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邪教在农村活动的新动向
从分析邪教组织的人员构成发现，农民群众占有相当的数量，一些邪教组织竟然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阴谋诡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为什么邪教瞄准了农民群众?为什么邪教把农村作为自己的阵地了呢?这除了邪教组织的阴险狡猾和用心歹毒之外，还有些社会因素和农村、农民自身因素的原因。
一、农村现状分析
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村幅员辽阔，有平原、有丘陵、有山区、有水乡，甚至有河湖港叉，居民居住分散，便于隐蔽，便于秘密活动，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村人口的管理放松了，农民除了种好责任田之外，可以随便外出打工，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结伴的，甚至是跨区乡、跨县市的。这些打工潮里的人群互相交融，多种思想互相影响，是一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纯松散结构，极难管理。对于邪教组织的活动发展，是一个极有利的条件。
根据农村的现状分析，目前的农村是一个政治、经济、管理等工作都相对薄弱的地方，再加反邪教以来的群众的觉醒，一些邪教头目及其残余分子，为了保存实力，以求一呈，也纷纷把目标瞄准农村，向农村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当我国进人社会转型时期以后，社会结构，特别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农村，更是改变了单一的模式，基层组织的功能难以全面展开，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功能受到了侵蚀，人们的思想出现多元化。邪教势力乘机死灰复燃，据治安部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邪教组织(即会道门)，每年都有所增加。
在农村，现在流行的迷信也是五花八门，如祖先崇拜、鬼神崇拜、算命、相术、测字、起课、风水、炼金术等，都给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温床”。仅从近年来有关看相、算命之类的印刷物泛滥来看，就让你对封建迷信在民间影响感到惊讶。这些书籍以内容来分，大致有六类:
1、旧皇历的翻版:包括有《中国民俗与相术》、《万事不求人》等，完全是中国传统封建迷信的宣传品。2、面相:既有中国的相面，也有西方的相面术。如《相学解析》、《男女相貌之秘》等。3、手相:这类书很多，如《手相学大全》、《手相与人生》等。4、星相:如《人生预测》、《生辰与个性》等。5、详梦:包括《周公解梦》等。6、其他:如《恐怖大预言》、《风水术》等。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乌七八糟的书，它充当了邪教进人农村，抓取人心的马前卒、急先锋。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是看了这些书才上当的。它们的出现和流行反映了大众心态的一种走向，也给人们一个信号，一个警示，因为封建迷信总是和邪教血脉相连。
中国几千年都是农村经济，即使今天的城市人，也大多出身于农家，农民的勤劳精神，吃苦品质，耐劳性格，勤俭作风，奠基的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农业生产规模小，一家一户的分散生产与社会缺乏交流，生活在半闭塞状态下，行为方式不易改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在遇到天灾、人祸时除了自救，几乎没有其他指
二、农民思想文化透视
中国农民拥有优良的品德，如善良、朴实、忠厚、本分、诚信等。但我们还应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民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文化、教育、科技、法制等方面还有一些缺陷，在经济上还比较贫困，据1999年报称，国内尚未解决温饱的纯粹贫困人口仍有4200万。加上机械化程度不高，有些山区、贫困地区还没有摆脱刀耕火种的生产模式。因此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又由于生产成本增加的原因，丰产不一定丰收，丰收不一定丰富，丰富也不一定长远。在这种情况下，便自然产生了一种祈盼平安、让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的心理，产生一种求神赐福的心理。这些现状，正好给邪教组织以可乘之机。
在农村，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农村的人员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一段俗语说得好:学习好的上学去了，身体好的当兵去了，有本事的做买卖去了，有关系的投亲靠友去了。那么剩下的呢，就是“843861”部队了，也就是老人、妇女、儿童了。这样一个弱势群体，辨别能力差，感情脆弱，抵御邪教的能力当然也就差了。有的甚至是因为婆媳不和、夫妻不顺、不生不育、生病死人等，都会诱发他们去听信邪教，寻求寄托。
在农村，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基层组织发挥作用不够，好多农村党支部甚至失去了战斗堡垒作用，甚至有些自私村官，怕丢选票而不敢去管那些邪门歪道。是啊，在农村，你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家人，甚至一族人。这些事实也都给邪教以空子可钻。
当然从农民自身的心理状况分析才能更好地认识邪教为什么向农村发展的原因。
1、封闭的小农文化障碍
中国儒学思想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群众的思想，并把他们牢牢地固定在小小的圈子里。中国农村数千年来形成了生产规模小、思想保守、居住分散而又封闭的局面。农民世代在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于长期受到思想禁锢和经济制约，养成了墨守成规、循规蹈矩的生活习惯，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2、传统的家族观念
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家族观念虽然在新中国成立50年来逐渐减弱，但是与城镇相比还相差很大。由亲缘和婚姻关系形成的家庭网络，在农民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观念使家庭内部联系密切，家族被视作一种社会保障。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农民之间的宗族等级制度，成为农民在意识上认为这是上天安排、神圣不可侵犯、永恒的生活准则。
3、落后的封建习俗
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一些不良封建思想遗风在农村有抬头趋势。很多地方，逢年过节要上香磕头拜神，修坟墓、建寺院、塑神像的观象极为普遍，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佑自己平安、发财。大白天在街头聚众赌博者有之，请人看风水大摆宴席者有之。由于科普工作的滞后，使封建迷信、不可知论在农村末得到彻底根除。信仰的缺失和不明朗使封建迷信活动更加[Page]猖撅。
4、农民的盲目从众心理
盲目从众心理就是惰性心理。惰性心理突出表观为盲目从众、固守传统。看见周围的人都那样做，听见周围的人都那样说，自己就不去独立思考，盲目地跟人家那样做、那样说。或者某种行为和观点是自己已有的旧习惯、旧传统，自己也就遵从那种习惯、传统，这也就是农民常说的“过河随大流”。正是这种惰性心理，使得一些风俗中的旧意识，甚至是某些
封建迷信的东西传承下来，同时惰性心理一旦有了“群众基础”，往往就把习惯同文化积淀熔铸在一起，它的惰性力和保守性，使人们总是自觉地按照习惯办事，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习惯于刻板思维。正是因为农民存在有这种惰性从众心理，使得有些人不明不白地信了邪教，甚至不明不白地干了违法的事情，进了监狱。有的农民朋友违法后痛哭流涕地说:“俺看着人家都那样干，我也就干了，谁知就犯了国法!”其教训是沉痛的。
三、邪教传人农村的途径
一是利用农民群众盲目的从众心理，发展练习者。邪教分子利用一般农民群众缺乏信仰，内心空虚，业余文化生活匾乏，识别能力差乘虚而入，传播和发展其歪理邪说，诱惑拉拢农民群众，一般群众听信谣言，盲目习练。我们对参与者进行调查，大多为弱势群体，年龄一般在30-55岁之间，绝大多数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或城镇无业女性人员，家庭经济状况普遍比较差。比如在山东肥城市参与某邪教的69名违法人员中男性仅有7名，女性62名，50岁以上的35人。从职业上看，多数为家庭主妇或农民。
二是打着宗教旗号，利用非法活动场所传播邪教。近年来，农民群众信教的明显增多，一些非法活动场所也随之增多，活动比较混乱，给邪教以可乘之机。他们经常打着宗教的旗号，断章取义，歪曲个别宗教语言、术语进行宣传。部分信教的农民群众往往将邪教误以为合法宗教。比如2002年山东阳谷县打掉的一个邪教团伙，抓获的17名成员，绝大多数系基督教徒。黑龙江藉邪教人员邱焕潍等人利用当地基督教活动混乱，派别纷争之机，将这些人发展为邪教成员。
三是走街串户，频繁上门蛊惑农民群众习练邪教。例如山东冠县一名传播邪教的骨干分子王芳惠，女，21岁，初中文化。自1998年初中毕业后，在该县境内长期秘密活动，管辖20余名点执，迄今为上，她伙同另一名教执上门发展习练者，共串户1052家，蛊惑农民群众1000余人。
四是采取精神控制，诱导、迫使邪教练习者死心塌地。邪教组织以歪理邪说从精神上迷惑、欺骗和控制成员，使练习者心甘情愿地受其驱使，狂热地追随首要分子，即使受到打击、惩处，思想也很难改变。有的教主在让其教徒人教时都要发下毒誓，永不叛教;有的上线还威胁下线说:如果叛教，就杀你全家。
五是宣传成神成仙，并把神仙与宗教相结合，迷惑农民群众。邪教针对有些人科学文化知识缺乏，精神空虚，便鼓吹只要笃信诚修，就能升天、成为神仙，得到永生。他们声称自己是基督、是主，信的是福音，大肆宣扬“末日来临”，“抢救一个灵魂少一份亏欠，末日到来，将有一场烈火烧灭这世界。”只有成为神仙才能躲过这场“血光之灾”。[Page] 六是利用改革开放工作中的不完善和某些失误，煽动农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某地一邪教团伙李德友、王红玲等人，进行非法活动，散布的非法材料中均是大肆宣传反党、反政府的言论。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称为“撒旦政权”，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大红龙”，声称要“打江山，创王权，夺撒旦政权!”“把教会组织起来，与共产党和政府对抗到底!”并扬言通过“起义”、“暴动”来推翻“撒旦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等，十分反动。
七是宣扬唯心主义的现世诱惑。邪教利用农村和农民的某些局限性和不足，进行功利目的诱惑。宣扬信教能治病，得了病不需要打针、吃药，信徒能吃主给的“赐福粮”、“生命粮”，“勿需耕作之劳苦，囤里自然长粮食”。纯粹是胡说/\道，让人啥也不干等着天上掉馅饼。 八是宣扬驱邪退灾保平安。邪教组织通过兜售“世界末日来临”、“灾难降临”、“地球毁灭”等邪说，对其教徒施加精神压力，时时刻刻让教徒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虔诚地信奉邪教，认为只有信教才能驱邪退灾保平安，用“教主是救世主”，来欺骗农民群众。
四、邪教对农村的危害
一是以“教”代政，影响基层政权的巩固。他们层层设立组织，任命骨干，以“周济”、“善工”取代基层政权。严重影响了基层政权作用的正常发挥。
二是破坏生产生活秩序。由于部分农民群众愚昧地认为信教可以给他们带来一切，于是他们放弃生产，破坏生产，不种地，不除草，不施肥，不养畜，甚至变卖家产，吃光喝尽，准备“升天”，等待“洪水灭世”。某地农民李万东接待了三名陕西邪教骨干，对他们宣扬的“信教能脱贫致富，粮食越吃越多”的邪说深信不疑。收留三人长期在家吃住，不但现有
的粮食被吃光，并将家中最值钱的毛驴卖掉买了粮食，还造成了田地荒芜。不少农民群众信了邪教无心生产生活，造成家庭不和，纠纷不断，甚至家破人亡。
三是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他们宣扬“有病不治”、“祷告治病”，甚至大搞“驱鬼治病”。某地农民孙连青、周春娥以邪法为其堂叔孙金升治肺心病，致其当场死亡。
四是聚敛钱财，奸淫妇女。他们利用信徒对“神”的崇拜心理，用神的名义向信徒疯狂敛财，使很多信徒生活更加贫困。某县邪教组织利用“说方言”号召信徒向“主耶稣奉献”钱财，邪教骨干林文荣一次收敛信徒两万多元。他们还假“神”的旨意胁迫、诱骗、奸淫妇女。某地一邪教以“过经”、“转灵气”为名，奸污妇女多名。
五是扰乱社会治安。有些邪教聚众闹事，甚至对抗公安机关的调查，蓄意挑起事端。某地邪教骨干曹进和，联络家人、教徒抗税，竟将三名民警打伤。
六是造谣惑众，制造混乱。有的邪教公开散布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专门搜集社会阴暗、搅乱农民群众思想的言论。赣榆县城头派出所抓获邪教成员郑家翠、袁堂兵，二人均是该县农民，他们利用“非典”疫情在我国发生而向农民群众传言:“世界末日到了，瘟疫来了，只有信教才能躲过瘟疫，才能长生，上天堂”，信口雌黄，煽动和欺骗群众。[Page]邪教组织已经开始向农村活动，妄图动摇我们的“根基”，这一点，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与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