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术·气功·邪教
巫朮是巫師籍以謀生的手段，巫和現在古代就是一种很体面的職業，其社會地位和財貨收入處于社會上層。科學和文明的昌明，使巫朮、巫師從上流社會退出，甚而轉入地下，但是，巫朮活動并未因此停止或消失，巫師仍舊可以以巫朮為職業而謀生，有時還會恢复為“体面職業”，這一方面是由于巫朮活動源遠流長，土壤深厚，根除不易，另一方面是巫朮會隨著科學的進步而“進步”，它以科學的成果丰富自己，甚至把自己偽裝為科學，如“科學預測”、“科學堪輿”、通靈朮等，或者將巫朮改換形式，冠以新的名稱，從而使巫朮賡續不絕，如“气功”、“特异功能”、“宇宙信息”等。在八十年代，這种改換朮十分活躍。巫朮借气功的形式全面复活，并萌生了一些新式巫朮，巫朮力量迅速積累導致民間宗教產生，而這些民間宗教很快轉變為邪教，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出乎人們的意料。
巫師施巫朮得財物，用以贍養父母撫育子女，作為一种職業，与一般職業在本質上并無不同，但巫師職業的特征在于，第一，以巫朮求財既容易又快捷而且多，根据“信則靈”、“投多報更多”的信巫原則，人們對巫朮的投入往往不計成本。所以巫師很容易暴富，其名聲越大，財富積累規模越大，當巫師成為“國師”，被尊為國寶，或巫風大熾全民信巫的時候，巫師的財富指數和社會地位急劇攀升，便是不可阻擋的了，如漢代的栗大，被招為駒馬，唐代的柳泌出任台州刺史，宋代的林靈素收徽宗徒弟，明代的陶仲文一人兼領少傅、少保、少師“三孤”，政治家們從不敢指望有如此榮耀。巫師們在封建時代創造的受寵”紀錄”只有太監可以媲美，但太監以身体殘缺為代价，而巫師朮士們不但榮身，還可以因巫朮封妻蔭子，庇佑鄉党，所以善于鑽營且身有薄伎者，習于以巫朮邀寵，而一些奸按朝臣王公們，也樂于与巫師勾結，控制朝廷。比如唐朝的宰相阜甫搏，宋朝的公相蔡京和姐相童貫。第二，巫師畢竟是与鬼神相處的職業，盡管這些所謂“鬼神”是他們自己一手制造出來的，只是用以斂財邀寵的道具，但由此發生的一些“神跡”會使制造者自己陷入迷惘，怀疑是否真的有神靈相助，一旦怀疑往肯定的方向傾斜，巫師便會相信自己的偉大。謠言是他自己制造的，輾轉相傳回到他這里，他大抵會相信這宗謠言。林靈素是宋徽宗的師傅，位在群臣之上，他本可以到此為止，不必再繼續行騙，但他卻主動要求作法退洪水。如果知道洪水不因他的作法而退，絕不會走這一步必敗無疑的棋，他認為甚至堅信，他的法朮确實無邊，何況包圍都城的區區洪水。當一個騙子騙得自己相信自己不是騙子至少不全是騙子的時候，這場騙局便十分精彩了，
說明此時他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巫師，他們作法也不再是一般的巫朮，而是有神相助与神相通的神的代言人，或者他本人就是神。也就是說，他己經進入了宗教境界，他將有自己的教義、自己的宗教組織，還有教主，就是他本人。林靈素那次退洪水如果成功，他可能就不會是一個僅僅橫行在朝廷指揮皇帝的巫師，而將創造一种林氏宗教，以神的權力取代宋朝廷的世俗政權。張角兄弟用符水給人治病，開始時不過是借瘟疫流行時謀財，但他的符水有如此“奇效”，于是順理成章地推出一部《太平青領書》，又十分順利地在全國建立了三十六個分部或曰“輔導站”，這些部或站又是無限忠誠于听命于他這個大師的，此時，他不再認為自己在用符水騙錢，相反他在徒眾的擁戴下升華為“太平道”，自己做了道首即“天公將軍”。明代的羅夢鴻會“降雨朮”，在齊魯間有大批徒眾，因妖言惑眾，羅被逮捕，但徒眾信奉更甚，正德皇帝出面干預，釋放了羅夢鴻，羅出獄后，便以“五部經典”創立了羅教。“太平道”和“羅教”的創立，完全不在他們的教首張角、羅夢鴻的”計划”之內，他們的計划最高不過是華屋美食而己，后來的“成功”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期值。但是更應該看到，巫朮和邪教是如此相近，有時巫朮本身就是邪教，因為巫朮擁有大批的信眾，這些信眾的“相信”很輕易就會轉為“迷信”，最后墮落為“狂信”，到這一階段，教主自然而然就要產生了。巫朮土壤肥沃，巫師代有奇人，而巫朮邪教是國家大敵，這就是歷代開明政府都大力禁絕邪教的原因，同時也是巫朮邪教屢禁不止屢斬不絕的原因。[Page] 巫术、邪教在本世纪中期国家混乱时期十分猖撅，不但图财害命，还出现了许多“皇帝”，到处有所谓皇帝“登基”，有的邪教组织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解放初期，政府对巫术、反动会道门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正如所料，屡斩不绝的巫术在八十年代纷纷复活，从地下走向公开，复活的巫术除了延用旧形式如算命、扶乱、跳神等等，更活跃的却是气功、特异功能、意念致动、信息无因传送、通灵等新形式。究其原因，是传统巫术既俗且陋，不登大雅，而气功作为古代技术的一种，八十年代以来不但在民间传播广泛，还获得了官方的支持，一些知名人士也承认或参与气功，可以说气功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在海外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个势头，不能不利用。气功是技术，不是方术或巫术，但技术为巫术所用也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巫师发现了气功的玄、虚二性，这正是巫师的突破口。玄，气功原理难以索解，虚，气功功效扑朔迷离，如果把这两个问题交由神来处理，便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有利形势驱动下，巫师以“俊杰”的心态，把自己的称谓改为“气功师”。但正因为他们原本是巫师，经他们手所成的“气功”无不具有浓烈的巫术气息，有的“功法”连名称都取自巫术和民间宗教:八卦功和八卦教，混元功和混元教，香功和闻香教，万法归一功和一贯道，圆明功和圆顿教，九宫图功和九宫道。功法精神取宗于巫术和宗教教义的则更多，“中功”的核心是灵魂世和神灵附体，这是萨满教的基本特征，元极功的核心是身心分离和洞悉世界，这是取自罗祖教，回春功则取自道教的房中术。至1993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气功功法达161种，其中多数“功法”直接取自古代巫术或民间宗教，可以肯定的，气功绝不是占代文明的复兴，只是巫师巫术的复活。即使不作理论论证，一个人所见习的现象就可以对气功的性质一目了然:从来的吐纳导弓i调息等实践，都是少数人的行为，主要是“修十”们的功课，所谓“气功”，从来没有在民间广泛普及乃至形成社会风潮，只有巫术，曾经发生过这样热烈的社会效应。
既然巫术与民间宗教关系密切，那么，气功作为巫术在八十年代的表现形式，与宗教自然具有血缘关系。中功说灵魂，元极功说声音，香功说信息，法轮功说法轮，这些“学说”己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气功。气功的另一种宗教表现是它十分看重的“道德”，许多功法都强调:炼功先炼德，无德不炼功。元极功对信众的要求是道德第一，功法第二，法轮功的”纲领”便是修德向善，“真善忍”，张小平没有成型的气功功法，但也首先推出修德的要求。所谓“修德”，是宗教对教徒控制的最基本手段，修德的目的，是消除徒众的意识能力，剥夺他们的判断能力，这两种能力一旦丧失，人们就只能做工具，成为教主的最忠诚信徒。对信徒进行思维和意识双重控制，是民间宗教和邪教的一般特征，不过，在实际上，教主只要控制了徒众的思维就足够了，因为徒众在放弃了思维权力的同时，己经完全放弃自主行动的权力。
气功在修士们手里应该是无为的，在气功师的手中却要有为，这“有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在有为的动力下，气功升格为宗教，但宗教在本质上恰恰又是“无为”的，那么，气功师或曰巫师的选择无疑将是宗教的极端化—邪教。
应该承认，从气功堕落为邪教，不是这此气功师或巫师的本意，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更多是处于被动。八十年代以来崛起的几宗影响较大的气功功法和特异功能超人，其持有者在“创功”之初并没有多少宗教方面的知识，张香玉只是一个一般演员，演技也一般，在“宇宙功”之前对宗教几乎一无所知，张志祥是一个游医，生意清淡，1985年创“元极诊所”脱贫致富之后，才推出“元极功”:严新也是个医生，成名之后，追认海灯为师傅;张宝胜基本是个无业人员:王力平彻底是无业人员[Page];张宏堡接触宗教多一些，也不过是比较了解民间的请神仪式;李洪志创法轮功，只是灵机一动，采用了佛教“法轮常转”一词，但完全理解反了，把“法轮”想象为一种物质的轮子，与佛教的“法轮”毫不相干。这些气功师创功，与从前的巫师们情形毫无二致，不过是籍此谋生，野心稍大一些的，如沈昌想用气功发一笔大财。至于气功往何处去，走到哪一步，他们没有做过设计。以他们的知识水平，也难以做出多么深远的设计蓝图，更不用说自己创立一门势力遍中华的宗教，自任教主。张宏堡早年传“中功”，还只是一种运动功法，不过加了一些巫术的手段，但巫术成分膨胀，他顺势便创造了“麒麟文化”，使它与龙文化和凤文化鼎足而三，李洪志之所以一开始就把气功与宗教相并，是因为有前辈大师的实践经验，走了一条捷径。不但当代气功师，近代的其他民间宗教也是这条路上的熟客，谋生计划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成功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他更大的欲念;施行巫术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征服了许多徒众，创造了许多神迹，徒众和神迹反过来诱使他相信自己神乎其神。关于近代民间宗教教主，有许多近于美妙的发迹史，其实都是发迹之后的自神其迹，比如王森得狐狸所赠奇香创“闻香教”，罗祖苦心修行若干年创罗教，飘高老祖五岁悟道，21岁得神示创“弘阳教”，统统是自家人的信口之言，由于弥缝不严，只是相隔几天，便有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王引之给嘉庆皇帝的奏折说得很清楚:“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邀其入教，则己之钱入于人手，其人入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入于已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而敛钱的最大受益者是教主，于是加以神化，以更方便敛钱。
如果仅仅停留在敛钱的阶段，为害还不为甚巨，但恰恰是钱财太多，使教主忘乎所以，进而使巫术升格为宗教。至此阶段，教主会发生相关联的两种心理活动:第一，宗教权力可以转化为世俗权力;第二，世俗政权其实很脆弱。也就是说，他们已开始向往世俗权力，而且蔑视世俗政权即国家政权。宗教教主几乎无例外地企图取代皇帝而以已身临天下，由于教主们大多见识短浅，不知从艳羡到取得中间有多少艰难要克服，所以敢于贸然行动，其行动的依恃是完全听命于教主的“愚众”，和经常出现的“神迹”、“神示”。那么，到这一步，它便不是一般的民间宗教，而是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邪教。邪教不但直接威胁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秩序，更大肆残害人民，惑乱舆论，形成社会公害，长期不能铲除，则成为理性社会和秩序社会的毒瘤，一旦成痈，割除尤为不易。法轮功在短暂的七年时间，由一种普通功法，变为信徒广布的民间宗教，又以自己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邪教性质，在中国邪教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实例，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告诉我们，反对邪教，遏制邪教发展，清除邪教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长期的工作，而且需要随时警惕，防止邪教的突然爆发。
巫師施巫朮得財物，用以贍養父母撫育子女，作為一种職業，与一般職業在本質上并無不同，但巫師職業的特征在于，第一，以巫朮求財既容易又快捷而且多，根据“信則靈”、“投多報更多”的信巫原則，人們對巫朮的投入往往不計成本。所以巫師很容易暴富，其名聲越大，財富積累規模越大，當巫師成為“國師”，被尊為國寶，或巫風大熾全民信巫的時候，巫師的財富指數和社會地位急劇攀升，便是不可阻擋的了，如漢代的栗大，被招為駒馬，唐代的柳泌出任台州刺史，宋代的林靈素收徽宗徒弟，明代的陶仲文一人兼領少傅、少保、少師“三孤”，政治家們從不敢指望有如此榮耀。巫師們在封建時代創造的受寵”紀錄”只有太監可以媲美，但太監以身体殘缺為代价，而巫師朮士們不但榮身，還可以因巫朮封妻蔭子，庇佑鄉党，所以善于鑽營且身有薄伎者，習于以巫朮邀寵，而一些奸按朝臣王公們，也樂于与巫師勾結，控制朝廷。比如唐朝的宰相阜甫搏，宋朝的公相蔡京和姐相童貫。第二，巫師畢竟是与鬼神相處的職業，盡管這些所謂“鬼神”是他們自己一手制造出來的，只是用以斂財邀寵的道具，但由此發生的一些“神跡”會使制造者自己陷入迷惘，怀疑是否真的有神靈相助，一旦怀疑往肯定的方向傾斜，巫師便會相信自己的偉大。謠言是他自己制造的，輾轉相傳回到他這里，他大抵會相信這宗謠言。林靈素是宋徽宗的師傅，位在群臣之上，他本可以到此為止，不必再繼續行騙，但他卻主動要求作法退洪水。如果知道洪水不因他的作法而退，絕不會走這一步必敗無疑的棋，他認為甚至堅信，他的法朮确實無邊，何況包圍都城的區區洪水。當一個騙子騙得自己相信自己不是騙子至少不全是騙子的時候，這場騙局便十分精彩了，
說明此時他不再是一個普通的巫師，他們作法也不再是一般的巫朮，而是有神相助与神相通的神的代言人，或者他本人就是神。也就是說，他己經進入了宗教境界，他將有自己的教義、自己的宗教組織，還有教主，就是他本人。林靈素那次退洪水如果成功，他可能就不會是一個僅僅橫行在朝廷指揮皇帝的巫師，而將創造一种林氏宗教，以神的權力取代宋朝廷的世俗政權。張角兄弟用符水給人治病，開始時不過是借瘟疫流行時謀財，但他的符水有如此“奇效”，于是順理成章地推出一部《太平青領書》，又十分順利地在全國建立了三十六個分部或曰“輔導站”，這些部或站又是無限忠誠于听命于他這個大師的，此時，他不再認為自己在用符水騙錢，相反他在徒眾的擁戴下升華為“太平道”，自己做了道首即“天公將軍”。明代的羅夢鴻會“降雨朮”，在齊魯間有大批徒眾，因妖言惑眾，羅被逮捕，但徒眾信奉更甚，正德皇帝出面干預，釋放了羅夢鴻，羅出獄后，便以“五部經典”創立了羅教。“太平道”和“羅教”的創立，完全不在他們的教首張角、羅夢鴻的”計划”之內，他們的計划最高不過是華屋美食而己，后來的“成功”遠遠超出他們的預期值。但是更應該看到，巫朮和邪教是如此相近，有時巫朮本身就是邪教，因為巫朮擁有大批的信眾，這些信眾的“相信”很輕易就會轉為“迷信”，最后墮落為“狂信”，到這一階段，教主自然而然就要產生了。巫朮土壤肥沃，巫師代有奇人，而巫朮邪教是國家大敵，這就是歷代開明政府都大力禁絕邪教的原因，同時也是巫朮邪教屢禁不止屢斬不絕的原因。[Page] 巫术、邪教在本世纪中期国家混乱时期十分猖撅，不但图财害命，还出现了许多“皇帝”，到处有所谓皇帝“登基”，有的邪教组织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帮凶。解放初期，政府对巫术、反动会道门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正如所料，屡斩不绝的巫术在八十年代纷纷复活，从地下走向公开，复活的巫术除了延用旧形式如算命、扶乱、跳神等等，更活跃的却是气功、特异功能、意念致动、信息无因传送、通灵等新形式。究其原因，是传统巫术既俗且陋，不登大雅，而气功作为古代技术的一种，八十年代以来不但在民间传播广泛，还获得了官方的支持，一些知名人士也承认或参与气功，可以说气功已经进入了主流社会，在海外也有不小的影响，这个势头，不能不利用。气功是技术，不是方术或巫术，但技术为巫术所用也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巫师发现了气功的玄、虚二性，这正是巫师的突破口。玄，气功原理难以索解，虚，气功功效扑朔迷离，如果把这两个问题交由神来处理，便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有利形势驱动下，巫师以“俊杰”的心态，把自己的称谓改为“气功师”。但正因为他们原本是巫师，经他们手所成的“气功”无不具有浓烈的巫术气息，有的“功法”连名称都取自巫术和民间宗教:八卦功和八卦教，混元功和混元教，香功和闻香教，万法归一功和一贯道，圆明功和圆顿教，九宫图功和九宫道。功法精神取宗于巫术和宗教教义的则更多，“中功”的核心是灵魂世和神灵附体，这是萨满教的基本特征，元极功的核心是身心分离和洞悉世界，这是取自罗祖教，回春功则取自道教的房中术。至1993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气功功法达161种，其中多数“功法”直接取自古代巫术或民间宗教，可以肯定的，气功绝不是占代文明的复兴，只是巫师巫术的复活。即使不作理论论证，一个人所见习的现象就可以对气功的性质一目了然:从来的吐纳导弓i调息等实践，都是少数人的行为，主要是“修十”们的功课，所谓“气功”，从来没有在民间广泛普及乃至形成社会风潮，只有巫术，曾经发生过这样热烈的社会效应。
既然巫术与民间宗教关系密切，那么，气功作为巫术在八十年代的表现形式，与宗教自然具有血缘关系。中功说灵魂，元极功说声音，香功说信息，法轮功说法轮，这些“学说”己经完全脱离了传统气功。气功的另一种宗教表现是它十分看重的“道德”，许多功法都强调:炼功先炼德，无德不炼功。元极功对信众的要求是道德第一，功法第二，法轮功的”纲领”便是修德向善，“真善忍”，张小平没有成型的气功功法，但也首先推出修德的要求。所谓“修德”，是宗教对教徒控制的最基本手段，修德的目的，是消除徒众的意识能力，剥夺他们的判断能力，这两种能力一旦丧失，人们就只能做工具，成为教主的最忠诚信徒。对信徒进行思维和意识双重控制，是民间宗教和邪教的一般特征，不过，在实际上，教主只要控制了徒众的思维就足够了，因为徒众在放弃了思维权力的同时，己经完全放弃自主行动的权力。
气功在修士们手里应该是无为的，在气功师的手中却要有为，这“有为”是社会意义上的:在有为的动力下，气功升格为宗教，但宗教在本质上恰恰又是“无为”的，那么，气功师或曰巫师的选择无疑将是宗教的极端化—邪教。
应该承认，从气功堕落为邪教，不是这此气功师或巫师的本意，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更多是处于被动。八十年代以来崛起的几宗影响较大的气功功法和特异功能超人，其持有者在“创功”之初并没有多少宗教方面的知识，张香玉只是一个一般演员，演技也一般，在“宇宙功”之前对宗教几乎一无所知，张志祥是一个游医，生意清淡，1985年创“元极诊所”脱贫致富之后，才推出“元极功”:严新也是个医生，成名之后，追认海灯为师傅;张宝胜基本是个无业人员:王力平彻底是无业人员[Page];张宏堡接触宗教多一些，也不过是比较了解民间的请神仪式;李洪志创法轮功，只是灵机一动，采用了佛教“法轮常转”一词，但完全理解反了，把“法轮”想象为一种物质的轮子，与佛教的“法轮”毫不相干。这些气功师创功，与从前的巫师们情形毫无二致，不过是籍此谋生，野心稍大一些的，如沈昌想用气功发一笔大财。至于气功往何处去，走到哪一步，他们没有做过设计。以他们的知识水平，也难以做出多么深远的设计蓝图，更不用说自己创立一门势力遍中华的宗教，自任教主。张宏堡早年传“中功”，还只是一种运动功法，不过加了一些巫术的手段，但巫术成分膨胀，他顺势便创造了“麒麟文化”，使它与龙文化和凤文化鼎足而三，李洪志之所以一开始就把气功与宗教相并，是因为有前辈大师的实践经验，走了一条捷径。不但当代气功师，近代的其他民间宗教也是这条路上的熟客，谋生计划获得了意外的成功，这成功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他更大的欲念;施行巫术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征服了许多徒众，创造了许多神迹，徒众和神迹反过来诱使他相信自己神乎其神。关于近代民间宗教教主，有许多近于美妙的发迹史，其实都是发迹之后的自神其迹，比如王森得狐狸所赠奇香创“闻香教”，罗祖苦心修行若干年创罗教，飘高老祖五岁悟道，21岁得神示创“弘阳教”，统统是自家人的信口之言，由于弥缝不严，只是相隔几天，便有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王引之给嘉庆皇帝的奏折说得很清楚:“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邀其入教，则己之钱入于人手，其人入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入于已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而敛钱的最大受益者是教主，于是加以神化，以更方便敛钱。
如果仅仅停留在敛钱的阶段，为害还不为甚巨，但恰恰是钱财太多，使教主忘乎所以，进而使巫术升格为宗教。至此阶段，教主会发生相关联的两种心理活动:第一，宗教权力可以转化为世俗权力;第二，世俗政权其实很脆弱。也就是说，他们已开始向往世俗权力，而且蔑视世俗政权即国家政权。宗教教主几乎无例外地企图取代皇帝而以已身临天下，由于教主们大多见识短浅，不知从艳羡到取得中间有多少艰难要克服，所以敢于贸然行动，其行动的依恃是完全听命于教主的“愚众”，和经常出现的“神迹”、“神示”。那么，到这一步，它便不是一般的民间宗教，而是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邪教。邪教不但直接威胁国家政权，危害社会秩序，更大肆残害人民，惑乱舆论，形成社会公害，长期不能铲除，则成为理性社会和秩序社会的毒瘤，一旦成痈，割除尤为不易。法轮功在短暂的七年时间，由一种普通功法，变为信徒广布的民间宗教，又以自己的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邪教性质，在中国邪教发展史上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实例，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告诉我们，反对邪教，遏制邪教发展，清除邪教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长期的工作，而且需要随时警惕，防止邪教的突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