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文化的特征中探索反邪教工作的新思路
在中国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系到农民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和道德信念的问题，如果能够把中国农民的精神和信念引向科学、进步、健康的轨道上来，这不仅关系到使农民安居乐业的综合性建设的问题，更是使中国现代社会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反邪教工作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全方位的旨在促进农民整体素质提高的教育工作。因此研究农民的生活方式的性质、状态如何，从而在乡村文化的特征中探索反邪教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是十分必要的。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读到过李银河的一篇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研究的文章，她通过对浙江、山东等地的实地考察，对当代中国乡村文化的特征有过这样的描述：“每个人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情况都谙熟于胸，发生于这群人之间的一切事情都不会逃过每个成员的视野：一言以蔽之，小群体中的一切信息都是共享的。”在村落中，“成员的流动性不大。”“有相互竞争的倾向。”村落成员“有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趋同的压力”。对于上述有关乡村文化特征的描述，我深有感触，是认同的。通过近几年对乡村文化的实地调查，我觉得可以把乡村文化的特征进一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乡村文化是一种封闭式文化。这里所说的封闭，指的是乡村社会中成员所拥有的文化具有较大的同质性，完全不同于城市那样多元所表现出的异质性和复杂性。尽管改革开放对乡村文化的这种封闭性带来很大的冲击，但终因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和地理等诸多方面的制约，使绝大多数村民还是在彼此不超过熟悉的范围内，形成了乡村生活、乡村文化较高的趋同性。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他的邻居、他的乡里的生活方式。就如同雷德菲尔德在他的《民俗社会》一书中所说：“一个人学会的做事和思考的方式和另外一个人完全一样。换句话说……一个人所知道的并相信的东西就是一切人所知道和相信的东西。个人习惯也就是社会风俗。”就反邪教工作来说，乡村的这一文化特征具有着双重功效：只要我们的工作方式是鲜活的，符合乡民的需求，在这种同质的文化氛围中，一旦有所突破，就会有“遍地开花”的功效。而消极的一面，我们在各种宗教或邪教的较为集中、迅速蔓延的传播特点上看得是最清楚的。据我们调查，各种宗教、邪教比较盛行的村落，起初的传播只是见一个传教人进村，但很快会见到乡民们走街串巷奔走相告，然后是三五成群地“集体”入教。可见，我们的反邪教工作是迫在眉睫的，尤其是在农村。二是人际关系是紧密的、纽带式的。中国的乡村，一般的村子大多属于一姓或几姓，邻居也是长期相处，具有较强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和社会关系。由于居住稳定、邻里稳定、成员稳定，这便使得人们的交往特别密切。人们裹挟在浓重的人情网络中，形成了扯不断的人情线。费孝通在他的《乡土中国》中这样写道：“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了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个机会加重一些回个礼。加重一些就使对方反欠了自己的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合作。”这是对乡村人际关系的真实写照。在2006年8月，我去了黑龙江省双城的一个乡进行重访。刚进村便听到悠扬的歌声在高音喇叭中播放，心中切喜，感叹新农村文化建设气色还真是快。但后来得知，那是有人家要办事，播放音乐是在通知乡里乡亲随礼吃饭的信号。你要判断是谁家办事，只要找找谁家院里挂起了高音喇叭便是了。起初各家办事是因婚丧嫁娶，后来名目繁多，再后来就“啥也不为了”，大家也都心知肚明了。可以说这是乡村民众最为经常、规模最大的人际联络的形式。听参加座谈的村民说，他们每家每年花在这上面的钱少则两三千，多的五六千不止。这着实吓了我一跳，在“文化消费”上，他们比我大方多了。可以说，乡村这种人际交往的怪圈，在许多方面阻碍着乡民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的养成。
[Page]三是乡村文化具有稳定性。乡村文化的稳定特征，首先是因为乡村社会缺乏流动，缺少来自内部变化的激化因子或来自外部更多的冲击和干扰。在乡村中，某种风俗、习惯、信念一经形成，往往会长久不衰。其次，由于对本乡本土的地理生态环境总结出来的生产生活的经验或习惯的依赖和固守，人们往往对待新生事物会习惯性地向后退，待到把敢冒头的人的行为看得清清楚楚，有了十拿九稳的把握后才肯行动。所以一个人要想突破一些传统的做法，这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本钱和知识，而这又是农民最缺少的。正是由于乡村社会的这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心理的积淀，形成了乡村文化的稳定性。四是乡村社会政治观念淡薄。在乡村，人们对政治的漠然是一个普遍现象，这种倾向与乡民的生活视野狭窄、价值观及生活方式有关，更与乡村社会化管理的缺失、乡村干部的管理机制不健全有直接关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乡民的这种意识有所增强，但是他们关心的也只限于乡村政策会不会变，此外就很少有使他们真正感兴趣的东西了，在他们眼里最重的是自家的地和自家的房。更多的人对于属于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搞不清这些权利和义务会与自己、与自己的生活究竟有多大干系。这使得集体主义精神的重建以及新农村文化建设缺少了足够的思想基础。五是乡村社会的价值观层次较低。在乡村社会，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更高的理想坐标。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比起外面的世界差得很多，但是依然很容易安于现状。据今年年初我对黑龙江省农村进行的调查，在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乡100份有效问卷中，关于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问题，有29.7％的人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有52.1％回答“一般”；只有18.2％的人表示不满意。这与我们预计有较大出入。很显然，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看起来比较高，但这并不能完全代表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质量就高。这正反映出农民文化心态与实际文化生活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也说明这种满意度还处于初级的、低要求的水平上。当然，在乡民平静的生活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期求，比如，我打的粮比你多，我的房盖得比你的好等等。应该说这还只是趋从社会习俗的压力而产生的一种攀比行为。除了这些以外，很少有人想要出人头地干点什么事，人们的生活“似乎是在一个更缓慢、更平静、更稳妥的水平上运行……于是就发展了一些心理和道德上更平和更消极的性格与习惯。”(林语堂:《中国人》p13)而正是由于这种怠惰的、消极的、想要少风险、少付出多回报的心理和处事原则，为邪教的传播找到的可以利用心态。六是文化消费意识和能力不足。现阶段农民的文化消费是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的消费，并没有受到农民的积极关注。农民的文化消费支出主要是购买电视机、VCD机等产品，而其他的支出性文化消费则很少。农民中自费订阅报刊杂志的不多，用于文化娱乐的费用就更少，多数文化活动都是非支出性的。同时，攀比性消费水平逐年上升，其投向主要是住房消费、婚丧嫁娶消费、人情消费。这些消费不仅打乱了农民消费结构的合理性，也挤压了正常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我们的调查显示，愿意接受“不需要花钱的教育培训”的占83.5％；愿意接受“需要花一些费用的学习”的仅占16.5％，很显然，在农民中有明显的重娱乐消费，轻知识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的现象。目前农民最大的文化消费可以说是闲暇时间的消费，而对闲暇设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则微乎其微。尤其是东北的农民，一年中要有十个多月的时间是在看电视、搓麻将打纸牌、闲聊或消极的活动中度过。应该说，农民文化消费的意识和能力、消费的多样性及消费质量的高低、既与农村社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也与农民自身素质有关。虽说上述对乡村文化特征的概述远非全面，但我们仍会从中较为清晰的看到村民日常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看清农民的需求和需要帮助的地方。据我们最近一次对农村的调查，有相当一部分村民是把宗教活动当作学习文化知识、健身和娱乐活动来参加的。一个加入基督教的女村民说：“我们每周要听布道两次，从城里来的教士讲得好听极了，教唱的歌曲也非常好听，许多孩子们都会唱。”说话时，她身心愉悦的感觉溢于言表。据村民讲，有一次布道5个村就有200多人参加。除了信基督教以外，村民还有信什么“蒙头教”等的，很少有人知道哪些宗教是合法的哪些不是。我们调查的这个村是一个相对富裕的村，但村里仍然没有一处可供村民文化娱乐的公共场所、没有图书室。有线电视网已安到家门口，但很少有人肯交每月13元的收视费(对于农民来讲收费确实很高)。村里很少有有组织的文化娱乐活动，党团组织常年没有组织生活。还有一个离省城稍远一些的相对贫困的乡村，它的文化状况就更糟糕：道路泥泞，进村都十分困难。村里的公共卫生环境极差，到处臭气熏天，村里没有任何文化设施，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宗教以及迷信活动都很少。这种状况所具有的潜在危机是可以想象的，很显然，目前农民的生活状态及文化心态为邪教的传播提供了许多可乘之机。不论是较富裕的还是较贫困的村落，其文化的发展水平都有其相同落后的一面，都有极其相似的乡村文化特征，这就促使我们从乡村文化的特征中寻找推进农民新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的追求和养成，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工作途径。[Page]
1.培养在乡土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农民干部和群体
由于乡民的同质性比较强，人际间存在着一种更为明显的心理互动，如模仿、暗示、感染以及从众等心理。所以，我们要利用乡村的这种特质，积极培养在乡土建设中能真正发挥作用的农民干部，使之达到优秀分子的水平，从而给乡民以更多的现代化的同化暗示；积极促进乡村社会各类群体向优化方向发展。在乡村，群体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们要加强对党员群体、团员群体、妇女群体、青年群体的教育活动，提高群体自身素质，从而影响整个乡村社会的文明进程。
2.大力推广科学技术以促进农民的现代化
科学技术不仅本身是生产力，而且它也是生产力再造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事业，可以使人的观念、意识、能力等心理素质形成一次新的飞跃。所以在农村大力推广科学技术，不仅要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更要培养现代化的农民。
3.促进农村生活方式的渐进式变革
从文化社会学的观点看，生活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包括人们对衣食住行、劳动工作、休息娱乐、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道德观、消费观、审美观以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应的行为模式和生活习惯。”我们要在充分尊重农民特有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倡导现代的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以促进乡村社会文明的进步。
4.加大我们对农村宣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
在很大一部分农村中，农民的闲暇时间相当长，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看电视上。这是一个很难在短期内就有所改变的现象。鉴于此，我们反邪教工作就应该与媒体建立起长期的、广泛的、密切的合作关系，以拓展我们工作的广度和深度，利用我们拥有各方面的人才优势、发动起全社会各方力量制作出符合乡民生活需求的教育节目，营造出更为优良的文化氛围，积极倡导现代的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努力把农民的精神和信念引向科学、进步、健康的轨道上来，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我想借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院长答“联合早报”记者问时讲的一段很感人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我长期从事农村研究工作，最后选择了走这样一条路，乡村建设是渐进式的，它不会立竿见影地有效。农民是否需要只有等日后的事实来证明了，但至少我在搞农民培训班的时候，参加培训的农民都很激动，培训班结束，大家抱头痛哭，有一个农民说，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得像一个人”。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