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际出发，探索防范和抵御邪教的对策
近年来，我国进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既是发展的最好时期，也面临尖锐的挑战。即面临国外反华势力从经济上遏制、从思想文化上分化、渗透和颠覆，也面临改革以来积累的问题与矛盾的多发期。“法轮功”和其他邪教的滋生和蔓延就是例证。“法轮功”及其他邪教利用了弱势人群的众多诉求得不到满足乘虚而入，搅乱我们和平发展的环境，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不安定的因素。因此，探索防范和抵御邪教的有效措施成为当务之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的重要环节。
我国的邪教滋生和蔓延主要在农村，痴迷邪教者农民占绝大多数。农村社会是反邪教的重要战场。因此，针对个案开展农村防范和抵御邪教的警示教育活动，宣传科学和人文知识很必要，但是只针对个案还不够，还要针对不同地域邪教滋生和蔓延的背景原因，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有效管理。针对性强，实效性才会更强。防范和抵御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才能更有效。
有人会说，不要说各地的邪教，就是世界各国邪教的产生和活动都具有共同的原因、特征，那有什么地域的原因呢?应该说，容易痴迷邪教的人群肯定有一些共同的原因，邪教活动也有共同的特征。但是，邪教容易在哪里滋生、容易在哪里蔓延肯定有它易发的地域，而且一定有它的地域的、历史的、文化的特殊背景。比如浙江是经济发达省份，不会因贫穷信邪教，农村不是邪教滋生地发源地，但是，确是很多邪教能够蔓延的地方为什么?四川是西部经济不够发达的省份，正规的宗教场所去的人在减少，农村民众不惜花钱建小庙，满足信仰诉求，民间信仰不仅是宗教生发的基础，也恰恰是那教滋生的土壤。农村民众强烈的信仰诉求与邪教的蔓延有什么联系?黑龙江虽是偏远的边境省份，确也是邪教的滋生和蔓延地又为什么?像我们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不同的地域在邪教的滋生和蔓延的问题上多多少少总会有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就会探究到不同地域邪教滋生和蔓延的深层的背景原因，也就会找到适合不同地域的防范邪教标本兼治的有效对策。
通过对黑龙江农村大多数村的调查，通过与浙、四农村民众信仰状况的比较，分析黑龙江成为邪教滋生和蔓延地的主要背景原因。
据调查，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历史上传统文化底蕴厚重，宋元以来，海上交流和贸易的发展，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交汇，宗教文化丰富和发展起来。至今宗教势力强，信众多，仅基督教的信众数量与台湾不相上下，且教派众多，农村民众只要有信仰诉求，就能够从各种宗教得到满足。然而，由于农村民众的文化较低，虽然信仰宗教，却对宗教典籍、宗教教义、宗教与邪教的区别不甚了解，对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邪教没有设防，极易被邪教骗入陷阱，因此，以宗教教派为名的很多邪教容易在那里蔓延。这是它虽然宗教势力强，邪教也在那里得以传播和蔓延的地域和文化的原因。
黑龙江不仅有邪教蔓延，而且邪教不断在此滋生。它有什么样的地域和文化的背景原因呢?
黑龙江的地域环境使历史上秘密宗教和会道门流入、藏匿或传授发展没有间断过，是邪教和秘密宗教的频发地。黑龙江地处边锤，山高林密，便于藏匿，地广人稀，管理松散便于传播发展。近代，黑龙江开发主要是当地少数民族和大量关内的流人、流民和垦民，民质良芬不齐，尤其是被朝廷视为“叛逆”、“帮匪”、“匪盗”、“土匪”、“秘密宗教”的人群的流入、使秘密宗教、会道门和旁门左道在这里得以迅速的发展和传播。到清末民初，由于数量的众多，已经形成了气候。他们的组织机构严谨、活动方式诡秘、信仰鬼神仙怪等，广大民众对这些另类的畸形组织的神秘莫测已经习以为常。[Page]2004年进行农民素质调查发现，农民对身边的邪教特征认识模糊的占调查总数的57.3，对身边邪教的存在感到无所谓和表示同情的占调查总数的15.7%。农村干部认为邪教是闲事，不愿意管的占农村干部的25.5。这样的环境确实有利于邪教的滋生和蔓延。因此，自从秘密宗教和会道门流入黑龙江后，不断的生发、传播从来也没有间断过。到全国解放时仅哈尔滨就取缔“黄门中央道”“玉虚门”等邪教会道门34个。解放后，该市的邪教和会道门也没有销声匿迹，1958年的反动会道门“如意门”、1960年的“超拔会”等等，文革前基本解决了明清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秘密宗教、邪教和反动会道门问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其他一些邪教又不断的在这里传播，并且又滋生出新的邪教，尤其是“法轮功”使黑龙江成为邪教的重灾区。
可见，近代以来黑龙江的地域环境一直是邪教、秘密宗教和会道门、及其旁门左道频发的地域。这种地域环境只是邪教滋生的可能条件，真正使邪教滋生和蔓延变为现实的还是当地农村民众浓重的对神、仙的迷信，即民间信仰。另外也不乏因物质和精神的众多诉求得不到应有的回应，转而投向那些给以众多许诺的邪教。
民间信仰一般是指原始宗教对各种神灵崇拜的遗迹与对传统文化的神秘巫术、隐喻、相术等内容的痴信和佛道教的个别内容杂揉在一起的信仰。信仰对象是庞杂的多种神灵;信仰态度与目的非常功利，祈求神灵甚至有时力图通过控制、利用神灵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信仰活动的方式是聚散不定的，一般是散在的个人行为，但是遇有大事，或涉及众多人的利益时，只要有人站出来，就会形成强大的力量。鉴于此，说民间信仰是邪教滋生的
土壤。
说到民间信仰就要与民间信仰有特点的四川作比较。四川是西部经济不够发达的省份，正规的宗教场所，名寺古刹不少，但是去的人却在减少，农村民众不惜花钱建小庙，各个村落都选择自己信赖的神灵供奉，向神灵叩拜祈祷，与神灵交流诉说，满足自己的信仰诉求。同时，通过小庙，村落每年办类似庙会的“香会”节，这样的民间信仰贴近了人们的世俗生活，融入了农民的精神文化活动。带有民俗信仰的味道。但是，民间信仰是邪教滋生的土壤，对农村民众的信仰诉求放任自流或一律禁止，都可能给邪教的蔓延创造机会和空间。
黑龙江是偏远边境省份，没有厚重的宗教文化传统，但是不缺少宗教信仰情结，随着外来宗教的渗入和本土宗教的活跃，宗教信众不断增多，鉴于文化知识的限制，目前只能是信仰而已。民间信仰也没有像四川那么强烈到村村建小庙的程度。但是，民众信仰的迷信味道特别浓。它把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中对仙和巫术的痴迷与传统的封建迷信结合起来一直影响着农村民众的信仰诉求。使部分农民对充满迷信内容的邪教不知道防范，给邪教的滋生和蔓延留有空间。
黑龙江是汉族和满、蒙、赫哲等民族杂居和文化融合之地。在宗教信仰的融合过程中汉族传统的对神灵、鬼魅和神化的圣贤、宗教偶像的信仰，与少数民族萨满教中愚昧的古老的巫术和狐仙信仰结合，使得不少人对求仙、请神、使神灵附体驱邪治病即跳大神治病特别虔诚。据2003年对农村迷信问题的调查得知，相信求神、求仙的农民占调查总数的11.61，相信跳大神的占总数的13.6，可见在农村仍然很有市场。一些人对得道成仙、修炼升天，对暗示、征兆的隐喻痴信不已。因此，有些人借请巫师做法治病之机扬言已经成巫，或扬言狐仙附体成仙。并且巫现也通过做法收徒，使弟子们骤然改变形象。由此就改变了命运，成为沟通神人两界的巫和仙。双城市蓝陵镇责家屯的巫婆杜惠萍每年都举行两次请神降神的“神仙会道”。直到199$年还在公开搞“神仙会道”，不仅装神装仙，还[Page]公开收徒弟。通过神仙附体为弟子看病，然后请神考核弟子，使弟子成巫成仙。这样的活动公开的和暗地的至今一直不断。巫现们的神通在今天大有用武之地，即施法术可以聚敛钱财，可以左右各级官员，满足现实各种利益。因此，作官的为官运问仙求仙;经理老板们为发财求仙拜仙;病患们为康复请仙敬仙;众多人为好运、平安等目的祈求巫、仙做法相助。一夜改变命运的欲望和心理使人们对巫、仙由崇敬到向往。
因此，农村民众在现实中面对社会地位的低下，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子女受教育的艰难，缺少医疗和生活保障，半年“猫冬”缺少精神文化生活百无聊赖时，没有倾诉愿望和要求的渠道和话语权，感到生存发展无望和无助的时候，那浓重的巫术、迷信的影响就会在心理升腾，他们的信仰诉求就会转向乞求神灵保佑好运，逢凶化吉、去病消灾;有些人面对市场经济的不确定使命运无定数的现实，迫切期望能在巫师的点化下迅速改变自
己，改变生存状况，实现自身价值;个别有极端企图的人，甚至想借此成神、成仙，游走于神人两界，或施法敛财一夜暴富，或成能人名扬四海。这样的信仰诉求使邪教的滋生和传播有机可乘。加上黑龙江近代以来一直是邪教和会道门生发和蔓延的地域，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历史文化、信仰心理的作用下，黑龙江成为邪教频发的敏感地域、成为邪教蔓延的重灾区。
从以上对三个不同地域、历史文化和信仰诉求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有痴迷者个人的原因，但是，拨开个人的原因后，可以发现还有更深层次的不同地域环境下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探究这些深层的原因，就会帮助我们找到防范和抵御邪教的标本兼治的对策。
鉴于此，笔者认为，为了深入开展农村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工作，今后花一定的时间和组织一部分力量深入农村，尤其是一些重点农村，开展调查研究。确实了解不同地域农村民众的信仰诉求;了解农村民间信仰的状况，即信仰的对象、活动方式、要达到的目的等，了解农村民众宗教信仰的实际状况。根据不同地域的不同类型的问题，探索切实可行的，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抵御邪教的具体的对策和可操作的方法和措施。对于防范和抵御邪
教问题，不仅治标，尤其关注治本。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