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反邪教协会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
摘要：基层反邪教协会是扎根于基层单位的由社会各界有志于反邪教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反对邪教的有效办法便是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在这项工作中，以往就事论事进行科普教育宣传的工作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发展。将教育重心转移到对事件的思考，培养公众的批判精神，使群众在思想上抵制邪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式。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基层反邪教协会则要上下相通，整合各行业资源，明确工作思路，针对所在基层单位的不同特点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教育宣传，切实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可以使公众自觉地抵制邪教，是反邪教协会防范邪教有效的工作方式。基层协会直接服务于公众，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科学素质及其现状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由此可见，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3.27%，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1.67个百分点，比2007年的2.25%提高了1.0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和欧盟（1992年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整体水平距离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不小差距，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工作中存在的隐忧及思考
经过多年的科普教育，通过对封建迷信活动的揭露和批判，公众愈发地自觉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愈发地自觉利用科学改善生活质量。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其后的隐忧：尽管公众对于封建活动进行了抵制，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抵制多数情况下是对封建活动形式的抵制，当一些封建活动改头换面，披上“科学”的外衣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公众被其蒙骗。例如前些年盛行一时的“电脑算命”。此外，人们在生活中对于科学的尊重演化成了一种对于科学的“迷信”情结，盲目地相信一些“科学”的言论，对于伪科学毫无分辨能力。例如日本大地震时期，发生了人们为防止核辐射而抢购盐的事件。而一旦这两种隐忧被邪教组织加以利用，将会对公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
究其原因，公众虽然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意识，但是还未具有较高的科学素质。对一些现象，对一些言论，只要是贴上了“科学”的标签，群众就会盲目的去相信去跟风。其结果往往是政府最后进行辟谣，稳定事态。而一旦这些被贴上“科学”标签的封建迷信或“伪科学”被邪教组织进行串联抑或系统化，则极易蛊惑公众，给公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不可预知的危害，同时也增大了政府澄清谣言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
基层反邪教协会过去面向公众的工作方式基本是通过总结邪教组织蛊惑群众所使用的迷信手段和“伪科学”手段，揭露其中的骗人方法，告诉群众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知识。可以说这种“授人以鱼”工作方法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仅仅从群众对于“法轮功”的抵制就可以看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现在依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利用群众科学素质不高这一弱点，披上“科学”的外衣对公众的思想进行渗透，危害社会稳定。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可用于传播封建思想和“伪科学”言论的渠道越来越多，这种“先发现后治理”的工作模式显得日益的被动和微效，仅仅是“授人以鱼”的工作方法已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要在“授人以鱼”的基础上“授人以渔”，即对公众进行以提高自身辨别能力，不盲从相信贴有“科学”标签的言论或活动为目的的宣传教育。
三、基层反邪教协会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 [Page]
基层反邪教协会是扎根于基层单位的由社会各界有志于反邪教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自成立以来，有效地对邪教组织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质，在遏制邪教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公众提高了科学素质但其所达到的水平依然不高。同时“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取缔和公众的抵制而销声匿迹，其仍在寻找机会进行邪教宣传，危害社会稳定。面对邪教带来的威胁，反邪教协会在提高群众科学素质方面具有导向作用，正确的引导可使公众提高自身辨别是非的能力，自觉地抵制邪教从而取得“预防”的效果。而基层反邪教协会在其中则充当着“联系者”、“执行者”与“决策者”的角色。
“上下联系，整合资源”的联系者：反邪教协会作为民间组织，融合了社会各界反对邪教的有志之士，积极地遏制邪教组织的发展。基层的反邪教协会则在其中承担着联系上下层及整合各种反邪教力量的任务，是反对邪教、提高人民素质的重要一环，体现了“联系者”的作用。
基层反邪教协会扎根于基层社区，服务于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第一线，能够及时地发现群众中的邪教组织活动、封建迷信活动或是在基层传播的“伪科学”，这样可以使提高群众科学素质更具有针对性。基层协会将发现的问题汇报上一级协会后，可使上级更好的统筹全局，使得其对基层反邪教协会在提高人民科学素质的工作中更具有导向性。“针对性”和“导向性”的结合则可以使群众对当下邪教组织活动、封建迷信活动或“伪科学”有清醒的认识，还可以从其中引申出辨别的思路，提高科学素质，达到“预防”的效果。
基层反邪教协会融合了社会各界反对邪教的有志之士，其本身就具有整合能力。反对邪教，提高人民科学素质不仅仅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工作，这是一种社会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基层反邪教协会就是“联系者”。协会汇集各行业的反邪教力量，整合各行业自身的行业优势，在交流中学习经验，整体提高辨别能力，为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各行业相互学习带动中将反对邪教提高科学素质发展成社会活动。
贯彻“共性”的执行者：
基层反邪教协会作为反邪教协会的基层组织，其服务范围限于特定的社区甚至特定的行业，因而在进行科普教育提高群众科学素质的工作中发现“特性”易，发现“共性”难。而所有的“特性”必然表现出“共性”，从“共性”出发去深层次地思考工作的发展方向并对工作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对于资源有限的基层反邪教协会是有难度的。作为“联系者”，基层反邪教协会充当的是提供和整合所搜集的资源的角色。协会将各个基层反邪教协会汇集的资源进行整理，从“特性”中发现“共性”，研究下一步协会在提高人民科学素质中工作方向并对各基层协会进行指导，此时基层反邪教协会从“联系者”转变为“执行者”，使得提高人民科学素质与时代发展同步。
作为“执行者”，是将改进的工作方式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将总结出的“共性”的要义贯彻到日常的工作中去。真正的去理解“共性”，才能在科普宣传教育的具体实例中融入反对邪教、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伪科学”的思想，并对群众进行启发教育，进而达到提高科学素质的目的。
回归“特性”的决策者：
基层反邪教协会在充当方针“执行者”的角色时其实本身也充当着“决策者”的角色。每一个基层反邪教协会所处的社区并不相同，因而工作中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执行工作方针时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就需要因地制宜。从“执行者”到“决策者”角色的转变，实质是将“共性”回归到“特性”。 [Page]
从“共性”回归到“特性”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式将“共性”中的思想融入到对于“特性”的讲解中去，而不是仅仅的就事论事的科普教育。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在于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相应的实例，在引入实例后的理论讲解引申中使公众形成求索批判的精神。针对不同行业使用与之相关的实例，这样可以使群众易于接受。利用本行业人员对于该行业的熟悉和理解，可以较为方便的引申出该行业的发展历程及基础理论，从中总结出事物发展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激发群众的理性思考，对邪教组织、封建迷信和“伪科学”不再盲从，在无形之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
基层反邪教协会是基层的民间组织，工作在防范邪教的第一线，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基层反邪教协会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不断与时俱进，改进工作思路、方法，当好“联系者”、“执行者”和“决策者”，便可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无限的作用，切实提高公众科学素质。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可以使公众自觉地抵制邪教，是反邪教协会防范邪教有效的工作方式。基层协会直接服务于公众，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科学素质及其现状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指出：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由此可见，公众科学素质的提高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用科技知识的能力、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对于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达到了3.27%，比2005年的1.60%提高了1.67个百分点，比2007年的2.25%提高了1.0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于日本（1991年3%）、加拿大（1989年4%）和欧盟（1992年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水平。由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得到了稳步提升。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整体水平距离发达国家和地区仍有不小差距，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二、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工作中存在的隐忧及思考
经过多年的科普教育，通过对封建迷信活动的揭露和批判，公众愈发地自觉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愈发地自觉利用科学改善生活质量。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其后的隐忧：尽管公众对于封建活动进行了抵制，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抵制多数情况下是对封建活动形式的抵制，当一些封建活动改头换面，披上“科学”的外衣的时候，依然有很多公众被其蒙骗。例如前些年盛行一时的“电脑算命”。此外，人们在生活中对于科学的尊重演化成了一种对于科学的“迷信”情结，盲目地相信一些“科学”的言论，对于伪科学毫无分辨能力。例如日本大地震时期，发生了人们为防止核辐射而抢购盐的事件。而一旦这两种隐忧被邪教组织加以利用，将会对公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和危害。
究其原因，公众虽然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科学意识，但是还未具有较高的科学素质。对一些现象，对一些言论，只要是贴上了“科学”的标签，群众就会盲目的去相信去跟风。其结果往往是政府最后进行辟谣，稳定事态。而一旦这些被贴上“科学”标签的封建迷信或“伪科学”被邪教组织进行串联抑或系统化，则极易蛊惑公众，给公众的正常生产生活带来不可预知的危害，同时也增大了政府澄清谣言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
基层反邪教协会过去面向公众的工作方式基本是通过总结邪教组织蛊惑群众所使用的迷信手段和“伪科学”手段，揭露其中的骗人方法，告诉群众这些现象背后的科学知识。可以说这种“授人以鱼”工作方法所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仅仅从群众对于“法轮功”的抵制就可以看出。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现在依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利用群众科学素质不高这一弱点，披上“科学”的外衣对公众的思想进行渗透，危害社会稳定。在信息多元化的今天，可用于传播封建思想和“伪科学”言论的渠道越来越多，这种“先发现后治理”的工作模式显得日益的被动和微效，仅仅是“授人以鱼”的工作方法已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我们要在“授人以鱼”的基础上“授人以渔”，即对公众进行以提高自身辨别能力，不盲从相信贴有“科学”标签的言论或活动为目的的宣传教育。
三、基层反邪教协会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 [Page]
基层反邪教协会是扎根于基层单位的由社会各界有志于反邪教人士组成的民间团体，自成立以来，有效地对邪教组织进行了揭露与批判，提高了公众的科学素质，在遏制邪教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公众提高了科学素质但其所达到的水平依然不高。同时“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取缔和公众的抵制而销声匿迹，其仍在寻找机会进行邪教宣传，危害社会稳定。面对邪教带来的威胁，反邪教协会在提高群众科学素质方面具有导向作用，正确的引导可使公众提高自身辨别是非的能力，自觉地抵制邪教从而取得“预防”的效果。而基层反邪教协会在其中则充当着“联系者”、“执行者”与“决策者”的角色。
“上下联系，整合资源”的联系者：反邪教协会作为民间组织，融合了社会各界反对邪教的有志之士，积极地遏制邪教组织的发展。基层的反邪教协会则在其中承担着联系上下层及整合各种反邪教力量的任务，是反对邪教、提高人民素质的重要一环，体现了“联系者”的作用。
基层反邪教协会扎根于基层社区，服务于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第一线，能够及时地发现群众中的邪教组织活动、封建迷信活动或是在基层传播的“伪科学”，这样可以使提高群众科学素质更具有针对性。基层协会将发现的问题汇报上一级协会后，可使上级更好的统筹全局，使得其对基层反邪教协会在提高人民科学素质的工作中更具有导向性。“针对性”和“导向性”的结合则可以使群众对当下邪教组织活动、封建迷信活动或“伪科学”有清醒的认识，还可以从其中引申出辨别的思路，提高科学素质，达到“预防”的效果。
基层反邪教协会融合了社会各界反对邪教的有志之士，其本身就具有整合能力。反对邪教，提高人民科学素质不仅仅是哪一个人哪一个部门的工作，这是一种社会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基层反邪教协会就是“联系者”。协会汇集各行业的反邪教力量，整合各行业自身的行业优势，在交流中学习经验，整体提高辨别能力，为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各行业相互学习带动中将反对邪教提高科学素质发展成社会活动。
贯彻“共性”的执行者：
基层反邪教协会作为反邪教协会的基层组织，其服务范围限于特定的社区甚至特定的行业，因而在进行科普教育提高群众科学素质的工作中发现“特性”易，发现“共性”难。而所有的“特性”必然表现出“共性”，从“共性”出发去深层次地思考工作的发展方向并对工作方法进行改进和完善，对于资源有限的基层反邪教协会是有难度的。作为“联系者”，基层反邪教协会充当的是提供和整合所搜集的资源的角色。协会将各个基层反邪教协会汇集的资源进行整理，从“特性”中发现“共性”，研究下一步协会在提高人民科学素质中工作方向并对各基层协会进行指导，此时基层反邪教协会从“联系者”转变为“执行者”，使得提高人民科学素质与时代发展同步。
作为“执行者”，是将改进的工作方式方法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将总结出的“共性”的要义贯彻到日常的工作中去。真正的去理解“共性”，才能在科普宣传教育的具体实例中融入反对邪教、反对封建迷信、反对“伪科学”的思想，并对群众进行启发教育，进而达到提高科学素质的目的。
回归“特性”的决策者：
基层反邪教协会在充当方针“执行者”的角色时其实本身也充当着“决策者”的角色。每一个基层反邪教协会所处的社区并不相同，因而工作中所面对的实际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执行工作方针时所采用的工作方法就需要因地制宜。从“执行者”到“决策者”角色的转变，实质是将“共性”回归到“特性”。 [Page]
从“共性”回归到“特性”所面对的问题就是采取何种方式将“共性”中的思想融入到对于“特性”的讲解中去，而不是仅仅的就事论事的科普教育。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在于针对不同的行业采用相应的实例，在引入实例后的理论讲解引申中使公众形成求索批判的精神。针对不同行业使用与之相关的实例，这样可以使群众易于接受。利用本行业人员对于该行业的熟悉和理解，可以较为方便的引申出该行业的发展历程及基础理论，从中总结出事物发展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激发群众的理性思考，对邪教组织、封建迷信和“伪科学”不再盲从，在无形之中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
基层反邪教协会是基层的民间组织，工作在防范邪教的第一线，在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基层反邪教协会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不断与时俱进，改进工作思路、方法，当好“联系者”、“执行者”和“决策者”，便可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无限的作用，切实提高公众科学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