李洪志小学同学）等百余人联合上书，向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等部门递交了《揭发江湖骗子李洪志书面材料》。

    1994年12月10日，赵杰民、宋炳辰、刘风才等8人写信给中央电视台，再次揭发批判李洪志。

    1994年12月12日赵杰民等百余人再次联合上书，向中国科协、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领导反映李洪志违法犯罪事实。

   长春市僧人释成刚、释正行等指出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为“附佛外道”。1996年8——9月间，“长春佛教四众弟子”在般若寺内贴出大量揭露李洪志，批判“法轮功”的文章。

    1997年1月，长春市政协委员、长春汽车公司党委统战部长孙秀娟联合其他6名委员向市政协会议递交提案，揭露批判“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建议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查处，等等。 [Page]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期揭露“法轮功”真相的行动，并没有引起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对“法轮功”问题的查处也流于形式。更有甚者，一些干部竞然充当了“法轮功”的保护伞。据宋炳辰讲，揭发材料送到中国气功协会以后，因气协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保李洪志，有人秘密将材料转给了李洪志。可见，我们的一些干部思想上是何等麻木，政治上是何等糊涂。正是由于政府有关领导人对于“法轮功”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时建立有效的社会预警防范机制，才导致“法轮功”最终泛滥成灾，坐大成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