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滋生蔓延的原因分析及治理对策初探
邪教自古就有，新中国成立后，在高压打击下，邪教基本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由于各种思潮的激荡，人们思想日趋活跃，邪教又沉渣泛起，且快速发展和蔓延，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已是当前处理社会问题的紧迫任务之一。
一、邪教滋生蔓延的原因剖析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邪教在中国死灰复燃，并呈迅速蔓延之势，大量群众被卷入其中，邪教问题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邪教问题已相当严重
在我国历史上，秘密教门最早出现的是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民国年间，秘密教门转化为各种会道门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封建、落后的秘密结社基本消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繁荣，人们的思想也日趋活跃，能够也愿意接受一些新鲜的事物和新的思想观念，这也为邪教组织的歪理邪说制造了可乘之机，各种邪教组织开始发展坐大，对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明显。邪教组织大搞教主崇拜、精神控制，通过编造邪说、秘密结社等方式敛财渔色，达到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目的。当前的邪教问题呈现出“三多”的特点：一是邪教组织多。除“法轮功”邪教组织外，还有其他冒用宗教名义的邪教组织。二是涉邪人员多。三是违法犯罪活动多。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从未间断，而且方式不断翻新，越来越隐蔽、越来越专业化。尤其是“法轮功”等邪教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和支持，变成各种敌对势力的“领头羊”，危害极其严重。邪教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一种具有危害性、对抗性的破坏力量，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严重破坏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社会风尚，也严重干扰了广大群众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更为严重的是受西方反华势力利用支持的邪教组织对我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直接威胁我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政权。
（二）人们信仰邪教的外部原因
一是宗教知识缺乏。人对信仰的需求是天生的，自从人类有了思维，就有了朦胧的宗教意识，就有了对信仰的探索和追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物质文明建设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信仰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呈多元化、复杂化趋势。不同的宗教往往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需求，于是假宗教而行的邪教便有了极其广阔的“市场”。历史上，邪教问题反复出现、大量出现、长期作用也就有其客观必然性。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出现剧烈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大幅度调整，理想信念也因此受到动摇，甚至出现迷惘。在人们对宗教知识本身非常缺乏的情况下，邪教便得以乘虚而入。二是科技知识缺乏。邪教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而科学则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因而只有科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思维、科学的方法、科学的实践才是战胜邪教的唯一法宝。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精神已经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科学知识的普及还任重道远，加上现有科学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这就为邪教客观上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三是文化体育知识缺乏。人们对邪教的追随开始往往出于功利，如治病、健身等。强身健体的愿望本是人们共有的，但由于人们对于生命现象、生命规律及强身健体途径等常识的缺乏，社会文体知识普及的不力，许多人于是误入歧途。四是识别邪教知识缺乏。邪教都是以宗教的面目出现，因而具有欺骗性、迷惑性。过去由于对识邪防邪知识普及不够，人们普遍缺乏对邪教认识的本领，很多人是稀里糊涂信邪教，稀里糊涂被劳教，甚至还认为是政府搞错了，对邪教的本质、对邪教的危害、对邪教发展的必然结果缺乏起码的认识，导致不少人误入歧途。
（三）人们信仰邪教的内部原因
一是生活有困难。一些人因为谋生能力较差，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而走向贫困；一些人因家庭出现天灾人祸而陷入困境；还有一些人因经商或投资失误走向破产；更多的人因为收入增长缓慢而负担（如教育、医疗、婚丧等）不断上升陷入了相对贫困状态，转而向邪教寻求帮助。二是地位有变化。有的因退休从领导干部变成普通市民；有的因企业改制从工人老大哥变成了无业人员；有的因工作受挫折，郁郁而不得其志等等。社会地位的变迁改变了其生活轨迹或原有理想，转而从邪教中寻求解脱。三是信仰有缺失。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给社会成员带来了空前的心理压力，社会原来的价值体系遭到破坏，不少人出现了心理失衡和不安全感，产生了心理真空、信仰危机，而这时邪教适时出现，人们转而从邪教中寻找慰藉。四是工作有失败。有的人因工作中处理不好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受挫；有的人因仕途不顺而不平；有的人因投资失误而亏本；有的人因创业无门而颓伤。凡此种种，一些人转而从邪教中寻找麻醉。五是思想有痛苦。工作的不顺、婚恋的失败、病痛的折磨、生活的艰辛，必然带来思想上的痛苦、精神上的失落、信仰上的迷惘，于是内心便需要一种信仰来解脱，比一般宗教更加“推销有术”的邪教便有了很大的“消费群体”。
（四）邪教组织的欺骗过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局面，各级各部门对此准备不足，研究滞后，甚至出现了盲区。而此时“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却有了“深入”的研究和“精心”的操作。他们以现代“救世主”的面目出现，从小恩小惠、精神安慰入手，一步步将信徒带入了邪教的陷阱。一是物质上的接济。对于生活有困难的群众，邪教组织总是从小恩小惠开始，通过教内救助等形式，吸引、感化社会弱势成员。这一招虽是平庸，但因为披着“慈悲”、“渡人”的光环，却也屡试不爽。二是治病强体的吸引。“法轮功”等邪教大都有一套自己的“功法”，或源自传统的气功或自己胡乱地“创造”，“动”“静”结合，从运动学的角度讲，天天习练，对身体确有好处，加上心理上的暗示，对那些渴望治病强身的人来说，有如久旱逢甘霖。三是情感上的交流。人是群居动物，渴望交流，邪教组织把那些有功利或精神需求的人组织到一起，为他们搭建了交流思想、交流情感的平台，通过反复“颂经”、“发正念”、“悟道”等不断强化修练者的心理暗示和对教主的崇拜，逐步达到控制信徒精神的目的。由于经文中大都窃取了宗教中的一些名称，篡改了宗教的教义，掺杂了许多封建迷信的元素，使许多人深信不疑，甚至无怨无悔地上当受骗。
二、治理邪教的对策建议
总结几年来我们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的得失成败，我们认为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有新的突破。
（一）要在处理好就事论事与谋略取胜的关系上有新突破
中央宣布取缔“法轮功”邪教以来，我们采取打击、宣传揭批、教育转化等工作方法，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邪教组织职业化、地下化、特务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策略上的调整，不以谋略取胜，防范邪教工作将越来越难做，越来越被动。审视过去七年来的工作，我们感到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重新思考：一是模式有缺陷。沿用惯用的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工作模式，其结果是急时有人管，缓时无人问，越来越不适应社会整体形势变化发展的需要，自然也就不适应反邪防邪斗争本身的需要。二是工作单打一。就事论事，就邪教论邪教。客观上有拉抬邪教身价之嫌，工作上产生了重治标轻治本，满足于“不出事”。三是思路受束缚。全局问题局部化，社会问题部门化。邪教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一个影响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大局中的社会问题，反映的是社会新型时期老百姓精神要求的变化与发展，对这一问题研究滞后。而国际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关切”与利用，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不引起高度重视，系统化问题没有采用系统化方式来解决，要从根本上铲除邪教，很可能是一厢情愿，甚至是鲧公治水，越治越泛滥。处理好就事论事与谋略取胜的关系，必须跳出邪教看邪教。要透过邪教问题，研究邪教现象，把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放到“改革、发展、稳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格局中思考、研究、解决。必须社会问题社会化。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贯穿于各级组织、宣传、政法、统战、纪检等各个部门，比如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转体为党委群众工作部，归口管理宗教、文化、工、青、妇等工作。必须以人为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认真研究社会转型期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关心什么，需要什么，然后通过建设性工作开发、满足和引导。如开展唯物主义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开展科普教育，树立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发展文体事业，充实群众生活，增强人民体质；发展卫生养老事业，解决老百姓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加强社区建设，建设和谐社区等等，这样才能不断挤压邪教生存空间，从根本上铲除邪教滋生土壤。
（二）要在重新认识、准确定位宗教工作和邪教问题上有新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剧变，邪教问题几乎绝迹，宗教问题也作为“封资修”的一部分受到挤压，特别是在“文革”以后，在非少数民族地区，几乎淡出人们的社会生活。正因为如此，对宗教的研究，出现了断层，对宗教问题的认识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人们的盲点。邪教问题更是为大多数人所不知。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化的多元化、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必然带来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宗教问题以及邪教问题渐渐浮出水面。我们知道，宗教充满着对生命本体、对人性、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对于生命的安立等我们讲得很少的问题，宗教讲得很多；我们讲得令人将信将疑的问题，宗教假借神之口让人坚信不移；我们使人虽然相信但难以坚信的问题，宗教却假借神之力使人乐此不疲，无怨无悔。这就使得宗教有很强的约束力、凝聚力、诱导力、教化力。如果说，物质是一种力量，文化是一种力量，那么宗教也是一种力量，冒用宗教名义的邪教也是一种力量，只是这种力量有建设性和破坏性之分罢了。邪教得以存在、蔓延与发展，也是利用了宗教的这种软力量，并通过歪曲宗教教义，达到控制教徒精神、敛财渔色、反抗统治等目的。作为“异化”的宗教，它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解释世界的，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因而从本质上说，与邪教的斗争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是先进文化同落后文化的斗争。宗教对于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有利、有弊，而邪教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实情况是，信仰各种宗教的群众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激增，而邪教则作为一种世界性顽疾，也是打而不死，甚至越治越顽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从根本上影响人们思想行为的社会问题，过去我们对此知之甚少、研究甚少，对其未来发展产生的社会影响力评估不足。我们在此呼吁，要重新审视、重新定位宗教工作和反邪防邪工作的地位！要把它作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把它置于全球化、民主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并重新定位。
（三）要在全面完善反邪防邪工作机制上有新突破
一是转型为社会管理部或群众工作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管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原有价值体系和信仰体系的打破或改变，新的体系尚未建立健全，群众工作出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等情况。成立社会管理部或管理群众工作部，归口管理工、青、妇等社会团体及基层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邪教问题的防范和处理。二是转型为危机管理中心。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各种复杂局面，归口管理各种突发性事件的处理等，这也比较符合国际通用做法。三是与稳定办合并成立大稳定办。归口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涉及稳定的所有工作。要对现有反邪防邪机制作全面完善。防范和处理邪教长效机制的建立要着眼于硬件和软件建设两个方面。硬件建设是指人、财、物的保障要到位，软件建设是指责、权、利相统一。没有必要的工作硬件设施做保障，或者只讲责任，不赋予与责任相称的权力，或者没有使权力得以实现的程序、制度作保证，长效机制是很难建立起来的。一要加强硬件建设。工作经费方面，要参照普法的做法，设定人均最低经费标准。机构编制方面，县区一级要参照政法委编制执行。交通设施方面，要统一作最低限度的配备。二是加强软件建设。在案件侦破、批捕起诉、案件审理、监所管理、出入境管理、人户分离等各环节、各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设定相应的程序给予保障。如涉邪案件的协调、出入境人员管理及培训等，中央要有明确规定，或设定相应程序。七年反邪防邪工作，我们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还存在一些事关工作全局的深层次问题，反邪防邪工作事关执政基础、事关社会政治稳定、事关经济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现在是到了重新回顾、重新审视、重新定位、重新谋划的时候了。大思路才会有大格局，才会有大起色。让我们共同努力，把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做得更好。[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