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家庭基金会(AFF)研究规划
1999年11月
AFF的主要目标是启发、鼓励、协调、支持和帮助AFF成员、志愿专业人员以及其他对Cult问题(为便于读者理解，本文将Cult翻译为汉语近义词“邪教”，特此说明)感兴趣者的研究活动。1994年9月，迈克尔•兰戈恩( Michael Lang one)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研究规划会，在这次会上，16位专业人员一起讨论了正在进行中的以及计划要进行的研究项目。1995年4月又召开了一次这样的会议。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主办了两次会议。以下的研究要点总结了这两次会议以及随后AFF顾问们讨论的成果。这些要点仍然在指导我们的工作。(为了使词语使用更加科学清晰，我们用“心理虐待团体”来替代“邪教”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很大的模糊性并易引发争论。)虽然已经开展了许多有益的研究，但完全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研究规划还需多年时间。那些对以下所列研究项目有兴趣者可以与兰戈恩先生联系(AFF, P. O. Box 2265, Bonita Springs, FL 34133, offender@ WorldNet. At. net).
以下是指导我们研究的问题:
1、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定义“心理虐待团体”的概念，并找出“危害”、“团体变量”、“个人变量”等概念与“心理虐待团体”的联系?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发表一系列澄清概念的论文[其中之一是Lang one博士在1992年9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心理虐待》]，这将是团体心理虐待理论的基础性工作。这一理论应该明显包括实验式的研究，以使其经得起理论的检验。
2、我们如何才能有效测定团体的心理虐待程度，以及相关的团体、个人和危害变量?
William Chambers , Michael Lang one和Arthur Dole博士制定了一个28项的团体心理虐待标准(GPA标准)，这一标准的基础是对有关团体进行了针对112个问题的评定并就308个主题所做的要素分析[参见《邪教问题研究》1994,11(1)]。 GPA标准，包括它的可信度、有效性研究和对大量邪教和非邪教团体的数据搜集等，都需要经过全面的心理测量来检验。如果GPA标准能够经得起考验，它将对区别邪教团体和非邪教团体以及确定何种类型的邪教都十分有用，它也将首次提供一个测定邪教团体的客观标准。
Lang one和Chambers博士提供了一篇俄亥俄州大学生毕业生Peter Millions提交给美国心理协会的论文。这篇论文在AFF也可以找到，它总结了1996年关于GPA的研究情况。
伦敦白金汉大学的Row Marshall和Lois Kendall博士将会在2000年4月28一29日召开的西雅图AFF年会上宣读他们使用GPA及其它一些工具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最新论文(他们曾在1999年年会上提交过论文)。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将整理并分析与GPA有关的数据。
尽管有了GPA标准，如能与其它标准及心理虐待团体环境观察测量标准互为补充使用，效果将更加理想。就第一个目标来说，Nadine Wino cur博士研究了一种相关的标准，这已经成了她在Pepper dine大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她和她的同事们关于个体邪教体验的报告发表在1997年14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由于第二个目标的复杂性，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建立虐待团体观察方法中要考虑的问题写出一篇深酌细研的方法论论文。
在检验GPA时，AFF发现，那些参与了邪教团体的个体者家庭也认为这一标准很有用。为了有效满足他们的要求，AFF也希望研制一套适用他们的配套标准。这套标准将探讨家庭是如何被邪教团体影响和欺骗的。[Page]
俄亥俄大学、波士顿大学、白金汉大学以及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进行的研究使用了一系列心理学工具来测定前团体成员人群受到的伤害。此问题参见问题40
3、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分类心理虐待团体?
如果能写出一篇回顾现有分类系统、包括社会学家提出的那些分类系统的文章，将是有益的工作(此工作尚未分配)。
GPA标准的心理测量研究可能会引出一个以实验为基础的分类系统。
4、针对受心理虐待的团体，个体变量、团体变量和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FF执行主任迈克尔•兰戈恩(Michael Lang one)曾是波士顿大学AlbertV Danielson中心的访问学者，他在那里进行了一项关于国际基督教教派运动的研究。他运用GPA标准和一个新的标准(DDD一欺骗、依赖和畏惧)来评定“波士顿运动”的虐待性(曾被前成员评定过)。他同时使用了一系列心理学测评标准来评定前波士顿运动和另两个用来对比的团体—主流大学校园毕业生和前主流宗教—的成员所经历的心理挫折的性质和程度。这一测评系统与下述俄亥俄大学使用的相同。迈克尔•兰戈恩(Michael Lang one)的报告在AFF可以看到。
在俄亥俄大学Steve Lynn博士的指导下，一个由三名心理学毕业生组成的小组，为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的客户及一组用来对比的大学生团体制定了标准化测评指标，以评估前邪教成员精神病理的性质和程度。这篇研究报告发表在1999年16 (1)期《邪教问题研究》上。此小组成员同时还写了一部关于这一领域经验研究评论的专著[Runoff, J. B. Lynn, S. J., &Mafiosi, P.T,(付印中)—《邪教环境在心理上有害吗?》，《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
上面提到的Marshall和Kendal)的研究也使用了一套标准化的方法来评估伤害。
在Pepper dine大学David Foy博士的带领下，一个由4名心理学毕业生组成的小组使用“洛杉矶症状目录”(一个用来评定被欺骗性人群症状的标准化工具)和“团体经历指标”( GEI)来评估遭受与邪教有关的压力和虐待的严重程度，以此来研究脱离邪教后的苦恼与参加邪教前历史的变量关系和调整、与邪教有关的体验、以及脱离邪教后的情况之间的关系。他们使用了一个多重回归研究方案，以评估‘脱离邪教后苦恼的变量关系研究”的作用和成效。上面提及的Wincur论文也报道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从AFF问卷(GPA标准也来源于此)中得到的数据还需要兰戈恩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的进一步分析与解释。这些问卷探讨了调查对象的心理和社会经历、他们参加邪教的背景情况、团体环境的特征、调查对象对邪教经历的反应和脱离邪教后的经历(包括康复)，以及调查对象对外界帮助的评价。
Arthur Dole博士在1999年12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方法论的文章，阐述了如何将案例研究方法应用到邪教研究领域。在随后几年里，AFF愿意支持临床医生用Arthur Dole博士的方法在此领域开展一系列案例研究工作。
虽然己经开展许多研究，但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
5、什么是心理虐待团体流行的原因?在美国有多少这样的团体?
第一次研究规划会议认为现有的数据对于目前的研究已经够用，只是在对邪教团体的全面流行病学研究上，存在着有限数据利用不当的问题。然而它同时认为，职业人员(比如，牧师和心理学家)的观察结果是决定性的—如Edward Lot tick博士的对于内科医师的调查〔Lot tick, EA (1993年2月)。他的观察揭示了内科医师的邪教体验。《宾夕法尼亚医学杂志》，96，26一28可以在AFF找到—提供]一系列低成本的有用数据(同时也有助于职业教育)。如果资金允许，这些调查也可开展。[Page]
科学地确定心理虐待团体，或称“邪教”团体在美国的数量，是一个让人挠头的工作。也许最有效的方法是列出一个AFF曾调查过的团体的全面清单，从清单中选择一个随机样本，针对样本进行深人研究，并在将来可能的时候使用GPA标准和其它研究出来的标准。这项研究将使我们有可能对曾经调查过的大量团体进行一个理性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比如说，出现虐待的几率)。很明显这项研究需要大量资金。
还要研究出一套方法，以测评邪教对大学校园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AFF相信，如果我们能研究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调查工具，大学和学院可利用此工具来测定邪教相关的问题及它们的范围。Russell Eleven博士在1998年15 (1)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奠定了研究这样一个测量工具的基础。
6、在“脱离邪教团体后的苦恼中”，个体、团体、治疗变数和情况的改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目前，在对前邪教团体成员的心理治疗方面最彻底的效果测评的工作是由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的Paul Martin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这一结果发表在1992年9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尽管测量结果是明显有意选择的并进行了控制，但研究本身还是需要大量资金。同时，如果这一领域的临床医生要想使用标准化的前期和后期方法进一步评估治疗效果，即如Wellspring所做的那样，就需要高级和先进的知识。
7、什么是邪教现象的法律含义?
美国监狱协会在1995年12 (1)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报告，从文献角度和法律案例方面分析了精神控制、不正当的影响和欺诈等问题。《邪教问题研究》也发表了一些从其它法律角度研究此问题的文章，包括涉及拘留、对妇女施加暴力的法律、解救未成年人、催眠证据，以及一些政府报告等。一
旦将邪教问题放在国际范围内考察，在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变得复杂。如果能将各国的相关法律、程序和待解决问题编著成一本册子，从而使以上的学术研究为更多人所了解，那将是一件有益的事。很显然，这是一项需要资金和法律专家的重大工作。
8、什么是邪教问题的文化含义?
AFF相信，如果能回答以下问题，邪教的文化含义将能得到很好的诊释:
如何在一个自由和法制的国家里，在不封闭和不镇压的前提下，保护这个国家不受邪教团体的影响和其活动的危害?
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但不限于它的法律方面的考虑。比如，回答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处理人们相互影响的道德问题。关于道德问题，AFF也出版了不少论著。欲回答此问题还需要分析基本的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地调和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
AFF的主要目标是启发、鼓励、协调、支持和帮助AFF成员、志愿专业人员以及其他对Cult问题(为便于读者理解，本文将Cult翻译为汉语近义词“邪教”，特此说明)感兴趣者的研究活动。1994年9月，迈克尔•兰戈恩( Michael Lang one)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研究规划会，在这次会上，16位专业人员一起讨论了正在进行中的以及计划要进行的研究项目。1995年4月又召开了一次这样的会议。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主办了两次会议。以下的研究要点总结了这两次会议以及随后AFF顾问们讨论的成果。这些要点仍然在指导我们的工作。(为了使词语使用更加科学清晰，我们用“心理虐待团体”来替代“邪教”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有着很大的模糊性并易引发争论。)虽然已经开展了许多有益的研究，但完全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研究规划还需多年时间。那些对以下所列研究项目有兴趣者可以与兰戈恩先生联系(AFF, P. O. Box 2265, Bonita Springs, FL 34133, offender@ WorldNet. At. net).
以下是指导我们研究的问题:
1、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定义“心理虐待团体”的概念，并找出“危害”、“团体变量”、“个人变量”等概念与“心理虐待团体”的联系?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发表一系列澄清概念的论文[其中之一是Lang one博士在1992年9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心理虐待》]，这将是团体心理虐待理论的基础性工作。这一理论应该明显包括实验式的研究，以使其经得起理论的检验。
2、我们如何才能有效测定团体的心理虐待程度，以及相关的团体、个人和危害变量?
William Chambers , Michael Lang one和Arthur Dole博士制定了一个28项的团体心理虐待标准(GPA标准)，这一标准的基础是对有关团体进行了针对112个问题的评定并就308个主题所做的要素分析[参见《邪教问题研究》1994,11(1)]。 GPA标准，包括它的可信度、有效性研究和对大量邪教和非邪教团体的数据搜集等，都需要经过全面的心理测量来检验。如果GPA标准能够经得起考验，它将对区别邪教团体和非邪教团体以及确定何种类型的邪教都十分有用，它也将首次提供一个测定邪教团体的客观标准。
Lang one和Chambers博士提供了一篇俄亥俄州大学生毕业生Peter Millions提交给美国心理协会的论文。这篇论文在AFF也可以找到，它总结了1996年关于GPA的研究情况。
伦敦白金汉大学的Row Marshall和Lois Kendall博士将会在2000年4月28一29日召开的西雅图AFF年会上宣读他们使用GPA及其它一些工具进行研究所得出的最新论文(他们曾在1999年年会上提交过论文)。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将整理并分析与GPA有关的数据。
尽管有了GPA标准，如能与其它标准及心理虐待团体环境观察测量标准互为补充使用，效果将更加理想。就第一个目标来说，Nadine Wino cur博士研究了一种相关的标准，这已经成了她在Pepper dine大学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她和她的同事们关于个体邪教体验的报告发表在1997年14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由于第二个目标的复杂性，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对建立虐待团体观察方法中要考虑的问题写出一篇深酌细研的方法论论文。
在检验GPA时，AFF发现，那些参与了邪教团体的个体者家庭也认为这一标准很有用。为了有效满足他们的要求，AFF也希望研制一套适用他们的配套标准。这套标准将探讨家庭是如何被邪教团体影响和欺骗的。[Page]
俄亥俄大学、波士顿大学、白金汉大学以及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进行的研究使用了一系列心理学工具来测定前团体成员人群受到的伤害。此问题参见问题40
3、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分类心理虐待团体?
如果能写出一篇回顾现有分类系统、包括社会学家提出的那些分类系统的文章，将是有益的工作(此工作尚未分配)。
GPA标准的心理测量研究可能会引出一个以实验为基础的分类系统。
4、针对受心理虐待的团体，个体变量、团体变量和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FF执行主任迈克尔•兰戈恩(Michael Lang one)曾是波士顿大学AlbertV Danielson中心的访问学者，他在那里进行了一项关于国际基督教教派运动的研究。他运用GPA标准和一个新的标准(DDD一欺骗、依赖和畏惧)来评定“波士顿运动”的虐待性(曾被前成员评定过)。他同时使用了一系列心理学测评标准来评定前波士顿运动和另两个用来对比的团体—主流大学校园毕业生和前主流宗教—的成员所经历的心理挫折的性质和程度。这一测评系统与下述俄亥俄大学使用的相同。迈克尔•兰戈恩(Michael Lang one)的报告在AFF可以看到。
在俄亥俄大学Steve Lynn博士的指导下，一个由三名心理学毕业生组成的小组，为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的客户及一组用来对比的大学生团体制定了标准化测评指标，以评估前邪教成员精神病理的性质和程度。这篇研究报告发表在1999年16 (1)期《邪教问题研究》上。此小组成员同时还写了一部关于这一领域经验研究评论的专著[Runoff, J. B. Lynn, S. J., &Mafiosi, P.T,(付印中)—《邪教环境在心理上有害吗?》，《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
上面提到的Marshall和Kendal)的研究也使用了一套标准化的方法来评估伤害。
在Pepper dine大学David Foy博士的带领下，一个由4名心理学毕业生组成的小组使用“洛杉矶症状目录”(一个用来评定被欺骗性人群症状的标准化工具)和“团体经历指标”( GEI)来评估遭受与邪教有关的压力和虐待的严重程度，以此来研究脱离邪教后的苦恼与参加邪教前历史的变量关系和调整、与邪教有关的体验、以及脱离邪教后的情况之间的关系。他们使用了一个多重回归研究方案，以评估‘脱离邪教后苦恼的变量关系研究”的作用和成效。上面提及的Wincur论文也报道了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从AFF问卷(GPA标准也来源于此)中得到的数据还需要兰戈恩博士和他的同事们的进一步分析与解释。这些问卷探讨了调查对象的心理和社会经历、他们参加邪教的背景情况、团体环境的特征、调查对象对邪教经历的反应和脱离邪教后的经历(包括康复)，以及调查对象对外界帮助的评价。
Arthur Dole博士在1999年12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方法论的文章，阐述了如何将案例研究方法应用到邪教研究领域。在随后几年里，AFF愿意支持临床医生用Arthur Dole博士的方法在此领域开展一系列案例研究工作。
虽然己经开展许多研究，但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做。
5、什么是心理虐待团体流行的原因?在美国有多少这样的团体?
第一次研究规划会议认为现有的数据对于目前的研究已经够用，只是在对邪教团体的全面流行病学研究上，存在着有限数据利用不当的问题。然而它同时认为，职业人员(比如，牧师和心理学家)的观察结果是决定性的—如Edward Lot tick博士的对于内科医师的调查〔Lot tick, EA (1993年2月)。他的观察揭示了内科医师的邪教体验。《宾夕法尼亚医学杂志》，96，26一28可以在AFF找到—提供]一系列低成本的有用数据(同时也有助于职业教育)。如果资金允许，这些调查也可开展。[Page]
科学地确定心理虐待团体，或称“邪教”团体在美国的数量，是一个让人挠头的工作。也许最有效的方法是列出一个AFF曾调查过的团体的全面清单，从清单中选择一个随机样本，针对样本进行深人研究，并在将来可能的时候使用GPA标准和其它研究出来的标准。这项研究将使我们有可能对曾经调查过的大量团体进行一个理性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比如说，出现虐待的几率)。很明显这项研究需要大量资金。
还要研究出一套方法，以测评邪教对大学校园的影响的性质和程度。AFF相信，如果我们能研究出一个有效和高效的调查工具，大学和学院可利用此工具来测定邪教相关的问题及它们的范围。Russell Eleven博士在1998年15 (1)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奠定了研究这样一个测量工具的基础。
6、在“脱离邪教团体后的苦恼中”，个体、团体、治疗变数和情况的改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目前，在对前邪教团体成员的心理治疗方面最彻底的效果测评的工作是由Wellspring康复和咨询中心的Paul Martin博士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这一结果发表在1992年9 (2)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尽管测量结果是明显有意选择的并进行了控制，但研究本身还是需要大量资金。同时，如果这一领域的临床医生要想使用标准化的前期和后期方法进一步评估治疗效果，即如Wellspring所做的那样，就需要高级和先进的知识。
7、什么是邪教现象的法律含义?
美国监狱协会在1995年12 (1)期《邪教问题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报告，从文献角度和法律案例方面分析了精神控制、不正当的影响和欺诈等问题。《邪教问题研究》也发表了一些从其它法律角度研究此问题的文章，包括涉及拘留、对妇女施加暴力的法律、解救未成年人、催眠证据，以及一些政府报告等。一
旦将邪教问题放在国际范围内考察，在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变得复杂。如果能将各国的相关法律、程序和待解决问题编著成一本册子，从而使以上的学术研究为更多人所了解，那将是一件有益的事。很显然，这是一项需要资金和法律专家的重大工作。
8、什么是邪教问题的文化含义?
AFF相信，如果能回答以下问题，邪教的文化含义将能得到很好的诊释:
如何在一个自由和法制的国家里，在不封闭和不镇压的前提下，保护这个国家不受邪教团体的影响和其活动的危害?
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但不限于它的法律方面的考虑。比如，回答此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处理人们相互影响的道德问题。关于道德问题，AFF也出版了不少论著。欲回答此问题还需要分析基本的社会道德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地调和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