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反邪教工作向深层次推进——现存问题和解决办法我之浅见
近年来，反邪教工作确实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制作、散发、投寄邪教反宣品，秘密聚集、相互串联、煽动闹事等非法活动没有停止，虚假转化和转化后出现反复的现象也比较突出，极少数“法轮功”等邪教痴迷者执迷不悟，不可自拔现象仍然存在，这都反映出我们的反邪教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化。
第一，加强理论研究，形成反邪教理论体系。现阶段对于邪教工作，我们往往采取急风暴雨式的集中打击或专项斗争，抓获处理一批首者或骨干分子，不愿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做防范控制工作，满足于打击处理和简单化的教育。工作方法较为简单，易于在信众心里造成硬伤甚至反感情绪。加之邪教的再生能力和自动修补功能极强，因而出现了边打边冒、死灰复燃的问题。事实上，邪教的滋生、发展具有复杂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不是单纯靠打击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而言，我们缺乏对邪教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缺乏耐心细致的教育防范工作，更缺乏从深层次和理论体系层面来研究治理邪教的对策。
反邪教是历史问题，历史上有，今天也有；反邪教也是国际问题，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可我们纵观历史和放眼国际的时候，会发现各国和历史上反邪教工作的发展和衰落，也大多只是始终停留在感性的实践层面，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比如就美国的反邪教工作来说，就因为没有吸收学者参加理论探索，寻求理论依据而存在先天不足，曾提出的“程序解除”理论因经不起社会心理学家的质疑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法轮功”等邪教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对培养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归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不断加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重塑民族精神信仰；重视科普工作，大力开展科普活动，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营造尊重科学的良好氛围；进行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切实纠正目前国民教育中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倾向；积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建立民间信仰引导机制等。但总体来说，还缺乏一套完整严谨科学的理论，一些理论还缺乏实践的考验。
反邪教理论体系的建立，不仅包含行政或政治的处理，还将涉及到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等多种学科领域，也有待于全面地把握邪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反邪教运动直接牵涉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根本价值信念。所以，这方面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运用法律武器加强对一些违法违规邪教人员的惩治和打击。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运用法律武器处理邪教问题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现在利用法律预防、惩治和打击邪教方面已取得了不菲成绩，可由于邪教作为世界性和历史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邪教犯罪活动必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因此，我国一方面要不断结合实际反思现有法律法规在预防、惩治邪教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另一方面也应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法律在处理邪教问题上的作用，综合利用现有民事、刑事及行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可进一步制定专门的“反邪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反邪教常态化、法制化和规范化。
目前我国和世界绝大数国家一样，都尚未制定专门的反邪教法律。2001年5月，法国首开先河，制定了《对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加强和惩治法》，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随后也纷纷制定了法律，收到了较好的抑制邪教活动的效果，我国目前仅依《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刑法》第30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通过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来打击和防范邪教组织，对那些已经违法活动但尚未犯罪的邪教组织无法进行有效打击，此外，有些零散性的法律规定，也不便社会公众对立法精神的理解和掌握。虽然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行政手段来防范和打击邪教，但是在法治国家的今天，还是法律具有威慑力和权威性。并且制定单独的《反邪教法》也具有国际意义和长远意义。
第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积极发展和扶持民间反邪教力量，形成全民反邪新局面。反邪教工作是一项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部门就能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坚强领导下，协同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打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严惩邪教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坚持不懈地团结、教育、挽救绝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与此同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纪检、组织、统战等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反邪教工作的作用，需要它们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整体工作。工作中以上各部门要做到明确责任、分解任务，并把反邪教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奖惩范围，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要将反邪教工作向深层次发展，在继续加强官方反邪教组织建设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和扶持社区义务巡逻队、社区关爱志愿者队伍等抵制邪教的民间性组织，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职责明确、齐抓共管、覆盖全社会的工作机制，形成全民反邪的新局面。 [Page]
反邪教工作应该不断挖掘、加强和巩固反邪教协会、爱国宗教界人士在反邪教工作中的作用，也可适当让部分已转化邪教人员介入反邪教工作。反邪教协会是民间反邪教斗争的代表力量，在广大群众面前有号召力，其协会成员结构纵向延伸到乡镇、村组，横向联系到党政机关单位，吸纳了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工商企业界、宗教界、法律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和退休的老同志，是政府部门与社会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邪教大都是由宗教派别蜕化演变而来的，或者是冒用宗教名义建立起来。有鉴于此，反邪教工作离不开爱国宗教界人士的参与，宗教界人士在积极协助反邪教工作的宣传、揭露和批驳，维护传统宗教的纯洁、尊严、威信和权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一些邪教痴迷者进行传统宗教知识教育、挽救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转化邪教人员对邪教有着我们一般人无法体会的经历和看法，他们成功介入反邪教工作，其现身说法具有比一般人要强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邪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其具有严重的现实危害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彻底铲除它。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邪教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针对反邪教的系统理论体系，反邪教方面的立法也有待完善健全，反邪教工作应该整合各种优势社会资源，形成全民反邪教的新局面。面对反邪教工作，我们任重道远。
第一，加强理论研究，形成反邪教理论体系。现阶段对于邪教工作，我们往往采取急风暴雨式的集中打击或专项斗争，抓获处理一批首者或骨干分子，不愿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做防范控制工作，满足于打击处理和简单化的教育。工作方法较为简单，易于在信众心里造成硬伤甚至反感情绪。加之邪教的再生能力和自动修补功能极强，因而出现了边打边冒、死灰复燃的问题。事实上，邪教的滋生、发展具有复杂的历史根源、社会背景，不是单纯靠打击就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而言，我们缺乏对邪教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缺乏耐心细致的教育防范工作，更缺乏从深层次和理论体系层面来研究治理邪教的对策。
反邪教是历史问题，历史上有，今天也有；反邪教也是国际问题，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可我们纵观历史和放眼国际的时候，会发现各国和历史上反邪教工作的发展和衰落，也大多只是始终停留在感性的实践层面，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比如就美国的反邪教工作来说，就因为没有吸收学者参加理论探索，寻求理论依据而存在先天不足，曾提出的“程序解除”理论因经不起社会心理学家的质疑进入了历史的博物馆。我国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法轮功”等邪教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反思和探讨，对培养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归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不断加强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教育，重塑民族精神信仰；重视科普工作，大力开展科普活动，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营造尊重科学的良好氛围；进行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切实纠正目前国民教育中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倾向；积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有益的东西；建立民间信仰引导机制等。但总体来说，还缺乏一套完整严谨科学的理论，一些理论还缺乏实践的考验。
反邪教理论体系的建立，不仅包含行政或政治的处理，还将涉及到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学、心理学、法学等多种学科领域，也有待于全面地把握邪教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更重要的是，反邪教运动直接牵涉到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根本价值信念。所以，这方面我们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运用法律武器加强对一些违法违规邪教人员的惩治和打击。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运用法律武器处理邪教问题是最普遍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我国现在利用法律预防、惩治和打击邪教方面已取得了不菲成绩，可由于邪教作为世界性和历史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治，邪教犯罪活动必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继续存在，因此，我国一方面要不断结合实际反思现有法律法规在预防、惩治邪教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另一方面也应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法律在处理邪教问题上的作用，综合利用现有民事、刑事及行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可进一步制定专门的“反邪教”方面的法律法规，使得反邪教常态化、法制化和规范化。
目前我国和世界绝大数国家一样，都尚未制定专门的反邪教法律。2001年5月，法国首开先河，制定了《对侵犯人权与基本自由的邪教组织加强和惩治法》，日本、澳大利亚等国随后也纷纷制定了法律，收到了较好的抑制邪教活动的效果，我国目前仅依《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和《刑法》第30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通过的《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来打击和防范邪教组织，对那些已经违法活动但尚未犯罪的邪教组织无法进行有效打击，此外，有些零散性的法律规定，也不便社会公众对立法精神的理解和掌握。虽然我们可以利用一些行政手段来防范和打击邪教，但是在法治国家的今天，还是法律具有威慑力和权威性。并且制定单独的《反邪教法》也具有国际意义和长远意义。
第三，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积极发展和扶持民间反邪教力量，形成全民反邪新局面。反邪教工作是一项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庞大的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特点，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仅仅靠一两个部门就能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坚强领导下，协同公安、司法部门依法打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严惩邪教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坚持不懈地团结、教育、挽救绝多数被蒙骗的群众。与此同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纪检、组织、统战等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在反邪教工作的作用，需要它们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整体工作。工作中以上各部门要做到明确责任、分解任务，并把反邪教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奖惩范围，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要将反邪教工作向深层次发展，在继续加强官方反邪教组织建设的同时，应积极发展和扶持社区义务巡逻队、社区关爱志愿者队伍等抵制邪教的民间性组织，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职责明确、齐抓共管、覆盖全社会的工作机制，形成全民反邪的新局面。 [Page]
反邪教工作应该不断挖掘、加强和巩固反邪教协会、爱国宗教界人士在反邪教工作中的作用，也可适当让部分已转化邪教人员介入反邪教工作。反邪教协会是民间反邪教斗争的代表力量，在广大群众面前有号召力，其协会成员结构纵向延伸到乡镇、村组，横向联系到党政机关单位，吸纳了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医疗卫生界、工商企业界、宗教界、法律界、新闻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和退休的老同志，是政府部门与社会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邪教大都是由宗教派别蜕化演变而来的，或者是冒用宗教名义建立起来。有鉴于此，反邪教工作离不开爱国宗教界人士的参与，宗教界人士在积极协助反邪教工作的宣传、揭露和批驳，维护传统宗教的纯洁、尊严、威信和权威，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一些邪教痴迷者进行传统宗教知识教育、挽救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已转化邪教人员对邪教有着我们一般人无法体会的经历和看法，他们成功介入反邪教工作，其现身说法具有比一般人要强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邪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公害，其具有严重的现实危害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彻底铲除它。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邪教是一个社会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针对反邪教的系统理论体系，反邪教方面的立法也有待完善健全，反邪教工作应该整合各种优势社会资源，形成全民反邪教的新局面。面对反邪教工作，我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