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问题五论

　　一、邪教与文化倒退

　　2000年在哈佛大学访问研究期间，我曾应邀作的学术演讲之一就是当今中国宗教与邪教问题。我提出：邪教的产生不仅仅是宗教问题，而是文化问题。邪教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种没落，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很可能在中国会导致进一步的文化倒退，牵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西方思想界真正希望中国成为现代化文明国家，应密切关注这一点并帮助我们解决这一问题。

　　民族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文化发展、传统文化得到合理继承和更新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有力量的民族的背后，都有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作为支撑。文化倒退就意味着民族机体生命力的衰退。

　　有一种自我欺骗，可能会在相当长时期内使人们受到蒙蔽，有时候一整个民族甚至也可能不知不觉陷入其中。这往往是有些人利用一个民族可能存在的某些心理弱点，构筑一种无意识陷阱。这种无意识陷阱必然具有传统性，利用传统文化符号，从而唤起潜藏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具有连续性的集体无意识。就是这种心理弱点，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矛盾因素，使中国不能走向近代化之路。中国社会和文化在现代转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全部都可以找到传统文化上的根源，尤其表现在所谓“民族性”方面。

　　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应当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之“弊”？至今，我们仍然需要对整个传统文化进行理性的系统的反思。我在过去的著述中曾经提出，中华民族的近代史，不能仅仅归结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践踏使中华文化和社会经济体系遭到破坏，认为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之根，并就此了结；在屈辱的历史过后，中华民族必须学会反思自己，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靠着天朝大国的自美之梦支撑虚弱之躯。

　　文化可以使一个民族兴旺发达，也可以使一个民族衰弱不堪。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文化中的精神和价值取向。我们的传统文化曾经支持这个民族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开拓万里疆土，可是为什么到近代竟失去了昔日中华大帝国的雄风而无力自保？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不能不在我们的文化内部去寻找；历史上儒、佛、道三教作为中华文化之主干，都负有责任；对现实人生的鄙弃态度，是它们的共同特征，它消解了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激情和勇气。一个世纪前，中国思想界有识之士大声疾呼的许多问题，到如今仍然有待吾辈去探索解决，要担负起扬弃传统、面向现实、更新和提升中华文化之生命力的责任。

　　二、邪教产生的必然性

　　(一)邪教与发展瓶颈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邪教，也反映着那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瓶颈问题。

　　数年前我曾提出，现代化不可能是一条平坦的通衙，如何顺利通过这条充满坎坷的道路，使我们所经历的坎坷和磨难尽可能减少，是摆在每一位思想者面前的重大问题。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参量关系问题。一方面，这是制约现代化进程的潜在因素，另一方面，这也是决定现代化之文化社会结构的重大问题。今天，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邪教的滋生和蔓延。它本身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对于未来的中国现代文化会意味着什么？都值得思考。

　　从发展中国家通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我们不仅会遭遇各种经济上的挑战，而且在文化领域难免要回答无数的“斯芬克斯之谜”。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知识的普及，在社会不同层次的生活中，造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对于自我承认的要求。这是一种进步，同时也为社会行为的控制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社会学家塞缪•P•亨廷顿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一组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见表1)

　　这一资料清晰地表明了过渡型国家和现代化国家之间社会秩序的显著差别，“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这一论点”，与此同时，“在一国内部，暴力冲突和极端主义的中心集中处在现代化之中的地区，而非那些仍保持传统方式的地区。”因此，“社会动员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这就淋漓尽致地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现象：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例如，在66个国家中，适龄儿童的入学比例和爆发革命的频率之间的相关量是0.84。相比之下，在70个国家中，小学入学率的变化和政治动乱之间的相关量为0.61。老百姓受到启蒙越快，政府被推翻的次数也就越频繁。在许多国家里，教育的迅速普及对政治稳定有着明显冲击。亨廷顿的结论，在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邪教问题时，同样应当加以考虑。[Page]

　　 (二)邪教表现出强烈的传统特征

　　邪教的许多主要思想特征都表现出对现代文明的反动，它们往往运用传统宗教、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具有神秘色彩的、今天的科学难以验证的内容，来抵制具有制度化特征的科学所代表和支持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社会秩序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变动之中，这使许多民众处于不稳定的生存条件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邪教易于成为民众宣泄不满情绪的传统方式，并使用传统话语来表达。同时这也反映出民众的文化心态中仍存在着易于回向传统的倾向，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未成熟的阶段。

　　(三)传统宗教的没落：邪教产生和发展的现实逻辑前提

　　社会是一种自组织系统。中国传统宗教己走向没落，无论在其教义理论还是传播方式上，都己不适应现代生活与观念，无力招徕大量有信仰倾向的民众，无力对现代文明和现实生活进行自己的观察、批判和升华。

　　各种新兴宗教、取自传统文化的类宗教形态、或邪教，对传统宗教均构成很强的现实替代性，并在事实上成为部分民众批判和否定现有社会组织基础、重构其自组织系统的思想基础。

　　任何新兴宗教、异端、旁门左道或邪教的出现，都有其现实的和历史的逻辑前提，尽管在人性自身逻辑或现实社会中它们有些可能会表现出很强的毒性。实质上它们是在传统宗教没落的情况下，社会自组织性发生作用所产生的应激表现，是基于传统宗教的不适应性而出现的新的适应尝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新东西就有合理性，或者就能够代表宗教适应现实状况的未来形态。事实上，历史的规律表明，未来新的适应性形态将建立在出自教内外的批判和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与超越的基础上。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它将使我们对这些新东西有一个比较根本性的认识和把握。

　　(四)为何信邪不信正

　　人性中被承认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所致。邪教具有较之正统宗教更易于跟从人欲、控制人心或者说更荒诞的逻辑。它采取的是更大（从而也就是更缺乏理性）的解释系统，更远地走向两个极端：即夸大人性或否定人性。被夸大、被控制，本质是通过不同形式实现自我或者重建自我。这些都早已在正统宗教中被理性化了。

　　三、中西邪教存在重要差异

　　 (一)社会一文化起源上的差异

　　1.西方发达国家中，邪教和各种新宗教的兴起有一个重要文化背景，是对现代文明的厌倦、对其弊端的强调，科学主义和科学反思、科学批判的思潮。

　　在西方，在经历了文化变迁的痛苦之后，早己有人尖锐提出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注意的这种问题。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新时代的先知”的著名文化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就曾指出：“如果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征服自然的大革命，竟然以失掉自己的精神自由而告终，这将是一种奇怪的命运”但是，如果在国家对其成员的生活和思想的日益加强的技术控制之外，竟还要加上我们的文化素质下降，那么，这种命运可能会降临。

　　存在主义作为对这种状况的反思，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存在主义哲学家们指出，今天的西方“高度文明”却在事实上把人变成现代化大生产机器的一个智能部件，像齿轮一样啮合在它的复杂体系中；人的造物，却在吞噬人的权利。这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地位的丧失，也就是新的不自由，新的不平等和新的不民土。人的自由恰恰受到了用科学技术推动着的唯物质主义的威胁。马塞尔这样描写在丰裕的物质生活中失去自我的现代产业工人：“确实，他的里里外外的一切，都在共谋把这个人同他的功能等同起来。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他作为工人的功能，作为工会会员的功能，而且还有他的种种生命功能。‘时间表’这个可怕的字眼，十分完整地描绘了他的生活。每一项功能要花费这么些时间，连睡眠也是必须履行的一项功能，只有睡过了觉，其他的功能才得以轮流实行。娱乐也是这样，休息也是这样。卫生学专家会决定每周该允许休息一次，这是合乎逻辑。……就像一只钟表一样，一个人每隔一定时间应该彻底检查一次，这是十分自然的。……医院起的作用，就是一张检修台的作用，或一家修理店的作用。……至于死亡嘛，从客观上讲，从功能上讲，它就成了已经不再有用的东西之废弃，应当作为一笔总消耗，用笔勾掉。”[Page]

　　2.作为加速前进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各种邪教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思想文化的迅速转型造成的不适应性。对外开放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使问题更趋复杂化，加深了解决这种转型问题的难度。

　　过去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在今天文化发展中出现的恶果。与此同时，今天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利用、回归，缺乏相应的系统的哲学依据。国粹主义、全盘西化思想并行，观念混乱，普通民众更是无所适从。

　　(二)基于不同的宗教管理方式产生的差异

　　中国在宗教政策上的问题。法制化一直裹足不前，延误了依法管理一切传统宗教和新兴宗教的时机。长期以来宗教管理中实行的以五大宗教为管理对象的体制，在对现实中出现了源于政策的管理盲区。介于正统宗教和违法结社之间的集群性民间信仰活动，得不到应有的观察和控制。

　　加之传统宗教的衰弱无力。于是邪教利用了管理和信仰真空，俘虏了大批需要并寻觅有信仰的民众。而且，中国邪教不肯自称也不承认自己为某宗教。这样一来，似乎只要不触犯法律，就没有谁握有处治它们的法律依据，结果给邪教问题的控制和治理带来很大困难。

　　(三)规模与信众控制方式的差异

　　中国邪教往往个体规模较大。

　　对信众控制方式的区别：全国性与区域性，分散与集中。

　　(四)性质差异

　　受其社会和思想文化环境的赋型性影响，西方邪教的思想边界较为明显。

　　西方邪教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反社会性，深度操纵信仰者的个人生活，重建其生活，甚至在教团中实行相当集中的集体生活。

　　中国邪教对传统宗教、迷信的延伸和利用很明显，隐含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在渐进式发展中表现出对现实意识形态的颠覆性较强。

　　利用、扭曲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文化退化现象严重，是传统文化精华流失的表现。

　　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性。我曾提出：“尽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形形色色、扑朔迷离，我们以认定:人类的最高追求，肯定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是当初使他并标志他终于脱离动物界的那种东西。”但是邪教往往不是走这样的路径，而是颠覆价值观念系统，而代之以极端狭隘的观念，进而利用人的本能或人性的弱点，控制、驱使信众。

　　(五)国民素质、心态及价值取向

　　中国国民之迷信倾向及其普遍性，值得注意。往往用历史的悠久性反证传统文化中迷信成分的价值。

　　追求长寿的集体无意识。“寿为善”的传统民众意识，是易于被利用的心理空间。

　　教育结构缺陷。中国的教育结构存在重大缺陷。它奉行的是能力中心观念，以征服自然为培养人的中心目标。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注意对人自身的思考，教会人们“认识你自己”。

　　应当首先注重人才的综合素质培养，必须兼通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基本内容。

　　四、西方处治邪教经验的可借鉴性有限：中国必须自立权衡

　　 (一)鉴于中西邪教的许多重要差异，处治邪教问题的方法和法律系统的差异性必须得到充分考虑。

　　借鉴过去治邪方法的必要性和理由，是建立在当今邪教在思想形式和内容上的传统性之上的。而借鉴西方治邪方法的必要性，则是建立在中西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性之上。

　　(二)邪教处治、管理的法制化是当代社会和文化环境下的必然趋势。

　　(三)基于人类的社会性，自古以来民众中总有一定比例的人群要走向宗教信仰。必须理智地考虑如何使其信仰的愿望得到满足，而不是试图将其全部变成无神论者或共产主义信仰者。

　　 (四)治理邪教与建设现代中国文化：同步战略的必要性。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处理。“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荀子)。

　　 五、中国邪教的传统性与历代治邪方法的历史连续性

　　 (一)民众心态的传统倾向性。

　　 中国正统宗教并不主张生病拒绝医药治疗，而恰恰把治疗疾病作为获得进入宗教所许诺之更高境界的基本保证。[Page]

　　《太平经》把医药学看作修道求仙者的重要本领，反复强调“是乃救死生之术，不可不审详。”“此救死命之术，不可易，事不可不审详也。”葛洪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真浩》明确提出：“夫学生之道，当先治病，不使体有虚邪及血少、脑减、津液秽滞也。不先治病，虽服食行杰，无益于身。”

　　佛经称佛为“大医王”。诸如“渡老病死大医王，当礼法海德无边。”“以智慧手安慰众生，为大医王善疗众病。”“大医王应病与药，菩萨随宜演化。”“佛如医工，法如良药，僧如瞻病人，戒如服药禁忌。”这些说法，把佛陀描绘为善治人疾病的大医，具有很强的比喻意义，而不是指具体的肉体疾病，虽然蕴涵着有病必治的逻辑，但以佛法能医一切疾病的思想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医学。邪教便由此篡改利用，进一步虚化医学，致使信众拒绝接受现实的医药科学来治疗疾病。

　　(二)任何引导或暗示信众拒绝医疗疾病的做法，都是邪恶的，不符合人性的，是对文明的反动。

　　美国：基督教科学派曾经导致信仰者拒绝医药而死亡，家属依据有关法律起诉该派，使其不得不收敛其主张。但至今该派仍宣扬类似的东西。

　　(三)方法的连续性与现实合理性。

　　(四)邪教的发展趋势和破邪方法上未来应有的取向。

　　邪教的多变性。不可对邪教教义或其宣传中的伦理规范采取相信心态进而将计就计的治理方法。

           （作者为四川大学哲学、宗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参见姜生：《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第八章，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

　　2.资料来源：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译本第40页：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3.亨廷顿，前引书第41页，第42页。

　　4.亨廷顿，前引书第44页。

　　5.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第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马塞尔：《生存之哲学》，引自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7.《维摩话经佛国品》。

　　8.《华严经》卷220

　　9.《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80

　　10.《大智度论》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