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曾经对107个国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均国民收入在265美元至1075美元这一时期,往往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变动最为强烈,各种矛盾最为集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平衡协调最为困难的时期。现在,我国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所以,新世纪初叶,中国社会面临的加快发展的压力,深化改革的压力和稳定社会的压力,都将是空前的。要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建设十分重要,这是反邪教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有效遏制邪教在农村活动、防止群众受邪教危害的重要手段,是把反邪教工作“关口”前移,做好防范“文章”,做到预警在先,教育在先,控制在先的重要举措。
      一、文化的概念及在反邪教斗争中的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何谓文化。“文化”一词英文为Culture,来自拉丁文,其拉丁文的本义是“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和尊重”。“文化”一词,在我国的古代典藉中早就有之。不过,最初的“文”和“化”是分开使用的。“文”的本义是指色彩交错和纹理,在此基础上,“文”又有了用作动词指刺画花纹、修饰、撰述,用作名词指文字、文章典籍,礼乐制度、文德教化、法令条文等引申的含义。“化”字的使用在最初是指变化、造化、产生、习俗风气等,后来才有了融化、消化、泯除差别、趋同等引申的含义。我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关于文化,人类已经谈论了几千年,其定义由1920年的6个,增加到1950年的160多个,直到今天有关文化的概念已经不下300余条,至少在近期不可能有完全统一的认识,从广义来说,它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的角度看,它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差别是其内涵与外延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故又称“大文化”。狭义的“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部分,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所以又称之为“小文化”。笔者在本文所说的文化,介于二者之间,主要指狭义文化。
    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意义在于: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可供人类自由调配的,一般可分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在这三大资源中,物质资源是“死物”,人力和文化资源是“活物”,这三者虽互为因果,但由于文化资源决定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因而决定着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使用方向,文化资源的影响是巨大的。此外,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客观地存在着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如果三者相互协调,社会就会发展进步,形成稳定的结构;如果三者不协调,出现相互掣肘,社会就会停滞,产生消极与腐败现象,甚至会发生革命。这三个系统的共同作用过程中,会产生“木桶现象”。社会发展速度、水平,潜力主要由最弱的系统来决定,换句话说,木桶蓄水量的多少,由最短的木板决定。因而,三个系统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个系统的落后,都会影响其它系统的发展。并且,文化的重要作用还在于,它虽然是人的产物,但反过来决定人的思路,思路指导着人的行为出路,先进的文化起先进的作用,落后的文化起落后的作用。文化的重要作用也在于它能对人产生吸引、排斥或中立等作用,使人成为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文化的重要作用更在于它能与人产生心灵的共鸣。激发起人为之奋斗,甚至献身。古今中外,邪教的出现都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在反邪教的斗争中,重视先进的文化建设,才能夯实基础,铲除邪教赖以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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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所存在的制约因素
    当今时代,人类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真理。科学的力量越来越有力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使人们生活处处离不开科学,享受着科学创造的成果。为什么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一度时期,“法轮功”却能大摇大摆地横行于大江南北,大搞迷信,还有那么多的人自觉不自觉地相信,稀里糊涂地跟着走。当我们大力揭批“法轮功”,清除其危害时,又有其他邪教组织登陆温岭市,在企业主中发展成员,制造危害。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进步的、大众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没有到位,十分薄弱,与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相差甚远,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相差甚远。尤其是在农村,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以下几个调查报告、分析说明能给人以清楚的了解:
   (一)公众个体的自然科学素养低

     2002年5月至8月,台州市科协按照中国科协2001年和浙江省科协2002年进行的公众自然科学素养调查的方法,采取国际通行的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相结合模式,在台州市随机抽取了29个乡镇和街道观察点,对台州市公众(18-69岁)自然科学素养状况极其影响因素首次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台州市公众自然科学素养的比例为1.7%(每千人中有17人具备基本自然科学素养),与浙江省2002年的调查数据(2.1%)相比,台州市公众具备基本自然科学素养的比例低了0.4个百分点。显然经济发达的台州市公众的自然科学素养水平在浙江省范围内仍属于相对落后地区。即使是浙江省每千人中平均只有21人具备基本自然科学素养,也是不理想的。
   (二)公众个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低
    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课题组承担的2003年浙江省首届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及需求调查,历时一年,完成了对全省随机抽取的20个市县(80个街道、160个社区),共计1920个样本(年龄18-69岁)的入户调查工作,并进行了有效的数据分析处理。调查的主要数据表明:2003年浙江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水平指数为7.5%,即每千人75人达标。这表明本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水平处于一个很不容乐观的状况。本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的这种落后状况与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不相称,已成为我们建设先进的农村社会文化的制约因素。
    (三)宗教活动日益发展,信教群众与日俱增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方面,我国宗教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与我国文化的发展相互交融,既吸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营养,又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不少宗教文化的优秀成分,通过研究、整理和发掘其中的精华,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有益的;宗教道德中弃恶扬善、慈俭济人等内容,实际上与世俗道德是一致的,与我国现在提倡的社会公德也有许多契合的地方,尽管带有很重的宗教信仰特点,但对鼓励广大信教群众追求良好的道德目标仍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正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前进中的问题不少,发展中的矛盾很多,宗教通过对信教群众的心理慰藉,对稳定信教群众的情绪、调节信教群众的心理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看到,宗教中确实存在消极的一面。一些传统的宗教观念包含着消极遁世、乞求神灵护佑和封闭保守的成分,阻碍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宗教中一些消极的因素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引申,从而起到蒙骗信教群众的作用。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分裂祖国,破坏社会稳定事件屡见不鲜,影响人民群众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在经济先发地区的台州,寺庙香火兴旺,很多富起来了的群众,把钱投到建教堂、建寺庙上去。在台州已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就有1300多处。这一数字令知名的宗教界人士也感到惊讶。这还不包括2001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双整治”活动,拆除未批准的小庙小庵864所,改作他用3453所。建庙建庵耗费了大量钱财,影响了生产建设,造成资源浪费,使一些本来还不富裕的农村更加困难。更使人有所担心的是,如果按照平均50名信教群众筹资建一所小庙小庵,那么这部分信教群众,有20多万人,加上已登记的20多万宗教信徒,那么信教群众约占台州人口的十分之一。而这部分人,由于在家庭中相对有经济实力、有地位、有能量,因而又会影响小孩和周围一些人,因而信教群众人数仍在增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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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宪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我们在积极努力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但宗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我们共产党倡导的科学世界观、人生观是有区别的。境外宗教势力在多方面进行渗透,其根本目的是企图使宗教特别是西方社会主流宗教逐渐成为我国群体精神生活的主流,动摇我们党倡导的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人已经公开叫嚣,“如果30年内大约有20%-30%的中国人能成为基督徒,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基督教的世界将占主导地位”,并“在许多方面改变中国的性质,这同时将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现在,我们从基层调查的情况看,一些干部至今对宗教工作还存在认识上的模糊和实践中的误区。一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指导下(这本身没错),忽视宗教工作或没有引起重视,总认为,正事都忙不完,哪有心思管宗教,一句话,把宗教工作打入“冷宫”,抛到九霄云外,认识不到宗教工作在基层工作中的重要性。二是对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知之甚少,对宗教的神秘感又不敢触及。信仰上的不同和忌讳心理,对信教群众存在歧视现象,有的对宗教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有的基层干部则认同或部分认同宗教的思想,相信或半相信神佛鬼怪的存在,言行或多或少地受控于宗教的消极观念,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远离它、放任它,不去管、不愿管。三是缺乏政治意识,忽视宗教对社会消极影响的一面,忽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和对宗教教职人员的教育引导。对宗教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换旗过程中的作用熟视无睹。

    (四)乡村迷信文化影响仍然存在。邪教仍有生长的基础、生活的土壤、活动的舞台、出现的条件,这也是我们防治的难点
    由于人是有限的存在,随时都有可能陷入无常、失落、虚无,这就决定了人需要有某种形式的心灵慰藉。这就为迷信活动提供一定的想象空间和无限编造的天地。有着数千年积淀的各种封建迷信,神怪及各种民间的亚文化,经过现代包装乘虚而入,抢占思想阵地,搅乱人心。由于管理的疏漏,看相、算命、占卜、风水等弥散在乡村的各个角落。传统文化又将对已故长辈的思念和神鬼结合,使有神论观点有浓厚的土壤。在许多地方敬神信鬼,群众乐于出钱出力,搞得轰轰烈烈。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曾多次进行破除迷信活动,但效果不尽人意。仅台州市2001年就清理了未经批准的小庙小庵4317所。由于迷信活动的猖獗,像李洪志之类自称为“神”,经现代包装的封建迷信、巫术与邪说歪理,往往能欺骗不少人,填补其信仰的失落及精神的空虚。正因为如此,台州市某县级市农村,2005年“五·一”前后,在连续五年的严打高压态势下,还发生大面积散发、张贴、投寄“法轮功”非法宣传品事件,经公安机关侦查,抓获涉案人员34名,其因果关系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五)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到位
    在农村,一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思想观念、传统习俗、伦理价值观现在还依然根深蒂固,甚至禁锢着广大农民的头脑。
1、少数农民精神生活空虚,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得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如卖淫嫖娼、吸毒贩毒、拐卖妇女儿童时有发生;一些格调低下的文化消费大行其道,农民苦不堪言,但为了“面子”,为了能在这陈规陋习中获得暂时“欢乐”,也要消费。更有个别农民,为贪图一时的欢乐搓麻将、赌博、吃喝玩乐,不惜借债,甚至倾家荡产。
2、部分农民道德素质不高。尤其是少数青年农民,传统道德没继承,新的道德没养成,表现在社会、职业、家庭道德方面,行为不规范。妇女由于在生理上处于弱势,因生育、性格、文化程度等原因受到种种歧视,甚至遭受家庭暴力,身心受到摧残。2003年,台州市各级妇联接待妇女信访案件906件,其中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有221件,占四分之一。在一些农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封建迷信活动参与者多数为农村妇女尤其是老年妇女,占70%以上。一些妇女宁愿去烧香拜佛,也不愿意参加一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农村成为“法轮功”、封建迷信等活动的滋生地。另外一些失地、下岗妇女精神空虚,聚众赌博的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家庭和睦,败坏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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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农民法律知识知道不多,法律意识不强,甚至对法律部门有畏惧心理。因而当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不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冤死不告状”的心理存在。有的农民触犯了法律,不是运用法律解决,而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私了”,或者借助家族势力、地方恶势力出面“摆平”。现在,一些农村治安状况堪忧,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现象严重,农民缺乏安全感。如此等等,在农村造成恶劣影响,归根到底是教育上的失误,精神文明建设没有到位,这些都增加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建设难度。
   (六)农村组织制度组织网络建设没有到位
改革开放以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忽视了基层政权建设,忽视了村规民约及各项制度的建设。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生产经营由原来的以生产队为单位转变为家庭农户为单位,这在客观上使得农民群众参与集体活动,接受集中教育的机会大大减少,致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出现了“断层”,向农民群众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缺乏力度,流于形式。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鼓励广大农民同邪恶势力、封建迷信及法轮功等邪教作斗争,宣传教育工作软弱无力。
     三、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若干思路建议
     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形成合力才能完成。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达到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社会安宁的基础性工程。应该充分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对邪教的一场全面斗争。
       (一)要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第一,要充分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步骤,不只是一个经济指标,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广阔领域的奋斗目标。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为此,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造、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良好氛围,使那一小部分社会成员从邪教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是进入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所以,反邪教斗争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做的工作;把当前正在进行的反邪教斗争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部分,对正确把握反邪教斗争的必要性、对有效地展开反邪教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要充分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与反邪教斗争的关系,使反邪教斗争在更广阔、更深入的程度上奠定必胜的基础。邪教的出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根源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历史的方方面面,而且具有相当的顽固性,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反邪教斗争与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结合起来,进一步清除其影响和余毒,才能达到预期结果。第三,要充分认识到邪教活动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危害性,把反邪教斗争建立在科学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上,以形成新时期思想文化建设上“破”与“立”的良性关系和发展态势。在集中精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邪教势力没有死心,邪教活动还会出现,这对集中精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然造成极大危害,及时地发现和坚决地解决邪教问题,减少邪教活动带给社会的危害,在现实生活中形成对于邪教活动的预警系统,是占有一定位置的重要工作。在对邪教的斗争上,必须多方配合、协同作战、处理及时、不留后患,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在思想建设上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树立“破要彻底、立要长期”的观念,对“法轮功”之类的歪理邪说及其思想流毒进行全面清除和深入批判,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局面。[Page]
   (二)强化在农村的科普宣传力度和社会科学普及工作,提高农民对邪教的鉴别力和危害的认识
思想文化阵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愚昧迷信的东西就要去占领。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采取多种形式,理直气壮地向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思想始终在我国人民中占主导意识。结合对“法轮功”问题的总结反思,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人生信仰,增强识别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和各种伪科学的能力。针对当前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组织一些有声势的科普宣传活动,尤其是对邪教可能出现的4种场合,即:第一,在科学暂时还无能为力的地方,例如面对灾害和死亡他们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第二,在科学探索感到困难的地方,例如涉及生命的本质、宇宙的起源,它们以新学说的创立者出现。第三,对于具有随机性的复杂系统,在因果关系不确定的地方,他们以预测未来的大师身份出现。第四,在人们渴望健康和幸福的地方,他们以神奇药物或神奇食物的提供者出现,有时还扮演为公众进行心理咨询的角色。对群众进行预防性宣传教育,从教育和引导中,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形成信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局面。
    (三)要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和农村社区等组织在建设反邪教的社会文化中的作用
解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组织结构发生几次变迁。计划经济时代,在农村建立起几百户人家的生产大队,几十户人家的生产小队。大家在一起生产、生活、人口也不流动,相互之间联系紧密,情况清楚,管理方便。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使农村经历二次大的组织结构变迁。第一次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生产大队、生产队解体了,相应地建立起村、村民小组等组织,农民发展经济自主性强了,人口流动性大了,经济为纽带的联系也松了,相互间了解少了,村委会对村民的管理也相对地难了、散了。第二次组织结构变迁,前几年已经开始,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行业协会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在台州农村,甘蔗种植协会、西瓜种植协会、西兰花种植协会、养鸡协会、养猪协会等等行业协会纷纷建立。共同的生产关系,经济利益把农民聚集在一起,根据国外的情况借鉴分析,这些行业协会还将有大的发展。我们的党组织要加强对行业协会的领导,发挥行业协会在反邪教斗争中的作用,便于形成群防群治。
     要强化农村社区功能。发挥农村社区作用,开展各种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充实社区人的精神生活。充分发挥社区中离退休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的作用。加强农村社区文化组织建设,开展对“法轮功”痴迷者及其失足者的帮教、防范、挽救工作。农村社区人多眼亮,村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能及时发现邪教出现的苗头,控制住邪教的发展。
发挥协会、社区的集聚功能作用,开展互帮互学,便于人们取长补短提高公众个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得一个诸葛亮,就是其中的道理。

   (四)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要树立整体教育观
     这是因为,诸多层次或方面的教育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特性,整体文化教育观使我们在观念上避免将方方面面的教育割裂开去认识,避免顾此失彼,造成极端片面的认识和做法;此外,整体文化教育观有助于我们把文化与经济看成一个整体,充分认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作用,从而有效实现文化与经济的整合。总之,只有树立起整体教育观,才能把农村文化教育看成是长期的、与经济一体的、渗透于农村生活的、以人为本的教育,才能构建起充满活力的反邪教农村社会文化,并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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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要让农民在接受社会文化教育中得到实惠,提升觉悟,自觉远离邪教
     首先提高农民收入。农民收入现状表明,收入的差距与文化程度的高低成正比,文化程度对收入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文化程度的上升,其对收入的作用增强。其次 提高劳动生产力。据资料反映,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50%,而提供的GDP只占15.2%,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农民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第三促进农民转变观念。加强农村文化教育以开阔农民眼界,树立起农村经济市场化观念、科技致富观念、可持续发展观念、法制观念等。第四提高人口素质。据资料统计,中国文盲占世界文盲十分之一,15个中国人有一个不识字,其中大部分是农民。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农村文化教育。第五净化文化环境。农村生活中一些愚昧落后封建迷信的东西仍然存在、生活陋习、不文明的卫生习惯有待于改变。通过文化教育,培育农民的公民意识、公民品质,移风易俗,创造一个崭新的现代农村新面貌。因而,要用农村文化教育净化农村文化环境、改变农村文化面貌、促进社会进步。
     2、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责任到位,把农村文化教育落到实处
     首先要把农村文化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达标目标。比如,硬件建设方面,村村有文化活动室,村村有固定信息通道,乡镇有科技服务网络,村校有计算机室以及文化体育活动设施等;软件建设方面,户户有科技明白人,开展乡村气息的群众文化活动,使农民素质、科技水平明显提高,村风村貌明显改观,文明氛围明显形成等。其次要加大农村文化教育的投入,中央,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财政补贴应根据受益范围和程度,分别向农村文化教育提供支持并制定监督措施,保证投入资金不挪用。此外,要形成长期的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多渠道筹资为辅的投入体系,提供农村文化教育的财力支持。第三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建立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管理体系,强化乡镇党委、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领导管理责任,并同落实、考核、奖惩相结合。第四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带动经济文化同步发展。第五完善农业科学新技术的管理、培训、示范、推广、服务体系以农业技术培训推广、提高农民信息能力入手,结合科技普及,政策法规、生产标准等教育,逐步建立、健全与义务教育衔接的初、高等职业教育,建立普教与成教沟通,学历与非学历并举的农民终身教育培训框架体系。第六加大乡村各类教师师资培训力度,提高教师素质;加强农村文化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及其培训,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育型基层文化工作队伍。
     3、丰富文化教育内容,改变文化教育形式
     在教学内容上,要与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相结合,突出实用性和有效性,继续在抓扫盲、文化补课教育的同时,开展以推广新技术和新产品为中心的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绿色证书教育,向农民传播生物、环境、信息技术方面的科普教育;要注重农民思想观念的引导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普及市场经济基本知识教育、法制教育、公民素质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引导帮助农民树立市场观念、权利与义务观念,开拓进取的精神和开放创新的现代意识,提高农民的市场参与能力。培育新型农民,在教育形式上要多层次、多样化、制度化。依托大专院校开设农民文化进修学院,通过文化活动进行教育,充分利用多功能文化活动室和农村文化阵地,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充分利用电视的远程教育功能,开展法制、道德、公民素质、文明生活习惯等教育,将精神文明建设潜移默化地渗透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Page]
    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坚持以人为本,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努力构建反邪教的农村社会文化,这必将伴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走向成功。让邪教这一世界性的瘟疫远离中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发展模式必将光耀全球。

                                                                 (作者单位:浙江省台州市社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