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邪教演变的历史趋势与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习五一
众所周知，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上考察，当代邪教是全球新宗教运动的极端产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地相继兴起一批新兴宗教。这是当代宗教世俗化的特殊形式。随着20世纪宗教世俗化浪潮，非传统宗教流派中孽生出一批极端恶种—新生邪教。研究当代邪教现象口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法学等各学科，各自运用本学科的理论范畴开展研究，各有千秋。目前，国际学术界对此尚无统一确切的界定。
作为一名中国学者，我的专业背景是历史学与宗教学。在这里，我将分别从历史学与宗教学两个视角，向各位简要概述中国邪教演变的历史趋势与特征。
首先，让我们从历史学视角，即从中华文化古今渊源中，考察中国邪教演变的历史趋势。
从历史学、语言学诊释，“邪教”本是汉语文化的特有名词。在中华民族泛宗教文化的历史渊源中，邪教主要是政治学概念，考察其危害社会稳定的含义，远远超过辨析其歪曲宗教学说的含义。
与“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相对应，出现“邪教以神道惑人，则天下乱矣”的政治术语。其意为，邪教利用神道，蛊惑民众，则天下大乱。因此，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把一切非正统的民间秘密教派均视为邪教。
民间秘密教派，被指责为“邪教”自南宋起。公元1133年，吴郡僧人茅子元在滨山湖创立净业团体—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教徒半僧半俗，吃斋念佛，男女同修，号白莲菜。朝廷以妖妄惑众罪，将茅子元流放，白莲菜被取缔，佛教正统视其为异端。天台宗沙门志磐笔伐白莲菜，抨击道:“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
明太祖朱元璋因参加白莲教策动的元末红巾军起义，登上皇帝宝座，深感民间秘密教派对王朝统治的威胁。他下令在《大明律》中，增加“禁I}师巫邪术”的条款，严厉制裁“巫师假降邪神”等“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明朝末年，朝廷已在官方文书中，指责民间宗教—无为教(即罗教)为“邪教”。礼部焚毁罗教的《五部六册》经版，告示公众，标榜此举“毁邪教以正风俗”。
清承明制。清朝政府相继颁布多项法令治理“邪教”。顺治十三年谕令中规定，“凡左道惑众”，“踵行邪教”，“加等治罪”。此后，清廷一再谕令查禁“邪教”。
中国秘密社会的渊源久远，经明清两代，发展迅猛，教门繁多，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社会运动。作为下层群众的集合体，它们大多在原有社会组织之中另立系统，成为正统社会秩序的对立物。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民间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更加庞杂，遍布大江南北，名目多达三四百种，信徒多达数千万人，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举世罕见。其影响渗透社会各个阶层，余脉延续至今。
近代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科学和民主思潮传人中国，现代化运动成为历史发展的主流。而多数民间秘密教门执迷不悟，教义更为芜杂混乱，政治倾向复辟封建制度。从整体上考察，秘密教门已蜕变为逆历史潮流的组织。
近代中国多数学者认为，邪教是反对社会正统体制的极端教派。其界定的内涵，通常指利用迷信邪说、旁门左道，传徒敛钱，聚众结党、甚至图谋颠覆政权的民间秘密教派。
鉴于清中叶以来，民间秘密教门多以“会”、“道”、“门”为其组织名称，20世纪 50年代初，中国政府曾发动声势浩大的治理“会道门”运动，使其一度基本绝迹。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中国现代化进程加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空前的社会变革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局面，形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社会土壤。当代中国的邪教就是社会转型时期孽生的恶性毒瘤。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为历史背景，当代邪教现象的演变可分为两个阶段考察。
第一阶段，1979-1992年，邪教开始孽生蔓延。
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体制的改革起步于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也使原有的社会结构迅速解体。农村的经济改革，实行农业联产承包制，农民已演变成经济利益各自独立的不同群体。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管理控制能力普遍下降，农民对现代社会实行的法制与经济手段，适应性较差。新的基层管理体制建立滞后，人心涣散，弊端孽生。
农村改革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失范，基层权利的弱化，主流价值的失落，使邪教势力乘机死灰复燃。特别是落后的偏远地区，迷信、巫术文化传统久远，社会土壤深厚，有利于各种邪教势力的孽生发展。
这一阶段，危害最大的邪教组织是土生土长的“门徒会”。1985年，陕西省耀县农民季三保歪曲《圣经》，自称是“神所立的基督”，杜撰邪教教义“七步灵程”，宣称“世界末日来临”，“信教的上天堂，不信的下地狱”，四处传播。1989年，季三保在其家中“检选”“十二门徒”，组织“门徒会”。该邪教组织严密，建立秘密据点，单线联系，暗号接头。起初，“门徒会”在陕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偏远贫困地区，以“教内周济”、“祷告治病”等方式吸引民众，势力迅速蔓延。一度扩张至十几个省，发展信徒多达数十万人。该邪教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奸污妇女，诈骗钱财。“门徒会”骨干散布“现在是黑暗当道，魔鬼掌权”，煽动闹事，破坏社会秩序，经综合治理，目前其势力已渐趋消亡。
第二阶段，1992-2003年，“功法”型邪教孽生膨胀，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毒瘤。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人发展，社会变革的主战场转向城市。整个社会步人巨大变革的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必然引起利益格局关系的调整，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产业结构重组，大批国企职工分离下岗，城市弱势群体扩大。医疗体制改革出台，退休养老基金改制，新的社会保障体制远不完善，老年群体地位下滑。单位功能的退化，社会流动的增加，政府直接控制的手段弱化，个人自由度增加。原有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与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矛盾加剧。体制转轨中社会出现无序现象，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出轨，渗透到社会公共领域。拜金主义横行，权利腐败，侵害群众利益，造成社会矛盾激化。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会更加复杂，原有结构解体，传统法则失范，变革加剧，人心失衡。价值的窘困与情感的冲突，形成过渡时期社会心理的无所适从和抑郁沮丧。“善”发育不良，“恶”畸形膨胀。极少数野心家趁东方宗教文化神秘主义在世界兴起，气功健身热浪席卷全国，假借气功与宗教的名义，自我神化，制造邪教新种，孽蔓成灾。
80年代中叶以后，全国各地城市相继掀起以‘特异功能”为旗号的气功浪潮。这股气功热浪打着“人体利一学”的旗帜，将气功神秘化、巫术化。一时间，各种气功大师纷纷出山，声称修炼本门气功，可以诱发人体特异功能，可以透视遥感、呼风唤雨、预知一切。他们自我神化，蛊惑人心，借传功收徒，大肆敛财。社会转型时期，孤立无助的弱势群体，精神迷茫的失落人群，试图从神秘主义的信仰中，寻找精神寄托或超能力的解脱，成为邪教势力诱惑蒙骗的主要群体。[Page]
“法轮功”就是借气功健身热浪发迹的邪教组织。1999年春天，“法轮功”势力恶性膨胀，李洪志野心膨胀，亲自指挥，公然聚众包围中南海，震动海内外。这表明，当代中国邪教已成为危害社会发展与稳定的巨型毒瘤。
1999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
第一条对“邪教组织”的界定为:
“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羊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该司法解释对《刑法》第三百条惩处邪教犯罪的条款，加以具体说明，为依法治理邪教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两高的司法解释标志着我国治理邪教的工作，正在加快法制化步伐。当代中国主流社会对邪教的界定，不同于历史上“邪教”的概念，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它已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现代法律概念，其目的是制裁邪教的犯罪行为。
接着，让我们从宗教学的视角，考察当代邪教具有的某些宗教性特征。邪教的性质如何界定?邪教是不是宗教?邪教是否具有宗教性?这是殛待深人探一讨的理论难题。在我国学术界，研究这一命题，既直接关系到治理邪教工作的指导思想、政策策略，也直接关系到实行宗教信仰白由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物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
界定宗教，涉及到对宗教本质的认识，因而一直是当代世界宗教学研究领域中的核心命题。随着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研究的开展，宗教的定义日益多元化与深化。深人探讨宗教的本质与特征，已成为当代宗教学发展的大趋势。当代宗教学界的研究领域逐渐超越神学的狭窄视野。许多学者主张，将宗教信仰视为“人生的终极关环”。它使宗教概念的内涵从神学升华为哲学。这显然是一种十分宽泛的宗教概念。
西方宗教学家设定多种变量标准模式，将宗教组织分为四个基本类型:教会(Church)、教派(Sect)、宗派(Denomination) ,膜拜团体(Cult)。膜拜团体又被称为边缘宗教，往往规模较小，制度化程度较低，由卡里斯玛(Charisma)型教主领导，表现出神秘主义救赎倾向，注重个人精神和神秘体验，有些采取秘传方式或封闭式活动。其中有些派别进一步走向极端，成为反社会的邪教组织。因此，依据西方宗教学的理论，邪教组织是一种破坏性的膜拜团体。显然邪教组织被包涵在宗教类型之内，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极端宗教组织。
当代中国宗教学学术界对宗教概念的界定，深入到对宗教要素的探索。吕大吉教授提出宗教四要素说的定义。他认为，宗教从萌芽到成型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宗教观念书宗教经验神宗教行为神宗教体制”的逻辑序列过程。任何一种宗教都是内在要素(观念和体验)与外在要素(行为和制度)的综合和统一。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将宗教视为一种的社会体系，既有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和情感体验，又有作为社会实体的行为礼仪、组织体制。吕教授提出的宗教四要素定义，是一种比较严谨的宗教概念。
依据严谨的宗教界定，中国主流社会将传统的制度化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视为宗教组织，并且提出“邪教不是宗教”的命题。这一命题具有相当的社会功利性，因为就社会功能而言，正统宗教与邪教有着质的区别。在治理邪教的工作中，既有利于将“邪教”驱逐出“宗教信仰自由”法律保护圈，又有利于激励宗教界人士批判邪教。然而，这一命题在实践上的积极功能，并不能化解理论界学者的质疑。[Page]
随着治理邪教工作的深人开展，当代邪教具有宗教性，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当代宗教学专家赵匡为先生指出:邪教组织的宗教性，与传统宗教既有本质的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不了解邪教与传统宗教的本质区别，就不可能揭露邪教反社会的罪行，不利于消除邪教这一社会毒瘤;如果看不到邪教与传统宗教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就不可能充分认识到邪教在群众中的欺骗性，同样不利于完全消除邪教这一社会毒瘤。
邪教的宗教性与邪教的起源相关。邪教教主创教时，大量剿窃传统宗教经典的某些教义，歪曲诊释，自立派别。邪教组织在传教活动中，经常利用传统宗教信仰观念和祈祷仪式，迅速确立其教主的权威。
“法轮功”之所以迅速扩展蔓延，其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某些宗教因素。起初，它以祛病健身为名，传授气功，并以“真、善、忍”为道德旗帜，借以惑众。“法轮功”站稳脚跟后，李洪志重点宣称“修炼法轮大法”，“度人上天”，俨然是传播“佛法”的教主。
如果对邪教具有宗教性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就难以认清受蒙骗群众痴迷不悟的复杂因素，对教育转化工作的艰巨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事实表明，部分痴迷者之所以顽固难化，其症结在于，他们认为邪教的宗教性说教是“正信”而并非邪说，认为自己信教是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正当行为。
如何促使受蒙骗的信徒摆脱教主的精神控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邪教组织通过洗脑灌输、精神操作等方法，改变信徒的世界观、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他们逐步丧失与大众社会交往的能力，在心理上、情感上完全依赖邪教组织。
以“法轮功”为例。教主李洪志将现实社会描述为罪恶泛滥、即将毁灭的世界，而将其理想世界描绘成辉煌灿烂、幸福永恒的天堂;将邪教信徒捧为超世脱俗、能够“圆满升天”的“非常人”，将社会民众贬为不屑一顾的“常人”，或将被天灾毁灭的“恶人”。这种教义使邪教信徒获得一种“自我神圣感”，并由此获得独特的生命的价值。在他们内心深处，邪教理念不断被强化，自觉抵制任何对邪教信仰的怀疑、批判。若要他们抛弃其邪教信仰，无异于使其整个精神世界崩溃。许多痴迷者怀着类似捍卫真理的执著，以精神偏执症的思想行为逻辑，为邪教辩护，对不利于邪教的事实矢口否认、视而不见。极少数痴迷者不惜以死抗拒社会治理邪教的行动，自杀、杀人，蔑视生命，成为邪教的殉葬品。
在“帮助受蒙骗的信徒回归社会”的工作中，对于因有信仰需求而误人歧途的信徒，如何逐步改变其思想信仰中的有害成份，仅仅依靠亲情感化、心理治疗等方法，仍难以有效。信仰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领域、思辩空间十分广阔。有些问题缺乏实证标准，有些问题，如有神论与无神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等已经争论了上千年，还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共存。江泽民同志指出:“宗教走向最终消亡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可能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属于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因有信仰需求而误人歧途的信徒，企图仅仅以世俗社会的是非准则，以无神论的思辩方式，来打破其精神枷锁，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应当正视这部分受蒙骗的信徒中存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合理因素，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转化工作。正确甄别邪教教义中某些貌似合理、实则有害的因素，以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并引导他们找到健康的、合适的精神信仰。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摆脱邪教的精神控制，重归正常社会生活。这是整个治理邪教工作中难度很大的关键环节。[Page]
“帮助受蒙骗的信徒回归社会”，既是彻底瓦解邪教组织的战略目的，也是保护受蒙骗群众的人权需求。此项工作，不仅需要依靠政府行政部门的传统管理，还应动员全社会各阶层民众，自下而上的多方面参与，加强社区建设，培育社会自治能力，逐步提高公民的素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这样才能形成防范和治理邪教的强大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