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邪教宣传教育要成为新农村建设一项重要内容

河北省反邪教协会 范志娥

    近期到农村去，发现邪教组织在农村的活动仍比较频繁，在一些乡村甚至还有加剧的趋势。笔者认为，如果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那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尚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农民，势必将受到更深重伤害。而且，邪教的泛滥是与我们所倡树的社会主义文明乡风格格不入的。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必须加强农村反邪教工作。

    分析邪教组织之所以将农村作为残喘之地，笔者认为主要是由当今农村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状况决定的：一方面，封建迷信的盛行是邪教活动的温床。我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历代统治者都把封建迷信作为统治人们思想的工具，因此迷信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植根很深，在科学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农村，其生命力尤其顽强，加之许多农村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极其匮乏，封建迷信的沉渣自然会时时泛起，以填补农民的精神“真空”，因此很容易被邪教组织利用而兴风作浪。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引起农民的心理失衡，也使邪教有了可乘之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都处在一个转型过程之中。这种变化从整体上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适应和不健全，譬如新旧价值观念的更替引发的道德标准紊乱；能力不同及其他原因导致个体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转型时期一些特有的无序状态造成人们精神迷茫、信仰缺失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人的心理失衡，加之我们有的基层工作人员因工作不力，使一些影响农民切身利益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愈发导致其心理失衡的加剧甚至演化成对社会的不满。这种精神上的失衡和现实中的无助，很容易被邪教组织利用。再就是管控相对疏松的环境，为邪教乘势而入提供了可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控制体系也应随之变化。但从农村实际情况看，两者的变化并不同步。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控制是以行政控制为主的，政府的控制几乎囊括了全社会的生产、思想、教育甚至控制到了个人的具体活动，而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情况下，社会控制体系要求以法律控制替代行政控制。众所周知，在当今农村，行政管理控制虽已日渐衰驰，但法律控制功能却尚未充分建立，不仅一些法律条文具有模糊性和难操作性，农民的法制观念也极其淡薄，因不懂法而违法犯罪或个人利益受到非法侵害却浑然不知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仅如此，以往习惯遵循的道德规范也在随着新旧价值观念的更替日渐乏力。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很容易导致不良社会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在客观上的纵容，当然也很容易成为邪教组织违法犯罪活动的栖息之地。

    由以上不难看出，邪教组织之所以把农村作为他们苟延残喘之地，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却是农村思想建设方面的缺失。因此，加强农村反邪教宣传教育，从意识形态领域挤压邪教的生存空间，应当是加强农村反邪教工作的治本之策。

    一是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强化其辨别、抵御邪教能力。如前所述，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深刻变革的时代，社会的变革使农民的思想呈现出多元化特点，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的波动性；价值取向的多样性；是非标准的模糊性；道德观念的交织性；心理状态的失衡性等，思想上的无序与混乱又导致行为上的矛盾与复杂。例如，他们一方面渴望依靠科技致富，另一方面对封建迷信和邪教活动缺乏辨别能力，随波逐流；一方面呼唤共产主义道德，另一方面又推崇和追求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道德等。因此，解决农民思想意识的迷茫与混乱，应当是农村反邪教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级反邪教协会特别是基层反邪教协会在这方面，应该发挥社会联系面广、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联合相关部门多方位加强农村社会宣传：一是加强政策理论宣传，二是加强无神论宣传，三是加强科技知识培训，四是开展市场经济和法律知识方面的宣传教育，五是开展“家庭美德、思想品德、社会公德”的宣传教育等。通过先进理论和科学思想的灌输，提高农民综合素质，进而提高其反邪教能力。

    二是帮助农民解决生活困难，增强他们发家致富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供应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得到解放。生活际遇的困难，自然灾害的侵袭，对现实的无能为力等等，使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很容易把折磨自己的原因归结为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也就很容易把自己交给那些打着“救渡人生”的骗子。因此，引导农民远离邪教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让他们有改变困境的能力。盐山县曾经有一名“法轮功”练习者，家庭经济条件很差，当地有关部门在对他实施帮教的过程中，先后三次陪他到市蔬菜研究所学习掌握大棚种菜技术，使他走上了科技致富的道路，最终彻底摆脱了“法轮功”的精神束缚。现实中这方面例子还有很多。应该说，帮农民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和出路，是规避邪教对农民实施侵害，做好农村反邪教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和途径。

    三是广泛组织和动员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活动。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人的欲望和追求从本质上说是“文化型”的，物质生活越富足，人类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越强烈。如前所述，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匮乏与空虚，为邪教的乘虚而入提供了方便。因此，帮助农民重建精神家园，构筑精神支柱，应该是农村反邪教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方面，我省不少基层反邪教协会做了许多探索。如迁西县反邪教协会发动群众组建歌舞队、秧歌队，组织引导广大群众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清苑县反邪教协会联合其他部门，引导活跃在城乡的业余文艺团体挂“反邪”牌，组织他们自行创作歌舞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还有的开展书画比赛、家庭卡拉OK大赛、村级农民运动会等等。这种让农民参与进来，让农民自得其乐、自己教育自己的社会文化活动，对于充实农民精神生活，挤压邪教活动空间，巩固农村思想阵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加强对农村中小学的反邪教警示教育。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可以说是最直接最紧密的，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学生。农村孩子就学地点相对集中，一个行政村一般只有一所学校，只要影响一所学校，其影响力往往就会遍及全村几乎每一个家庭。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许多血的案件和教训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黑手已经伸向了孩子们。因此，强化广大学生反邪教能力，应当也必须成为农村反邪教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反邪教部门应积极配合学校开展教育活动，将反邪教内容进课堂、上讲台，融入学生社会实践，通过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总之，只有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活动，挤压乃至消除邪教在农村的活动空间，净化农村社会氛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明乡风才有可能真正形成。因此，进一步加强反邪教宣传教育，应该成为当前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