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末邪教泛谧的社会学解读
一、世纪末邪教泛滥解读
20世纪末是邪教兴风作浪的时期。1999年，中国邪教“法轮功”自认为羽翼丰满，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对社会和政府施压，向科学和人类挑战。它用歪理邪说纵操人的心灵，摧残人的性命，破坏社会秩序，制造社会动乱，剥夺“法轮功”信众的知情权、自由权和选择权。这个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组织遭到覆灭的命运是必然的。
2000年是世界邪教大肆泛滥之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类邪教组织数以千计，仅美国就有2500个。其中，为害最大者莫过于乌干达的邪教组织“恢复上帝十戒运动”。该邪教组织是由一名叫科波卫塔瑞的人在1989年创建的，他声称是耶稣“显灵”让他创建“新教”的，并断言:"1999年12月31日将是世界的末日。”这一“预言”破产后，科波卫塔瑞及其同伙继续进行诈骗活动，又胡说什么“相信世界没有2001年”。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第一次的谎言破产降低了第二次谎言的可信度，许多信徒开始醒悟，纷纷要求还钱退教。为防止人心涣散，骗术失灵，该邪教头目大开杀戒，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3月17口，在这个邪教组织的精心策划和高压胁迫下，530多名信徒在乌干达一所教堂内“集体自焚”，无一生还。据悉，此事件后乌干达警方还发现几处先前被害信徒的坟墓，死亡人数达到760人，其中包括160多名儿童。
作孽最深者莫过于美、加跨国邪教组织“耶稣基督原教旨主义最后审判圣徒会”。该邪教头目宣称“世界末日临近”，“只有结成‘天体伉俪’的人才能幸免于难”，让年龄在13至16岁的幼女和少女嫁给他们，一名头目可以“娶妻”多达几十个。在加拿大的利斯特镇，居民不过千人，该镇44岁的“主教”兼商人布莱克莫尔一人竟“娶妻”30名，生子多达80人。去年，这名“主教”又“娶”数名年龄在16岁左右的美国少女为“妻”。他还担任该镇一所学校的“学监”，要求全校184名学生“严格保守神圣的秘密”。
骗钱最多者莫过于日本邪教“法之华三法行”。该邪教组织多年来通过给人看脚相占卜，以不治之症和在劫难逃相威胁，诈骗人们入教，并以各种名义要求入教修行者缴纳巨款，向每人诈取20万至3000万日元不等的“研修费”。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恐惧讹诈很快被人识破，上当受骗者翻然悔悟，毅然把邪教组织“法之华三法行”告上法庭，目前日本全国有1200多名受害者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赔偿的总金额已超过65亿日元。
行为最凶者莫过于马来西亚邪教“奥马乌纳”。最近被起诉的29名该邪教组织成员有27人涉嫌参与了军火抢劫。7月2日早晨，15名伪装成军人的“奥马乌纳”邪教成员以检查武器装备为名，闯入霹雳州宜力镇的一座军营，抢走大量自动步枪、机枪和弹药，并挟持了4名人质。经过军警5天的大力围剿，劫匪和12名同党全部交械投降。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12月7日宣布，判处6名“奥马乌纳”邪教成员每人10年徒刑，另外23名邪教成员的犯罪事实仍在审讯过程之中。
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邪教沉渣泛起并非不可理解的怪异现象，它是世俗现象在世纪转换期间的集中表现。在新旧时空交替之际，一些心理脆弱的人们对未来往往有一种不确定感和危机感，这种预知和安全需求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心灵骗子提供了活动市场。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妄言“世界劫难”，制造恐怖气氛，然后再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欺世盗名，框骗信众，组织成反社会、反政府、反人类的罪恶组织，把一些意志薄弱者一步步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邪教头目都是一些心灵诈骗犯政治野心家，虽然从本质上说他们与日常生活中的诈骗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其诈骗手法却要远远高于后者，因为他们在诈骗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一些心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的机制原理。他们明明知道人们在辞旧迎新时有一种既兴奋又害怕的矛盾心理，非但不进行释疑和安慰，反而乘机进行害怕敲诈，把新世纪说成是“人类末日”，造成一些人的心理恐惧唤起[Page]:进而再根据由他们敲诈出来的这种恐惧—安全需求，自封“救世主”，组织“避难所”，把信众牢牢地把握在自已的控制之中，供其任意驱使。一旦心灵诈骗成功以后，接下来的便是疯狂的世俗诈骗，即地位诈骗，财产诈骗和色情诈骗。一骗心，二骗位，三骗财，四骗色，一般来说，这就是邪教头目的诈骗四步曲。
二、邪教的罪恶本质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那么，邪教就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如不及时铲除，它就会腐蚀机体组织，威胁社会生命。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毫无例外地一概采取坚决取缔、严厉打击的态度。
邪教是用异端邪说和疯狂行为控制人类心灵、摧残人类生命的反宗教、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反人类的罪恶组织。从起源上讲，邪教首先是反对正常宗教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宗教具有满足人类信仰需要，维持秩序和稳定的功能，属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凡邪教都是对常教的背叛和反动，亦即是对主流文化的背叛和反动:其次，邪教还是反社会、反政府的，它用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袭续正信，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政府权威，有的甚至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最后，邪教最终都是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罪恶之大，莫过于它用歪理学说和疯狂怪异对人类心灵的控制和对人类行为的操纵。所有邪教领袖都是以经营灵魂为生计的心灵骗子，在不知不觉中他(她)把人们的灵魂盗走，装在他(她)自制的非常简陋的“宝盒”中，然后念动几句胡编乱造的、只有对那些“信徒”才起作用的“咒语”，就可以操纵他们死心踏地地跟着他(她)走。邪教把一切不同意他们的人统统视为“妖魔”，在内部实行残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对于敢于揭穿邪教头目骗术的人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只因为信众看破了骗局，要求还钱退教，乌干达邪教“恢复上帝十戒运动”头目就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760人枉送了性命。
凡邪教，都有一套蛊惑人心的伎俩。归纳起来，这些伎俩不外乎借光、唤起、迷魂、控制和捧杀。
所谓借光，就是教主在出道之初往往故意编造一些与神、佛有关的故事，借神、佛之名美化自己，以便欺世盗名，愚弄信徒。
所谓唤起，就是用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传闻、谣言制造“人类末日”气氛，让信众产生害怕或恐惧唤起，为了寻求“避难”自投邪教罗网，以便对他们进行心灵操纵和行为控制。
所谓迷魂，就是进一步用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歪理邪说对已经“自愿，”加入“组织，”的信众进行洗脑，即“再社会化，”这种“再社会化，”就是向他们灌输迷魂汤，使他们失去正常人判断是非的能力，失去正常人的行为标准，把原来将信将疑的信众变成死心踏地的铁杆信徒。
所谓控制，就是利用教主权威、团体规范压力和各种威逼利诱手段对信徒进行等级森严的统治和管理。在邪教组织内，个人是没有丝毫自由的，既没有思想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邪教头目往往通过减少信徒使用的字数和单词来缩小信徒的意识和思考，从而实现对信徒的精神奴役。更有甚者，对那些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有些“异样”的信徒，邪教会动员“组织”力量向他轮番作战，非得把他拉回“正道”不可，那怕逼死人命也在所不惜。
所谓捧杀，就是以“上层次”、“上天堂”为诱饵，把信徒推向反人民、反社会、反政府、反祖国的第一线。这一招是最恶毒的，通过这样的“实际演练”，封杀众多信徒的退路，把他们死死捆梆在邪教教主的反革命战车上，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充当炮灰。[Page] 三、邪教产生的根源
虽然邪教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产生的基质却不尽相同。大体说来，邪教产生的基质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宗教自身，另一个是大社会。从宗教基质中产生出来的邪教如在美、加两国流行的“耶稣基督原教旨主义最后审判圣徒会”和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从社会基质中产生出来的邪教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中国的“法轮功”。
这就是说，存在着两类邪教，即以宗教为母体的邪教和以社会为母体的邪教，虽然它们产生的基质不同，但是都是邪教。因为它们都具有“世界末日吓人，异端邪说骗人，教主崇拜坑人，组织控制害人，垂死挣扎杀人”的邪教本质属性。一般来说，以宗教为基的邪教规模较小，个人阪依、群体迷思程度较深，成员不易转化，社会危害较轻，牺牲者多为邪教成员自己;而以社会为基的邪教规模较大，个人阪依、群体迷思程度较浅，成员较易转化，社会危害较重，牺牲者扩大到一般社会大众。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邪教?任何邪教的产生都有其认识根源、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从认识根源上说，人类个体对无限宇宙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单个人处于认识上的弱者地位。这种认识弱者地位，为那种认识上的自大狂奠定了存在基础。一方面是“无知无识”的“芸芸众生”，一方面是“先知先觉”的“通天教主”，二者形成了一种共生—互补或权力—依赖关系:邪教教主借假信奉他(她)的信徒而存在、而“显圣”，而信徒则因教主的存在感到安全，感到慰藉;邪教教主有多少信徒，他就有多大权力，换句话说，教主权力就等于信徒对他(她)的依赖。信徒们在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教主，把他(她)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以后，他们则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无助、无能的替罪羔羊，只能老老实实趴在邪教的殿堂上任凭教主去宰割。
从社会根源上说，由社会大转型或社会大变迁所造成的社会解构、文化失范和信仰缺失，为邪教的组织活动和歪理邪说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空间。根据作者所作的一项社会调查，转型期的中国人严重处于信仰饥渴的状态，在全国7大城市600份问卷调查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反应者只有9.5%。在人类失去精神家园的情况下，就容易饥不择食，信奉邪教。
从心理根源上说，人类是一种渴望上帝、追求信仰的高级动物，正如作家伏尔泰所说，即使没有上帝，人类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信奉。一般宗教产生的这一重要的心理根源，在信仰缺失的社会转型期就会导致邪教的滋生。
四、反对邪教是一项长期的政治斗争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由于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有限性和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总存在着一些人类未知的领域和现象，这使邪教的产生有了认识基础;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及一大批为生存而奋斗者，这就为邪教“救世主”的出现准备好了社会条件;由于人类需要心灵慰藉，在缺乏真正信仰的情况下，邪教的“信仰”正好填补了一些人空虚的心灵。这就是说，邪教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即使一个邪教铲除了，还可能出现另一个邪教，利用更加荒谬的异端邪说来蛊惑人心，争夺群众。因此，反对邪教将是一项事关社会信仰澄清、政权基础巩固的长期政治斗争。
反对邪教，护国爱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各部门必须齐抓共管，全民动员，个个参与。为此，作者建议必须做好以卜六项工作:[Page] 1、建立和健全社区文化娱乐、体育运动和健康教育的组织和设施，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加入动机、归属要求和便利目的，把他们吸引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来，促进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的传播与发展。还是那句老话，广大城乡基层社区的文化思想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其他主义和邪教组织就会占领，现在我们要把这块阵地重新夺过来，许多城市社区和一些农村社区在这方面己取得了成功经验，应该进行总结和推广。
2、在基层社区加大科普宣传和法治宣传的力度。让人民群众通晓宇宙进化和生命起源的基本知识，揭露世界各国邪教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国家的反动本质、严重危害和骗人伎俩，大力宣传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与邪教进行斗争的鲜明态度，增加人民群众抵抗邪教诱惑的免疫力，促使上当受骗群众蟠然悔悟。
3、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退休职工和下岗工人的人文关怀。可按不同情况分别把他们组织起来，根据需要，或提供物质照顾，或提供精神关怀，或提供技能培训。总之，要使他们仍旧能够生活在集体这个大家庭里，而不致因失去原来的身份和自我而去另寻组织身份和自我归宿。
4、支持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动。在有代表性的寺院内，结合佛教节日经常有针对性地举办佛法宣讲大会，以便扶正压邪:有关部门也可以把那些中毒很深、执迷不悟的“法轮功”信众组织起来，举办“正信讲习班”，请佛教界的高德大僧为他们宣讲真正的佛法，让他们领悟佛教的真谛，识破“法轮功”的邪教本质，促使他们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一句话，信仰问题只能用信仰来解决。有一种观点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那就是否认“法轮功”的要害是信仰问题。如果说“法轮功”不是信仰问题，那末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也就成了问题。李洪志现在正在巧言舌辩，说“法轮功”是一个气功组织，不存在信仰问题，言外之意，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是不对的。李洪志有这种诡辩是不足为怪的，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到现在仍持有这种观点，就叫人有些不可理解了。
5、仔细掌握政策界限，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于“法轮功”的头目己经撕破了不谈政治的虚伪面纱，与海外各种势力同流合污，造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这使得我们与“法轮功”的斗争任务变得更加更加艰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小心掌握政策，严格区别两类矛盾，耐心细致地做好国内少数中毒很深的“法轮功”信众的转化工作。
6、继续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铲除“法轮功”和一切邪教组织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
20世纪末是邪教兴风作浪的时期。1999年，中国邪教“法轮功”自认为羽翼丰满，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对社会和政府施压，向科学和人类挑战。它用歪理邪说纵操人的心灵，摧残人的性命，破坏社会秩序，制造社会动乱，剥夺“法轮功”信众的知情权、自由权和选择权。这个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组织遭到覆灭的命运是必然的。
2000年是世界邪教大肆泛滥之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各类邪教组织数以千计，仅美国就有2500个。其中，为害最大者莫过于乌干达的邪教组织“恢复上帝十戒运动”。该邪教组织是由一名叫科波卫塔瑞的人在1989年创建的，他声称是耶稣“显灵”让他创建“新教”的，并断言:"1999年12月31日将是世界的末日。”这一“预言”破产后，科波卫塔瑞及其同伙继续进行诈骗活动，又胡说什么“相信世界没有2001年”。但是谎言毕竟是谎言，第一次的谎言破产降低了第二次谎言的可信度，许多信徒开始醒悟，纷纷要求还钱退教。为防止人心涣散，骗术失灵，该邪教头目大开杀戒，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惨案:3月17口，在这个邪教组织的精心策划和高压胁迫下，530多名信徒在乌干达一所教堂内“集体自焚”，无一生还。据悉，此事件后乌干达警方还发现几处先前被害信徒的坟墓，死亡人数达到760人，其中包括160多名儿童。
作孽最深者莫过于美、加跨国邪教组织“耶稣基督原教旨主义最后审判圣徒会”。该邪教头目宣称“世界末日临近”，“只有结成‘天体伉俪’的人才能幸免于难”，让年龄在13至16岁的幼女和少女嫁给他们，一名头目可以“娶妻”多达几十个。在加拿大的利斯特镇，居民不过千人，该镇44岁的“主教”兼商人布莱克莫尔一人竟“娶妻”30名，生子多达80人。去年，这名“主教”又“娶”数名年龄在16岁左右的美国少女为“妻”。他还担任该镇一所学校的“学监”，要求全校184名学生“严格保守神圣的秘密”。
骗钱最多者莫过于日本邪教“法之华三法行”。该邪教组织多年来通过给人看脚相占卜，以不治之症和在劫难逃相威胁，诈骗人们入教，并以各种名义要求入教修行者缴纳巨款，向每人诈取20万至3000万日元不等的“研修费”。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恐惧讹诈很快被人识破，上当受骗者翻然悔悟，毅然把邪教组织“法之华三法行”告上法庭，目前日本全国有1200多名受害者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赔偿的总金额已超过65亿日元。
行为最凶者莫过于马来西亚邪教“奥马乌纳”。最近被起诉的29名该邪教组织成员有27人涉嫌参与了军火抢劫。7月2日早晨，15名伪装成军人的“奥马乌纳”邪教成员以检查武器装备为名，闯入霹雳州宜力镇的一座军营，抢走大量自动步枪、机枪和弹药，并挟持了4名人质。经过军警5天的大力围剿，劫匪和12名同党全部交械投降。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12月7日宣布，判处6名“奥马乌纳”邪教成员每人10年徒刑，另外23名邪教成员的犯罪事实仍在审讯过程之中。
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的邪教沉渣泛起并非不可理解的怪异现象，它是世俗现象在世纪转换期间的集中表现。在新旧时空交替之际，一些心理脆弱的人们对未来往往有一种不确定感和危机感，这种预知和安全需求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心灵骗子提供了活动市场。他们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妄言“世界劫难”，制造恐怖气氛，然后再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欺世盗名，框骗信众，组织成反社会、反政府、反人类的罪恶组织，把一些意志薄弱者一步步带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邪教头目都是一些心灵诈骗犯政治野心家，虽然从本质上说他们与日常生活中的诈骗犯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其诈骗手法却要远远高于后者，因为他们在诈骗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一些心理学和市场营销学的机制原理。他们明明知道人们在辞旧迎新时有一种既兴奋又害怕的矛盾心理，非但不进行释疑和安慰，反而乘机进行害怕敲诈，把新世纪说成是“人类末日”，造成一些人的心理恐惧唤起[Page]:进而再根据由他们敲诈出来的这种恐惧—安全需求，自封“救世主”，组织“避难所”，把信众牢牢地把握在自已的控制之中，供其任意驱使。一旦心灵诈骗成功以后，接下来的便是疯狂的世俗诈骗，即地位诈骗，财产诈骗和色情诈骗。一骗心，二骗位，三骗财，四骗色，一般来说，这就是邪教头目的诈骗四步曲。
二、邪教的罪恶本质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那么，邪教就是生长在社会机体上的一个毒瘤，如不及时铲除，它就会腐蚀机体组织，威胁社会生命。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对待邪教都毫无例外地一概采取坚决取缔、严厉打击的态度。
邪教是用异端邪说和疯狂行为控制人类心灵、摧残人类生命的反宗教、反社会、反政府、反科学、反人类的罪恶组织。从起源上讲，邪教首先是反对正常宗教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宗教具有满足人类信仰需要，维持秩序和稳定的功能，属于社会主流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凡邪教都是对常教的背叛和反动，亦即是对主流文化的背叛和反动:其次，邪教还是反社会、反政府的，它用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袭续正信，扰乱社会秩序，破坏政府权威，有的甚至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政府;最后，邪教最终都是反科学、反人类的，邪教罪恶之大，莫过于它用歪理学说和疯狂怪异对人类心灵的控制和对人类行为的操纵。所有邪教领袖都是以经营灵魂为生计的心灵骗子，在不知不觉中他(她)把人们的灵魂盗走，装在他(她)自制的非常简陋的“宝盒”中，然后念动几句胡编乱造的、只有对那些“信徒”才起作用的“咒语”，就可以操纵他们死心踏地地跟着他(她)走。邪教把一切不同意他们的人统统视为“妖魔”，在内部实行残无人道的法西斯专政，对于敢于揭穿邪教头目骗术的人坚决镇压，毫不留情。只因为信众看破了骗局，要求还钱退教，乌干达邪教“恢复上帝十戒运动”头目就策划了一起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760人枉送了性命。
凡邪教，都有一套蛊惑人心的伎俩。归纳起来，这些伎俩不外乎借光、唤起、迷魂、控制和捧杀。
所谓借光，就是教主在出道之初往往故意编造一些与神、佛有关的故事，借神、佛之名美化自己，以便欺世盗名，愚弄信徒。
所谓唤起，就是用耸人听闻、惊世骇俗的传闻、谣言制造“人类末日”气氛，让信众产生害怕或恐惧唤起，为了寻求“避难”自投邪教罗网，以便对他们进行心灵操纵和行为控制。
所谓迷魂，就是进一步用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歪理邪说对已经“自愿，”加入“组织，”的信众进行洗脑，即“再社会化，”这种“再社会化，”就是向他们灌输迷魂汤，使他们失去正常人判断是非的能力，失去正常人的行为标准，把原来将信将疑的信众变成死心踏地的铁杆信徒。
所谓控制，就是利用教主权威、团体规范压力和各种威逼利诱手段对信徒进行等级森严的统治和管理。在邪教组织内，个人是没有丝毫自由的，既没有思想自由，也没有人身自由。邪教头目往往通过减少信徒使用的字数和单词来缩小信徒的意识和思考，从而实现对信徒的精神奴役。更有甚者，对那些在思想上和行为上有些“异样”的信徒，邪教会动员“组织”力量向他轮番作战，非得把他拉回“正道”不可，那怕逼死人命也在所不惜。
所谓捧杀，就是以“上层次”、“上天堂”为诱饵，把信徒推向反人民、反社会、反政府、反祖国的第一线。这一招是最恶毒的，通过这样的“实际演练”，封杀众多信徒的退路，把他们死死捆梆在邪教教主的反革命战车上，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充当炮灰。[Page] 三、邪教产生的根源
虽然邪教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产生的基质却不尽相同。大体说来，邪教产生的基质不外乎两个，一个是宗教自身，另一个是大社会。从宗教基质中产生出来的邪教如在美、加两国流行的“耶稣基督原教旨主义最后审判圣徒会”和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从社会基质中产生出来的邪教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和中国的“法轮功”。
这就是说，存在着两类邪教，即以宗教为母体的邪教和以社会为母体的邪教，虽然它们产生的基质不同，但是都是邪教。因为它们都具有“世界末日吓人，异端邪说骗人，教主崇拜坑人，组织控制害人，垂死挣扎杀人”的邪教本质属性。一般来说，以宗教为基的邪教规模较小，个人阪依、群体迷思程度较深，成员不易转化，社会危害较轻，牺牲者多为邪教成员自己;而以社会为基的邪教规模较大，个人阪依、群体迷思程度较浅，成员较易转化，社会危害较重，牺牲者扩大到一般社会大众。
人类社会为什么会产生邪教?任何邪教的产生都有其认识根源、社会根源和心理根源。
从认识根源上说，人类个体对无限宇宙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单个人处于认识上的弱者地位。这种认识弱者地位，为那种认识上的自大狂奠定了存在基础。一方面是“无知无识”的“芸芸众生”，一方面是“先知先觉”的“通天教主”，二者形成了一种共生—互补或权力—依赖关系:邪教教主借假信奉他(她)的信徒而存在、而“显圣”，而信徒则因教主的存在感到安全，感到慰藉;邪教教主有多少信徒，他就有多大权力，换句话说，教主权力就等于信徒对他(她)的依赖。信徒们在把自己的本质异化给教主，把他(她)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以后，他们则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无助、无能的替罪羔羊，只能老老实实趴在邪教的殿堂上任凭教主去宰割。
从社会根源上说，由社会大转型或社会大变迁所造成的社会解构、文化失范和信仰缺失，为邪教的组织活动和歪理邪说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空间。根据作者所作的一项社会调查，转型期的中国人严重处于信仰饥渴的状态，在全国7大城市600份问卷调查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反应者只有9.5%。在人类失去精神家园的情况下，就容易饥不择食，信奉邪教。
从心理根源上说，人类是一种渴望上帝、追求信仰的高级动物，正如作家伏尔泰所说，即使没有上帝，人类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来信奉。一般宗教产生的这一重要的心理根源，在信仰缺失的社会转型期就会导致邪教的滋生。
四、反对邪教是一项长期的政治斗争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由于人类对宇宙认识的有限性和科学发展的阶段性，总存在着一些人类未知的领域和现象，这使邪教的产生有了认识基础;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及一大批为生存而奋斗者，这就为邪教“救世主”的出现准备好了社会条件;由于人类需要心灵慰藉，在缺乏真正信仰的情况下，邪教的“信仰”正好填补了一些人空虚的心灵。这就是说，邪教在中国将会长期存在，即使一个邪教铲除了，还可能出现另一个邪教，利用更加荒谬的异端邪说来蛊惑人心，争夺群众。因此，反对邪教将是一项事关社会信仰澄清、政权基础巩固的长期政治斗争。
反对邪教，护国爱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是一项综合的社会系统工程，各部门必须齐抓共管，全民动员，个个参与。为此，作者建议必须做好以卜六项工作:[Page] 1、建立和健全社区文化娱乐、体育运动和健康教育的组织和设施，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加入动机、归属要求和便利目的，把他们吸引到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中来，促进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的传播与发展。还是那句老话，广大城乡基层社区的文化思想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其他主义和邪教组织就会占领，现在我们要把这块阵地重新夺过来，许多城市社区和一些农村社区在这方面己取得了成功经验，应该进行总结和推广。
2、在基层社区加大科普宣传和法治宣传的力度。让人民群众通晓宇宙进化和生命起源的基本知识，揭露世界各国邪教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国家的反动本质、严重危害和骗人伎俩，大力宣传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坚决与邪教进行斗争的鲜明态度，增加人民群众抵抗邪教诱惑的免疫力，促使上当受骗群众蟠然悔悟。
3、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退休职工和下岗工人的人文关怀。可按不同情况分别把他们组织起来，根据需要，或提供物质照顾，或提供精神关怀，或提供技能培训。总之，要使他们仍旧能够生活在集体这个大家庭里，而不致因失去原来的身份和自我而去另寻组织身份和自我归宿。
4、支持合法的正常宗教活动。在有代表性的寺院内，结合佛教节日经常有针对性地举办佛法宣讲大会，以便扶正压邪:有关部门也可以把那些中毒很深、执迷不悟的“法轮功”信众组织起来，举办“正信讲习班”，请佛教界的高德大僧为他们宣讲真正的佛法，让他们领悟佛教的真谛，识破“法轮功”的邪教本质，促使他们与“法轮功”彻底决裂。一句话，信仰问题只能用信仰来解决。有一种观点是不对的而且是有害的，那就是否认“法轮功”的要害是信仰问题。如果说“法轮功”不是信仰问题，那末把“法轮功”定为邪教也就成了问题。李洪志现在正在巧言舌辩，说“法轮功”是一个气功组织，不存在信仰问题，言外之意，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是不对的。李洪志有这种诡辩是不足为怪的，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到现在仍持有这种观点，就叫人有些不可理解了。
5、仔细掌握政策界限，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由于“法轮功”的头目己经撕破了不谈政治的虚伪面纱，与海外各种势力同流合污，造成了十分复杂的局面。这使得我们与“法轮功”的斗争任务变得更加更加艰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小心掌握政策，严格区别两类矛盾，耐心细致地做好国内少数中毒很深的“法轮功”信众的转化工作。
6、继续做好反腐倡廉工作，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铲除“法轮功”和一切邪教组织产生的社会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