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邪教产生根源浅析

　　我们应高度重视对“法轮功”邪教产生根源的研究，并据此有针对性地加以根治。这是一个首要的根本性基础问题。在己经进行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竟然出现了“法轮功”邪教，在短短几年内形成了相当的气候并一度呈蔓延之势，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迷惑了那么多的群众，而且在政府的严厉打击下甚至仍在苟延残喘、垂死挣扎，严重地危害和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政治的安全。这并非偶然，充分说明了其背后一定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因此，全面、科学、客观地深入揭批和分析法轮功产生的根源，既是目前进一步治理邪教的重要举措，也是立足于长远战略根治“法轮功”邪教，并预防新的邪教产生的基础和前提。

　　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旧中国封建思想文化的传统遗毒尚未从根本上得到彻底清算和改造，科学精神尚未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意识，还存在一定的适合迷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曾创造了远远胜过西方同时期文明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封建农业文明。几乎到现在，我们还常常以此为自豪。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在蕴含中华民族进步与复兴契机的同时，其传统思想文化中属于糟粕的东西也会顽固地保持其一定惯性，仍留有一定的遗毒。事实上，反封建历来就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在清除封建思想文化遗毒方面，其艰巨性、长期性要远比欧美各国为甚。近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己经清楚地证明过。应当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后建立，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己在清除封建社会残留遗毒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也是主流。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封建思想文化观念和意识已经拥有几千年历史积淀在旧社会国民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刚刚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的我们无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清除它们，在不少群众甚至党员干部的思想深处它们仍有着相当的基础和市场。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会现形或产生新的变种。其中的封建迷信就是这样。

　　“法轮功”邪教就其实质来说，正是这样一种现代迷信。尽管其生成机理和内涵与昔日封建迷信己有一定区别，但从实质上来看，“法轮功”邪教之所以能迷惑和欺骗那么多群众，与我们在肃清封建迷信和民间秘密社会文化等方面遗毒不够彻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法轮功”痴迷的结果，是在精神上完全成了李洪志的俘虏，把他的经文当作不可逾越的“圣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李洪志一再鼓吹，不按照他的“经文”去做，就会形神俱灭，这使得其追随者非常恐怖，沉迷于“法轮功”而不能自拔。

　　“法轮功”事件的出现，与我国社会尚缺乏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伪科学长期泛滥有直接的关系。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素质中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文盲、半文盲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比重，相当一部分人的科学素养较低，对各种伪科学和现代迷信缺乏起码的辨别力。在“法轮功”痴迷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就是由于这方面原因而上当的。另一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轮功”痴迷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科学工作者。例如，某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兼哲学教授竟然撰文称“法轮功”是“更加完备、更加彻底的唯物主义”。从一般意义来说，这种现象让人感觉不可思议。类似这些人，之所以迷恋上“法轮功”，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缺乏具体的科学知识，在具体的科学知识方面他们甚至是专家，问题在于现代科学门类众多，分别培养专门型人才，而每个学科知识都精通、甚至哪怕每个学科都多少涉猎一点也几乎很难做到。因此，如果没有严肃和执著的科学精神，只要超出了自己精通和熟悉的领域，在别的领域里，他们和前面所说的文盲、半文盲往往同样习惯于盲从，而不是深究为什么、有何依据、是否经得起检验等等。马克思早就说过，面对奇异现象，我们不仅要用眼睛和耳朵，更需要“批判的头脑”；梁启超也说过，有许多人懂得物理、数学、化学，却不懂得科学，遇事不能分辨是非，这是缺乏科学精神。上面所说的教授、校长、专家们正是缺少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头脑”和梁启超说的“科学的精神”，才被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这一现代迷信所轻易蒙骗。[Page]

　　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下，社会矛盾汇集，社会心态失衡，在公众心理与群体意识的调整和重组中，客观上在相当程度上产生了思想意识形态的“真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矛盾，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就会在许多方面造成人们的社会心态与心理失衡。从特定意义上来说，这是“法轮功”邪教产生并能在相当长时间中迅速传播的重要社会基础。具体来说，第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一下，必然存在利益重组问题，由此会产生一系列相关的新矛盾。例如，社会分配方面，尽管我们力图坚持共同富裕的基本政策，但在实践中，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人事制度方面，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很多原来掌握权力的人要从原来岗位上退下来，也有很多自以为空有抱负无法施展的不得志之人，都必然在心理上苦闷而欲求解脱和发泄，等等。第二，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生活压力加大。第三，由于从延续50多年甚至是几千年的传统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改革进程，因而它必然带来包括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在内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大转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必然伴随着各种秩序的相对紊乱和无序状态。人们在面对这一切时心存困惑、软弱无助，有可能产生心理思想意识的“真空”，有待于填补以满足其心理和精神需要。第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式下，党和政府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尤其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也使一些人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再加上现实矛盾的汇集，其中有些人往往在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蛊惑诱骗面前轻易就上了他们的“贼船”。

　　还有一个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法轮功”之所以滋生并一度在相当范围内蔓延，与目前我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强有力的民族共同理想认同感有关。这一认同感的强弱，往往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稳定及其凝聚力的基础和标志。如果从中华民族的大历史空间来看，“五四运动”以来，开始打破儒家等封建思想的专制统治，实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后尤其是社会土义建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其主导地位，但客观来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还存在着多种群体意识和文化，主要有：除占主导地位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还有中国传统文化之遗留，多年来一直在渗入的域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正在萌芽和形成的现代市场文化，等等。一方面，目前它们之间的格局还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稳定和待变性，彼此交相碰撞，有待于进一步“出清”和整合；另一方面，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这些基础上形成有效的民族群体认同感，那么，在它们碰撞激荡过程中、在它们之外，就有产生新的思想意识需求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如果控制不好，就有可能产生有害的方面。正是在当今社会转型、革旧立新的新形势下，由于产生了社会群体意识和公众心理方面的“真空”，才使得“法轮功”这样的邪教乘虚而入。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理想信念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挑战。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已势在必行，既是根本之策，也是当务之急。

　　三、“法轮功”邪教之所以能产生并蒙骗那么多群众，不仅在于它杜撰和拼凑了一整套系统的歪理邪说，而且还因为它日益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健全的系统组织相应功能的邪教组织，布置并实施了招摇撞骗、蛊惑人心等一系列有计划有预谋的用心险恶的策略和战略战术。

　　1.李洪志采取偷梁换柱、欺世盗名等恶劣手法，杜撰和拼凑了“法轮大法”等一系列歪理邪说，掩盖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及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而具有极大的蒙蔽性和欺骗性。其一，他鼓吹他的“大法”具有“治病强身”的神奇功效和魔力，而根本不用到医院去。这就利用了人的本性中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强身健体的渴求心理，引诱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老体弱和身患疾病的人相信他所谓的“法轮功”，而且尤其是迎合了那些收入偏低、难以负担日常医疗费用的低收入人群。其二，他一方面导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自杀惨剧，茶毒生灵，另一方面却又鼓吹什么“真、善、忍”的骗人说教，宣扬什么练“法轮功”就是弃恶从善，就是做好人，干好事。这实际上是利用了中国民众千百年来对“真、善、美”的追求。其三，李洪志利用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编造了一套“消业”、“圆满”、“上天国”、“当法王”的荒谬论调，这对于自认为不得志、对现状不满的一部分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Page]

　　2.在宣扬“法轮功”以及指使“法轮功”骨干分子、操纵一系列违法事件的前前后后的整个过程中，李洪志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一直非常注意所谓的“策略”和“战略战术”。 如果李洪志及其“法轮功”从一开始就要求人们自杀或与党和政府对抗，从一开始就暴露出其残害生灵、把人引向绝路的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之本质，就不会有人相信和跟随。因此，李洪志及其追随分子就采取了迂回的和步步为营的“战术”。

　　3.李洪志大肆采取了一系列瞒天过海的把戏，大施骗局。 用伪装和骗术来蛊惑人心、树立其权威，让痴迷者对其顶礼膜拜、绝对顺从，几乎是所有邪教头目惯用的伎俩。在“法轮功”传播并闹事的过程中，李洪志及其骨干分子极尽吹嘘、造谣欺骗之能事，大肆盗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名词术语神化其自身，鼓吹“法轮功”是整个宇宙的修炼大法，是最高佛法。李洪志还大搞教内的个人崇拜，俨然以超级大师自居。他把自己吹嘘为神的化身、佛的化身，能帮助世人度过人类的“末世劫难”。在诱骗的同时，李洪志及其“法轮功”还利用人性中的某些弱点，采取了一系列恐吓、威逼的伎俩，意图达到完全控制其成员的精神。

　　四、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尽管总体上主流是好的，但也产生和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客观上、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上被“法轮功”邪教钻了空子。

　　“法轮功”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公开活动，有那么多的群众甚至领导干部卷入其中，为什么就一直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并提前采取相应的对策呢？一个深层原因是，“法轮功”得以那么猖撅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党和政府自身工作中的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在防止“法轮功”邪教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工作还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

　　1.根本上在于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尚存在一系列不足和问题。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和理想信念教育显得越发重要。党和政府也一非常重视。但是，在许多地方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把这些工作落到实处，还存在不少问题，以至于被“法轮功”钻了空子。

　　2.很多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也迷信“法轮功”，起了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张目等一系列极为恶劣的影响。党员干部作为“先锋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他们的行为举止在社会上有着更为重要的典型性影响，往往会成为社会公众衡量是与非的标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其影响都是巨大的。长期以来，不断传出有些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大搞封建迷信的报道，他们有的相信所谓的“风水”，建房买楼要先找“先生”测算一下，有的甚至精选“宝地”修祖坟，还有的求神拜佛，保佑其升官发财，反正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处处有讲究。这些都曾在社会上造成一系列的不良影响，使得求神拜佛等封建迷信一度更加活跃，客观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上一些人也纷纷效仿。这些年来，在“法轮功”滋生传播的过程中，同样有一些领导干部起到了一定的“典型”和“带头”作用，有极少数人对“法轮功”包庇纵容，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法轮功”邪教的保护伞。所有这些，同样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值得我们从深处、从长远处去深思和反省。

　　3.基层组织“防波堤”功能缺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在一个时期里，在某些地方与“法轮功”组织的兴风作浪形成了鲜明对比。党和政府的各级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整体组织的基础，“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深入基层总结实践积极探索开拓前进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人民日报》2000年5月16日）我们党向来注重各级基层组织的建设，注重发挥各级基层组织所承担的一系列功能和作用。尤其是在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风险时，各级基层组织起着首要的基础和先导作用，是迎接挑战、化解风险的第一线，具有重要的“防波堤”功能。如果基层组织能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很多困难和风险就会在刚刚萌芽和发起之时就能得到较为妥善地解决。各个基层组织任务完成的怎么样，直接决定全局。全局的胜利是以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功能、圆满完成其使命为前提和基础的。这一道理己被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历史经验教训所充分证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些年来，各级基层组织的风险和危机意识缺乏，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基层组织相对比较涣散，尤其是在一些问题突出和发生时，缺乏战斗力，感觉不到“守土有责”，以至于“镇守无方”。 [Page]
　　4.在重点性发展和全面性发展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片面性的倾向。由于我们党己经执政五十多年，长时期的和平建设尤其是文革以来，不少地方过分地注重片面地发展生产力，一门心思考虑发展经济，而忽视和淡化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和淡化了阶级斗争意识。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必须有党和政权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阶级斗争的弦”也不能过于放松。否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毋庸讳言，“法轮功”问题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有着这方面的重要原因，反映出我们有这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倾向。

    总之，分析总结其原因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和防范。我们要清醒而深刻地认识“法轮功”事件的根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法轮功”事件中，尽管教训不少，但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主流是好的。这一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力一面的，都应成为我们战胜困难、开拓进取的催进剂。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坚持开拓创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一定能战胜前进道路上出现的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能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的更大辉煌!

                                       （作者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马列所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