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滋生蔓延的文化根源

　　顾名思义，邪教是相对排他性的正统宗教或国家法律允许的宗教而言的。从其特征上来看，邪教是一种在秘密结社的状态下，采取极端的、邪恶的破坏性手段达到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目的的社会异己力量。在当今中国，邪教之所以能够滋生蔓延，可以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源。
　　一、邪教滋生蔓延的信仰原因
　　信仰，也是一种文化。信仰作为人对某种象征完美的对象的向往、希望、信任、信服和崇拜，它是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属于一种精神文化。在当今中国，邪教之所以能够滋生蔓延，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民众共同的科学信仰出现了危机，精神家园中“主心骨”失落，信仰作为人所特有的精神活动，首先是人类永恒本性——需要的反映。恩格斯曾指出，“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本性。”①马克思又指出，人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人的信仰作为人特有的精神活动，正是对人的永恒本性——需要的反映。
　　第一，信仰是人渴望驾驭自然、在自然面前获得自由的内在需要的反映。人是宇宙自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宇宙自然是人类的诞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的实事，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既依赖又斗争的“对立统一”关系。人离不开自然，但又有一种控制自然、驾驭自然的冲动、渴望或需要。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在人类生存史上，人的大部分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与自然的争斗，目的是要找到一种控制自然的策略；要在自然界寻得栖身之地，要驾驭水和风，要从土壤、水和其他生物中夺取食物和滋养。”②当人的这种渴望或需要通过人自身的力量不能够得到满足时，人便会幻想出一种超人的、完美的、战无不胜的“对象物”作为自己的依托，借助这种超人的、战无不胜的力量去实现征服自然、驾驭自然的需要。这就产生了超自然力量的信仰。
　　第二，信仰是人类渴望驾驭社会，在社会关系中掌握命运、获得自由的内在需要的反映。人是“社会存在”的实事，决定了人与社会之间同样是既依赖又斗争的“对立统一关系”。人对社会的依赖决定了社会及社会关系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制约或奴役，在这种奴役中，人们必然会产生一种认识生命，驾驭社会，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的渴望或需要。当这种需要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时，便会借助神的力量或上帝力量来实现。于是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灵崇拜”、“上帝崇拜”等信仰。现实中的各种宗教信仰、民间的多神信仰，以及对历史英雄人物神灵的崇拜，可以说都是人们通过幻想来满足改变自身命运，实现自己获得自由的愿望。换句话说，都是人渴望驾驭社会、掌握命运、获得自由的内在需要的反映。
　　第三，信仰又是人渴望获得精神安慰、心理平衡等内在需要的反映，是人们情感的依托。人是精神存在的实事，决定了人不仅需要建立物质性的家园，而且也需要有一个精神家园，有一个精神依托。而人所崇拜的对象，就是人的精神寄托，人的精神家园的“家长”，人的精神之柱，人的追求和意志努力的核心目标。人如果有了对某一对象的信仰，就会调动自己的全部身心，包括意志、情感、智慧和力量去为之奋斗，即便是遭到挫折和失败，亦可在精神上无怨无悔，行动上不屈不挠。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信仰“是人生的‘主心骨’，是人的全部价值意识的定向形式”③。人如果没有了信仰，就等于没有了精神支柱，没有了人生方向盘，就容易在精神活动中迷失方向。
　　然而，人的信仰又具有科学和非科学之分，科学信仰可以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选准人生方向。反之，非科学的信仰则会使人在人生道路上迷失方向。对一个社会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科学的共同信仰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引导国民奋发图强，团结向上。因此，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共同信仰，是每一时代的理论和实践都不能回避、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同样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不可回避、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在当今中国，正是因为我们曾一度忽视了这个问题，民众的共同信仰出现了危机，精神活动混乱、无序，精神生活中的“主心骨”失落，才导致非科学的信仰乘虚而入，封建迷信盛行、邪教活动猖撅。因此，预防邪教滋生蔓延，必须注重民众共同的科学信仰的引导。[Page]
　　二、邪教滋生蔓延的人文根源
　　在当今中国，文化建设和人文精神引导上的缺失，人的心智上的残缺、人的畸形、片面发展，可以说是邪教滋生蔓延人文根源。
　　文化，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就是“人化”，是人的本质活动的对象化。它代表着人对自然以及动物性的超越，映现着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它包括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在当今中国，之所以说文化建设中以及先进文化引导上存在的缺失或不足，是邪教滋生蔓延的文化根源，是因为：
　　第一，文化建设中的缺失，尤其是制度文化建设中的缺失，使民众失去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导致民众共同的社会主义信仰危机，各种非科学的信仰以及邪教乘虚而入。例如，民主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的腐败蔓延，直接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使人民群众对执政的共产党失去了往日的信任和崇敬。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的新的分配不公，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公正形象，使社会公众对其失去信任和希望。
　　第二，先进文化引导上的缺失，尤其是长期忽视思想政治教育以及领导干部消极示范作用，导致了消极的、落后的、颓废文化的泛滥，各种非科学的信仰以及邪教乘虚而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思想观念，如，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等等都在发生着变化。在这种条件下，人的思想极容易混乱，也极容易出现信仰危机，更需要对群众加强人文精神的正确引导。然而，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却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同时部分领导干部在人文精神引导方面又存在着消极示范作用。例如，一些领导干部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信奉迷信等。由于对群众忽视了人文精神的正确引导和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信仰封建迷信。这就直接影响了群众的信仰活动，使民众的精神家园失去科学理性精神之光的普照，就像一匹脱了僵的野马，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从而造成了封建迷信盛行邪教的乘虚而入。
　　总之，在当今中国，由于我们的文化建设以及先进文化引导上存在的缺失或不足，导致了人的心智上的残缺、人的畸形、片面发展；导致了落后的、消极的、颓废的文化的泛滥；导致了具有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性质的邪教的蔓延。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要预防邪教的滋生蔓延，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时还要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化人”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首先，先进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可以使广大劳动人民不断的从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其次，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可以使广大劳动人民从被压迫、被剥削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社会和国家的主人。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再次，先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可以不断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性的全面发展。如前所述，人性具有两面性，是“神性”与“兽性”、善和恶、美和丑的“二律背反”。德国学者米•兰德曼也曾说过，“完美性和腐朽性均等地包含在人之中，唯有人决定着道路是朝着完美性拓展还是向着腐朽性延伸。”④而人对自身发展方向的选择，虽然受其自身规定性的影响，但是，文化的引导、教化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高尚的、先进的精神文化（或思想文化）对人教化和培育，可以抑恶扬善，即强化人性中的真、善、美，弱化人性中的假、恶、丑。从而超越人性中的“二律背反”，促进人性的全面发展。此外，先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还可以通过对人的教化，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促进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Page]
　　综上可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是“不断提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新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⑤的文化，是培育、塑造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促进人的现代化的文化。我们只有不断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切断邪教滋生蔓延的源头，彻底治理邪教。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51页。
　　②转引李淑梅《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③李德顺：《论信仰》。
　　④米•兰德曼《哲学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⑤《论“三个代表”》，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