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信奉邪教原因探析
邪教的产生和信仰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其原因如同社会上其他形形色色的犯罪一样，非常复杂：如有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个人的原因、他人的教唆等等。本文仅从需要层次理论的角度对国人信奉邪教的原因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反邪教工作的进行。
需要层次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1908—1970年)首次提出的研究人的需要的一种理论。他把人的需求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依次分成5类：
1.生理需求：指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需求。这类需求的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求之前，总是尽力满足这类需求。
2.安全需求：指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的需求。这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需求，是不可或缺的需求。
3.社交需求：指对友谊、爱情以及隶属关系的需求。当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的社交需求就会突出出来，就会寻找和建立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如果得不到满足，就会影响到精神，导致情绪低落和精神空虚。
4.尊重需求：指对成就或自我价值的个人感觉和他人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有尊重需求的人希望别人按照他的实际形象来接受他，并认为他有能力。他关心的是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的机会。如果通过正当途径得不到满足，就可能寄希望于超自然的力量或旁门左道。
5.自我实现需求：目标是自我实现，或是发挥潜能，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要满足这种需求的人，应该已部分地满足了其他需求，或因过分关注这种最高层次的需求，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较低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是每个人都拥有的。
当然，马斯洛也认为，需求层次理论的等级关系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像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这样的中层需求尤其如此，其排列顺序因人而异。但是，马斯洛明确指出，人们总是优先满足生理需求，再满足精神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最难以满足的。
众所周知，人是由需要来引发行为动机的。需要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指人们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行为科学家把促成行为的欲望叫做需要。需要随着人的自身发展和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需要的层次也不断改变，且因人而异。即使在同一时期内，人也有各种各样需要和动机，它们发生相互作用，并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形成复杂的需要动机模式。不同的个人面对同一个环境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反应，或者不同的个人对环境的适应行为之所以有所不同，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个人的需要不同。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便会用自己的行为去追求需要的实现。由于个人的需要不同，因此人们的行为也各不相同。人的需要一直处于满足与不满足的矛盾运动中。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能否成为人的需要，取决于它与人的需要之间是否具有某种联系。金钱如此，邪教也一样。因此，需要有正当和非正当之分：当一个人的需要至少不危害人类社会、国家、集体及他人时，是正当的；反之，则是非正当的。显然，信奉邪教是非正当的需求。各种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人们的种种需要，靠编造一些歪理邪说去迎合人们的需要，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需要层次理论的角度来看，人们信奉邪教，主要出于以下几种需要：
一、祛病强身、延年益寿和安全的需要
人生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自己的生命，最令人担忧的也是自己的生命。我国以伦理为特色的民族文化比较注意养生和重生之道。例如，儒家讲“天之大德曰生”，“上天有好生之德”，“生生不息”；道家讲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而治；佛家讲出世以摆脱世俗的苦海等都是重生、养生的表现。因此，我国的古代医学和健身功夫比较发达，历史上也有许多邪教以强身健体、治病救人的法术作为引诱的幌子。现代邪教利用人人都渴望治病强身、健康长寿的需要，宣称信奉邪教能治病、保健、长寿，尤其能治好久治不愈的顽症。甚至杜撰“功到病除”的假案例、假见证，灌输“信则灵，不信受(神)罚”的迷信思想。如李洪志宣扬“法轮功”可包治百病，说得了病不用花钱吃药，只要练“法轮功”，就可以“消业”去病。这对社会上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老体弱者和弱势群体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实际上，多数“法轮功”练习者的初衷就是祛病强身、延年益寿。邪教还利用人的恐惧心理，对信奉者进行欺骗和精神控制。安全需要是人的一种重要需要，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后，安全问题就提到了重要的位置。因此，世界各国邪教组织都以环境破坏、核战争、彗星撞地球、宇宙大爆炸等为借口，编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谎言，造成心理恐慌，从而对信徒进行恐吓和精神控制。如李洪志鼓吹“末世论”，并宣称只有他及“法轮功”才能帮助人们渡过“末世浩劫”。同时，他还散布“形神俱灭”论，说他自己有无数“法身”，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可出入多层空间，有着巨大的法力，能对“法轮功”痴迷者进行保护。如果不练“法轮功”，就会沦为常人，就会被业魔夺走性命，形神全灭。这些谎言使痴迷者对李洪志和“法轮功”心存敬畏，结果被禁锢其中而难以自拔。
二、摆脱失落、孤独，达到社交及和谐人际关系的需要
人是社会的人，人需要参与社会实践，过团体生活，与他人进行交流，并在交流中得到爱、关怀、尊重、承认和归属认同感。马斯洛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有一种要求归属于一定集团或群体的感情，希望成为其中一员并得到相互关心和照顾”，且“希望有知心朋友，渴望在团体中与他人之间建立深厚的感情，保持友谊和忠诚”。人们心理上的这种相互需求，就是社会心理学上所称的“社会归属”和“社会亲和”心理。这是人最基本的一种需求，是人的一种十分强烈而持久的社会行为动机。人离不开群体生活，人需要依赖：幼时随同父母，长大后则在不同的生活圈中建立个人与他人交往的关系和依靠力量。此外，任何人都有依赖感。人的依赖感是与信赖感相联结的，而信赖感则是信仰追求的心理基础。倘若不知道依赖感和信赖感是客观规律的制约在人心理上的反映，就会对控制人的外部力量产生盲目服从的宿命思想，进而会把人的目的性创造观念推广到依赖对象上去。结果对自然界的依赖导致自然崇拜，对社会力量和某些人物的依赖导致偶像崇拜和神灵崇拜。邪教往往抓住这一点，利用人的社会交往与归属的需要，吸引控制信徒。邪教组织一般制造信徒之间平等的假象，在邪教组织中，让信徒之间平等相待，互相关心，互称“兄弟”或“功友”，使他们得到了在社会上一时得不到的关怀、温暖与尊重，进而使人际交往与归属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的就业方式和个人与组织的联系较过去有了较大的改变。表现：
1、社会竞争激烈，人们忙于工作、学习而疏于交往；农村因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之间的来往减少；城市因企业改制、竞争，有的职工下岗，有的则自谋职业，他们与组织的关系变得十分松散。过去那种工作、生活、学习有人管，遇到问题找组织，福利待遇有保障，碰到困难有领导慰问、组织关心的状况有所改变。
2、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组织对人的控制有所放松，人们有了较大的自由和更多的独立性。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由意味着孤独，独立意味着疏离”。例如，个体在摆脱社会组织的束缚的同时，也失去了社会组织所给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3、商品经济的发展，使部分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市场上的商品，也是一种相互交换、相互利用的交易，缺乏真情实意。
4、部分单位只抓生产管理，只要经济效益，只重改善员工物质生活条件，忽视了本单位的“团体精神”、“团队文化”、“团队意识”建设，忽视了员工的文化、精神、心理需求的满足。
5、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农村的城镇化、住房的高楼化，娱乐靠计算机、电视机，人们在生活中自然交流的机会逐渐被栋栋高楼、层层铁门阻挡而减少，往往是“门户相对”，但“老死不相往来”。
6、随着子女减少，住房条件改善，家庭出现小型化，儿女自立门户，单独居住，血亲交往越来越少。
7、主流文化建设存在缺陷，如忽视对个人的现实人文关怀；缺乏对弱势群体的价值支持和心理关怀；过多地鼓励竞争，颂扬强者；过多地关注公众生活，而把个人生活领域留给了传统，靠传统价值观念去支持，甚至干脆付之阙如等。上述情况的存在，使一些人在心理上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失落、孤独感，进而在心理上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负性情绪。这些人渴望归属到一个群体组织之中，以便获得更多的人际交流排遣孤独和空虚，寻求群体认同和归宿，以得到更多的思想关怀和精神慰籍。当正常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不能很好地实现和满足人们的需求时，人们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求满足的机会，有时会错误地选择了邪教。而邪教也常常以满足信徒的社会归属和社会亲和心理来吸引信徒。
事实上，人们的现实需要单靠科学和科学精神往往难以充分满足。科学一时办不到的恰恰要由人文精神来补充。历史表明，先进的文化只有在充分大众化之后才有活力；基于个人现实关怀的文化观念更易于被接受；只有讲科学的发展观，讲以人为本、协调、全面发展才是正确的。[Page]
三、心理平衡的需要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普遍得到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这是一定时期社会发展进步的必需。由此而导致的人们心理上的不平衡，是一种正常的客观存在，有时会起积极作用，其负面作用可看作社会发展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然而，如果忽略了由此引发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社会将会付出过多的代价。心理不平衡和社会在克服平均主义之后出现的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增加了一些人的内心不满。同时，由于可以见到的财富、机会等刺激因素的存在；权钱交易、不正当手段暴富、腐败问题；流动人口以及影视媒体对高消费过分渲染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在心理上加重了人们的不平衡状态。处在这种状态的人为了寻找出路，多数可能会相信科学的力量，可能会信仰唯物主义，但也可能有人会信仰神秘主义、玄学，会信仰一个万能的上帝，甚至可能会选择加入邪教等等。这些不同的选择尽管方向性根本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但对个体来说，都有恢复心理的平衡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不同的选择的心理意义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尽管有的选择是反历史、反科学的，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对个体仍具有心理学慰籍的功能。对那些因信念偏差而加入邪教的人来说，邪教能提供超自然的避难所，使精神得到某种安慰，达到心理平衡。例如：
1、邪教信奉者通过转移自我视线，幻想能获得神灵的保佑和赐福，可以使失衡的心理得到一时补偿。
2、邪教信奉者经常参加有关活动，信徒间互相交流和分享神灵保佑体验和降福喜讯，相互倾述和分担人间的辛酸，从而建立新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找到新的社会支持源。
3、由于邪教是以超自然力量为基础，其活动具有神秘色彩，因而带有很强的感染性和欺骗性，使人极易受暗示：人相信了神灵，就觉得增强了自信，找回了胆量，找回了自我，达到了心理平衡，得到了心理慰籍。
四、弥补精神空虚和逃避社会现实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的利益驱动力日益彰显，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享乐意识、金钱意识、法律意识等日益增强，而传统的政治意识、道德意识、集体意识、理想意识等日益减弱，甚至连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仰都受到很大的冲击，长期以来支持着人们思想行为的理想信念在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下发生了裂变。多元文化与多元价值观念的存在，使大众层面的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的挑战。传统的理想、信念、信仰与变革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差异、不对称，甚至某些反差使人们常常陷入之迷惘之中，一时无法适应社会的剧变，感到无所适从，形成复杂的心理状态，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归附的境地。急躁、彷徨、迷乱、不稳定感、不安定感使人们信仰缺失，甚至真空。也就是说，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但精神却很空虚，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信仰危机和社会心理的某些“空白”，出现精神空档。而人的精神一旦存在空白，必然会有另一种精神填充物来补充。人们迫切需要新的价值观念作为基点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这时邪教描绘出了一幅与现实世界不同的所谓“美好世界”。结果，一些人到邪教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在社会转型、竞争激烈的时期，一些意志力薄弱的人面对下岗失业分流、裁员，往往觉得生活无情、命运无常，并产生逃避现实以放松自己的想法。还有一些人，对现实和自身处境不满，又无力改变现状，于是沉溺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虔诚祷告之中，祈盼来世有一个好的归属。在错误的选择下，有的人离开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加入了邪教。[Page]
五、满足畸形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
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的和所要实现的人生价值。对自我人生价值的片面追求，也有可能成为一些人偏向宗教迷信的心理动因。对人生目的和价值的理解不同，导致了自我实现需要的多种类、多层次性。但无论哪种需要，都得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一种自我实现的途径。就其自我实现的途径而言，一类是坚信社会和自身的力量，通过组织和自我设计、个人努力而达到自我实现；另一类是不相信或不太相信完全依靠独自的力量能够实现奋斗目标，而寻找超我的力量来达到个人目的。这类人在寻找超我力量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人和社会；当从他人和社会中得不到足够的关心和帮助时，就会对现实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企求从非现实的世界，即彼岸世界中寻找自我实现的神奇力量。于是，所谓“得道”、“成仙”、“圆满”之类的虚拟境界，就成了这些企求者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而这些企求者的政治野心和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多出于畸形的需要。这也是邪教教主和信徒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以满足其物质、精神需要的原因。
六、升天圆满、成神成仙的需要
我国有崇拜迷信文化的社会基础，各种封建迷信、乱力怪神有着数千年的积淀，人们头脑中祖先崇拜、相信命运与鬼神的观念根深蒂固，形成了“偶像崇拜”的社会心态和幻想升天圆满、成神成仙的心理。今天，不同程度地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迷信意识，当遇到事业的挫折、情感的波折时，会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很容易地产生盲目的、非理性的信仰崇拜。而邪教往往不失时机地迎合了这种需要。
总之，人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但人类不需要邪教，许多人错误地信奉了邪教，是邪教组织利用了善良人们的需要。对于贫困、想长寿的人，邪教宣称只要信教，便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对于对安全有担心的人，邪教宣称只要信教，在“世界末日”到来时便能幸免于难；对于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人，邪教宣称其组织是“理想的世界”、“天堂之国”；对于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的人，邪教宣称只要信教，便能通过修炼达到“更高的境界”，获得“超凡的能力”；对于高级知识分子，邪教委以重任，要求其为实现“理想的社会”出钱出力，让他们有使命感和自我实现的成就感；对于普通老百姓，邪教在开始之初给予其家庭般的温暖，让其有归宿感，等等。邪教用种种诱惑编织成了一张密密的网，撒向每一个对邪教缺乏辨别力的人。一旦有人误入这张网，邪教便用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思想给予控制，使人们很快丧失判断力，对邪教笃信不疑。因此，善良的人们必须时刻警惕。
（作者单位：临沂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