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现象滋生蔓延的成因及警示与防范

　　“法轮功”邪教组织近年来在中国的滋生和蔓延，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政治稳定，制造了思想混乱，泯灭了亲情人性，残害了他人生命，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己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一股逆流。在科学和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滋生和蔓延，有着复杂的社会成因和国际背景。
　　一、国内社会成因
　　从国内来说，“法轮功”滋生蔓延的社会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封建迷信的泛滥是邪教滋生的社会土壤和历史根源。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经久不衰。无论是传统思想中的“图谶秘纬”、“巫觋卜祝”、“谶纬神学”，还是民间的请神降仙、占卜算卦、看相测字等迷信活动，抑或农民借用迷信形式发动起义，封建迷信形态多样，源远流长。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特别是“五四”运动以科学、民主为思想武器，封建迷信在思想领域内受到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算。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封建迷信存在的阶级根源已经不复存在。几十年来，我们不断进行提倡科学、破除封建迷信的斗争，科学观念在全社会得到传播，封建迷信观念也受到较为全面的批判。但是，封建迷信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思想意识，决不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革而销声匿迹。加之几十年来，在政治思想领域内，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资本主义斗争上，放松和忽视了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封建迷信思想在全社会范围内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清除，一有适合的气候和土壤，种种迷信邪说就会死灰复燃，沉渣泛起。
　　2.社会转型时期滋生的矛盾冲突和不稳定因素，是“法轮功”滋生蔓延的现实条件。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深刻变革之中。现代化的实现将从根本上给整个社会带来进步与繁荣。然而，现代化进程并不能给社会共同富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相反，在它发展的初期甚至中期，会伴随着大量矛盾冲突和非稳定因素的滋生，使整个社会处在剧烈的变迁中。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诸多新的变化，如经济的多成分组成、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的调整、文化的多元化趋势、竟争机制的引入、市场经济的风险、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利益群体矛盾的突出、社会价值评判体系与道德规范出现混乱与空白，等等。这些改革和变化涉及到一系列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激化矛盾，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和反叛意识的增强。同时，在体制转换过程中还出现一些不健全、不完善，甚至令人不满的丑恶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法轮功”利用群众健身祛病和追求道德完善的善良愿望，利用人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厌恶与自身弱势境遇的不满和困惑，打着“真、善、忍”、“修身养性”、“提高层次”和“圆满”的旗号，迎合了这部分人的精神渴求及某些功利的需要，因此，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大量存在，是“法轮功”滋生蔓延的现实根源。
　　3.忽视精神文明建设，是“法轮功”滋生蔓延的思想根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但是实现这个目标则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除了需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以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提高各族人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素质，也是不可缺少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一手软，一手硬”现象仍较普遍。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条件还不充足。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用于发展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项社会事业的财力很有限。这就使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充分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严重制约着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而群众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不高，就很难抵御有神论思想的侵袭和迷信活动的影响。[Page]
　　其次，从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也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大潮使不少人专心关注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但往往物质上富足，精神上却又陷入空虚而失衡。在社会道德出现滑坡的情况下，“法轮功”打出“真、善、忍”的旗号，给人们描绘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好世界”，并许诺：只要按照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去修炼，就可以摆脱现世的烦恼，“提高层次”，“达到圆满”，最后升入“天国”。“法轮功”的滋生和蔓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人们对信仰和精神家园的渴求，而信仰迷惘、混乱，缺乏高尚、坚定的精神支柱，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必然为“法轮功”争夺大众信仰、争夺群众留下了可乘之机。
　　第三，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比较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有神论思想的流行和迷信活动的泛滥创造了条件。由于精神文明建设存在“一手软”的情况，导致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形势，有的甚至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下岗职工遇到困难；许多退休职工难以承受医疗费用的负担；相当多的农民尚未脱贫却仍然负担沉重；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涣散，有些乡村干部欺压百姓的现象严重；有些党政干部不关心群众的疾苦，贪图个人享乐，奢侈成风。当这些问题所涉及的群众处于无助、苦闷、迷惑、仿徨之中时，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不关心群众疾苦，不能切实解决群众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时候，一些有神论甚至迷信邪说就可能趁虚而入。正如江泽民同志所告诫的，如果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跟不上形势；如果放任自流，不闻不问；如果简单地重复过去的老办法、老方式、老调调；如果处于软弱涣散的状态，各种唯心论、有神论、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有了可乘之机，甚至形成一种倾向、一种思潮，占领我们的思想政治阵地、群众阵地，泛滥成灾。
　　4.“法轮功”的滋生蔓延，还有着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学表明，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大众阶层普遍存在着怀旧心理、盲从心理、烦躁心理、逆反心理、超脱心理和从众心理，这些心理现象都是社会心态和群体意识的表现。“法轮功”邪教组织很善于利用社会转型时期混乱的社会心态和从众的社会心理，以“真、善、忍”、“修身养性”、提高“层次”，最终“圆满”为共同目标，把散乱的群体组织在一起。而聚集成群的人们，他们的情感、观念、追求都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个体的独立性、个性被消解，每个人都受到“群体意识统一”的支配。构成群体的个人在群体之外不论有多么强的个性，他们一旦变成群体中的一员，群体意识就会占据压倒一切的位置。群体意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个体的独立性，而且还通过相互感染的方式使整个群体接受同一种情感和观念。在这种状态下，心理暗示与诱导就会产生凝聚力和向心效应，使某种信念或情感得到迅速传播。这个群体中的人也越来越不愿面对现实生活，从避世、厌世、最后走向弃世，越来越觉得与“常人”格格不入，逐渐与正常的社会生活相疏远，其结果必然是脱离正常社会而陷入邪教的泥潭。
　　5.除了上述原因外，近些年来，各种各样的自发的群众性组织发展很快，各种“气功协会”众多，社会管理跟不上去，许多处于放任自流、快速发展状态，这在客观上也为“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社会氛围。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人的管理主要通过“单位”管理模式，但这一模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人员流动性大、个体性增强、下岗职工增多，加上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不少“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但相应的社区建设、管理及服务并未跟上，社会控制的新机制尚不健全，许多民间团体、群众组织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这些组织特别容易成为少数居心巨测的人操纵利用的工具。另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国出现了一大股声势浩大的“气功热潮”，短短数年，气功迷达到6000万，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书、气功健身院、气功表演会，遍布神州大地。随着气功队伍的壮大，各种气功师也应运而生。这种“气功热”为“法轮功”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神秘主义的文化氛围。[Page]
　　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包装与操纵
　　创立邪教的人，不仅懂得怎样利用邪教来蒙骗群众，而且懂得怎样包装邪教来迷惑群众。“法轮功”从1992年出笼以后，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迷惑了百万之多的“修炼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李洪志及其邪教组织的对“法轮功”的精心策划、刻意包装和严密操纵，其表现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多层面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进行现代包装。
首先，自我神化，大搞教主崇拜。大凡邪教都搞教主崇拜，“法轮功”也不例外。李洪志吹嘘自己是“千年不出、万年不遇”的“救世主”，是唯一能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的救世主。现在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公开传正法度人。李洪志还篡改生日（将1952年7月7日改为1951年5月13日，即农历四月初八相传是释迎牟尼的生日），将自己改为与佛祖同日诞生，其目的是称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这些荒诞离奇的“神迹”，欺骗了许多的“法轮功”练习者。
　　其次，利用大量佛教术语和科学名词包装“法轮大法”。李洪志虽然对佛学和现代科学知之甚少，却欺世盗名，大量盗用佛学概念和科学术语，诸如“法身”、“三界”、“不二法门”、“业力”、“消业、“末法、“去执着心”、“护法”、和“物质、“分子”、“原子”、“夸克”、“能量”、“场”等等，包装“法轮大法”，以达到偷梁换柱，欺世诓人的目的。
第三，利用“法轮功”专职人员和一些受蒙蔽的知识分子对“法轮功”进行现代包装。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从一开始就把“法轮功”作为一种“产业”来经营，在经营过程中，许多人未必相信“法轮功”，但却相信“法轮功”能给他们带来利润，能满足他们发财的欲望。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他们追随李洪志，为“法轮功”摇旗呐喊，办班、出书、制作、贩卖各种音像制品，神化李洪志，搞各种炒作、包装，制造“明星”效应，信的人越多，他们钱赚得越多，钱赚得越多，把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就吹得越玄乎。除此之外，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对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进行学术包装。“法轮功”信徒中有一批知识分子，这些人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专长，有研究生、博士生，有技术人员、高级医师，更有研究马列主义多年的知名教授。少数搞医的“专家”吹嘘“法轮功”“有利于身心健康”，搞科研的学者吹嘘“法轮功”“就是科学”，搞马列主义的教授胡说“法轮功”“与马列主义不冲突”，“符合邓小平理论”。这些所谓的“专家”、“教授”，把“法轮功”的歪理邪说同他们的专业掺杂在一起，从不同层面、不同学科对“法轮功”进行了学术包装和现代诠释，常常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被“法轮功”组织视为至宝，大肆利用，广为散布，为“法轮功”组织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了不良影响。
　　2.编制了一套诱人上钩的“理论”，对人实施精神控制。
　　一种社会力量想要造成影响，登上社会政治舞台，总是要先制造舆论，扩大声势，在思想理论方面宣传鼓动，争取社会广泛的认同和信仰。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社会舆论的先导作用，重视其理论的世界观职能。为了在社会上推广“法轮大法”，李洪志及其幕后策划者炮制了一系列有神论的歪理邪说。这些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概括起来主要有：夸大社会问题，否定现代科学，宣扬“政府无用论”、“国家无用论”、“科学无用论”，鼓吹“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特性，是“绝对真理”，是衡量一切的最高的“价值标准”；宣称地球是宇宙的“垃圾站”，低毁全人类，散布“人类罪恶论”和“世界末日论”；厌弃现实生活，鼓吹“业力轮回论”、“练功出世论”，以“消业”、“上层次”为诱饵，要人们不断“学法”，“弘法”、“护法”，放弃现实生活，去掉各种“执着心”，去追求虚幻天国的“圆满”；制造现代教主崇拜，自我神化，谎称“法身”无处不存，炮制“末世救世主论”；低毁一切宗教，鼓吹“万教归一”，宣扬“法轮大法至上论”等等。[Page]
　　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这套歪理邪说和精神控制，曾经迷惑了不少练功者，时至今日，仍有少数人冥顽不化、执迷不悟。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为他的教主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对教徒施加有效的思想控制，也为“法轮功”组织提供了精神上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己经初步具备了世界观的职能，因此，其社会危害是不能低估的。
　　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规范化的严密的组织系统。李洪志说“法轮功”是松散的群众性练功组织，“非党非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显然是掩人耳目。事实上，李洪志操纵的“法轮大法”，是一个不仅有纲领、有信仰、有严密的庞大的组织系统，而且在全国设立总站39个，辅导站1900多个，练功点28262个，曾一度控制210万练习者，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的组织。“法轮功”这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对“法轮功”的迅速蔓延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有一效性”，表现在它独特的组织扩张方式。一方面，它在李洪志和“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操纵下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组织扩张。另一方面，它义可以在没有上级指导的条件下，基层组织实现自发的裂变性地组织扩张。当一个练功点的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就有人自动分离出去，分离出去的人不是脱离“法轮功”组织，而是去建立新的练功点。几个虔诚信徒、一盘磁带、几本李洪志的书就够了，所谓“人传人，心传心”。这种原始简单的平面扩张方式，使得“法轮功”组织可以在中央系统被取缔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组织扩张。所以，这种组织特征为“法轮功”的滋生蔓延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也对政府实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4.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加强内部控制。“法轮功”邪教组织滋生蔓延于科学发达的当代，具有一些现代特征。.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能充分有效地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电话、传真和国际互联网。传播“法轮功”的主站点分布在美国、加拿大、中国（包括台湾地区）、澳大利亚、东南亚和欧洲一些国家。各站点之间基本上可以连接到世界各地所有“法轮功”站点，已形成一个影响面很大的网络。李洪志的“经文”、“感想”、“指令”，顷刻间便可传遍世界各地的练功点，而各基层点的情况也可随时通报李洪志。因此，他即使在国外，仍可利用现代网络进行遥控指挥。所以，互联网己成为“法轮功”组织进行非法活动的重要传播网络、造谣网络、组织网络、指挥网络，使最科学的东西成为传播迷信的组织工具。
　　三、国际社会政治背景
　　邪教组织的出现，是一种国际现象。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滋生和蔓延，除了国内历史、社会条件外，还有着深刻的国际社会背景。
　　1.国际社会背景。从世界范围来看，邪教是一种世界现象。20世纪以来，虽然科学已高度发达，但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造成人类精神的迷茫、失落，社会规范的失衡，道德标准的紊乱等等，使人们的精神焦虑并未减轻。尤其在世纪末，对生命价值的反思和对生存环境的担忧，渴望解脱，渴望被拯救的世纪末情结更为盛行。不少人追求超常的心理体验，要求与神直接交流，渴望拥有超自然能力，对巫术、星象、神灵、特异功能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颇为推崇和向往。因此，每到世纪之交的重大转折时期，就会萌发新一轮的宗教复兴浪潮，新兴宗教团体急剧膨胀，极端宗教教派纷纷迭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几乎所有的邪教组织，都十分强调所谓的“末世论”及相关的“末世情结”，宣扬世纪之末地球将爆炸，人类将彻底毁灭。在这个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之际，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就会纷纷出笼，构筑一套反传统的教义体系，许诺一个虚幻的“天国”，树立一个“救世主”，掀起一阵造神运动，把一个个凡夫俗子推向邪教的泥潭。因此，“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出现绝不是偶发的、孤立的，它具有一定的国际社会背景，人类20世纪末邪教的出现，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普遍现象。[Page]
　　2.国际政治背景。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己被我国政府取缔的情况下，仍然如此猖狐，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国际政治背景。
　　长期以来，利用宗教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和破坏，是西方列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基本手法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反华势力，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我国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进行过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武装干涉，企图扼杀和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他们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对我进行“分化”、“西化”，企图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特别是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以后，西方反华势力更是变本加厉，加快了对我进行“和平演变”的步伐。他们在扶持“台独”、“民运”等敌对势力以及在人权等问题上不断对我发起攻击而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急需寻找新的力量，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需要。他们为李洪志及“法轮功”骨干分子提供政治庇护，充当其政治上的保护伞；在“法轮功”邪教组织建立“法轮大法电台”和电视制作中心、设立网站、租用广播频道、印制宣传品等活动中，他们竭力给予支持，充当其后台老板；他们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不断进行反华活动，比如，在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所谓“中国和西藏的人权问题”听证会上，他们唆使一些“法轮功”分子，散布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信徒的谎言；在所谓的“中国宗教自由问题”听证会上，他们邀请李洪志的得力助手参加，为反华提案制造舆论。
与此同时，各种敌对势力也加紧与“法轮功”邪教组织相勾结，企图壮大声势。2000年12月23 -26日，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和澳门的上千名“法轮功”分子，在台北召开了“法轮大法2000年亚太地区修炼心得交流会”，“台独”分子吕秀莲到会讲话，体现了对“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支持和关怀”。
正是在西方反华势力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支持下，李洪志之流才敢粉墨登场，上演了一幕幕闹剧。反映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邪教组织反对人民、投靠外敌、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
　　四、“法轮功”现象的警示与防范
　　反思“法轮功”现象，从总结经验教训上讲，我们既要深挖“法轮功”滋生蔓延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复杂的国际社会政治背景，又要透过“法轮功”现象深入思考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为后事之鉴。
　　因此，邪教之患，不可小视。“法轮功”的滋生蔓延，给我们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法轮功”现象暴露出来的问题，既有社会历史层面，也有精神信念、信仰层面。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历史性的大曲折，加之西方对我奉行的“西化”、“分化”策略和多元价值观念的盛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一个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受到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正面教育受到冷落。一些人思想混乱，出现了信仰危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树立、不坚定。在这种思想状态下，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有神论就会乘虚而入，抢占思想阵地，搅乱人心。“法轮功”的出现，反映了一种倾向、一种思潮，是一种否定主流信仰和主流文化的思想、逆流，我们同“法轮功”的斗争，从实质上讲，就是一场争夺群众、争夺思想阵地的政治斗争。因此，要彻底肃清“法轮功”对人们精神毒害，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大力弘扬主导文化。主导文化是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主流文化。在我们国家，主导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弘扬主旋律，就是要通过理论导向、舆论导向、文艺导向、出版导向等导向形式，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方式。[Page]
　　2.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
　　“法轮功”现象给我们的警示之一，就是必须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坚持“科教兴国”，提高全民素质。我们同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斗争，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和源头，立足长远，着力铲除其滋生蔓延的社会温床。为此，我们必须在提高全民思想文化素质上全力以赴，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理念来丰富、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消除精神空虚迷惘、摆脱观念愚昧落后和文化知识康乏状态，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反对迷信的良好风气，并使之落实成经常化、制度化的各项措施。
　　3.重视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心理，积极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问题。
　　反思“法轮功”现象，社会转型时期的大众心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心浮躁”是这一时期社会心理的重要特征。由于社会心理反应的直接性、表现的群体性和影响的广泛性，更突出了大众心理建设的重要性。而且，当不良的、消极的社会心理积淀和扩散开来，又会被邪恶势力所利用，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太快的时候，人们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会随之改变。旧的失去了，新的没有得到，不少人就会感到失落与迷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革动荡和改革开放的巨变。人们原来所熟悉的物质生活保障，社会生活环境，人们的理想追求和情感归属都受到巨大的冲击。社会转型过程中利益关系的调整重组，产生了利益差异和利益失衡；利益差异和利益失衡容易引起社会心态的失衡；失衡的社会心态又极易引发社会行为的“失范”。同时，在社会转型时期，一些社会问题也会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一些不健全、不完善，甚至令人不满的丑恶现象，诸如社会不公、假公济私、道德滑坡、腐败现象等等，对人们的思想认识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对于这些问题，应该本着积极的态度，通过推动社会发展和改革不断地加以解决。引导群众正确看待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积极关心和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包括心理上和精神生活上的问题，做好疏导工作，决不能让“法轮功”之类的邪教组织恶意利用。
　　4.进一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科学文化含量。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同进行科学精神、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结合起来，这是新形势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迫切要求。唯其如此，才能跟得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要善于从科学技术最新成果中吸取知识和思想营养，不断充实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广泛开展科普活动，特别是要普及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科学知识，加强有关自然现象、社会进化、医疗卫生、科学健身和生老病死等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无神论教育和宣传，用现代科学对封建迷信、伪科学进行揭露和批判。需要强调的是，精神文明建设要注重引导大家树立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就能识破形形色色的伪科学和封建迷信的伪装，这也是“法轮功”现象给我们的一个深刻启示。
　　5.加强社区建设，丰富休闲生活，改变非党非社群众组织放任自流的状态。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休闲时间增多，社会流动人员加大以及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增多，社会上出现了大量闲散的“社会人”。近些年来，各种各样自发性的群众社会团体发展很快，各种“协会”名目繁多，但相应的社会管理、社区建设跟不上，形成了不少“盲点”、“盲区”，对大量闲散的社会人员管理薄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法轮功”邪教组织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迷惑数百万群众，显然与社会管理出现的漏洞有重大关系。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加强文明社区建设，加大对社会团体管理力度，健全社会控制机制，特别是对一些非党非社的群体组织、交叉地带、各种机构都管不着的社会闲散人员问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的管理问题，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Page]
　　把各种各样自发性的群众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纳入健康发展的轨道，是防范一切非法组织滋生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6.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瓦解“法轮功”的政治图谋。
　　“法轮功”之所以至今阴魂不散，与西方一些国家在邪教问题上采用的双重标准，对邪教头目进行包庇纵容，试图以其为工具而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图谋，不无关联。西方某些反华势力，把李洪志及其邪教“法轮功”作为一个可以廉价利用的、能够用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工具。对这种险恶政治图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予以彻底揭露和坚决斗争。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对我进行“分化”、“渗透”和干涉。“宗教迫害”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复打的一张牌。由于美国是一个宗教影响很深的国家，炒“宗教迫害”问题特别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社会公众的共鸣。反华势力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总会反复鼓噪中国的“宗教迫害”问题。美国明知“法轮功”是被中国取缔的邪教，却公然支持“法轮功”与中国政府对抗，这就再次暴露了美国强权政治的目的。因此，我们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从实质上讲，不是宗教问题，也不是人权问题，而是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分化”、“渗透”和干涉的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为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法轮功”对我进行干扰破坏，珍惜和保护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集中精力把现代化的各项事业搞好，唯有如此，才能使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图谋不断破产，才能使我们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法轮功”邪教问题的滋生蔓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在社会发展不断取得积极成果的同时，还会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产生出来，我们应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邪教问题产生的现实原因和历史原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立足长远，着力铲除其产生的社会温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