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协会的发展在反邪教工作中的作用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农民始终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在社会中的作用构成了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关键因素。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深入开展农村反邪教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就应该以农民利益为重，从农民情感和立场出发，联合全社会力量，协助农民们营造一个更为广阔自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便是防范抵御邪教工作的最根本的前提和保障。
一、目前农村的状况与反邪教工作的艰巨性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决定着反邪教工作的复杂性，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寻求新的工作思路。
（一）干群关系问题突出，是影响农村反邪教工作的主要因素
村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干部，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此，各级组织在对待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上往往是采取宽松、低要求的态度，这使得一部分干部形成了一种听不得不同意见、个人说了算的霸道工作作风，被群众称为“土皇帝”、“地头蛇”；有的村干部在村民自治的幌子下，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作风粗暴、贪污腐化，造成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发干群关系尖锐对立，也就很难在群众中树立起权威性和感召力。虽然村干部的这些表现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却严重影响了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反邪教工作的实效。
（二）农村社会化管理水平低，农民们处于松散无组织状态，是农村反邪教工作的障碍
据我们曾经做过的调查显示，有71.2%的农民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知道“1号文件”的；只有20.7%的人是通过村委会知道的；通过报纸知道的仅占1.9%。很显然，广播电视是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不畅通，农民们缺少积极的外部信息的鼓励和推动。数据显示，有11.5%的村民认为“人们普遍感到无着落。生活提高了，人的素质降低了，觉悟也不如以前高。”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客观上降低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强化了农民一家一户的个体观念，弱化了义务观念和国家、集体意识。另外，目前在农村有些知识文化的青壮年大多去了城里打工，农村已经相当缺少可以推进自身进步的青年带头人，在相对弱势的青年农民中积极的正气难已形成，而就目前的农村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力量来讲已经无力再把农民们组织起来。农民们这种无组织状态，势必对农村反邪教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三）农民信仰需求层次较低，具有多样且盲从特点，这增加了农村反邪教工作的复杂性
神灵（或鬼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蒙昧崇拜。在农村很多人认为，不论是痛苦忧虑还是高兴快乐的时候，都会有神灵在庇佑或惩罚。所以，不论是何方神灵，只要能在现世里“救苦救难”，能保佑自己升官发财、生活平安，就供奉、膜拜。这种以泛神灵信仰心理为基础的民间信仰活动，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多样性和盲从性。严格意义上说，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民间的泛神灵信仰者。但是，无论是宗教、伪宗教还是邪教，都可能从众多无序的农村社会民间信仰群体中获取其发源的力量，这无疑增加了农村抵御和防范邪教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四）农村文化供给严重不足，影响了农村反邪教工作的力度
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极为低下，许多地方的文化馆（室）无法使用，图书购买的经费极少甚至没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精神郁闷麻木。这是公共财政资源严重短缺的直接后果，也使得我们的农村反邪教工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缺少手段和常规性计划，影响了农村反邪教工作的力度。由于贫困导致的各种信息载体如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的缺乏，农村信息流入很少，必然导致农民既没有外来的精神支持，也没有内在的精神生长的可能。在这种状况下，极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企求神灵的庇护，寻找“新奇”的刺激。更应该看到，数亿的农民长期地远离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他们对制度和秩序等外在压力抱有生疏和恐惧心态，这会使一部分人因为害怕和不适进而产生出盲目的仇恨并转化为破坏现代文明的内在冲动，构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Page]
（五）农村教育的落后给反邪教工作的深入进行带来困难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因为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回到家乡，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处境。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一项调查显示，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87.8％。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趋势，对农村人口的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农民产生了进一步学习知识、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教育体系的不完善，使他们的教育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其最终结果是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中、初级专门技术人才偏少，农村经济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影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使教育与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相脱节，造成教育在育人、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目前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会给反邪教工作的深入进行带来困难。
二、农协为反邪教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工作平台
解决农民问题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各种农民自己的公益协会。目前称为专业协会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它们大都在一村或一乡范围内，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自我管理、自谋发展，上联市场，下联农户，融产供销为一体，并逐渐成为市场的主体。他们在维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它的发展和壮大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一）各级农协的建立已初步形成网络，为反邪教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工作平台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发展初期，农民的合作意识也还不够强，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保护性补贴、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信贷支持、人员培训等手段来扶持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强有力举措仍需要一个过程，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已初步形成网络。如黑龙江省富锦县的西瓜种植协会、马铃薯种植协会等，形成了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动、培训交流、自我管理的服务体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让农民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这不仅使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在一起的农民们在互帮互助，共谋出路中增强了合作意识和集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化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各级科协与农协的紧密联合，为反邪教工作开辟了通畅的工作渠道和平台。
（二）通过反邪教协会与各级科协和农协的协同工作，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支持的力度
农村的最大贫困是精神贫困。“扶人先扶志”，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要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支持，增加信息流入。我们知道，日本农业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很快，并于80年代取得了与美国相同的农业增长率，一举跨入高效农业国行列。这要归功于在日本农村普遍建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农协。正是农协做到了能在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信息、利益等方面满足农民的各种需求，通过自己举办的各项事业和卓有成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使日本的家庭式农业演变为集约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这其中包括农村文化的推动。在我国农村发展中就要特别注重农村的综合性发展，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进步，从农民的道德公共意识的增长、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培育、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再到农村教育变革、环境的改变，这些东西的互相促进功能是必然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反邪教协会应当联合各方力量，利用科协农协的联合网络渠道展开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Page]
（三）通过反邪教协会与各级科协和农协的协同工作，建立起农村农科教结合的教育机制
尽快发展农村教育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农村持续发展的大事。通过反邪教协会与各级科协和农协的协同工作，建立起农村农科教结合的教育机制，在农村建立一个终身教育体系：建立成人教育学校，把扫盲与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开办职业学校（班），教授农业技术、加工技术以及实用技术知识；在农村中小学，结合教育改革广泛开展“小种植”、“小养殖”、“小制作”、“小实验”等勤工俭学爱科学、学科学的科学教育活动；在农村社区休闲文化的教育中，应大力协助城乡间的交流活动，发挥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同时要协助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村的文化站、图书室等文化服务设施和网络以配合农村社区教育；开展农村社区公德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口教育、环境教育、文化休闲教育系列教育课程，使农村逐步建立起包括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乃至老年教育在内的终生教育体系。如果说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科学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功能，那么，在科学启蒙教育中，科学将显示出其文化功能与教育功能。通过农协所建立起来的网络体系，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中进行农村社区的全员教育，逐渐培养起农民们与时代相符的科学信念、科学态度、科学能力和科学方法，使他们不仅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素质基础，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一、目前农村的状况与反邪教工作的艰巨性
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决定着反邪教工作的复杂性，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方式不可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在大的社会背景中寻求新的工作思路。
（一）干群关系问题突出，是影响农村反邪教工作的主要因素
村干部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干部，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此，各级组织在对待村干部的教育、管理和监督上往往是采取宽松、低要求的态度，这使得一部分干部形成了一种听不得不同意见、个人说了算的霸道工作作风，被群众称为“土皇帝”、“地头蛇”；有的村干部在村民自治的幌子下，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作风粗暴、贪污腐化，造成群众的不满情绪，引发干群关系尖锐对立，也就很难在群众中树立起权威性和感召力。虽然村干部的这些表现只是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却严重影响了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反邪教工作的实效。
（二）农村社会化管理水平低，农民们处于松散无组织状态，是农村反邪教工作的障碍
据我们曾经做过的调查显示，有71.2%的农民是通过电视和广播知道“1号文件”的；只有20.7%的人是通过村委会知道的；通过报纸知道的仅占1.9%。很显然，广播电视是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由于传播渠道的不畅通，农民们缺少积极的外部信息的鼓励和推动。数据显示，有11.5%的村民认为“人们普遍感到无着落。生活提高了，人的素质降低了，觉悟也不如以前高。”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客观上降低了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强化了农民一家一户的个体观念，弱化了义务观念和国家、集体意识。另外，目前在农村有些知识文化的青壮年大多去了城里打工，农村已经相当缺少可以推进自身进步的青年带头人，在相对弱势的青年农民中积极的正气难已形成，而就目前的农村基层政府和村委会的力量来讲已经无力再把农民们组织起来。农民们这种无组织状态，势必对农村反邪教工作产生不利影响。
（三）农民信仰需求层次较低，具有多样且盲从特点，这增加了农村反邪教工作的复杂性
神灵（或鬼神）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蒙昧崇拜。在农村很多人认为，不论是痛苦忧虑还是高兴快乐的时候，都会有神灵在庇佑或惩罚。所以，不论是何方神灵，只要能在现世里“救苦救难”，能保佑自己升官发财、生活平安，就供奉、膜拜。这种以泛神灵信仰心理为基础的民间信仰活动，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多样性和盲从性。严格意义上说，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数并不多，绝大多数是民间的泛神灵信仰者。但是，无论是宗教、伪宗教还是邪教，都可能从众多无序的农村社会民间信仰群体中获取其发源的力量，这无疑增加了农村抵御和防范邪教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四）农村文化供给严重不足，影响了农村反邪教工作的力度
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极为低下，许多地方的文化馆（室）无法使用，图书购买的经费极少甚至没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精神郁闷麻木。这是公共财政资源严重短缺的直接后果，也使得我们的农村反邪教工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缺少手段和常规性计划，影响了农村反邪教工作的力度。由于贫困导致的各种信息载体如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的缺乏，农村信息流入很少，必然导致农民既没有外来的精神支持，也没有内在的精神生长的可能。在这种状况下，极易产生“先入为主”的思维习惯，企求神灵的庇护，寻找“新奇”的刺激。更应该看到，数亿的农民长期地远离现代化的文明进程，他们对制度和秩序等外在压力抱有生疏和恐惧心态，这会使一部分人因为害怕和不适进而产生出盲目的仇恨并转化为破坏现代文明的内在冲动，构成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Page]
（五）农村教育的落后给反邪教工作的深入进行带来困难
目前我国每年约有1000万左右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因为不能升入高一级学校而回到家乡，面临“升学无望、就业无门、致富无术”的尴尬处境。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一项调查显示，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其中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87.8％。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趋势，对农村人口的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农民产生了进一步学习知识、学习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教育体系的不完善，使他们的教育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其最终结果是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偏低，中、初级专门技术人才偏少，农村经济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影响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使教育与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相脱节，造成教育在育人、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目前农村教育的落后状况会给反邪教工作的深入进行带来困难。
二、农协为反邪教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工作平台
解决农民问题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组织起来，而这种组织形式就是各种农民自己的公益协会。目前称为专业协会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它们大都在一村或一乡范围内，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通过成员之间的互助合作，自我管理、自谋发展，上联市场，下联农户，融产供销为一体，并逐渐成为市场的主体。他们在维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它的发展和壮大在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一）各级农协的建立已初步形成网络，为反邪教工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工作平台
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发展初期，农民的合作意识也还不够强，政府通过税收优惠、保护性补贴、基础设施建设补贴、信贷支持、人员培训等手段来扶持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强有力举措仍需要一个过程，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已初步形成网络。如黑龙江省富锦县的西瓜种植协会、马铃薯种植协会等，形成了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动、培训交流、自我管理的服务体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让农民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这不仅使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在一起的农民们在互帮互助，共谋出路中增强了合作意识和集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它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促进了农村社会化管理水平。同时通过各级科协与农协的紧密联合，为反邪教工作开辟了通畅的工作渠道和平台。
（二）通过反邪教协会与各级科协和农协的协同工作，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支持的力度
农村的最大贫困是精神贫困。“扶人先扶志”，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要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支持，增加信息流入。我们知道，日本农业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很快，并于80年代取得了与美国相同的农业增长率，一举跨入高效农业国行列。这要归功于在日本农村普遍建立的农业产业化组织———农协。正是农协做到了能在生产、生活、物质、文化、信息、利益等方面满足农民的各种需求，通过自己举办的各项事业和卓有成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促使日本的家庭式农业演变为集约化、社会化、商品化的现代农业。日本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这其中包括农村文化的推动。在我国农村发展中就要特别注重农村的综合性发展，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进步，从农民的道德公共意识的增长、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培育、科学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再到农村教育变革、环境的改变，这些东西的互相促进功能是必然的，也是非常明显的。反邪教协会应当联合各方力量，利用科协农协的联合网络渠道展开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工作。[Page]
（三）通过反邪教协会与各级科协和农协的协同工作，建立起农村农科教结合的教育机制
尽快发展农村教育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农村持续发展的大事。通过反邪教协会与各级科协和农协的协同工作，建立起农村农科教结合的教育机制，在农村建立一个终身教育体系：建立成人教育学校，把扫盲与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结合起来；开办职业学校（班），教授农业技术、加工技术以及实用技术知识；在农村中小学，结合教育改革广泛开展“小种植”、“小养殖”、“小制作”、“小实验”等勤工俭学爱科学、学科学的科学教育活动；在农村社区休闲文化的教育中，应大力协助城乡间的交流活动，发挥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同时要协助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村的文化站、图书室等文化服务设施和网络以配合农村社区教育；开展农村社区公德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人口教育、环境教育、文化休闲教育系列教育课程，使农村逐步建立起包括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成人教育乃至老年教育在内的终生教育体系。如果说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科学显示出了强大的经济功能，那么，在科学启蒙教育中，科学将显示出其文化功能与教育功能。通过农协所建立起来的网络体系，在组织起来的农民中进行农村社区的全员教育，逐渐培养起农民们与时代相符的科学信念、科学态度、科学能力和科学方法，使他们不仅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素质基础，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促进农村社会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