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做好新时期的反邪教工作
我国自依法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以来，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了邪教的本质和危害，反邪教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为我国继续保持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局面；为克服种种困难和挑战，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为保护广大人民真正的人权免遭邪教侵害；为维护一百多年来无数先烈和广大人民艰苦奋斗而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大好形势，创造了条件，作出了贡献。几年来反邪教的实践证明，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决定是英明的、正确的、及时的，是完全符合“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的。
反邪教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具体的工作。在新时期，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一、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反邪教工作
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因此，“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3〕
邪教危害，是人类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作为执政党，全党上下应充分认识到邪教的危害，认识到反邪教的必要性、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特别是领导干部应从“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认识和重视反邪教工作。
首先，邪教必然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毫无疑问，邪教绝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产物，也不是对先进生产力的反映，更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恰恰相反，邪教泛滥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极大阻碍和破坏。正如一个人不可能依靠邪教改变命运一样，一个邪教盛行、危害甚巨的民族、国家也是不可能真正富强和繁荣、实现现代化的。值得高度注意的是，邪教乱国，自古有之。历史上的邪教为害甚巨，表现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妖言惑众致使民众荒废生产，最后导致全国性大动乱，对社会发展和生产力进步造成巨大破坏。正因为如此，面对五四运动前后的迷信盛行，灵学泛滥，邪教猖撅，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在1918年5月15日的《新青年》上撰文说：“青年啊，如果你还想在20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20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头脑，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
正如五四时期学者刘叔雅所说，邪教“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事实证明，邪教泛滥必然阻碍和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分展。表现就是：一是使作为生产力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劳动者愚昧昏庸，无知消极，毫无进取心，素质低下；二是使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不能发展和彰显，文明不兴，科技不昌，当然也就罔谈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邪教必然破坏先进文化的建设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邪教绝不代表先进文化，它本质上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旧文化，是封建糟粕的沉渣泛起和一种现代“瘟疫”。“法轮功”邪教组织编造歪理邪说，欺骗信众，实行精神控制，聚敛钱财、破坏稳定、残害生命、投靠敌人，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本质无可置疑，其作为一种愚昧、迷信、无知、颓废、邪恶的腐朽落后文化的实质暴露无遗，必然和我们要建设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水火不相容，必然对先进文化的建设产生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反邪教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前提条件和组成部分。“八十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4〕
再次，邪教必然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邪教的本质决定了其与人民利益水火不容。古今中外邪教泛滥，都对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利益造成了极大危害。“法轮功”邪教组织就使1700多名信徒丧失生命，无数人家破人亡。邪教头目和骨干分子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目的，往往把信徒作为“自动取款机”和向政府施压的工具。毫无例外，邪教最终都会走上反社会、反政府、反人类的道路，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剥夺信徒和他人生命。因此，任何一个人民的政府，对人民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面对邪教危害人民的利益，绝不会无动于衷，听之任之。[Page]
第四，邪教必然危害国家的安全
江泽民曾经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5〕邪教组织“法轮功”的头目李洪志逃到国外以后，投靠和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已经成其走狗和帮凶。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已不仅仅是反邪教的斗争，更是一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
二、正确分析邪教产生的杜会历史现实根源，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作好新时期反邪教工作。
新时期反邪教工作，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实现由处置到预防的转变，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的转变，由单纯治理到综合治理的转变，把反邪教工作做为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从而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这就要求对邪教产生的原因作科学而深刻地分析。
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居主导地位。但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为什么像‘法轮功’这样的歪理邪说会在一些群众甚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腐朽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对一些人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物质技术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精神文化领域的原因，要进行全面分析。”“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和思考，总结经验，克服不足。”〔6〕对邪教产生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法轮功”和20世纪80年代的伪科学泛滥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反邪教工作。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就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对邪教大加挞伐，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把迷信、不识字和不讲卫生称为边区的“三大害”。为了清除迷信的根基，边区展开了反巫神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坚决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对利用邪教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惩，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曾出现所谓“钉螺姑娘”的伪科学骗局，但此间邪教一度销声匿迹。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由于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伪科学渐成声势，在此基础上邪教也借机死灰复燃，一时间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神功”、“异能”达数千种之多，各种“大师”粉墨登场，甚嚣尘上，风行一时。〔7〕这股“神功热”和“造神运动”使许多人热昏了头脑，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理性，甚至丢掉了常识判断。随着“大师”的“神功”越吹越神，信徒越来越多，腰包越来越鼓，胆子也越来越大起来，从骗名利财色到要“搞意识形态”，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从认定“我就是第二个毛泽东”的张小平，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诸多领域”，“介绍了安邦治国法和辅佐朝政法”的“中功”张宏堡，再到骗术、野心和邪恶程度达到登峰造极的“法轮功”李洪志，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多行不义必自毙，伪科学和邪教的“辉煌”早已注定了其灭亡的命运，桩桩恶行促使人们猛醒，但对邪教的本质和危害认识不够、防范不周、打击不力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因此，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对邪教的研究，重视对邪教的防范是新时期要不断加强的工作。[Page]
2.邪教的邪说来源于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之一就是大量的巫蛊和神秘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人类早期原始的、低级的认识结果。早期的人类，在严酷、莫测、浩翰的大自然面前渺小而无助，幻想通过神秘的符号、仪式达到和神沟通或者通过修行实现由人到“超人”再到“神”的飞升，进而主宰自己、他人甚至自然和宇宙的命运。由于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落后，时代的进步没有荡涤尽这些落后的、庸俗的、愚昧的、低级的文化，直到今天仍对一些人有影响。厚古薄今的人牵强附会、任意拔高地说：“腐草变萤”是进化论的先驱，“阴阳八卦”是二进制的来源，“五行说”是系统论的先驱，甚至说什么现今的一切科学理论早已包括在《易经》之中，用“周易预测学”来指导人生国运。用心险恶的邪教“大师”则利用一些人意识或潜意识中对古代神秘文化的迷信崇拜，宣称从古籍中找到了依据，荒谬地宣称古代名人都是“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大师”，他们从那里获得了“真传”，再盗用一些宗教词汇，玩弄一些巫蛊骗术，利用魔术和心理暗示，编造歪理邪说和“神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邪教乱国，自古不绝，邪教猖撅则天下大乱。古代中国历史上自下而上的变乱，常发起于两大势力，一为以流民为基础的秘密结社，二是邪教组织。中国历史上多次民变、暴乱以及一些所谓“农民起义”，常以邪教作为煽惑民众的主要意识形态。古代邪教的发展过程，与现代邪教极其相似：先聚众以健身治病为名敛财，继之则以“劫运”、“末日”将至，惟有人教方可得到保护为游说，以此煽惑群众，及至势力渐大，遂结成组织及帮派，进而利用社会现实矛盾如官吏腐败、社会失衡，以“官逼民反”为号召，最终成为野心家谋取政权之政治工具。〔8〕
因此，建设新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荡涤旧文化。要高度重视邪教的政治危害性，从维护稳定、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卫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高度开展反邪教工作，把反邪教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
3.邪教产生的现实诱因在于人类面临的挑战
人类发展到今天，可以说科学技术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科技发展的程度总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现实需要有差距。如人们总是期望长生不老、生活在人间天堂。但现实却是一方面人类、生命、宇宙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科学去破解，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癌症、艾滋病、火山爆发、地震、核威胁、贫富分化等仍困扰着人类。这就为邪教攻击人类、否定科学、逃避现实，提供了口实，为展示“神功”的“度人”成“神”成“仙”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伴随现代潮流的是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压力的加大，市场大潮的激荡，生存条件偶然性的剧增，欲望和享乐的膨胀，人情世故和政治的冷漠，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核战争的危险，使大众失去牢固的精神价值体系，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塌，加剧了人们的精神混乱。正如宾克莱所说：“一些‘现代性的酸’已经使过去各种宗教式的笃信溶解了”，人们对“各种绝对的东西失去信仰”。“人们在被变革困扰之时，寻求精神寄托的愿望便加强了，大多数人都以下述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寻求心灵安慰：或内向自我，‘相信内心感觉’，或外向权威，认为‘事物本该如此’。〔9〕转型期的中国新旧交替，矛盾复杂，不同阶层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压力、烦恼、困惑，极易产生精神的畸变和信仰的散乱，正如恩格斯认为的那样，人们一旦“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状态。”〔10〕农村封建迷信和宗教势力的蔓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正说明一些人以纷乱的信仰选择为自我慰藉之路。“法轮功”等邪教乘隙而生，以歪理邪说、“神功异能”影响欺骗大批群众。这既说明邪教反社会、反人类的险恶用心，又说明在急剧的变革时代人们出现精神上的困惑时，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解和慰藉，就会为邪教的产生提供条件和可乘之机。因此，应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出气阀”、“安全阀”，大力改善农村和社区医疗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理想信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的教育，对正常的合法的宗教活动加以引导和保护。[Page]
4.邪教滋生的土壤在于公众科学素养不高
由于中国长期科教比较落后，又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盲半文盲较多，因而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封建迷信思想仍很严重。愚昧、无知、迷信是邪教滋生的土壤。中国科协公布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每千人中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仅为10年前美国的六分之一；其中农林劳动者仅为0. 04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众科学素养不高则使这些人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缺乏对邪教的辨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开展群众性的健身文体娱乐活动，丰富和充实群众生活，是防范邪教的根本之策。
5.人的认识和心理的局限性为个体中邪教之毒提供了条件
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今天知识爆炸、专业越分越细的时代。一个人可能成为自己从事的狭小领域的专家，对其他领域可能就是门外汉，就容易被冒充的专家和“大师”所欺骗。邪教就利用人们这个心理。“不说大点，没人信”，这就是一些高学历、高职称的人仍可能上邪教的当的原因。人还容易犯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如过分相信“眼见为实”和权威等；人也有社会心理的局限性如从众心理、暗示效应等。邪教理论正是利用这些局限性展开骗术，设置逻辑陷阱，实行精神控制。因此，要加强科普工作，加强社区、一单位、学校的心理抚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土作，厂一泛介绍魔术知识、识别骗术知识、大众心理学知识。对每一个具体的痴迷者的特殊情况和原因，应认真调查分析，区别情况，对症下药，长期、细致、耐心地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争取他们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2〕〔3〕〔4〕〔5〕〔6〕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7,16,168,135页。
〔7〕杨付军、沈乃煌《曝光伪科学》，学林出版社
〔8〕何新《中国历史中的邪教作乱》、《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17页
〔9〕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 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34页
〔11〕资料来源.2001年]10月24日《北京晨报》
反邪教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具体的工作。在新时期，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站在“三个代表”的高度，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
一、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认识反邪教工作
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因此，“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体现和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3〕
邪教危害，是人类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也不例外。作为执政党，全党上下应充分认识到邪教的危害，认识到反邪教的必要性、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特别是领导干部应从“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认识和重视反邪教工作。
首先，邪教必然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毫无疑问，邪教绝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产物，也不是对先进生产力的反映，更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恰恰相反，邪教泛滥对生产力的发展造成极大阻碍和破坏。正如一个人不可能依靠邪教改变命运一样，一个邪教盛行、危害甚巨的民族、国家也是不可能真正富强和繁荣、实现现代化的。值得高度注意的是，邪教乱国，自古有之。历史上的邪教为害甚巨，表现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妖言惑众致使民众荒废生产，最后导致全国性大动乱，对社会发展和生产力进步造成巨大破坏。正因为如此，面对五四运动前后的迷信盛行，灵学泛滥，邪教猖撅，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在1918年5月15日的《新青年》上撰文说：“青年啊，如果你还想在20世纪做一个人，你还想中国在20世纪算一个国，你自己承认你有头脑，你自己还想研究学问，那么，赶紧鼓起你的勇气，奋发你的毅力，剿灭这种最野蛮的邪教和这班兴妖作怪胡说八道的妖魔。”
正如五四时期学者刘叔雅所说，邪教“阻科学之进步，堕民族之精神”。事实证明，邪教泛滥必然阻碍和破坏先进生产力的分展。表现就是：一是使作为生产力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劳动者愚昧昏庸，无知消极，毫无进取心，素质低下；二是使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不能发展和彰显，文明不兴，科技不昌，当然也就罔谈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邪教必然破坏先进文化的建设
十六大报告指出，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邪教绝不代表先进文化，它本质上是一种腐朽、没落的旧文化，是封建糟粕的沉渣泛起和一种现代“瘟疫”。“法轮功”邪教组织编造歪理邪说，欺骗信众，实行精神控制，聚敛钱财、破坏稳定、残害生命、投靠敌人，其反科学、反人类、反社会、反政府的邪教本质无可置疑，其作为一种愚昧、迷信、无知、颓废、邪恶的腐朽落后文化的实质暴露无遗，必然和我们要建设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水火不相容，必然对先进文化的建设产生阻碍和破坏作用。因此，反邪教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是建设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前提条件和组成部分。“八十年来，我们党高举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旗帜，努力建设和弘扬反映革命、建设和改革要求的新文化，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和国外渗透进来的腐朽没落的旧文化，从思想上精神上极大地解放和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形成了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的正确指导思想和共同理想”。〔4〕
再次，邪教必然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
邪教的本质决定了其与人民利益水火不容。古今中外邪教泛滥，都对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利益造成了极大危害。“法轮功”邪教组织就使1700多名信徒丧失生命，无数人家破人亡。邪教头目和骨干分子为了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目的，往往把信徒作为“自动取款机”和向政府施压的工具。毫无例外，邪教最终都会走上反社会、反政府、反人类的道路，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非法剥夺信徒和他人生命。因此，任何一个人民的政府，对人民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面对邪教危害人民的利益，绝不会无动于衷，听之任之。[Page]
第四，邪教必然危害国家的安全
江泽民曾经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这种政治图谋是绝不会改变的。这些年来，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5〕邪教组织“法轮功”的头目李洪志逃到国外以后，投靠和勾结国外敌对势力，已经成其走狗和帮凶。和“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斗争已不仅仅是反邪教的斗争，更是一场政治斗争、阶级斗争。
二、正确分析邪教产生的杜会历史现实根源，对症下药，标本兼治，作好新时期反邪教工作。
新时期反邪教工作，必须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实现由处置到预防的转变，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的转变，由单纯治理到综合治理的转变，把反邪教工作做为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来抓，从而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这就要求对邪教产生的原因作科学而深刻地分析。
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居主导地位。但是，“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江泽民同志深刻地指出，“为什么像‘法轮功’这样的歪理邪说会在一些群众甚至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和干部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呢？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理论和腐朽思想文化、生活方式对一些人会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国际环境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物质技术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精神文化领域的原因，要进行全面分析。”“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和思考，总结经验，克服不足。”〔6〕对邪教产生的原因，学术界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法轮功”和20世纪80年代的伪科学泛滥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反邪教工作。早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就在《新青年》等报刊上对邪教大加挞伐，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把迷信、不识字和不讲卫生称为边区的“三大害”。为了清除迷信的根基，边区展开了反巫神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坚决取缔了反动会道门，对利用邪教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予以严惩，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曾出现所谓“钉螺姑娘”的伪科学骗局，但此间邪教一度销声匿迹。实行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之后，由于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伪科学渐成声势，在此基础上邪教也借机死灰复燃，一时间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神功”、“异能”达数千种之多，各种“大师”粉墨登场，甚嚣尘上，风行一时。〔7〕这股“神功热”和“造神运动”使许多人热昏了头脑，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理性，甚至丢掉了常识判断。随着“大师”的“神功”越吹越神，信徒越来越多，腰包越来越鼓，胆子也越来越大起来，从骗名利财色到要“搞意识形态”，政治野心日益膨胀。从认定“我就是第二个毛泽东”的张小平，到“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诸多领域”，“介绍了安邦治国法和辅佐朝政法”的“中功”张宏堡，再到骗术、野心和邪恶程度达到登峰造极的“法轮功”李洪志，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多行不义必自毙，伪科学和邪教的“辉煌”早已注定了其灭亡的命运，桩桩恶行促使人们猛醒，但对邪教的本质和危害认识不够、防范不周、打击不力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因此，普及科学知识，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对邪教的研究，重视对邪教的防范是新时期要不断加强的工作。[Page]
2.邪教的邪说来源于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之一就是大量的巫蛊和神秘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人类早期原始的、低级的认识结果。早期的人类，在严酷、莫测、浩翰的大自然面前渺小而无助，幻想通过神秘的符号、仪式达到和神沟通或者通过修行实现由人到“超人”再到“神”的飞升，进而主宰自己、他人甚至自然和宇宙的命运。由于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落后，时代的进步没有荡涤尽这些落后的、庸俗的、愚昧的、低级的文化，直到今天仍对一些人有影响。厚古薄今的人牵强附会、任意拔高地说：“腐草变萤”是进化论的先驱，“阴阳八卦”是二进制的来源，“五行说”是系统论的先驱，甚至说什么现今的一切科学理论早已包括在《易经》之中，用“周易预测学”来指导人生国运。用心险恶的邪教“大师”则利用一些人意识或潜意识中对古代神秘文化的迷信崇拜，宣称从古籍中找到了依据，荒谬地宣称古代名人都是“气功大师”、“特异功能大师”，他们从那里获得了“真传”，再盗用一些宗教词汇，玩弄一些巫蛊骗术，利用魔术和心理暗示，编造歪理邪说和“神功”。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邪教乱国，自古不绝，邪教猖撅则天下大乱。古代中国历史上自下而上的变乱，常发起于两大势力，一为以流民为基础的秘密结社，二是邪教组织。中国历史上多次民变、暴乱以及一些所谓“农民起义”，常以邪教作为煽惑民众的主要意识形态。古代邪教的发展过程，与现代邪教极其相似：先聚众以健身治病为名敛财，继之则以“劫运”、“末日”将至，惟有人教方可得到保护为游说，以此煽惑群众，及至势力渐大，遂结成组织及帮派，进而利用社会现实矛盾如官吏腐败、社会失衡，以“官逼民反”为号召，最终成为野心家谋取政权之政治工具。〔8〕
因此，建设新文化，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必须荡涤旧文化。要高度重视邪教的政治危害性，从维护稳定、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保卫社会主义人民政权的高度开展反邪教工作，把反邪教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抓。
3.邪教产生的现实诱因在于人类面临的挑战
人类发展到今天，可以说科学技术起到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科技发展的程度总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现实需要有差距。如人们总是期望长生不老、生活在人间天堂。但现实却是一方面人类、生命、宇宙中仍有许多未解之谜需要科学去破解，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癌症、艾滋病、火山爆发、地震、核威胁、贫富分化等仍困扰着人类。这就为邪教攻击人类、否定科学、逃避现实，提供了口实，为展示“神功”的“度人”成“神”成“仙”提供了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20世纪以来，伴随现代潮流的是生活节奏的加快，生存压力的加大，市场大潮的激荡，生存条件偶然性的剧增，欲望和享乐的膨胀，人情世故和政治的冷漠，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核战争的危险，使大众失去牢固的精神价值体系，传统价值观念的崩塌，加剧了人们的精神混乱。正如宾克莱所说：“一些‘现代性的酸’已经使过去各种宗教式的笃信溶解了”，人们对“各种绝对的东西失去信仰”。“人们在被变革困扰之时，寻求精神寄托的愿望便加强了，大多数人都以下述两种方式中的一种寻求心灵安慰：或内向自我，‘相信内心感觉’，或外向权威，认为‘事物本该如此’。〔9〕转型期的中国新旧交替，矛盾复杂，不同阶层都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压力、烦恼、困惑，极易产生精神的畸变和信仰的散乱，正如恩格斯认为的那样，人们一旦“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状态。”〔10〕农村封建迷信和宗教势力的蔓延，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气功热”和“特异功能热”，正说明一些人以纷乱的信仰选择为自我慰藉之路。“法轮功”等邪教乘隙而生，以歪理邪说、“神功异能”影响欺骗大批群众。这既说明邪教反社会、反人类的险恶用心，又说明在急剧的变革时代人们出现精神上的困惑时，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解和慰藉，就会为邪教的产生提供条件和可乘之机。因此，应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出气阀”、“安全阀”，大力改善农村和社区医疗条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理想信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的教育，对正常的合法的宗教活动加以引导和保护。[Page]
4.邪教滋生的土壤在于公众科学素养不高
由于中国长期科教比较落后，又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文盲半文盲较多，因而在一些地方和人群中封建迷信思想仍很严重。愚昧、无知、迷信是邪教滋生的土壤。中国科协公布的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每千人中只有14人具备基本科学素养，仅为10年前美国的六分之一；其中农林劳动者仅为0. 04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公众科学素养不高则使这些人缺乏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缺乏对邪教的辨别和批判能力。因此，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开展群众性的健身文体娱乐活动，丰富和充实群众生活，是防范邪教的根本之策。
5.人的认识和心理的局限性为个体中邪教之毒提供了条件
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今天知识爆炸、专业越分越细的时代。一个人可能成为自己从事的狭小领域的专家，对其他领域可能就是门外汉，就容易被冒充的专家和“大师”所欺骗。邪教就利用人们这个心理。“不说大点，没人信”，这就是一些高学历、高职称的人仍可能上邪教的当的原因。人还容易犯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如过分相信“眼见为实”和权威等；人也有社会心理的局限性如从众心理、暗示效应等。邪教理论正是利用这些局限性展开骗术，设置逻辑陷阱，实行精神控制。因此，要加强科普工作，加强社区、一单位、学校的心理抚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土作，厂一泛介绍魔术知识、识别骗术知识、大众心理学知识。对每一个具体的痴迷者的特殊情况和原因，应认真调查分析，区别情况，对症下药，长期、细致、耐心地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争取他们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2〕〔3〕〔4〕〔5〕〔6〕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7,16,168,135页。
〔7〕杨付军、沈乃煌《曝光伪科学》，学林出版社
〔8〕何新《中国历史中的邪教作乱》、《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17页
〔9〕L.J.宾克莱《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 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34页
〔11〕资料来源.2001年]10月24日《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