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甘肃山区农村邪教发展的原因、特点及其防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宗教得到复兴和发展，农村民间宗教信仰也随之兴起。上个世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使得我国的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和伦理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各种各样的地下邪教势力也浮出水面。这些邪教常常利用宗教、气功或者所谓的治病救人等名义作为幌子，散布各种歪理邪说，迷惑、蒙蔽广大群众，聚敛钱财，从事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甚至直接与国家和政府对抗。
从上个世纪，我国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多达21种，邪教活动涉及除西藏外的绝大多数省，影响群众上千万。除广为人知的“法轮功”邪教组织外，还有“呼喊派”、“门徒会”、“灵灵教”、“主神教”等等。它们有的是从境外渗透或传入我国的；有的是在我国土生土长的。信仰邪教的人员分布，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农村落后地区明显高于城市发达地区；文化程度低的人数明显高于文化程度高的；女性成员明显高于男性成员。
虽然在上个世纪，国家打击了这些邪教组织，初步遏制了邪教犯罪活动猖獗发展的势头。但进入新世纪，一些邪教组织开始死灰复燃，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我国的中西部农村首先成为兴起泛滥的重灾区。在我省部分农村地区，伴随着一些地方农村兴起寺庙“修建热”和农民“信教热”，各种地下宗教、邪教力量和民间迷信活动正在快速扩张和“复兴”，“门徒会”和“实际神”等邪教派别，打着基督教的名义，自编教义，并结集非法出版物，经常发生争夺信徒、攻击政府的事件。“法轮功”在我省少数地区开始出现恢复活动。我省地处西北，山区较多，农村不发达地区偏多；并且地处内陆，与多个省份接邻；宗教分布复杂，是邪教组织发展的重要地区。这种状况虽未能形成大的气候，但却破坏着农村的文化建设，改写着部分群众的价值观，已影响到局部社会稳定，如果任其发展，必将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对当前农村邪教的发展新特点和形成原因深入剖析，积极寻求治理之策，防止其呈泛滥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新时期农村邪教发展的原因分析
目前邪教更多的是在农村地区产生、发展，尤其是西部山区农村。这与农村具有的邪教滋生的特殊环境和时代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全面分析，才能把握邪教产生的根源所在。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迷信活动，对人们的思想文化影响很深，对人们信仰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邪教作为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极端信仰及其组织和活动，它首先根源于封建迷信思想和活动。我国早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元代的民间宗教进入发展时期，出现各种各样的教派。再到明清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民间宗教蜂起多达107种。在自然经济环境中的小生产者中世代相传，虽没有宗教的意识形式和哲学形态，却形成一种宗教态度、宗教价值观，因此自然经济中的小生产者从来不拒绝民间宗教。今天的邪教沿袭了民间宗教结社和会道门的传统，沿袭了民间的神秘主义文化传统。
在我省山区农村，巫文化存在和影响，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对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起了直接的作用。它的风俗主要表现为巫教、巫术、避邪、崇拜等方面，此外还有巫书、巫医等文化内容。巫文化观念认为，万物中的神灵无时无刻都在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神灵保佑的心理。这种巫文化在我省山区多数农村地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范围广泛，甚至成为广大群众精神生活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诸如遇到丧事、生病、灾祸或过某些农历节日或民族节日等，往往要举行较隆重的巫文化活动，以此为人祈福避灾。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正是利用农村群众中根深蒂固的这些与邪教所具有某些共同东西的传统文化。
（二）农民自身文化素质的低下和科学精神的欠缺
我省山区农村群众普遍文化素养较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较小，在偏远山区，仍有文盲存在。文化素质的低下使农民不能拥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正确理解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伪科学和现代迷信面前很难分清是非和真伪，自我防范意识较差，很容易被邪教组织拉拢利用。在邪教信众中，大部分属于文盲和半文盲，即只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者只占其中的少数。正是由于邪教信众文化素质低下，致使他们真伪难辨，更不能对邪教和传统宗教加以区别。甘肃省所以成为邪教滋生蔓延的一个重要灾区，是同我省群众整体科学素养差也有直接的关系。邪教在贫困农村、贫困人口中滋生蔓延决非偶然。
所谓科学精神，就是一种怀疑的、批判的、理性的和实证的精神，是一种去伪存真、实事求是的精神。掌握科学知识并不等于拥有科学精神。由于缺少这种精神使得一些人在选择信仰对象时，丧失了批判能力和辨别能力而盲从，成为邪教的信徒。邪教采用种种手段对他们“洗脑”，最终使这些受害者的意志和批判能力完全丧失，从而完全禁闭于教主所操纵和控制的精神世界里。许多知识分子甚至科学家加入邪教就是由于他们缺乏科学精神的缘故。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邪教披着科学的外衣，以超自然的非现实力量为根本，借用与时代相适应的科学成果，不断调整其同科学最新发展的距离，以取信其膜拜群体，这就需要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去对待之。
（三）精神文明的缺失和文化建设的落后
当代中国邪教的产生和发展直接与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直接地根源于文化建设的漏洞和失误。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由闭关自守到改革开放，传统的主流文化削弱，多种文化思潮不断出现，相互交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许多人整天忙于追逐较多的经济收入。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选择正在让位于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农村居民物质利益观念不断增强。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人们不免陷入困惑，没有了明确的价值判断，就会给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生存的空间。
邪教一般产生于社会环境变化剧烈的社会，在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已失去存在的基础，过去的集体劳作转向以个体家庭为主的个体生产。这些变化连同市场化的冲击，来得迅猛而又难以阻挡，使得农村 居民的失落感急剧增强，寻求归宿感和关怀。许多信徒之所以加入邪教组织，与他们的情感体验、生命冲动不无关系。邪教的歪理邪说，虽然粗鄙荒谬，漏洞百出，但特别注重宣扬其教内所谓的平等、真情、关爱等人文精神，有一套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我国的“主神教”规定在“家庭”中，不论信徒入教前的身份地位、贫富贵贱如何，入教后都是“家庭”中的兄弟姐妹，相互平等，互相帮助。邪教以欺骗的伎俩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关怀”，因而容易被渴求精神关怀的人所接受。这也是邪教为什么在20世纪广泛产生与蔓延的重要原因。
从信仰上讲，由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原有的信仰无法适应现代生活，因而无法提供与时代相契合的价值基点来安排新的生活秩序。同时，由于社会正处于整合之中，新的主导信仰还没有形成，因而也会导致无信仰主义的泛滥。因此，在这种嬗变与整合的社会环境中，往往形成一个信仰真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较快，但业余文化生活还是比较落后的。农村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不仅缺少应有的组织，而且还缺乏必要的活动设施，能够同时满足农村居民强身健体、科学生活、心理调节、人际交往等综合需求的活动更是少之又少。原来的一些健康向上的戏剧、电影不见了，图书室、文化室没有了，在农闲的时候，大多数农民的业余活动只是打打牌、聊聊天、睡睡觉。农村居民业余文化生活的匮乏，为邪教组织的侵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法轮功”就是利用科学和健身的旗号来蒙骗农民群众的。相反，邪教组织却帮助农民购买戏装、乐器、道具，利用农闲和节假日，以跑旱船、舞扇子、扭秧歌等表演形式，走村串巷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从而乘机传教。
贫困山区农村的文化建设相对更为落后，农村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极为贫乏，又缺乏正确引导，最终农民的精神阵地让位于邪教组织。
（四）农村基层组织的弱化和管理不善
基层政府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功能有所弱化，为邪教的侵入提供了方便之门。
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些农村基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经济实力上，而对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对村中出现的赌博、非法传教、看相算命、黄色文化等不良现象不管不问，导致一些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严重滞后，这就为邪教的出现和再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次，随着集体经济力量的减弱和个人经济力量的增强，农民对基层组织的依附关系变得松散，基层组织开展工作有些困难。许多乡镇政府失去了利益驱动而呈现弱化之势。虽然实行了村民自治，但宗族势力和涉黑势力把持选举结果，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这些都为邪教侵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的腐败成为邪教产生的催化剂。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为攫取个人利益不惜侵犯、损害人民的利益，对待群众不能依法办事，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引发了部分群众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危机。一些邪教组织恰恰利用了群众的这种信任危机，大肆传教。例如“门徒会”，针对群众对一些基层干部的不满情绪，大肆美化创教人，把他吹捧成“圣人”、“完人”，其中，不仅给群众提供精神慰藉，还提供物质帮助，很容易蒙蔽群众。农民正常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得不到伸张。这些因素使一些农民失去对基层政权的信心，转而寻找新的可依赖的组织体，各种以宗教面目出现的邪教组织就乘虚而入。
（五）农村经济落后和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事业滞后
邪教在当代中国再度兴盛具有经济原因。大部分山区农村虽然经济有所好转，但农民收入仍十分低下，增长缓慢，遇到天灾或人祸，就给他们造成很大困难，也给他们的精神以沉重打击。生活重压之下，精神寄托可缓解艰辛与疲惫感，获得另一种满足感。邪教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一需求，宣称能够使信徒脱离尘俗的苦难，修炼后可到达另一个幸福的世界。所以，参加邪教的人员中，农村的多、山区的多、贫困的多、文化水平低的多、患病的多、女性多，这说明经济落后是农村邪教产生的主要根源。
无论是邪教骨干分子、教主还是一般成员，利益期望是他们最大的目的。改革开放条件下大多数社会成员合法经营、诚实劳动，但某些人却采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如欺骗、造假、贪污等手段得到了许多利益。这就鼓励了社会不合理的动机和期望的形成，其中有些人就以创立邪教的形式来满足自己。“门徒会”以“万事复兴”、向神表“爱心”为理由，要求信徒交纳“慈惠钱、慈惠物”；“东方闪电”要求信徒奉献全部家产和精力；“三班仆人派”要信徒“向神奉献”；“被立王”吴扬明要求信徒“聚上财宝送上天，把钱财用来拯救灵魂”；“主神教”教主刘家国以“一份捐献可得十倍回报”为宣传要求教徒捐献。列宁在评论宗教时所说“宗教偏见的最深刻的根源是贫穷和愚昧”。 社会成员生活处于困境时便会滋生不满情绪、产生寻求精神寄托的潜在心理基础，于是邪教应运而生。
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贫富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近30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严重、收入差距超过中等程度的国家。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超过了3.3∶1，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那些由于自身原因或客观条件限制而暂时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农民，面对身边富起来的农民很容易失去心理平衡，愤怒、怨恨等心理可能借此而生。转而去祈求神灵的保护。
门徒会提出“伸张公平、公义、解急救困、建立平等社会”，并宣称“教内周济、均贫富”等，为此还制定了《周济工作计划》，对相互照顾、救济贫困作了具体规定。这种做法对处于贫困中的人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门徒会在我省的许多山区农村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迹象。
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基层的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不够完善，不少农民有病舍不得花钱治或无钱治，使“有病不用吃药”的邪教在农村占有一定的市场。以治病为例，有学者调查表明，70%的农民认为目前医疗费用增长过快，20%明确表示看不起病，患病因贫困而未就诊的比例有72%，应住院而因贫困未住院的有89%。 因此，少花钱甚至是不花钱就能治好病成为农民的一种心理需求。“练功”、“求神治符”等大受这部分人的青睐，巫医在农村也就有很大的市场。邪教大都宣称入教可治病，或教内有不用打针吃药的治疗功法，医疗被作为吸引民众的切入点。例如，门徒会针对部分农村群众无钱治病的情况，极力宣扬“信主能治病”，并宣传两位创始人季某和许某能“传恩赐”和“医病赶鬼”使“许许多多的病人得了痊愈”；法轮功则强调其功法的“祛病强身”的功效。这些个案都证明，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有待改进，把部分弱者推向邪教。
因此，农村反邪教斗争的开展必须加强农村卫生教育事业，满足农民群众对医疗、教育的需求和渴望。
二、 当前山区农村邪教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走向
（一）邪教组织活动方式的更加隐蔽
在经过打击取缔之后，邪教组织的秘密结社活动更加诡秘。为了进一步打开发展空间，他们注意淡化政治色彩，钻法律空子，打着宗教的旗号，以慈善的名义极力美化自己；或通过办企业以商养教，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合法掩护非法，以公开掩护秘密，是邪教组织图谋长期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
邪教在山区农村地区的传播过程中，主要通过亲传亲、友传友、左邻传右舍的方式，在亲属、朋友和邻居之间传播。其活动的方式往往处于地下状态，一般不公开，活动地点也不固定，具有流动性，活动时间也往往选择夜间活动，白天很少活动。邪教发展其对象时，主要选择身体有病、家庭困难、家庭不合、或者有残疾的人作为首要的发展对象，目前开始呈现出从老人向青壮年渗透的趋势。由于距省会和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相对较远，居住较为分散，很难让人及时发现和掌握，隐秘性逐步增加。邪教组织的内部结构更加严密，等级更加严格。以“东方闪电”为例，在其内部组织体系中，最高者为女神，下设祭司，教会分大区、小区、分号教会，负责人叫“带领”；一个分号教会要求不超过50人，人增多后再分成新的分号教会，比如一号教会、二号教会、三号教会等，依此类推。以上种种表现，说明邪教活动的方式较之以往更加诡秘。
（二）邪教组织活动的分散性和灵活性增强
为了逃避追捕，他们在活动方式上化整为零。只管入教，不准问姓名，在交流中只称假名，每个教友只知道自己分号教会的几个人，教友聚会一般不超过7人。遇到高压环境时就暂停下来，遇到适宜时机就恢复活动，活动方式更加灵活。邪教组织以各种名义为掩护进行聚会并严格控制聚会规模。邪教的骨干分子流窜活动，异地串联，经常变换落脚地点，来去无踪。邪教组织首选偏远农村的目的就在于，农村人员居住较为分散，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水平低，以及农村的文化生活相对落后，以致在信仰上出现缺位，农民思想意识上鱼龙混杂，而政府的管理和视野相对难于及时触及，这为邪教的存在、发展和传播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是邪教选择边远农村进行活动的真正原因。如果不及时防范，就会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一旦形成气候，就会危害极大，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三）顽固性和复发性特征突出
由于邪教在偏远山区农村地区传播的隐秘性、活动的分散性，从而当发现时往往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其蔓延的速度很快。同时由于农村群众的文化水平相对低下，加之传统血缘关系的存在，因此痴迷者转化比较困难，即使受到法律处罚，回归社会以后仍然会死灰复燃。另一方面这些人回归社会以后，不主动融入社会群体，遭到其他人异样的目光看待，使其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客观上加剧了他们出现心理上的反复。所以，对邪教成员中的顽固分子，说服教育的效果不明显，屡犯屡教、屡教不改的现象突出，这是反邪教斗争中面临的一个难题。
邪教借用宗教的信仰形式对信徒实施精神控制，以保证邪教组织的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邪教组织受到外部的打击之后，暂时会潜伏下来，但不久之后又死灰复燃，重新进行活动。恢复后的邪教组织，或改头换面，或另立新派，由于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活动方式更加隐蔽，活动手法更加狡猾。如果政府重视并加以严格控制的时候，邪教组织的规模迅速下降，一旦放松，迅速反弹。
（四）社会矛盾利用性上升
在活动内容上邪教组织借各种社会热点煽动群众、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发展信徒。比如在“5•12”汶川大地震中，法轮功组织大做文章，进行造谣，煽动和蛊惑，挑动群众对党和政府不满，散布邪说制造混乱，宣传邪教借机造势。随着社会环境的发展，邪教组织利用农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矛盾事件，大造舆论，煽动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攻击党和政府；或者通过有意制造教徒与政府之间的对立来加强内部控制。有些地方出现了党员干部参加邪教的现象，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邪教组织开始介入农村的一些公共事务，并造成一定的影响。
（五）境内外勾结现象更加明显
邪教是一股邪恶势力，在不断受到重创和力量不断削弱的情况下，为了满足组织自身发展的需要，境内的一些邪教组织极力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寻找靠山与支持。境外的反华势力也会利用这股邪恶势力，将其作为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些邪教还得到了国际反华和敌对势力的直接支持，充当了炮灰。比如，“法轮功”和“东方闪电”就在国际反华的敌对势力物质上的支持下用资金在境内收买人员，散布传教。同时，国际上的一些邪教组织为了进一步开辟市场，也不遗余力向境内渗透，在境内寻求代理人，境内外邪教组织跨境、跨国界的勾结也因此更加紧密更加紧密。
（六）邪教组织活动的技术手段逐步改进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的技术含量加大，现代科学技术被它们利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互联网成为邪教组织活动的重要平台和阵地，网络串连，网络策划，网络宣传，落地行动，虚拟与现实相结合，串连与策划相结合，煽动与破坏相结合，邪教组织用足了互联网的优势。它们通过互联网上传、下载邪教信息，接受境外邪教组织指令；安装定时播放装置，破坏有线电视线路等有一定技术含量的手段进行邪教宣传煽动活动。因此，邪教的破坏活动的危害也越来越大。
三、 治理农村邪教的对策
邪教的滋生和蔓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绊脚石，治理邪教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对邪教的治理，必须从多方面入手做好各项工作。
（一） 发展好山区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贫穷是产生问题的主要根源，只要不改变农村的贫穷落后的状况，农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面貌是很难改变的。加快农村经济发展，不断提高农村综合经济实力和农民的收入，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也是避免邪教滋生蔓延的物质条件，更是彻底解决农村邪教问题的根本途径。应继续落实好中央实施的各项强农惠农政策，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多方位发展农村经济，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培养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大力宣传和推广科学种田、科学养殖和科学栽培等技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和富民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广大农民的生活方式，将邪教的影响拒之门外。
（二）做好农村文化生活和农村基层文化站建设工作
农民中之所以会有一部分人空虚、迷茫，甚至有人相信了邪教的异端邪说，原因就是我们在农村的文化阵地占领的不牢固、不全面。目前，农村的文化生活除了看电视以外，就是打麻将、玩扑克。农村文化生活的匾乏，形成了文化阵地的真空地带。这就给社会上的糟粕文化，以至于某些邪教的异端邪说的渗透和扩散造成了可乘之机。目前甘肃农村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还相当落后，文化活动、文化内容极为贫乏，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严重不足，这在长期生产落后、经济贫困的乡村特别突出。
农村基层政府可以利用农闲时间多开展丰富多彩、小型便捷的文化娱乐活动，如歌舞比赛、体育比赛等文体活动，如舞狮子、舞龙、办管乐队、扭秧歌、办图书阅览室等，不断充实广大农民的业余精神生活，用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替代落后无聊的生活模式。在电视尚未完全普及的乡村，县乡应组建流动的电影放映队等，让农民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树立社会主义新文化新思想新风尚。
农村基层文化站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是农村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课堂。如果农村基层文化站建设缺位，不但会导致健康文明的文化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传播，各种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封建迷信、黑色文化死灰复燃。因此，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文化站建设是农村防范和打击“法轮功”等邪教的重要举措和途径。
根据农村的现状和实际情况，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文化站建设。首先要提高思想认识，把基层文化站建设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加强和改善农村基层文化站建设必须靠正确的认识来指引。二是要发展农村文化事业需要一支业务强，素质精的文化队伍，需要一批得力的人才去组织和实施，为基层文化站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三要积极改善农村文化站的基础设施，合理配置整合农村文化资源。一方面要大力发展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的场所，努力实现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化活动室。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对公共文化资源进行合理整合调整，实现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四要加大资金投入，确保乡镇文化站正常运转。乡镇文化站是公益性的，非经营性文化单位，所以要坚持以政府投入为主。同时积极吸纳民间资金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方积极投入公益文化事业，参与农村群众文化建设。每年的经费要固定有计划，并明确规定文化站每年要开展的活动，列入年度奖惩。加快农村基层文化站的建设的步伐，把农村文化站变成广大农民求知的课堂，求艺的乐园，推动和促进农村反邪教斗争的深入开展。
（三）加强基层政权管理，树立执政为民的新形象
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层。”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体是农村基层组织，其中农村党支部是关键。所以，一定要抓好农村党支部的建设。基层党组织更是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带头站稳立场，坚决拒绝参加任何邪教和其他宗教组织。
要端正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强化基层干部的廉洁奉公精神，树立踏踏实实为农民办事的思想，多渠道带领农民脱贫，带领百姓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对干部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件要严肃处理，对一些情节严重的腐败分子，必须绳之以法。只有这样，才能重新树立基层政府的执政为民形象，赢得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使农村基层组织真正成为所有农民群众可信赖的领导核心和坚强后盾，使邪教在农村没有立足之地。针对邪教组织的顽固性和复发性特点，要时刻警惕，始终保持一种高压的态势，做好长期防范邪教组织的滋长蔓延工作。
（四）加强农民思想教育，做好宣传舆论工作
没有了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社会发展必然陷入混乱。目前农村面临的问题就是在用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人的头脑方面，远离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联系不紧密，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没有被百姓熟知和接受。必须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用积极健康的思想占领农村思想阵地，用科学的精神哺育民族灵魂，对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主导价值观教育，使和谐、民主、公平、正义、平等、共同富裕等理念深入人心。充分利用农村广播、电影、电视、墙报等现有阵地，利用农闲时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科学普及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
贴进农村现实，贴近群众生活，以“三下乡”活动为载体，不断增强反邪教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农民和青少年等重点人群对强身健体、医疗卫生、心理健康、科学知识等方面的需求，大力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把反邪教工作融入到日常社区和农村的服务工作之中。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的形式进行反邪教的宣传教育，寓教于乐，倡导“科学以人为本，享受健康人生”的生活理念，拓宽反邪教工作的渠道、营造反邪教的社会氛围，正面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拒绝邪教。
要加大对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宗教与邪教的区别，提高人们辨别合法宗教与非法宗教的能力。为了使人民群众认识到邪教的危害，共同参与打击邪教，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宣传揭露邪教的邪恶本质，形成反邪教的舆论氛围。对于“法轮功”，我国就利用报纸、书籍，网络等各种媒体对其的罪恶行径进行揭批，使人们能够深刻认识它的毒害。另外，要对山区群众宣传宗教的基本知识，促进人们了解我国主要的五大宗教，避免因缺乏宗教知识，被邪教的歪理邪说所蛊惑。
（五）开展科技文化教育
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是人类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也是人们抵制异端邪教、破除封建迷信的有力武器。广大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能力差。这就给邪教的异端邪说和封建糟粕文化在农村的渗透扩散留下了渠道和空间。必须加强农村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推广工作，利用多种形式，使广大农民正确认识自然现象。汶川大地震中，有关部门就加大宣传力度，讲清灾害成因，组织农民搞好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使农民真正认识到神灵鬼怪全是无稽之谈，挤压邪教在农村扩散的空间。其次要普及科学知识，增强对伪科学和科学的辨别能力，使人们对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增强人们对邪教的免疫力。
（六）重视人文关怀，完善农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形势，社会人文关怀需求不断提高。关注弱势群体的需要，把人文关怀落实于最急迫之处，切实解决群众面临的实际问题。加大农村教育与医疗投入，发展农村教育与卫生事业。要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和设施，建立农村医疗保险机制，扩大农村医疗保险体系的覆盖面，尽量降低农村追求健康的成本。要将农村青少年教育与成人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履行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开展农村扫盲运动，提高农村整体文化素质。应着重推进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以缓解弱势群体因经济困顿而引起的无助、失望、悲观的心理。
（七）加强依法打击力度和农村法制建设
开展反邪教活动，仅仅靠宣传教育是不够的，只有结合法律手段，对邪教非法活动予以严惩，才能增强打击力度和震慑力，提高反邪教的实效。同时，应加强农村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使法律变成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准则，提高农民的法制意识，使他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从而增强抵制邪教的自觉性。使农民认识到，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宗教自由是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等条件下的自由，如果利用宗教活动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下发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刑法》第300条作出了详细的、更有操作性的阐释。还有专门针对邪教制订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此外，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中也有许多惩治邪教活动的明确条例。要让这些法律和规定走进山区农民的头脑。
（八）充分发挥农村反邪教组织的作用
邪教的存在具有阶段性和延续性，即便某种邪教组织被取缔禁止，还可能死灰复燃，也有可能出现新的邪教组织。因此在偏远的山区农村，应设立反邪教的常设性机构，加强日常的反邪教工作，收集邪教组织的情况，关注邪教组织的动向，及时发现苗头并采取措施，将邪教消灭在萌芽状态。当民间反邪教组织发现有关问题时，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政府部门也要对这些问题和现象加以重视，并对民间反邪教组织嘉奖，提高民间反邪教组织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外，反邪教协会应积极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帮助邪教受害者能够顺利地回归社会，为社会分忧解愁，对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对策上的有力支持。
在农村建立一支稳定的反邪教工作队，应动员各方面力量加入，既要包括专门的反邪教人士，也要包括一般农民群众，广大农民群众是反邪教的基本依靠力量。要利用各种方式，发动农村各方面力量投入到反邪教工作中，形成良好的反邪教氛围。同时应不断加强反邪教队伍建设，对反邪教队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还应发挥和借助传统宗教团体的抗邪教能力和反邪教的积极性。传统宗教历来是被各种邪教组织经常盗用作为欺骗群众的手段，是被邪教侵害的对象。宗教界人士可以协助党和政府进行宗教政策的宣传，弘扬正信，对邪教进行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批驳，维护传统宗教的纯洁与尊严，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还应对一些痴迷者进行传统宗教知识的教育，运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传统宗教知识的宣传，发扬优良传统关心弱势群体，防止那些生活困难，处于社会边缘状态的人落入邪教的圈套。
（九）做好邪教骨干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
许多的邪教成员尤其是骨干分子，多是由于受到蒙蔽而入教的，如何对这一批人做好善后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在这一工作中，尤其注意对骨干分子成员的监控和教育。许多邪教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打击之后，暂时销声匿迹，但是又不时的复燃，很大程度上就是骨干分子的从操就业，或者是改头换面。必须重视对这些重要成员的转化教育，才能保证邪教复燃的无组织性。
（十）加强各级领导尤其是上级领导的重视程度
中国特有的体制造成上行下效。只有上级领导的重视，才能引起带来下级领导的重视。如果上面不管不问，就会使下面的基层领导将反邪教工作疏远，漠不关心，从而让很多事情不了了之，让基层邪教的发展有隙可乘。因此只有各级领导都重视起来，勤检查、勤指导、勤询问，才能引起基层政府的重视，从而把基层的反邪教基础工作做好做扎实。
（十一）加大反邪教研究工作的资金支持
邪教组织的社会危害性极强，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支持。邪教组织的发生发展，民众入邪教的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如何更好的防范邪教的发生，如何做好信教人员的善后教育工作等内容，迫切需要有关部门和人士去认真、深入的研究。只有来自科学的分析，经验的交流，尤其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才能带来反邪教工作的实质性进展。因此有必要加大研究工作的资金投入，从而提高工作的质量和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