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部分农民精神信仰偏移的思考
摘 要：本文以去年邪教组织煽动鼓吹“世界末日来临”，而一些农民群众信以为真的事实，分析了农村农民对信念追求的复杂情况和造成一部分农民信仰偏移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加强农村农民理性信仰建设的对策措施。
关键词：农民 信仰偏移 理念建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我地农村一些封建迷信沉渣泛起，伪科学四处可见，尤其是“法轮功”、“门徒会”、“实际神”等邪教组织趁势滋生蔓延，不少农民群众相继盲目参与其中，有预谋的邪教头目采取练功“引诱”、“洗脑”、“恐吓”等伎俩，步步为营，蛊惑逼近，迫使参加者成其为忠实信徒；这些头目把自己吹嘘为无所不能的“神”，“能把整个人类度到光明世界中”，是能施行各种“神迹”、近在身边、至高无上的救世主；向信徒灌输其“世界末日”等恐怖说教，让信徒“走出来，上层次”，“放下生死，走向圆满”，授意信徒违法犯罪。一些被邪教歪理邪说控制了的痴迷者，对“修练”、“弘法”产生了病态的执著与疯狂，危害社会，危害家庭，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一九九九年“法轮功”覆灭后，“法轮功”的李洪志、“实际神”的赵维山等邪教头目相继逃到国外，受到国外反华势力的扶植和利用，充当反华势力的忠实走狗，一直未停止通过遥控指挥潜伏在国内的残存的骨干分子，窥测时机，兴风作浪，或暗或明进行各种非法活动。特别是去年下半年，“实际神”等邪教组织境内外遥相呼应，针对“2012世界末日说”明目张胆公开传教，聚集滋事。我区的河市、堡子等乡镇相继发生“实际神”、“法轮功”和“门徒会”的传教、书写张贴反动标语和诈骗钱财等违法犯罪活动，当场查获大量的反宣资料、电子产品、录音播放器具和现金。他们歇斯底里宣扬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谬论，在社会散布恐怖气氛，借助一些人的恐惧心理明目张胆地“传福音”，骗人入教，以避劫难，其气焰十分嚣张。
所谓的“世界末日”已成为国人的笑料，这给邪教的歪理邪说又是一次猛烈地迎头痛击，更让世人看清了邪教的丑恶嘴脸，惊醒了更多的人不再相信邪教的异端邪说。
虽“世界末日”之说已破灭，但就此事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对“法轮功”、“实际神”等邪教的揭批斗争和对受蒙骗上当而参与的基本群众的教育转化工作已十多年了，为什么农村还有一些痴迷者仍不醒悟、不思悔改，迷醉其中而不能自拔呢？为什么还有一些农民仍被“法轮功”、“实际神”等邪教蛊惑蒙骗而参与其中深受其害呢？为什么农村还有不法分子成立所谓“爱子国”之类的类似黑社会的邪教组织，干着奸淫妇女、诈骗钱财、非法拘禁他人等违法犯罪勾当呢？这不得不使我们深思！
因此我们认为，就其问题的根本在于部分农民群众信念追求的迷失，导致其精神支柱发生了偏移。
一、 农村农民对精神信仰的追求面临复杂化
我区农村由集体生产转为包产到户的家庭生产，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农民的集体观念、国家观念逐渐示弱，而个人主义、金钱至上、享乐主义等观念与日俱增，加上社会上只重经济发展忽视思想教育引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农村部分农民信仰的偏移而出现异常复杂的情况。
1．精神信仰迷信化。这种倾向在农民中较为普遍。它往往表现为对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力量的恐惧、屈服，并在主观意识上使其神化，对其崇拜。这是一种低俗、落后、愚昧的社会心理，是无知、无根据的想像和无逻辑的、缺乏理性的猜测的产物。反映在人的行为上，当前是以大肆修造诸神庙宇，求神拜佛，妄信鬼神，鼓吹仙道神灵，致使封建传统势力和迷信活动迅速回潮，神汉巫婆、奇功“大师”、道士仙姑应运而生，预测人生、仙医治病、巫婆祛邪，猖獗泛滥，极力推崇宗族大姓、搞姓氏崇拜等农村不良习俗死灰复燃。造成农村民众浪费大量钱财，加重经济负担，伤害农民身心，破坏农村移风易俗，败坏农村风气，与新农村建设背道而驰。
2．精神信仰痴迷化。这种倾向在农民信仰队伍中也颇具典型性。它是信仰迷信化的延伸，尤其在中老年的信仰者中最为常见。它表现为对信仰对象和追求目标的异常崇拜，把信仰的全部身心和活动置于个人生活的中心地位，并以此为生存准则来维持生活，缩小与社会、与他人、与邻里、与亲朋好友，甚至与家人的交往范围，对信仰对象或心目中的形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执著、毕恭和虔诚，甚至萌发为其献身、供奉一切的念头和行为。这种信念倾向往往使信仰者失去理智、失去正常健康的生活态度，其执著、虔诚也往往导致偏激、狂热行为，使其丢掉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甚至骨肉亲情，人生准则和道德良知失衡，极易被某种邪恶势力所利用，构成对主流信仰和思想道德主体意识的冲击和破坏，危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科学理性观念在农村的普及、巩固和发展。
3．精神信仰邪恶化。自20世纪90年代，这种精神信仰活动在我区农村有蔓延之势，我地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了参与人数多、涉及范围广、组织类型多、社会影响大的景况。比较典型的组织有“门徒会”、“实际神”和“法轮功”等，信仰者或受惑人往往是态度痴迷、意志薄弱，分辨不清冒用宗教名义或打着宗教旗号的幌子，受骗于别有用心的歪理邪说。其行为的典型表现是反对科学、蔑视人性、鼓吹虚妄、自我吹嘘、神化教主、歪曲理性、散布世界末日或劫难等恐怖言论，残害他人或个人身心，使科学和正义在意乱情迷中丧失殆尽。其危害不仅伤害信仰者本人，殃及邻里，给家庭带来不幸，而且还不同程度地与农村恶势力同流合污，成为社会不平安不安全的祸根。
4．精神信仰反动化。这种现象往往由信仰邪恶化延伸而来，是邪恶的极端形式。这些信仰者在我区农村人数虽少，但危害极大，范围虽小，但影响甚广。其行为是超越正常的信仰范围，情绪极端化，把个人的信念或追求的目的社会化，在少数别有用心者的煽动、鼓弄和唆使下，发泄对现实社会的怨恨与不满，为达到个人或小集团势力的目的，或是把信仰追求的“圆满”变成实现险恶图谋，或是把信仰意志强加于他人，拉拢、唆使一些不明真相的信徒或痴迷者，利用其偏执意识和狂热行为进城告状闹事，变正常的上访为带有某种政治意图和行为的示威，甚至与乡村宗族势力和城乡黑社会组织勾结，制造声势，挑起事端，无视乡村政权，围攻地方党政机关，引发群体冲突和社会矛盾，极个别的还与境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把个人信仰政治化。
二、 造成部分农民精神信仰偏移的主要原因
造成农村农民信仰偏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根源有以下两个方面：
1．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给精神信仰偏移提供了条件
远古时期的蒙昧时代，信仰就已产生。远古人由于对自然奥妙的无知和对灵魂升天的企盼，产生了对崇拜对象的敬畏，对“万物有灵”的虔诚，对信奉对象的心悦诚服。在封建社会，人们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对信仰中合乎利益要求的部分，在文化熏陶和生存环境影响下，通过宗族、家庭、等级的旧礼法和“三纲五常”等封建礼制与道德人伦等途径大肆渲染，更加剧了信仰中的迷信化，使迷信的信仰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封建统治的结合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历代中国封建社会，宫观寺庙、石窟摩崖、鬼宇神庵遍布乡村各地的景象就是迷信盛行的典型写照，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可谓是“江南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从这一现象中，不难看出，信仰的迷信痴迷在昔日的旧封建时代对农民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大、之深、之广到了何等的地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缘于新旧社会制度和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不同，农民信仰一直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鉴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原因，在农民精神信仰上，通过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思想改造、灌输引导、确立信念、强化阵地等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信什么、为何信、如何信等问题上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使社会主义信仰、理念、教育和意识形态占领农村思想阵地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使社会主义的信仰意识在广大农民中得以基本确立。然而，信仰作为复杂现象的折射，有着在特定条件下落后或超越社会存在的极强的相对独立性。作为人类精神世界最高的意识形式，它不仅能深刻影响信仰者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活动，而且又能不断地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改造或加固原有的信念。尤其在当前农村社会变迁、乡村经济转轨、价值选择多元、思想秩序受外来多种因素冲击的情况下，信仰变得更为复杂。一些农村基层“只讲信仰自由，不讲信仰什么”的问题相当突出，在疏于引导和管理的情况下，主流信仰受到冲击，主体意识受到挑战，落后的信仰在传统旧文化和种种社会负面性的影响下，在一些地方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这种趋势主要来自旧经济、旧习惯、市场经济的负面性以及其他一些现实原因的影响。
农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尚不具备判断信仰是非、好坏的能力，对自身的信仰意识和行为也很少有理性的认识，用讲集体、顾大局、识大体的口头说教来替代自然和习惯了的信仰追求难以凑效，尤其是在使信仰者感到要失掉在信仰中可能或确能得到实在利益的时候，其难度就更大。
2．“一手软”的问题突出，为精神信仰偏移提供了“机遇”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对这一根本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使得在对待农民信仰的管理和教育上许多工作跟不上农村思想形势的发展变化，急功近利，简单粗暴，头痛医头，做表面文章，工作无章法，管理漏洞多，把信仰自由等同于放任自流的现象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种状况长此以往，使社会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占领农村思想阵地的工作严重缺失，形形色色的思想“横流”在一些社会消极因素的作祟下，使农村多年来的思想教育成果受到冲击和破坏，一些农民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和尊重，对社会主义前途认识渺茫。“问题突出”表现为：一是对信仰管理和教育的重要性与其在农村基层工作中不被重视的矛盾突出，口头上的重要往往与行动上的次要反差明显，强化“阵地意识”薄弱，思想教育工作形式化，盲点多。二是对农民信仰在新时期的复杂多变以及出现的苗头缺乏科学的、负责任的分析和前瞻性的把握，“尊重信仰自由”与管理上的放任自流误导了信教农民，加上一些农村党员干部缺乏自我管理和教育，自己也参与其中，无形中在群众的思想意识上产生“感召”，在实际行动上产生“示范”，工作无章法，责任、任务不明确等软弱松散状态更趋严重和恶化，给信仰偏离以推浪助澜。三是对信仰管理多是只管人，不管心，讲律他而不律己，只有单一、机械的工作方式，而无灵活多变的实质内容，使党和政府的信仰政策停留于表面而无真正的贯彻落实，对农民的信念理想教育工作，“溶在水里，浮在表面”的作风比较严重，我地有的乡村，基层干部无视农民群众的信仰消极面，对加入邪教组织的农民，听之任之，不闻不问，视而不见，撒手不管，甚至随波逐流的情况也常多见，这就为信仰偏移提供了“宽松”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
三、 加强农村农民理性信仰建设的主要对策
1．教育农民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论和各种迷信，做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认识的产生离不开实践，人的认识的深化离不开实践，人的认识不是天下掉下来的，也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从客观世界获得的。人的认识是否正确，也要靠实践检验。而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历史是神创造的，历史发展无规律，是由偶然因素决定的，人的命运是由神来安排的。唯物主义者坚信，从来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靠自己。靠自己不是靠盲目的意识，而是靠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只有真正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才能自觉抵制唯心论和各种迷信以及邪教组织的歪理邪说。对于广大农民群众，我们要坚持和强调正面教育引导的方针，提倡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良好风气，培养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着力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逐渐形成科学的世界观。特别是对被邪教裹胁的农民群众要认真做好教育转化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细致而艰巨的工作。因为要改变一个人的信仰，要从世界观上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决不是短时间能够凑效的。因此，我们应以坚韧耐心的态度，组织各界精英，如科技、教育、宗教、文化、体育界人士，通过各种途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多方面进行理性剖析与阐述，从思想到事实都要合情合理，以此来说服他们，使他们感受到的是真诚、温暖，而不是歧视、冷眼。与此同时，要从生产、生活上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不仅从思想上，而且从感情上彻底摆脱邪教组织的影响，真正相信，只有依靠组织、依靠集体、依靠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精神，才能使他们走出困境，走向幸福的小康之路。
2．强化农民主体意识和理想信念
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信仰追求。但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农村，对整体素质相对落后的农村农民来讲，强化“灌输”的坚持不懈，是理想信念建设在方式方法上的必然选择。因此，必须在农村农民中广泛持久地开展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做到教育扎实有效。要把强化理想信念的说教与体现党在农村的各项惠民富民强民政策结合起来，与信教农民的切身利益统一起来，与新农村建设的移风易俗、改造村容村貌、营造文明先进文化氛围一致起来，与广泛开展农村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融合起来，与为农民办实事、好事，解决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协调起来，使农民群众感到奔社会主义，走集体致富、共同富裕的小康之路，才是改变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追求信念向往，达到精神慰藉的必由之路。
3．改善和提高农村基层组织作风
农村基层党组织联系和扎根于农民之中，不仅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主体性组织，而且是解决农村中农民问题的关键和保证，更是党的形象在农民中的体现。因此，党的基层组织的形象，它的凝聚力如何，战斗力怎样，关系着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威信和民心向背。农村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状况是最直接、最现实的推动因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在理想信念建设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责任意识淡化，政治意识不强，判断事态发展局势的水平与能力低下，以及其他不必要应酬的干扰等，虚（哗众取宠，做表面文章）、浮（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粗（态度霸道，工作粗糙）、假（欺上瞒下，虚报浮夸）、吹（自我吹嘘，好大喜功）、软（组织松散，管理乏力）、暗（暗箱操作，村务不公开）等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基层一些地方吃喝成风，娱乐成风，贪污腐败案件接连不断，农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中，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因此，理想信念建设必须首先从党的基层作风建设抓起，包括组织作风、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机制建设、素质建设、形象建设，做到“正人先正己”。“正已”就是要求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率先垂范，做清政廉洁的模范，做思想道德的标兵，做移风易俗的楷模，做无神论的榜样，做反邪防邪的先锋。
4．加强理想信念建设的科学引导
对信仰问题，必须强化管理，积极引导。信仰自由不是放任自流，允许不等于提倡，保护也绝非就是支持。对宗教问题一要讲政策，二要讲法律，使管理有政策可循，做到有法可依，并依据现实情况，不断修正政策，健全法律使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对于信仰偏移问题，要在分清事态性质的前提下，以政策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讲情达理为导向，以说服、教育、挽救、感化为主线，辅以必要的强制手段，实施软硬结合、上下结合、自律与他律结合，不仅要依政、依法建章立制，而且要务实可行注重实效。抓住、找准问题的主要症结，各个击破。尤其要善于从教育入手，针对大多数信教农民的亲善、从众心理，用爱人、爱己、爱家庭的信仰初衷，宣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来教育农民；用信仰偏离所酿就的惨痛教训和“严打”邪教的非法犯罪活动来警醒农民；用共产主义信仰的科学性、真理性的力量，党员领导干部勤政为公、一心为民、敬业献身的人格力量来感化农民；通过开展创“文明新风”、“文明村镇”、“文明社区”、“五好家庭”、“四有农民”和“家庭拒绝邪教”等多种活动，提高其素质和生活情趣，使其树立起科学理性的世界观，御防邪教异端邪说的危害。
5．加强村民自冶、普法和社会保障
村民自治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村民自治之功能在于有效地发挥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作用。在农村很多情况下，大政策不如小村规，讲道理不如说乡情。村民自治，倡导乡规民约，能积极弘扬正气、坚持正义、抨击落后、反对迷信、促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是自我校正信仰偏离的重要手段，是信教农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根本途径。普法宣传教育是农村应持续长久进行的一项工作，应强化工作力度，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使其广为人知，家喻户晓，形成意识，自觉守法，养成习惯。最基本的是要确保每位信教群众能认清自己的信仰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在认识到自己的信仰不合法、不合理之后，能醒悟过来，自觉纠偏，扶正信念。农村社会保障是消除信教农民思想疑虑，解决后顾之忧的基本保证。在眼下，应优先、重点发展农业自然灾害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和完善医疗保险，这不仅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当务之急，而且有利于未来农村事业的发展，尤其是对解除农民的精神压力，引导信念追求，矫正信仰偏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6．建立面向农民的信念教育体系
建立党和政府与农民联系对话的渠道和纽带方式的中介体系；建立以强化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为中心的，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整体功能效应的组织保障体系；建立注重现代化的素质要求与农村社会环境和农村生活基本要求相协调，为开展以“文明村镇”、“文明家庭”等主要形式的，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提供必要基础设备的物质保障体系；建立能充分发挥农村各级文化教育、社会监管的组织，构筑乡村农户一体化的具有各种功能的社会管理网络及社会服务体系；建立以灌输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信念、责任为宗旨，做新型农民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同时，切实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纲要》，积极配合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和有效培养其成为“现代人”来寻求支点和具体途径，为信念教育体系的形成创造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