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开展反邪教斗争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内容摘要】党的十七大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新农村，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的新农村，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将反邪教工作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现实而又迫切的课题。对此，结合泗水实际，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当前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1、合法宗教发展过快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通常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新时期以来，在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指引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全县宗教组织和活动呈现健康发展局面。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现在，信教群众有迅速上升的趋势，出现了一些问题，关系到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关注宗教发展现状，认真分析宗教迅速发展的原因，这是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县现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四种宗教，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3个，分别是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县基督教协会、县伊斯兰教协会。目前基督教信教群众登记在册的4588人（实际信教群众比这要多），有教职人员34人，其中牧师1人、长老1人、传道员32人，正式登记的活动场所30处，分布于全县1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在泗水县四种宗教里，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分布量广、信教群众人数最多，情况错综复杂，是我县宗教工作的一个重点。伊斯兰教协会于06年4月份成立，现有穆斯林群众2620人，有教职人员4人，其中住两所清真寺阿訇2名，住两个清真食品厂阿訇2名，现有正式登记的活动场所2处，分别位于泗河街道东关清真寺和中册镇大李白西清真寺。天主教现有信徒260人，正式登记的活动场所3处。现无正式登记的教职人员，天主教信徒一般受家庭影响信教，近年来信教人数基本没有增加，活动相对稳定。佛教信教群众人数近年来有所上升，现有信教人数500余人，依法登记场所1处（位于泗张镇安山寺）。
目前，从总体看，我县民族团结，宗教活动正常，宗教形势相对平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宗教的发展，相应地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宗教问题，宗教过快的发展趋势，不仅使宗教徒的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对于基层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宗教团体还存一些“乱”的问题。这种“乱”主要表现：一是乱劝教，有的教徒出于对本宗教的虔诚，不分地点，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地去劝说别人甚至包括儿童与中小学生去信教；二是乱传教，他们私设聚会点，个别自由传教人在这些点进行非法的传教活动。据了解，还有极个别的教徒聚会点，其成员由于受邪教的影响，不愿意向政府申请登记。对于这些“乱”，有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少数基层干部，由于宗教政策水平不高，听之任之。这就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宗教团体自身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克服的问题。如重教务，轻管理；重发展，轻教育；重数量，轻质量。有鉴于此，个别存心不良之徒混进教会之中，借机捞取钱财。再如，有的宗教场所在管理上尚未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甚至有的宗教组织内部或因分属不同教派，或因某些具体的经济利益，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与斗争。再比如，一些地方的教会利用教徒对教义深信和痴迷，使教徒争相捐款，并形成捐款越多才能上天堂观念，为低收入信教群众增加了经济负担。
2、邪教屡打不绝。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县发现和查处了一些邪教组织（因涉密，无数字）。由于邪教组织的本质特性是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3、有害气功屡禁不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县查处了一些有害气功组织（因涉密，无数字）。
4、迷信活动死灰复燃。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农村，我们不难发现：算命先生生意红火；群众烧香拜佛司空见惯。参加迷信活动的人群中，不但有农民，有工人和知识分子，甚至有党员和领导干部。他们求神问仙，烧香跪拜，建土地庙，虔诚的样子真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我县某村文化广场，各种先进的健身器材齐全，也设有崇尚科学知识专栏，就在大院的一角，却供奉着“泰山老奶奶”，并且常年香火不断，这个例子带给我们深思。 [Page]
二、当前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
封建统治时期，人们主要信奉儒学。十月革命后，一些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攀登新台阶，按说人们更应信仰马克思主义了，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个别人却反而由信仰马列改信宗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与处理的重大问题。有的说目前邪教的产生、宗教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对过去“左”的做法的一种反弹。我个人认为，“反弹”是个原因，但并非主要的，它是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看一下国际方面的原因。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融入国际社会，国际上的风吹草动，必然对我国产生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数量上一下子由15个减少到屈指可数的几个，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急剧的重大国际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内很多人的信仰问题，个别人甚至为此而改信了宗教，有的误入邪教。再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其方式主要是“和平演变”、“文化侵略”。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就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代表。所以，当西方国家在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和“和平演变”时，自然而然把邪教、宗教作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武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应该说与西方的这种“文化侵略”是有关系的。
其次，再认真分析研究一下国内的原因。
第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发展，邪教正慢慢滋生。这主要是由基本国情决定的，发展的现实情况与趋势，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科学与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和处理好邪教问题。
第二，社会的转型，是近些年我国邪教的产生、宗教发展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往往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因而这个时期常常是一些人的信仰产生危机或偏差的时期。说到社会转型，人们往往只论及经济体制这一点，这方面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还不完全。其实直接影响人们信仰的还有：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我国发展战略上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的重大变化，都能对人们的信仰和心态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急剧变革的年代，虽然人们都普遍受益匪浅，因而拥护和支持改革。但由于“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由于目前的改革在有些方面不配套、不到位，由于新旧体制的碰撞，新旧思想的冲突，再加上工作中的漏洞及失误等等，从而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一些工作及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与思想认识上的种种疑惑。对于这些困难与疑惑，如果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不了，认识不清，就会促使一些人对原有信仰产生怀疑与动摇，个别的甚至会改变自己的信仰。
第三，党和政府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导致了一些人改变信仰。主要的是与我们党的美好形象密不可分的，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去信仰宗教，迷信。可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使党的形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逐渐扭曲变形，少数人渐渐地也就由原来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转向了对宗教和神灵的虔诚，寻求新的精神寄托。据调查，宗教的发展，邪教的滋生，与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党风好，邪教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宗教就相对缓慢、迟滞，反之，邪教、宗教就蔓延得快，发展得猛。 [Page]
第四，基层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社会角色的重大变化，容易使一些人扭曲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已有所变化，农村的变化更大。先看农村，联产承包后，农村基层干部常常扮演着向农民索要钱、粮、物的角色。近些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里的基层干部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机构精减、下岗分流，待业乃至于失业等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基层干部的社会角色，影响着群众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认识。当这些问题再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融合在一起时，就更容易给一些人在心理上带来失调，使少数人转到宗教里面去寻求精神寄托与安慰。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塑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改变少数人对党和政府形象的错觉。
第五，“一手软，一手硬”，出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真空地带。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单位、部门或地区，总是把经济工作抓得很紧，面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往往是喊的多，做的少。在做的时候也往往是虚劲多，实劲少。这一点，在一些农村表现更为严重。本来农村的文化设施就少，精神领域的消费内容就更不多。而联产承包后，有的乡村文化设施如文化活动室、电影放映队、图书馆等已经解散，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一个严重的薄弱环节。然而思想文化阵地决不会是真空，积极健康的东西不去占领，消极颓废的东西就必然会乘虚而入。城乡一些精神沉渣的泛起与流行，对一些人的信仰倾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宗教自身的一些特点，特别是邪教对一些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宗教具有各方面的特点，其中最易为人们觉察与接受的是它们都普遍主张惩恶扬善，提倡行善事，做善人，万恶莫为，而且是身体力行，这一点，对于具有勤劳善良光荣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当一些地区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太理想，少数不法之徒横行之时，一些善良的人很容易到宗教里面去寻求精神安慰，寻找避风的港湾，更会有些自我感觉才华横溢而不得志，对社会不满的人误入邪教。
三、当前不稳定因素的对策思考及建议
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全党全社会面临的一项艰巨繁杂而又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现就我县在反邪教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怎样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正确认识邪教这种社会现象。邪教这种社会现象必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有可能消灭某一种邪教，但还会产生另一种邪教。邪教有其长期性、顽固性、反复性的特点。推翻党的领导、夺取政权是他们共同的本质特性。特别是在农村，有其产生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我们必须深刻总结中外古今邪教问题的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从和平演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捍卫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切实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和工作准备。
（二）制定相应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防范和处置邪教的法制建设。在社会管理方面，管理缺口太多、法制不健全也是邪能够生长的一个机缘。我国当前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管理体制还不完善，表现在社会上的现象往往是某些事大家争着管，某些事重复管，某些事名为大家共管实际上不管，而某些事根本无人管。如此缺口现象，自然给邪教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个空子。我国迄今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反邪教法律体系，有一些反邪教规定的条款内容不够细化。同时，在具体的反邪教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中，打击邪教犯罪的法律依据不够充分，针对性和操作性还不够强。 [Page]
（三）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我们始终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保持高压态势，坚持露头就打。几年来，刑拘、劳教了一些顽固分子。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把宣传教育作为治本措施，常抓不懈。在抓好农村反邪教教育的同时，积极向城区拓展，形成了多层面的宣传教育体系。通过多项切实可行措施的落实，我县原“法轮功”练习者全部转化，连续6年实现了“四无”目标。
（四）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纳入到基层组织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做好各项农村工作的基础。宗教的发展与蔓延和邪教的滋生，主要在基层，在群众中。它的发展与蔓延有一个特点，即凡是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模范作用发挥得好，两个文明建设搞得好的，宗教的发展就困难，邪教更无立足之地。如若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宗教就容易发展和蔓延，邪教就有滋生的土壤。要着眼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文件精神，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既要注意发现、培养具有带头致富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的“双带型”党员，又要注意培养选拔政治素质强、发展能力强的“双强型”干部，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教育引导广大基层干部切实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做执行政策的明白人、群众致富的带头人、为民解难的热心人、文明新风的倡导人。从政治上爱护和激励基层干部，认真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
（五）从民生具体问题入手，遏止邪教滋生。切实改善民生，强化社会和谐之本。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本。要尽最大努力、最大责任重视和改善民生，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深入推进农村困难群众实际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人民群众远离邪教。教徒和受邪教裹挟的群众，绝大部分属弱势群体。健全农村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农村特困户、残疾人扶助机制，构建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多层次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努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全面推行农村低保制度，努力解决部分农民生活保障方面的困难。要加快建立以镇街敬老院为依托、村级集中供养为主体、包户扶养为补充的“五保”供养机制。深入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切实解决农村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反邪教斗争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反邪教斗争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而深入开展反邪教斗争，目的是推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之，稳定、和谐是大局。深入开展反邪教斗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大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深入开展反邪教的斗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重道远，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一、当前存在的不和谐因素
1、合法宗教发展过快
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通常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思潮。新时期以来，在党的正确的宗教政策指引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全县宗教组织和活动呈现健康发展局面。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至现在，信教群众有迅速上升的趋势，出现了一些问题，关系到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关注宗教发展现状，认真分析宗教迅速发展的原因，这是新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我县现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佛教四种宗教，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3个，分别是县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县基督教协会、县伊斯兰教协会。目前基督教信教群众登记在册的4588人（实际信教群众比这要多），有教职人员34人，其中牧师1人、长老1人、传道员32人，正式登记的活动场所30处，分布于全县13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在泗水县四种宗教里，基督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分布量广、信教群众人数最多，情况错综复杂，是我县宗教工作的一个重点。伊斯兰教协会于06年4月份成立，现有穆斯林群众2620人，有教职人员4人，其中住两所清真寺阿訇2名，住两个清真食品厂阿訇2名，现有正式登记的活动场所2处，分别位于泗河街道东关清真寺和中册镇大李白西清真寺。天主教现有信徒260人，正式登记的活动场所3处。现无正式登记的教职人员，天主教信徒一般受家庭影响信教，近年来信教人数基本没有增加，活动相对稳定。佛教信教群众人数近年来有所上升，现有信教人数500余人，依法登记场所1处（位于泗张镇安山寺）。
目前，从总体看，我县民族团结，宗教活动正常，宗教形势相对平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宗教的发展，相应地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宗教问题，宗教过快的发展趋势，不仅使宗教徒的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对于基层党的组织和政权建设，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有的宗教团体还存一些“乱”的问题。这种“乱”主要表现：一是乱劝教，有的教徒出于对本宗教的虔诚，不分地点，不论场合，不管对象地去劝说别人甚至包括儿童与中小学生去信教；二是乱传教，他们私设聚会点，个别自由传教人在这些点进行非法的传教活动。据了解，还有极个别的教徒聚会点，其成员由于受邪教的影响，不愿意向政府申请登记。对于这些“乱”，有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农村的少数基层干部，由于宗教政策水平不高，听之任之。这就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一定的不利因素。宗教团体自身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克服的问题。如重教务，轻管理；重发展，轻教育；重数量，轻质量。有鉴于此，个别存心不良之徒混进教会之中，借机捞取钱财。再如，有的宗教场所在管理上尚未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甚至有的宗教组织内部或因分属不同教派，或因某些具体的经济利益，出现了一定的矛盾与斗争。再比如，一些地方的教会利用教徒对教义深信和痴迷，使教徒争相捐款，并形成捐款越多才能上天堂观念，为低收入信教群众增加了经济负担。
2、邪教屡打不绝。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县发现和查处了一些邪教组织（因涉密，无数字）。由于邪教组织的本质特性是反人类、反科学、反社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3、有害气功屡禁不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县查处了一些有害气功组织（因涉密，无数字）。
4、迷信活动死灰复燃。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农村，我们不难发现：算命先生生意红火；群众烧香拜佛司空见惯。参加迷信活动的人群中，不但有农民，有工人和知识分子，甚至有党员和领导干部。他们求神问仙，烧香跪拜，建土地庙，虔诚的样子真让人哭笑不得。比如我县某村文化广场，各种先进的健身器材齐全，也设有崇尚科学知识专栏，就在大院的一角，却供奉着“泰山老奶奶”，并且常年香火不断，这个例子带给我们深思。 [Page]
二、当前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
封建统治时期，人们主要信奉儒学。十月革命后，一些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攀登新台阶，按说人们更应信仰马克思主义了，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个别人却反而由信仰马列改信宗教。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与处理的重大问题。有的说目前邪教的产生、宗教的迅猛发展，主要是对过去“左”的做法的一种反弹。我个人认为，“反弹”是个原因，但并非主要的，它是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看一下国际方面的原因。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融入国际社会，国际上的风吹草动，必然对我国产生影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数量上一下子由15个减少到屈指可数的几个，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这急剧的重大国际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内很多人的信仰问题，个别人甚至为此而改信了宗教，有的误入邪教。再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斗争矛头主要指向中国，其方式主要是“和平演变”、“文化侵略”。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就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代表。所以，当西方国家在对我国实施“文化侵略”和“和平演变”时，自然而然把邪教、宗教作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武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应该说与西方的这种“文化侵略”是有关系的。
其次，再认真分析研究一下国内的原因。
第一，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还会发展，邪教正慢慢滋生。这主要是由基本国情决定的，发展的现实情况与趋势，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科学与正确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对待宗教问题和处理好邪教问题。
第二，社会的转型，是近些年我国邪教的产生、宗教发展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往往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因而这个时期常常是一些人的信仰产生危机或偏差的时期。说到社会转型，人们往往只论及经济体制这一点，这方面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我觉得还不完全。其实直接影响人们信仰的还有：我国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我国发展战略上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的重大变化，都能对人们的信仰和心态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急剧变革的年代，虽然人们都普遍受益匪浅，因而拥护和支持改革。但由于“认识往往落后于实际”，由于目前的改革在有些方面不配套、不到位，由于新旧体制的碰撞，新旧思想的冲突，再加上工作中的漏洞及失误等等，从而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一些工作及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与思想认识上的种种疑惑。对于这些困难与疑惑，如果在一定时期内解决不了，认识不清，就会促使一些人对原有信仰产生怀疑与动摇，个别的甚至会改变自己的信仰。
第三，党和政府里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导致了一些人改变信仰。主要的是与我们党的美好形象密不可分的，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有直接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多的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不去信仰宗教，迷信。可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使党的形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被逐渐扭曲变形，少数人渐渐地也就由原来对马列主义的信仰转向了对宗教和神灵的虔诚，寻求新的精神寄托。据调查，宗教的发展，邪教的滋生，与一个地区、部门和单位的党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党风好，邪教就没有滋生的土壤，宗教就相对缓慢、迟滞，反之，邪教、宗教就蔓延得快，发展得猛。 [Page]
第四，基层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社会角色的重大变化，容易使一些人扭曲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认识。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已有所变化，农村的变化更大。先看农村，联产承包后，农村基层干部常常扮演着向农民索要钱、粮、物的角色。近些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乡镇里的基层干部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机构精减、下岗分流，待业乃至于失业等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的出现，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基层干部的社会角色，影响着群众对党和政府形象的认识。当这些问题再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融合在一起时，就更容易给一些人在心理上带来失调，使少数人转到宗教里面去寻求精神寄托与安慰。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重塑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改变少数人对党和政府形象的错觉。
第五，“一手软，一手硬”，出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真空地带。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单位、部门或地区，总是把经济工作抓得很紧，面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往往是喊的多，做的少。在做的时候也往往是虚劲多，实劲少。这一点，在一些农村表现更为严重。本来农村的文化设施就少，精神领域的消费内容就更不多。而联产承包后，有的乡村文化设施如文化活动室、电影放映队、图书馆等已经解散，从而使精神文明建设成为一个严重的薄弱环节。然而思想文化阵地决不会是真空，积极健康的东西不去占领，消极颓废的东西就必然会乘虚而入。城乡一些精神沉渣的泛起与流行，对一些人的信仰倾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宗教自身的一些特点，特别是邪教对一些人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宗教具有各方面的特点，其中最易为人们觉察与接受的是它们都普遍主张惩恶扬善，提倡行善事，做善人，万恶莫为，而且是身体力行，这一点，对于具有勤劳善良光荣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当一些地区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太理想，少数不法之徒横行之时，一些善良的人很容易到宗教里面去寻求精神安慰，寻找避风的港湾，更会有些自我感觉才华横溢而不得志，对社会不满的人误入邪教。
三、当前不稳定因素的对策思考及建议
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是全党全社会面临的一项艰巨繁杂而又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及时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现就我县在反邪教工作中取得的经验，怎样更好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一）正确认识邪教这种社会现象。邪教这种社会现象必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说有可能消灭某一种邪教，但还会产生另一种邪教。邪教有其长期性、顽固性、反复性的特点。推翻党的领导、夺取政权是他们共同的本质特性。特别是在农村，有其产生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我们必须深刻总结中外古今邪教问题的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从和平演变、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捍卫国家政权、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切实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和工作准备。
（二）制定相应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防范和处置邪教的法制建设。在社会管理方面，管理缺口太多、法制不健全也是邪能够生长的一个机缘。我国当前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管理体制还不完善，表现在社会上的现象往往是某些事大家争着管，某些事重复管，某些事名为大家共管实际上不管，而某些事根本无人管。如此缺口现象，自然给邪教的产生，发展提供了一个空子。我国迄今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反邪教法律体系，有一些反邪教规定的条款内容不够细化。同时，在具体的反邪教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公安机关在执法办案中，打击邪教犯罪的法律依据不够充分，针对性和操作性还不够强。 [Page]
（三）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我们始终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保持高压态势，坚持露头就打。几年来，刑拘、劳教了一些顽固分子。在严厉打击的同时，把宣传教育作为治本措施，常抓不懈。在抓好农村反邪教教育的同时，积极向城区拓展，形成了多层面的宣传教育体系。通过多项切实可行措施的落实，我县原“法轮功”练习者全部转化，连续6年实现了“四无”目标。
（四）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将防范和处理邪教工作纳入到基层组织建设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做好各项农村工作的基础。宗教的发展与蔓延和邪教的滋生，主要在基层，在群众中。它的发展与蔓延有一个特点，即凡是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模范作用发挥得好，两个文明建设搞得好的，宗教的发展就困难，邪教更无立足之地。如若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宗教就容易发展和蔓延，邪教就有滋生的土壤。要着眼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的文件精神，抓好发展党员工作，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既要注意发现、培养具有带头致富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能力的“双带型”党员，又要注意培养选拔政治素质强、发展能力强的“双强型”干部，选好配强村党支部书记。教育引导广大基层干部切实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做执行政策的明白人、群众致富的带头人、为民解难的热心人、文明新风的倡导人。从政治上爱护和激励基层干部，认真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
（五）从民生具体问题入手，遏止邪教滋生。切实改善民生，强化社会和谐之本。民生为先，民生为重，民生为本。要尽最大努力、最大责任重视和改善民生，为老百姓多办实事好事，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深入推进农村困难群众实际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人民群众远离邪教。教徒和受邪教裹挟的群众，绝大部分属弱势群体。健全农村保障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农村特困户、残疾人扶助机制，构建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多层次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努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全面推行农村低保制度，努力解决部分农民生活保障方面的困难。要加快建立以镇街敬老院为依托、村级集中供养为主体、包户扶养为补充的“五保”供养机制。深入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切实解决农村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让他们深切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反邪教斗争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为反邪教斗争提供可靠的政治保障；而深入开展反邪教斗争，目的是推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之，稳定、和谐是大局。深入开展反邪教斗争，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大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深入开展反邪教的斗争，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重道远，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