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护国家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深刻认识“法轮功”的反动本质
自从1999年7月“法轮功”被取缔之后，到现在已经6年多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林区同全国一样，在同“法轮功”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各级党委重视，有关方面积极参与，有效地挤压了“法轮功”活动空间，厚积了反邪教土壤。在原习练人员中，98％以上已经转化，摆脱了邪教的控制，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生活。也许是大部分“法轮功”人员已经转化的原因，也许是国内“法轮功”由公开转入地下的原因，现在常听到一些议论：“‘法轮功’已经没有了，用不着管它了”、“现在领导都在埋头抓经济，哪有时间管‘法轮功’”；“我们这里没有邪教，处法机构可以撤了”；“管‘正教’(办正事)还没有钱呢，哪里还有钱处理邪教呢!”等等。原本极具危害的“法轮功”，在这些人眼里已经太平无事了，用不着理它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今天，笔者试图顺着“法轮功”的发展轨迹和政治化进程，剖析其反动根源及现实危害，并对诸多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力求帮助那些持上述观点的人找到正确答案。
一、“法轮功”的发展轨迹和政治化进程
做为以邪教方式进行活动的反动组织，“法轮功”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有渐进的过程，也有其必然性。粗略分析，到今天共经历了三步。第一步是从1992年成立到1999年被取缔，李洪志以练功为幌子，积聚力量。他们在国内裹挟了数以百万计的基本群众练习“法轮功”，练功的核心是功德圆满，最终升入天国世界。这是李洪志投下的诱饵，也是“法轮功”的核心理念。在这个核心理念的支配下，又有了“消业”、“积德”、“还业债”、“祛病强身、成仙成佛”、“真、善、忍”等整套歪理邪说。一些原本善良的人们轻信了“法轮功”的“圆满说”，开始跟着练“法轮功”，当初那些练“法轮功”的人来自社会各个方面，情况各有不同，有体弱多病的，有生活困难的，有信神信鬼的，有迷恋气功的，有怀才不遇的，有经历坎坷的，有对现实不满的，还有精神空虚的。练功的动机也不一样，但是都崇拜李洪志，都相信“法轮功”能使他们达到自己目的，能使他们达到“圆满”。一段时间以后，当这些人发现不能“圆满”时，李洪志又告诉他们“放下常人心”，“师父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只有这样才能“圆满”。李洪志用这种方法牢牢控制了大量追随者任其摆布。其实，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李洪志的“经文”破绽百出。比如他说“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特性，是独一无二的特性”，就不合逻辑。宇宙特性是指宇宙的特征和性质，当属自然科学范畴。在他看来自然界中一切物体都存在“真、善、忍”，一切雷、电、地震、洪水等自然现象也都存在“真、善、忍”，我们认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边无沿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而 “真、善、忍”指人的品质和道德，把人的道德标准赋予宇宙特性或用自然现象取代人的道德标准是不合逻辑的。试想，自然界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哪有什么“真、善、忍”？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即伤好人也伤坏人，哪有什么“真、善、忍”?阳光普照大地，既照好人也照坏人，哪有什么“真、善、忍”？李洪志这些“经文”虽然狗屁不通，但是居然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受其摆布，实在令人悲哀!
第二步是从1999年7月被取缔到2004年《九评共产党》出笼之前。李洪志主要是护法、弘法，号召大法弟子到天安门“讲真相”、“还大法清白”。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集体自焚事件，说明李洪志已经不“真”、不“善”、不“忍”了。那段时间“法轮功”到处散发宣传品，拨打匿名电话，邮寄信件，插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城市的街道、居民住宅，“法轮功”宣传品随处可见，他们用沙袋拴着红布条悬挂在电线杆上、树上，有的用彩色气球悬挂标语飘浮在空中，如同扬幡招魂一般。随着国内打击处理工作的深入，2002年以后，“法轮功”由国内公开对抗逐渐转入地下。但是在国外却有发展蔓延趋势。以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为首的宣传架构，在世界上数十个国家成立了分支机构，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对我党和政府进行攻击，其中林区法制基地和林区处法工作，先后十六次刊载在法轮功明慧网上，部分防范办干部和公安民警被诬为“恶人”、“恶首”、“恶警”等等。大量事实说明，“法轮功”在国内虽然转入地下，但是在国外已初步形成气候。[Page]
第三步是2004年11月，《九评共产党》出笼以后，“法轮功”公开跳出来，作为国际反华势力领头羊同我公开对抗。当初李洪志声称“不反对政府、不搞政治组织、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的谎言不攻自破。《九评》全面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否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硕成果，否定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从根本上暴露了“法轮功”反华反共的真面目，说明了“法轮功”已经沦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所豢养的、以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为目的、以邪教方式进行活动的反动政治组织。
《九评》出笼以后，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法轮功”在国外搞什么“酷刑展”、“揭露中共谎言”、“迫害‘法轮功’真相”等活动，大搞诬告滥诉活动。在国外数十个国家起诉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搞了什么“退党、返团、返队”的所谓“三退”签名活动，并编造了许多虚假名单在“明慧网”上公布，这些卑劣行径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影响。不仅如此，他们还提出在中国搞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迫使中共交出政权，也就是要通过不流血政变使国家政权发生更迭。纵观近些年来中亚各国所谓的颜色革命，一般都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对现政权大造舆论，促使其失去人心；二是在国内组织一个能同现政权对抗而且将来有执政能力的反对派；三是国外插手，内外呼应；四是利用偶发事件，或是搞突然袭击，乘势而上，或是通过议会选举，街头政治等手段，伺机夺取政权。目前，“法轮功”在境外有美国做靠山，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有完备的宣传架构，有雄厚的资金基础，有多样的对抗手段，他们提出搞颜色革命，其能量和危害绝不可小觑。“法轮功”下一步会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对此，国人都应该有清醒认识。
二、“法轮功”得以成势的背景分析
首先，西方反华势力不希望中国强大。尤其是原苏联解体，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倒台之后，中国做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枝独秀，西方反华势力看着不舒服，在国际上千方百计围堵中国、打压中国意志，搞垮中国、搞乱中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国内寻找亲西方的反对势力，李洪志成了他们必然选择。国际背景如此，李洪志做为西方反华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所豢养的一个反动政治组织，公开跳出来向党和政府进行挑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发生在1999年4月25日的围攻中南海事件，就是李洪志一面向中国政府施压，另一方面讨好西方势力的一个明证。
其次，迷信是邪教思想的基础。长久以来科学和迷信并存，科学再发达也有解不开的迷。人类不可能完全认识自己，永远存在未知领域，这就给迷信提供了市场。改革开放本应相信科学，可是迷信反倒盛行开来。在现实社会中相信鬼神的、相信有因果报应的大有人在。有些地方出现了算命一条街，有些地方政府官员带头算命，包括党政机关迁址，开工峻工都要请风水先生选日子，客观上助长了迷信思想。有些地方所谓吉利的电话号码、车牌号码、手机号码都被炒成天价，就连小学生考试升学也要找人算卦，这些在改革开放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还有一些人口头上不相信迷信，但是潜意识仍然相信，一旦有些合适的场合条件，只要有人暗示，仍然能激发他迷信的原动力。所有这些迷信，都为邪教提供了思想基础。没有迷信不会有邪教，有邪教的地方必然有迷信存在，二者互为补充，相互利用。
再次，有宗教就有邪教，宗教的存在使邪教找到了挂靠点。我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宗教，信教群众一亿多人，由于大部分群众宗教观念比较淡薄，有一部分对所信奉宗教的教义、教规缺乏基本了解，加之当前宗教信仰也有世俗化倾向，过去淡薄名利的宗教人士如今有些人也开始追求经济利益，也开始同外部花花世界相融合。比如，我们到寺庙观光旅游，常见一些和尚喇嘛对待进香、算命、相面的游客态度都不一样，给钱多的就挑好听地说，给钱少的就应付一下了事，还常见一些和尚尼姑拿手机联系生意，商量如何嫌钱，甚至还有更荒唐离谱的事。这些世俗化倾向直接为邪教挂靠和利用提供了方便。李洪志吹嘘他的“法轮功”是前无古人的最好的功法，其实他也往宗教上挂靠，就连他的生日也和释伽牟尼改到一块了。[Page]
三、从源头抓起，高度重视反邪教工作
邪教产生和蔓延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又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等多种因素，处理时增加了难度，必须考虑多种因素。“法轮功”组织是反动的，但国内习练者多半是内部矛盾，需要严格把握政策界限，不能扩大打击面；宗教是邪教挂靠点，打击邪教不能伤及宗教；邪教的思想根源是迷信，破除迷信主要是宣传教育，处理邪教则是依法打击；“法轮功”在国外发展蔓延，处理“法轮功”不能影响对外开放环境。除了考虑上述因素外，更应该在防范控制上下功夫，从源头抓起，高度重视以下几项工作：
(一)关注弱势群体，防止被邪教利用。开始习练“法轮功”的人，大部分是弱势群体，他们怀着不同的愿望练习“法轮功”，只是由于李洪志的步步引诱，才使得其中一部分顽固分子从对自己现状不满发展到对党和政府不满，从追求个人圆满发展成通过推翻共产党达到圆满。弱势追求强化，强势注重攀比。弱势人群容易被坏人利用。现在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弱势群体，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比如最低生活保障线、取消农业税，失业救济、下岗再就业优惠政策、贫困大学生入学优惠贷款等等，都属这个范畴。但是目前这项工作还有待加强。就大兴安岭林区而言，由于历史欠帐太多，眼下经济欠发达，一部分职工生活困难，有的甚至没有达到生活最低保障线，生活十分困难。有些年轻人由于经济困难，已经40多岁了还是光棍汉。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防止被邪教利用。
(二)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开展经常性反邪教警示教育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失误是教育。改革开放之前空头政治盛行，改革开放以后金钱万能抬头。这些年思想阵地失守、理想信念动摇，党和政府的威望和形象下降了，“法轮功”抓住了机会，乘势而上，开始和我们争夺群众，现在同我们争夺政权。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意志、民族精神都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质生活再丰富，没有精神支柱也不行。我们国家的儒家思想统治了几千年，但在“文革”期间遭到了批判，现在也没有完全明确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曾经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的理想信念却远不如“法轮功”对李洪志那么坚定了，原因何在?都是教育上出了问题。占领思想文化阵地，重要一点是未雨绸缪，从基础抓起，从源头抓起，广泛地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引导群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远离邪教，也不要相信那些伪气功、伪科学。应该说林区原来是“法轮功”重灾区，只是短短几年时间，绝大多数人都转化了，新练“法轮功”的人没有。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近几年林区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在2004年搞了林区十万人的拒绝邪教签名活动，开展了校园拒绝邪教活动，2005年又成功举办了“崇尚科学，拒绝邪教——大兴安岭林区反对邪教成果展”。按照上级要求，又把拒绝邪教纳入各级党校培训计划中，把防处邪教做为各级班子实绩考核内容。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邪教无孔不入，近年来除“法轮功”之外，其他邪教在林区也有活动，因此，反邪教警示教育活动任重道远，任何时候都放松不得。
(三)正确引导信教群众在政治上，思想上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变化、新要求。
党的十六大确立的新阶段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四句话的内涵极为丰富，应该认真领会。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这个自由是政治需要，是团结调动信教群众同我们党同心同德、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最广大人民”当然也包括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我们强调坚持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但是在人民宗教信仰的选择上，是不能用行政手段强制的．如果剥夺了人们的信仰宗教的权利，就可能造成民族分裂、社会对抗。因此理解宗教信仰自由的内涵和实质，既要从立党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出发，又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来思考。[Page]
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其核心内容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证宗教活动正常有序，保护合法、制止非法，抵御渗透，打击犯罪。笔者理解，依法管理也就是对法律认可的宗教团体宗教活动依法进行管理，保证活动有序；对于未经批准的自发聚集的所谓宗教要予以制止；对于外来的渗透进行抵御，构成违法犯罪的依法打击处理。必须清醒的看到，在林区一些中老年人中，在一些文化素质偏低的人群中，民间信仰、迷信心理还有深厚基础，是潜在宗教的后备军。因此重视宗教工作，应是林区基层组织一项重要职责。
关于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我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任何境外宗教组织、团体和个人不得在我境内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办事机构和宗教活动场所、开办学校，不准在我国公民中发展教徒，委任宗教教职人员或进行其他传教活动。事实上，境外敌对势力对我插手渗透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就最近几年来看斗争还是非常尖锐的：梵帝冈插手我国天主教的事务；西藏达赖集团插手西藏活佛转世事务，企图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西方反华势力很早就实施了所谓的“金字塔工程”和“松土工程”，其意为动摇中国上层和基层防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工程；东突分裂势力也打着宗教旗号，煽动宗教狂热，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还有一些境外宗教组织也秘密进入我国，谋求发展。最近几年林区也发现来自日本、俄罗斯、韩国和台湾的宗教对我秘密渗透。如果我们不严格控制，这些境外宗教一旦涌入必然搞乱我们的思想基础，动摇党的执政基础。我们应该提高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鉴于宗教问题将长期存在，我们党治国理政不需要借助宗教也不需要利用宗教，而是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个适应不是社会主义适应宗教，而是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当然这个引导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主要是营造一个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鼓励宗教界发扬宗教中积极的一面，抵制消极的一面，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和谐因素等，信教群众也同样成为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我们同“法轮功”和其他邪教的斗争，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大兴安岭林区地广人稀，同内地相比较，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都相对滞后一些，因此更容易受到邪教的侵袭。我们要深刻认识“法轮功”的反动本质，充分理解和支持防处邪教工作，在斗争中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全力以赴地去夺取斗争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