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邪教社会根源树立民族科学意识
“法轮功”现象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自被取缔并经过深入揭批后，“法轮功”在中国的蔓延趋势被遏制了。但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这一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在国内它的地下活动还没有停止，在国外也有扩散的趋势。这一问题留给我们的思索，不应仅仅停留在揭露“它是什么”、“为什么要反对它”的问题上，更重要的是要从其产生的社会根源找原因，分析其因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防范和杜绝”法轮功”的变种孽种再流传，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为什么“法轮功”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侵蚀中国社会？一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大变革，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使某些人产生某种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需求。李洪志看准了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编造出“法轮功”理论，来满足这部分人的需求；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不健康的内容。中国社会处在大转型时期，封建迷信等中国文化中的糟粕在此找到了发酵的土壤。
1、封建传统文化的沉淀：造神与迷信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给中国社会留下了根深蒂固的迷信传统，也给李洪志“推销”他的“法轮功”提供了便利条件。封建王朝的帝王统治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领袖崇拜，在中国人心灵深处形成了造神情结。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出现的信仰危机和功利主义，给“法轮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社会上的现象使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感到信仰危机。李洪志乘虚而入，成为一些人新的崇拜偶像。
功利社会滋长了人们的急功近利、不劳而获的思想，与正统佛教的深奥义理、道家丹道的高深修炼方法、以及儒家咬文嚼字的四书五经相比，“法轮功”显得既实际又通俗，既高效又简单易行。一位评论家分析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洪志利用人们渴望祛除病痛、健康长寿以及提高道德水准的善良愿望，许诺一种廉价且神通广大、既能祛病强身、又能修成正果的宇宙大法。这对很多人来说就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可是，一旦入其圈套，可就欲罢不能，愈陷愈深，最后只好乖乖的“听李老师的话、跟李老师走”。他说给你肚子里装个轮子，你就觉得轮子确实在转，甚至还想剖开肚子看个究竟。
信仰真空也使封建迷信再次盛行。至今，在中国城市街头的不少地方，人们能够看到神汉、卦师，身穿道袍或架装，手持罗盘卦书，大模大样地公开讴你看相，问风水。许多城市还有“算卦街”与“占卜巷”一类的市场。风水，原本是古代相地之说，体现了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变化。后来，风水之说从建房、筑坝而逐步延伸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人连探亲访友，出门购物也要占卜问神。
佛、道和气功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两千年。封建文化的迷信糟粕和造神敬神情结，和佛、道、气功的结合，就使一些伪科学的邪说不时地出现在中国社会。“法轮功”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信众变得不可理喻。一旦迷信李大师，就会变得偏执和非理性。几乎每个神功追随者潜意识中都隐藏着对神力的敬畏和期盼。
的确，远起秦汉始的“谶纬”，及近代的义和拳运动，迷信几乎渗透着历史的每一环，甚至当前的诸多社会现象，都可以透视出迷信仍很有市场，其遗毒深植相当一部分人的脑髓里。正因为如此，当李洪志胡言乱语“比佛祖功力高几万倍”，竟也有人五体投地盲从，于是，“法轮功”信众的正常思维被摧毁。为了去掉“凡人的执着心”，“弟子们”达到了痴迷和疯狂的程度。为了“功德圆满”，不惜舍弃家庭与社会，走上自杀的道路。
迷信是一切邪教赖以生存的土壤，因此，如何反对迷信，高擎科学大旗，全面进行科普教育是当务之急，只有提高全民的科学认识水平，才是反迷信反邪教的根本，人们才不会匍匐在以空手套白狼的方式，乱偷术语七拼八凑信口雌黄的李洪志张洪志脚下。
2、社会转型的代价：精神空虚与信仰的失落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闭关锁国政策，单一的哲学学说下的政治制度，使人们的信仰空前地简单划一。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革动荡和改革开放的巨变。中国社会处在剧烈的转型期。人们原来所熟悉的物质生活保障，社会生活环境，个人感情归属，个人理想追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原来那缺乏物质基础的精神泡沫被荡清后，信仰顿时陷入失重状态，法律需重建，道德需重构。在“拯救与逍遥”的摇晃中，又混出像“好死不如赖活”的这样异种来，“英雄”不知归路，“隐士”也抄终南捷径皈依了尘嚣，而“人”的意义又来不及核准。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也处在“破旧立新”的剧烈转型期。[Page]
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方面：生理、安全、归属、尊重和个人理想等。前两个为人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和健康为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安全是指人身安全，物质保障和社会环境的和谐。后三个方面则更多的是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需求。如感情、爱情与社交等，是人们的归属需求;威信、荣誉、实现理想等，是尊重和个人理想的需求。当人们的某些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往往要到社会上与自己有共同需求的人们那里寻找。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太快的时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会随之改变。旧的失去了，新的没有得到，不少人就感到空虚与迷惘。此时，有人就出来依附诚纬神仙方士或某种宗教，制造出某种异端邪说，迎合社会上某种群体的一些需要。这些人往往善于把各种宗教的教义、巫术及现代心理学等拼凑成怪诞荒唐的某种说教，让人们从中找到他们精神上心理上所需的东西。这就是世界上大大小小的邪教产生的原因。李洪志看准这个时机推出的“法轮功”，这种既健身又提高“悟性”，且兼具气功与宗教色彩的现代邪教，也就不难找到市场了。
由此看来，重拾信仰，首要的是检讨我们过去，那种没出现问题则太平无事，一朝有问题，就来一场政治行为的大运动，一阵风头过去，又回复故态的做法，如此这般，且不说心力疲于奔命，就是于现实也是难达到预期愿望的。而且教条式的哲学教学也该终结了，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自小学起，花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学政治哲学，绝大多数还不是死记硬背为了应付考试，这种投入远远大于收效的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愚昧。因此，我们的哲学，要摆脱困境，就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大量吸收马克思后的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这才能改变我们坚守有余发展不足的弊端，唐之白居易尚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道理，我们就更没理由把自己困在围城里，这种结局也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愿意看见的。因此，如何发展，是解决信仰的关键。
3、保障体系的残缺：弱势群体渴求不达的下意识转移
纵观一些邪教的发家，大都藉行医治病延年益寿为幌子，兜售其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歪理邪说，从不少的信徒都迷信“法轮功”可以为他们祛除百病、“走向圆满”的狂妄之说，也可见一斑。所以，一个国家的社会医疗保健制度的完善是非常重要的，它与社会与政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作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这确实值得关注。就当前我国国力看，我们还远不能达到北欧诸国那种水平，但加大力度改革，特别是对弱势群体倾斜，应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社会流行一句口头禅：什么都可以有，但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不能没有钱。由此可见中国人对疾病的恐惧程度，这或许与我国漏洞诸多的医疗保健制度有密切关系。打开电视，劈头盖脸的是酒池药林般的广告，这里且不说“酒鬼”，单说药类广告，一些普通感冒消炎片剂也动用上千万上亿元的广告费用，这就难怪即便是得了感冒，也非要掏几百元不可了。所以，既然可以通过炼“功”消灾祛病，对“法轮大法”信而仰之也就成为一些体弱多病生活拮据者无奈的选择了。
再是积极培养社会捐献的风气和建立一个较完善的慈善福利基金系统，可以学习北欧和澳洲那种“劫富济贫”的做法（当然也该注意其养懒汉的负面的影响），还可以参考美国那种税收制度，鼓励富人捐献。这样既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也可减弱贫富悬殊带来的社会心理压力。
根治“法轮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方方面面的不懈努力。其中，最关键的还在于树立科学意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
我们长期以来对科技重要性的强调，多半仍停留在科学的技术层面、物质层面、经济效益层面上，往往有某种“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其实，科学重要的意义在于科学意识对人类健全发展的影响作用。科学意识可以引导人们去客观地观察、认知事物，不断地给予人们一种理解、处理各种事物的理性依据和可靠方法，从而减少失误。再说，现代科学知识太丰富了，要人们都能全面了解、样样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弘扬普及科学意识，实际上是授人以“渔”，而非仅像普及知识那样只是授人以“鱼”。[Page]
从现代科学近二、三百年的发展历程来看，科学的本意大致可归纳为：科学是世世代代人以每一代人，每一个人有限的认识能力，去探究、探知外在的无限客观存在和期间规律的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又总是以后人不断发现前人认识中的缺陷、不足、错误、并予以修正、补充，乃至推翻其中某些错误结论而前进，而发展的。从上述的科学本质出发，科学意识、科学思想在这里统称为科学理性的理解并归纳的六大要素是：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平权的争论，实践的检验和宽容的激励。
“科学”并不神秘。简白说，科学就是“不懈地求真，求实，求真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现代化的真正意义，真正核心是人的思想观念要现代化。而科学理性，科学意识正是人们达至思想、观念现代化的最重要基石。
科学知识有助于人们消除无知和愚昧，从根源上遏制迷信的形成。今天，人类借助于科学，已观测到100多亿光年的宇宙广延，勘探到几十公里的地球内部，探测到10000多米的海洋深处。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地球的每一寸土地，人类的目光进入了基本粒子的层次。然而，人们既没有看到天堂，也没有看见地狱和龙宫；既没有看见过玉皇大帝、山神水妖，也没有发现不死的灵魂。
科学为人们提供了理性的思维方式。科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实证性，即科学知识是具体明确的、可被实验检验的。人们大多已接受了这样的观点：认识是否正确，只有实践能够检验，虽然科学并不是影响人们思维的惟一因素，但科学对理性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而理性则是战胜迷信的利剑。
科学意识是激励人们反对迷信的力量。科学强调有条件的怀疑精神，只能从实际出发、从事实出发，而不能盲目相信没有根据的观点和假设。科学的这种怀疑精神与迷信的盲从是针锋相对的。具有科学意识的人，一般是不会讲迷信的。科学的有效性是人们相信科学、摆脱迷信的重要原因。由于科学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反映，因而科学的结论是可靠的，依据科学原理发展起来的技术也是有效的。无论是常识、经验还是宗教、迷信，其有效性都不能与科学相比。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科学不是万能的，宇宙间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还有许多科学未曾涉及的领域，以及许多科学回答不了的问题。这就为迷信留下了偏安之所和可乘之机。于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就编造了各种离奇的歪理邪说，提出各种打着科学旗号的伪科学，各种邪教也由此而生。由于科学永远不可能穷尽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迷信就总能找到苟延残喘的一隅。因此，科学只能是不断地打击迷信，缩小迷信的地盘，却不能完全根除迷信。
在一些科技、经济落后的国家，贫穷、饥饿、疾病和日益恶劣的环境，使得许多人或是极其向往美好的生活，或是感到前途黯淡、命运未卜。因此，当某些邪教鼓吹可升入天堂或宣称世界末日将至时，他们往往会信以为真，从而成为邪教的俘虏。
在我国，由于公众的科学素养整体水平还比较低，许多人对科学缺乏应有的认识，有的甚至是科盲。因此，当“法轮功”这样的邪教打着所谓“科学”的旗号招摇撞骗时，他们就很容易上当。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及在一些较贫困的人群中，人们往往会被邪教鼓吹的”美好天堂”所迷惑。尤其是“法轮功”宣称可以强身健体、包治百病，引得许多人加入练功的行列，也使得不少人有病乱投医，结果反受其害。此外，传统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原有的社会控制和社会调节能力，使一些人在信仰方面出现了空白，于是也要去寻找某些精神寄托。而某些人迷上“法轮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反对邪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调动社会多方面的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科学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崇尚科学，反对邪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成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的行为准则。除了倡导科学意识外，还要大力倡导人文精神。应该加强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事业观和幸福观的教育，加强理想、信仰、品格、情操和意志等方面的教育，使全民懂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热爱生活，珍视生命，用道德修炼来塑造完美的人格，靠勤奋工作创造幸福；有为他人和社会奉献的责任感，并以此作为人生的最大快乐和最高追求。若国人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科学意识和人文精神，那么“法轮功”之类的邪教也就难以欺世骗人了。[Page]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