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增权为目的的关怀社区
自1999年我国取缔和打击邪教组织以来，对原邪教组织成员的教育转化与依法惩治工作成绩显著，但反邪教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回归社会工程”作为教育转化工作的重要一环，是巩固转化成果，帮助“法轮功”习练者回归社会的系统工程；也是创建“无邪教社区”、“和谐社会”的关键组成部分。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充分发挥社区功能，构建以增权为目的的关怀社区。
一、增权——实现真正回归的必然要求
增权是指增加人们在个人、社会、政治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和能力，改善社会生活状况。这种权利和能力不仅是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增权理论假设任何社会个体都具有潜能，在外界帮助下，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这为我们协助原“法轮功”习练者改变无权或弱权的地位状况、实现真正回归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表明，“法轮功”习练者中女性、低文化程度者、年老体弱者居多，其中部分成员信仰迷茫、精神空虚或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社会受挫。在“法轮功”痴迷者中女性占67%；60岁以上者65%；患病者35%；初中文化程度者66%；由于精神空虚或经历受挫寻求精神寄托者约占66%。从心理特点看，他们不同程度的存在自闭、自责、自卑心理。可以说原“法轮功”习练者在思想、文化、社交、经济等诸多方面处于一定的社会弱势地位，即处于无权或弱权状况，这些成为他们完全回归社会的阻碍，也是他们容易出现反复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在回归工作中引入增权理念，通过增权，实现巩固转化成果，协助他们开始新生活的目的。
二、三大工作思路
1、发挥志愿者作用，在互动中增加互信
原“法轮功”习练者对外界存在不同程度不信任感，担心被社会歧视；这种心态使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时抱有疑虑心态。如果不能在双方之间构建起信任关系，将会影响原“法轮功”习练者真正融入社会，重新生活。因此，在具体工作中，互信关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信任是实现回归目的的基础。然而，这种信任感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形成，需要志愿者与原“法轮功”习练者保持长期的联系，在持续互动中得以实现，而一旦形成，它将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润滑剂。
2、创新、多元的方式
回归工程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实际工作中，难免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考验着每个参与者的耐心、细心和责任感。这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创新工作方式，采取多元化的工作策略。
针对“法轮功”练习者家族化特点，湖北省将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和科学知识普及触角延伸到家庭，动员普通公众积极性，为回归人员创造无菌、健康的社会环境。在“五好家庭”、“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活动中，把家庭成员是否有“法轮功”练习者、是否积极参加科普知识学习作为重要条件；在广大中小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同反邪教”活动，并鼓励学生进社区（村）居民家中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针对回访中受访者不愿提及“法轮功”，或外出务工的情况，采取迂回法、结合法、委托法、补访法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安陆市结合社区服务，与物业管理、社保、计划生育等工作上门回访；利用节假慰问外出打工人员的机会或春节期间外出人员回家过年的时机进行补访。
3、把握社区性，挖掘本社区资源
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实行以“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出“小政府，大社会”，以往依附于单位的各种职能回归社会。社区成为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单位，也成为开展回归工程的重要场所。由于不同社区的人口、地域、组织结构、文化千差万别，这使得每个社区具有自身特有的社区性，其拥有的社区资源各不相同。在实践过程中，湖北省各社区从本地实际出发，挖掘本社区资源，探索总结出各具特色的工作模式。
武汉市西城壕社区是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所居住的社区，他们以吴天祥同志为榜样，以吴天祥精神为动力，以吴天祥小组服务为载体，通过吴天祥小组活动有针对性开展感化服务，在社区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族美德、个人品德等“四德”教育。 [Page]
宜昌市五峰县采花乡星岩村有楚天茶叶第一村之称，他们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以“科技治贫”和“科技治愚”的方式，帮助邪教人员脱离邪教，科学致富。
三、整合社区资源，实现多层次增权
一般而言，增权包括个体、人际与社会参与三个层面的增权。个体增权是帮助个人提升控制自身生活能力和影响所处环境的能力。根据原“法轮功”习练者具体情况差异，增权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如生活技能、自我评价、自我认同等。人际关系层面增权将着眼点放在原“法轮功”习练者人际关系扩展上，并由此助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如就业机会。社会参与层面增权侧重鼓励个人社会参与，以获得公正、平等的社会待遇，防止社会歧视。这是增权的最高层次，也是原“法轮功”习练者完全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防止他们重新误入歧途的最终屏障。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整合社区资源，从个体、人际与社会参与不同层面实现原“法轮功”习练者多层次增权。
1、发挥正式社会支持作用，以民生工程为突破口，促进个体增权
许多原“法轮功”习练者重新踏入社会后面临一个安居乐业问题。如工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如若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生存问题，将直接影响他们回归社会后的正常生活，使其容易被法轮功组织以物质援助等小恩小惠手段拉回。
针对这一现象，湖北省以民生工程为突破口，发挥正式社会支持作用，结合惠民政策、再就业工程和送温暖活动，调动企业、单位、部门等社会组织积极性，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信息、送温暖”等活动，从民政、就业、社保、社区救济等渠道解决原“法轮功”习练者遇到的各种生产、生活难题，促进个体增权。
孝感市劳动部门建立45岁以下下岗失业“法轮功”人员再就业“绿色”通道；对自主择业者发放优惠证，使他们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对未办理养老保险的，加强原企业与个人的沟通，尽可能办理到位。书院社区坚持区、街、社区“三帮一”帮扶活动，定期回访，了解其思想、工作、生活状况，解决其实际困难。
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青龙村以暖心工程为契机，落实服务“七到位”，即生活保障到位、新迁村民问访到位、家庭纠纷调解到位、两劳人员帮教到位、下岗就业安置到位、大病住院看望到位、种粮补贴和退耕还林政策兑现到位。
武昌区给50余名转化人员办理了低保，一名已转化“法轮功”人员说：“以前我思想模糊，走错了路，‘法轮功’真害人。现在，我有退休金，社区发生活补助，我的日子过得很幸福，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
2、培育、鼓励各类社区群众性组织，以健康文体活动为载体，扩展人际关系
从人际关系层面来看，原“法轮功”习练者具有交往对象单一化、社交面狭小、封闭性特点。由于在李洪志去“常人心”的蛊惑下，他们过去刻意减少甚至断绝了与家人、朋友联系。因此，在他们回归社会后，往往面临一个孤独无助的状态，需要重构其社会关系网络，即通过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物，拓宽人际交往渠道，逐渐建立起相互平等、相处融洽的人际关系。
在这方面，社区积极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科学、健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培育、扶持各类社区群众性组织，并以此为中介引导、鼓励原“法轮功”习练者从事健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精神生活，改变其过去狭隘、封闭的生活状态。具体而言，包括推广“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四种健身气功；把社区内的党员、居民干部、退休老人等组织动员起来，以辖区学校和老年大学为载体，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组织成立书法、绘画、棋类、摄影、花鸟协会、腰鼓队、健美操、太极拳等群众文化团体，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定期开展文艺汇演，社区运动会以及各种交流活动，为居民搭建社区交流平台。 [Page]
如武汉水仙里社区原“法轮功”习练者罗某以前不爱与人交往，在社区积极鼓励下参加了腰鼓队，重新找回了生活活力，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焕发了第二春，如今她热心社区公益活动，汶川地震后，不仅自己积极捐款，还动员家人捐款。
3、发掘个人潜能，实现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相关心理分析表明，一些原“法轮功”习练者在自我评价上以负面评价为主，如自责、自卑，存在不同程度的无能感。一方面，自我定位模糊，对自己和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害怕遭到他人歧视，唯恐被社会隔离。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社区、志愿者鼓励下，通过发掘个人潜能，增强自信与自我认同，并以实际行动重获社会认同。
湖北省在开展回归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就是如此。原“法轮功”习练者丁某在原珞珈山司法所熊所长帮助下，不但找到稳定工作，而且在熊所长鼓励下学习心理学，现如今已取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并被中南街社区聘为专管社保的工作人员。原“法轮功”骨干分子密某活动能力强，学过心理咨询，同样被发展为志愿者，协助开展转化工作。
武汉原“法轮功”人员佘某某在社区宣讲“弟子规”，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讲孝道规劝“法轮功”练习者认清“法轮功”实质。如家族练习者傅某在其帮教下不再练习“法轮功”，并表示要回家劝说家人也不练。目前，余某所在社区每天都有由大学生、退休人员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免费开展“弟子规”教育。
武汉水仙里社区周某，最初到幼儿园上班后时害怕被职工和家长另眼相看，但社区书记亲自上门沟通思想，幼儿园园长还特许其将女儿免费安置在园。没有后顾之忧的周某为表达对各级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感激之情，主动担当江汉区法教班的义务帮教员。
这些事例的共同之处在于借助社区、志愿者扶持，帮助原“法轮功”习练者重新确立生活的目标和自信，增加其成就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有位有为，被社会认同。同时将他们吸纳入志愿者行列，壮大志愿者队伍，成为社区开展回归工作的新生力量
一、增权——实现真正回归的必然要求
增权是指增加人们在个人、社会、政治等方面所拥有的权力和能力，改善社会生活状况。这种权利和能力不仅是一种客观状态也是个体的主观感受。增权理论假设任何社会个体都具有潜能，在外界帮助下，弱势群体能够通过努力提升自己的权力和能力。这为我们协助原“法轮功”习练者改变无权或弱权的地位状况、实现真正回归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研究表明，“法轮功”习练者中女性、低文化程度者、年老体弱者居多，其中部分成员信仰迷茫、精神空虚或曾经遭受不同程度的社会受挫。在“法轮功”痴迷者中女性占67%；60岁以上者65%；患病者35%；初中文化程度者66%；由于精神空虚或经历受挫寻求精神寄托者约占66%。从心理特点看，他们不同程度的存在自闭、自责、自卑心理。可以说原“法轮功”习练者在思想、文化、社交、经济等诸多方面处于一定的社会弱势地位，即处于无权或弱权状况，这些成为他们完全回归社会的阻碍，也是他们容易出现反复的一个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在回归工作中引入增权理念，通过增权，实现巩固转化成果，协助他们开始新生活的目的。
二、三大工作思路
1、发挥志愿者作用，在互动中增加互信
原“法轮功”习练者对外界存在不同程度不信任感，担心被社会歧视；这种心态使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时抱有疑虑心态。如果不能在双方之间构建起信任关系，将会影响原“法轮功”习练者真正融入社会，重新生活。因此，在具体工作中，互信关系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说，信任是实现回归目的的基础。然而，这种信任感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形成，需要志愿者与原“法轮功”习练者保持长期的联系，在持续互动中得以实现，而一旦形成，它将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润滑剂。
2、创新、多元的方式
回归工程是一项涉及诸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在实际工作中，难免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考验着每个参与者的耐心、细心和责任感。这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创新工作方式，采取多元化的工作策略。
针对“法轮功”练习者家族化特点，湖北省将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和科学知识普及触角延伸到家庭，动员普通公众积极性，为回归人员创造无菌、健康的社会环境。在“五好家庭”、“文明家庭”、“十星级文明户”的评选活动中，把家庭成员是否有“法轮功”练习者、是否积极参加科普知识学习作为重要条件；在广大中小学校开展“小手拉大手，共同反邪教”活动，并鼓励学生进社区（村）居民家中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针对回访中受访者不愿提及“法轮功”，或外出务工的情况，采取迂回法、结合法、委托法、补访法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如安陆市结合社区服务，与物业管理、社保、计划生育等工作上门回访；利用节假慰问外出打工人员的机会或春节期间外出人员回家过年的时机进行补访。
3、把握社区性，挖掘本社区资源
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实行以“单位制”为主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提出“小政府，大社会”，以往依附于单位的各种职能回归社会。社区成为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单位，也成为开展回归工程的重要场所。由于不同社区的人口、地域、组织结构、文化千差万别，这使得每个社区具有自身特有的社区性，其拥有的社区资源各不相同。在实践过程中，湖北省各社区从本地实际出发，挖掘本社区资源，探索总结出各具特色的工作模式。
武汉市西城壕社区是全国道德模范吴天祥所居住的社区，他们以吴天祥同志为榜样，以吴天祥精神为动力，以吴天祥小组服务为载体，通过吴天祥小组活动有针对性开展感化服务，在社区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族美德、个人品德等“四德”教育。 [Page]
宜昌市五峰县采花乡星岩村有楚天茶叶第一村之称，他们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以“科技治贫”和“科技治愚”的方式，帮助邪教人员脱离邪教，科学致富。
三、整合社区资源，实现多层次增权
一般而言，增权包括个体、人际与社会参与三个层面的增权。个体增权是帮助个人提升控制自身生活能力和影响所处环境的能力。根据原“法轮功”习练者具体情况差异，增权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如生活技能、自我评价、自我认同等。人际关系层面增权将着眼点放在原“法轮功”习练者人际关系扩展上，并由此助其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如就业机会。社会参与层面增权侧重鼓励个人社会参与，以获得公正、平等的社会待遇，防止社会歧视。这是增权的最高层次，也是原“法轮功”习练者完全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防止他们重新误入歧途的最终屏障。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整合社区资源，从个体、人际与社会参与不同层面实现原“法轮功”习练者多层次增权。
1、发挥正式社会支持作用，以民生工程为突破口，促进个体增权
许多原“法轮功”习练者重新踏入社会后面临一个安居乐业问题。如工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如若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生存问题，将直接影响他们回归社会后的正常生活，使其容易被法轮功组织以物质援助等小恩小惠手段拉回。
针对这一现象，湖北省以民生工程为突破口，发挥正式社会支持作用，结合惠民政策、再就业工程和送温暖活动，调动企业、单位、部门等社会组织积极性，开展“送政策、送科技、送信息、送温暖”等活动，从民政、就业、社保、社区救济等渠道解决原“法轮功”习练者遇到的各种生产、生活难题，促进个体增权。
孝感市劳动部门建立45岁以下下岗失业“法轮功”人员再就业“绿色”通道；对自主择业者发放优惠证，使他们享受税收等优惠政策；对未办理养老保险的，加强原企业与个人的沟通，尽可能办理到位。书院社区坚持区、街、社区“三帮一”帮扶活动，定期回访，了解其思想、工作、生活状况，解决其实际困难。
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青龙村以暖心工程为契机，落实服务“七到位”，即生活保障到位、新迁村民问访到位、家庭纠纷调解到位、两劳人员帮教到位、下岗就业安置到位、大病住院看望到位、种粮补贴和退耕还林政策兑现到位。
武昌区给50余名转化人员办理了低保，一名已转化“法轮功”人员说：“以前我思想模糊，走错了路，‘法轮功’真害人。现在，我有退休金，社区发生活补助，我的日子过得很幸福，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啊！”
2、培育、鼓励各类社区群众性组织，以健康文体活动为载体，扩展人际关系
从人际关系层面来看，原“法轮功”习练者具有交往对象单一化、社交面狭小、封闭性特点。由于在李洪志去“常人心”的蛊惑下，他们过去刻意减少甚至断绝了与家人、朋友联系。因此，在他们回归社会后，往往面临一个孤独无助的状态，需要重构其社会关系网络，即通过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事物，拓宽人际交往渠道，逐渐建立起相互平等、相处融洽的人际关系。
在这方面，社区积极开展各类形式多样、科学、健康的群众性文体活动，培育、扶持各类社区群众性组织，并以此为中介引导、鼓励原“法轮功”习练者从事健康、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精神生活，改变其过去狭隘、封闭的生活状态。具体而言，包括推广“易筋经、五禽戏、六字诀、八段锦”四种健身气功；把社区内的党员、居民干部、退休老人等组织动员起来，以辖区学校和老年大学为载体，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组织成立书法、绘画、棋类、摄影、花鸟协会、腰鼓队、健美操、太极拳等群众文化团体，满足人们多元化的精神需求；定期开展文艺汇演，社区运动会以及各种交流活动，为居民搭建社区交流平台。 [Page]
如武汉水仙里社区原“法轮功”习练者罗某以前不爱与人交往，在社区积极鼓励下参加了腰鼓队，重新找回了生活活力，用她自己的话说是焕发了第二春，如今她热心社区公益活动，汶川地震后，不仅自己积极捐款，还动员家人捐款。
3、发掘个人潜能，实现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
相关心理分析表明，一些原“法轮功”习练者在自我评价上以负面评价为主，如自责、自卑，存在不同程度的无能感。一方面，自我定位模糊，对自己和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另一方面，害怕遭到他人歧视，唯恐被社会隔离。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在社区、志愿者鼓励下，通过发掘个人潜能，增强自信与自我认同，并以实际行动重获社会认同。
湖北省在开展回归工作的具体实践中就是如此。原“法轮功”习练者丁某在原珞珈山司法所熊所长帮助下，不但找到稳定工作，而且在熊所长鼓励下学习心理学，现如今已取得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并被中南街社区聘为专管社保的工作人员。原“法轮功”骨干分子密某活动能力强，学过心理咨询，同样被发展为志愿者，协助开展转化工作。
武汉原“法轮功”人员佘某某在社区宣讲“弟子规”，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讲孝道规劝“法轮功”练习者认清“法轮功”实质。如家族练习者傅某在其帮教下不再练习“法轮功”，并表示要回家劝说家人也不练。目前，余某所在社区每天都有由大学生、退休人员等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免费开展“弟子规”教育。
武汉水仙里社区周某，最初到幼儿园上班后时害怕被职工和家长另眼相看，但社区书记亲自上门沟通思想，幼儿园园长还特许其将女儿免费安置在园。没有后顾之忧的周某为表达对各级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感激之情，主动担当江汉区法教班的义务帮教员。
这些事例的共同之处在于借助社区、志愿者扶持，帮助原“法轮功”习练者重新确立生活的目标和自信，增加其成就感，让他们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有位有为，被社会认同。同时将他们吸纳入志愿者行列，壮大志愿者队伍，成为社区开展回归工作的新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