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教主崇拜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内容简介：本文从邪教与宗教的区别特征入手，以“法轮功”为例，分析邪教教主崇拜的社会原因和痴迷邪教的主观心理因素，并结合实际，对邪教防范和治理提出几点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教主崇拜；社会心理因素；主观心理因素
一、邪教与宗教的区别
邪教为什么不能归于宗教范畴？甚至它连准宗教的资格都不够？这主要是由于邪教信仰有三个显著区别于宗教信仰的特征：
一是邪教信仰破坏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和谐，它往往把不信它那一套歪理邪说的人们污蔑为“魔”，甚至把国家领导人说成是“魔头”。而正统宗教则提倡与人为善，慈悲为怀，不谤“国主”。
二是邪教信仰给人们制造了许多精神枷锁，不断地制造世界末日的恐慌。而正统宗教则有超脱精神痛苦的功能。
三是邪教信仰无一例外地制造对现世教主的精神崇拜，以实现对信众的随心所欲的精神控制。而正统的宗教则是对往世的教主崇拜，其宗教信条没有现实的针对性。
邪教的这三个特征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对现实社会最具伤害力的则是第三条，即现实的教主崇拜，这也是邪教最典型的特征，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中国的“法轮功”等等。这些现世的教主为了满足其贪欲，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人间悲剧。
现世的教主通过对信众的一遍又一遍的洗脑，让他们深信自己就是以肉身形式下凡的“神”，从而实施对信众的精神控制。
我们现在以所谓的“开天目”为例，看邪教教主李洪志是如何实现对“法轮功”信众的精神控制。
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说过，修炼“法轮功”可以拥有常人难以达到的特异功能，可以“开天目看到另外空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一眼看去把所有层次都看了”。 “法轮功”的明慧网专门设置了“小弟子园地”，刊登了许多宣传孩子“开天目”的“神迹”，如有的看到“自己宇宙空间里全是魔，缝隙都被魔塞满了”；有的时而看到“一大群一大群像蛇一样长的怪物，长着三只眼睛的怪物”，时而看到“一条红龙和一条黄龙缠绕在一起”等等。
许多“法轮功”习练者都在追求“开天目”，认为一旦开了“天目”，就表明自己的功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层次。“法轮功”习练者一旦开了“天目”，“看”到了“奇异的景象”，则会对李洪志的“法轮大法”深信不疑，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进入“法轮世界”的“天梯”。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所谓“开天目”，不过是习练者在“入静”状态下因练功不当而出现的一系列“幻视”、“幻听”等幻觉罢了。练功不当，尤其是练邪功或伪气功会诱发出精神病性的症状，这是中国精神病学界的共识。
会功交流是“法轮功”实施精神控制的又一重要途径，这是一种“从众现象”。即在一个群体中，如果你的看法、态度、行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就会感受到心理压力，就想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在“法轮功”辅导站里，虽然大多数人可能都还没开“天目”，但这样的群体都追求“开天目”、“上层次”。这种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最终达到“洗脑”的目的。一旦对“法轮功”信众实现了精神控制，李洪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蛊惑这些人与社会和政府对抗，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二、邪教教主崇拜的社会原因
我们现在以“法轮功”为例，首先分析邪教教主崇拜的社会原因。
首先，社会动乱所产生的信仰危机，使邪教的造神运动有机可乘。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中国大陆政治清明，虽遭受三年饥荒（1959—1961），但邪教组织根本找不到存身之所。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加上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造成了信仰危机。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9月16日说过：“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就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有机可乘，加上中国社会历来就有“造神运动”的传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就开始粉墨登场。他首先篡改了自己的生日，使自己的生日与释迦牟尼的生日吻合；再接着鼓吹自己比释迦牟尼还要厉害，能推迟地球爆炸等等，在制造世界末日的恐慌时，以宇宙中最大的神自居，他认为牛皮吹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 [Page]
其次，社会上的媒体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对“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鼓吹，直接成为滋生邪教的思想温床。这些荒谬至极的反科学的怪诞的事件，竟然被传播得如此之快、之广，还有那么多人相 信。这就直接刺激了李洪志，于是就虚构了“击掌治罗锅（驼背）”之类的怪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功”。
再次，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就直接影响到一些人安全需要的得不到满足。而现世的邪教教主的迷信崇拜，可以使心理脆弱的人获得“消灾祛病”的安全感。
三、痴迷邪教的主观心理因素
当然，上面所提到的客观的社会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对邪教的教主崇拜，这里还有一个当事人的主观的心理因素。
发生邪教教主崇拜的主观方面的心理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对邪教教主发生顶礼膜拜的信众，一般都具有偏执型和依赖型的人格特质。例如，痴迷于对李洪志教主崇拜的信众，往往都有“心理洁癖”，强求事物尽善尽美，非黑即白，以偏概全，极端固执，钻牛角尖，思维绝对化；同时这些人又极易受李洪志的暗示，人格上完全与李洪志捆绑在一起，把对李洪志的崇拜看成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要，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
其次，邪教教主崇拜者的思维方式极具自我中心的特色，所以极易被邪教教主洗脑。自我中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主客体不分化，往往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实发生的情景混淆起来；另一是不能换位思考，因而也就不能与生活中的交往对象进行有效沟通。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使邪教教主崇拜者陷入想入非非、自我封闭的境地，使他怪异的想法得不到客观的验证。
例如，有位30岁左右的女信徒，她坚信李洪志是神。当我们问她，李洪志既然是神，那肯定刀枪不入，且能遁形，那为什么他不敢回国与你们这些信众见面呢？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使她困惑不已。
再次，这些邪教教主崇拜者的负面情绪比较多，如恐慌、焦虑、烦恼、怨恨等，他们需要把精神寄托在自诩无比强大的邪教教主身上，通过这种认同感来摆脱精神痛苦。
四、邪教的防范与治理工作中的几点建议
邪教教主崇拜现象无疑是社会的毒瘤，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种现象的发生呢？
首先，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深入人心。思想阵地“人民群众”不去占领，“神仙皇帝”必然要去占领。
其次，在全社会培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参照系，成为邪教教主的照妖镜。从小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防范邪教教主崇拜的治本之道。
再次，正如我们政府现在所做的那样，充分地重视民生问题，避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提倡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人们心理不平衡的外部因素最大限度地得以消解。
总之，防范邪教教主崇拜是治理邪教的最为关键的核心工作。
关键词：教主崇拜；社会心理因素；主观心理因素
一、邪教与宗教的区别
邪教为什么不能归于宗教范畴？甚至它连准宗教的资格都不够？这主要是由于邪教信仰有三个显著区别于宗教信仰的特征：
一是邪教信仰破坏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和谐，它往往把不信它那一套歪理邪说的人们污蔑为“魔”，甚至把国家领导人说成是“魔头”。而正统宗教则提倡与人为善，慈悲为怀，不谤“国主”。
二是邪教信仰给人们制造了许多精神枷锁，不断地制造世界末日的恐慌。而正统宗教则有超脱精神痛苦的功能。
三是邪教信仰无一例外地制造对现世教主的精神崇拜，以实现对信众的随心所欲的精神控制。而正统的宗教则是对往世的教主崇拜，其宗教信条没有现实的针对性。
邪教的这三个特征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对现实社会最具伤害力的则是第三条，即现实的教主崇拜，这也是邪教最典型的特征，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中国的“法轮功”等等。这些现世的教主为了满足其贪欲，制造了一起又一起人间悲剧。
现世的教主通过对信众的一遍又一遍的洗脑，让他们深信自己就是以肉身形式下凡的“神”，从而实施对信众的精神控制。
我们现在以所谓的“开天目”为例，看邪教教主李洪志是如何实现对“法轮功”信众的精神控制。
李洪志在《转法轮》中说过，修炼“法轮功”可以拥有常人难以达到的特异功能，可以“开天目看到另外空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一眼看去把所有层次都看了”。 “法轮功”的明慧网专门设置了“小弟子园地”，刊登了许多宣传孩子“开天目”的“神迹”，如有的看到“自己宇宙空间里全是魔，缝隙都被魔塞满了”；有的时而看到“一大群一大群像蛇一样长的怪物，长着三只眼睛的怪物”，时而看到“一条红龙和一条黄龙缠绕在一起”等等。
许多“法轮功”习练者都在追求“开天目”，认为一旦开了“天目”，就表明自己的功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层次。“法轮功”习练者一旦开了“天目”，“看”到了“奇异的景象”，则会对李洪志的“法轮大法”深信不疑，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进入“法轮世界”的“天梯”。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所谓“开天目”，不过是习练者在“入静”状态下因练功不当而出现的一系列“幻视”、“幻听”等幻觉罢了。练功不当，尤其是练邪功或伪气功会诱发出精神病性的症状，这是中国精神病学界的共识。
会功交流是“法轮功”实施精神控制的又一重要途径，这是一种“从众现象”。即在一个群体中，如果你的看法、态度、行为和大多数人不一样，就会感受到心理压力，就想和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在“法轮功”辅导站里，虽然大多数人可能都还没开“天目”，但这样的群体都追求“开天目”、“上层次”。这种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最终达到“洗脑”的目的。一旦对“法轮功”信众实现了精神控制，李洪志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蛊惑这些人与社会和政府对抗，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二、邪教教主崇拜的社会原因
我们现在以“法轮功”为例，首先分析邪教教主崇拜的社会原因。
首先，社会动乱所产生的信仰危机，使邪教的造神运动有机可乘。新中国成立到“文革”之前，中国大陆政治清明，虽遭受三年饥荒（1959—1961），但邪教组织根本找不到存身之所。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加上1989年那场政治动乱，造成了信仰危机。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9月16日说过：“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这就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认为有机可乘，加上中国社会历来就有“造神运动”的传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法轮功”教主李洪志就开始粉墨登场。他首先篡改了自己的生日，使自己的生日与释迦牟尼的生日吻合；再接着鼓吹自己比释迦牟尼还要厉害，能推迟地球爆炸等等，在制造世界末日的恐慌时，以宇宙中最大的神自居，他认为牛皮吹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 [Page]
其次，社会上的媒体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对“特异功能”和“伪气功”的鼓吹，直接成为滋生邪教的思想温床。这些荒谬至极的反科学的怪诞的事件，竟然被传播得如此之快、之广，还有那么多人相 信。这就直接刺激了李洪志，于是就虚构了“击掌治罗锅（驼背）”之类的怪事，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神功”。
再次，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间，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就直接影响到一些人安全需要的得不到满足。而现世的邪教教主的迷信崇拜，可以使心理脆弱的人获得“消灾祛病”的安全感。
三、痴迷邪教的主观心理因素
当然，上面所提到的客观的社会原因并不必然导致对邪教的教主崇拜，这里还有一个当事人的主观的心理因素。
发生邪教教主崇拜的主观方面的心理因素有哪些呢？
首先，对邪教教主发生顶礼膜拜的信众，一般都具有偏执型和依赖型的人格特质。例如，痴迷于对李洪志教主崇拜的信众，往往都有“心理洁癖”，强求事物尽善尽美，非黑即白，以偏概全，极端固执，钻牛角尖，思维绝对化；同时这些人又极易受李洪志的暗示，人格上完全与李洪志捆绑在一起，把对李洪志的崇拜看成比自己的身家性命还重要，完全没有独立的人格。
其次，邪教教主崇拜者的思维方式极具自我中心的特色，所以极易被邪教教主洗脑。自我中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主客体不分化，往往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实发生的情景混淆起来；另一是不能换位思考，因而也就不能与生活中的交往对象进行有效沟通。这种自我中心的思维方式往往使邪教教主崇拜者陷入想入非非、自我封闭的境地，使他怪异的想法得不到客观的验证。
例如，有位30岁左右的女信徒，她坚信李洪志是神。当我们问她，李洪志既然是神，那肯定刀枪不入，且能遁形，那为什么他不敢回国与你们这些信众见面呢？如此简单的问题，竟然使她困惑不已。
再次，这些邪教教主崇拜者的负面情绪比较多，如恐慌、焦虑、烦恼、怨恨等，他们需要把精神寄托在自诩无比强大的邪教教主身上，通过这种认同感来摆脱精神痛苦。
四、邪教的防范与治理工作中的几点建议
邪教教主崇拜现象无疑是社会的毒瘤，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种现象的发生呢？
首先，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深入人心。思想阵地“人民群众”不去占领，“神仙皇帝”必然要去占领。
其次，在全社会培育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参照系，成为邪教教主的照妖镜。从小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防范邪教教主崇拜的治本之道。
再次，正如我们政府现在所做的那样，充分地重视民生问题，避免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提倡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使人们心理不平衡的外部因素最大限度地得以消解。
总之，防范邪教教主崇拜是治理邪教的最为关键的核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