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歪曲的历史----驳法轮功“九评共产党”的无耻谰言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他又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看来法轮功是深谙此道的。在所谓的“九评共产党”中，他们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说什么，“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信仰之一是历史。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一方面用大量似是而非的谎言，挑战人类的良知，颠覆人们对历史的正确理解，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企图通过歪曲历史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人民的政权。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客观地说，“九评”是不值得一驳的，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如此。因为除了通篇的辱骂之外，它没有丝毫的客观和公正。而历史如果失去了客观和公正的话，那就只能是谎言。但“九评”之所以偏偏采取这种被任何学习、研究历史的人所不齿的立场和方法，只能说明，法轮功不但信奉，而且在努力实践着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那句“名言”：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从这个角度说，“九评”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历史，怎样认识历史？
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历史
1、对人民的态度是正确分析和认识历史的前提
对历史的认识，首先反映着我们自己，反映着我们是从哪个角度，或者说站在哪个立场上来认识历史。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人民性，是我们在认识和分析历史时首先必须明确和坚持的。
所谓人民性，就是要求我们在认识历史时要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用最大人民群众的眼光，从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而不是用皇亲贵族、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遗老遗少的眼光来分析问题。
在历史分析中坚持人民性，这个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比较好理解，也能够得到认同，问题是在涉及一些细节问题上如何坚持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用如何认识洪秀全和曾国藩、李鸿章来说明。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领袖，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他看作是农民起义的英雄，作为历史中的正面人物来颂扬。近年来，人们在对洪秀全的研究中发现，洪秀全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是一个很不值得颂扬的人。他在愚味落后、生活腐朽这些方面，丝毫也不逊于历史任何一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可以这么说吧，洪秀全的个人品质是很不好的。另外，人们在对曾国藩、李鸿章的研究中也发现，这两个人在个人品质上倒有许多过人之处。比如，曾国藩被人称为是“内圣外王”式的人物，个人品行、学识修养和行政处事都堪称完人。李鸿章在洞察世界发展大势，讲求实际，办事机敏周到，在很多方面比曾国藩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认识，是否就能够颠覆我们过去对洪秀全和曾国藩、李鸿章的评价呢？
从这三个个人来说，也就是说，把这三个人作为孤立的个人，或者说作为我们个人要交朋友的个人来说 ，我们对他们的认识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洪秀全是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而曾国藩、李鸿章却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他们个人素质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像洪秀全这样一个无论在个人品行、学识修养方面都不怎么样的人却能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率领太平军纵横驰骋十一个省（区），把清军和湘军打得落花流水呢？为什么曾国藩、李鸿章这样学识过人又权柄在握的清朝重臣却没有能够成就一番真正的事业，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命运呢？ [Page]
我们说，对一个个人的评价是一回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又是另一回事。把洪秀全、曾国藩和李鸿章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就必须结合历史的发展来认识和评价他们。洪秀全尽管从个人品质来说并不怎么样，但是他代表的是当时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他的行动适应了群众的要求，因此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成就了一番事业。而曾国藩、李鸿章尽管学识修养都比较好，但他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历史已经证明，清王朝是腐朽的，它不但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反而处处阻碍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成为中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最大的障碍。因此，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尽管也没有能够把中国引向正确的道路，但它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为最终推翻这个腐朽的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这个意义上说，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起义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是起到了推动作用的。而曾国藩、李鸿章就不一样了，尽管他们也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这也就是说，他们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们是不值得肯定的。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为探索中国的出路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但这些努力和方案最终都没有能够成功。历史充分证明，离开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将是一事无成的。这就是说，最广大的劳苦大众，决定着中国历史的面貌。因此，连蔡元培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中，更是谆谆告诫人们，“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的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要“唤起民众”，首先就要解决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民众的问题。真正解决了这一问题的，是来自于人民，并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革命的动力，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中国共产党就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非常弱小，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能够以弱胜强，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不断成长壮大，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敌人的飞机加大炮。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胜利的法宝。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人民有一首歌谣：“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这是多么感人，也是多么能够说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啊。这样的事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江泽民、胡锦涛，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都有十分透彻的分析和中肯的结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2、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这不仅是理论上认识，更要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体现出来。在实际的历史中，人民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组成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这一概念，在实际中可以说就是由一个又一个最普通的人们组成的。在旧中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其中大多数又是贫苦的农民。而说到一个个具体农民，他们除了有勤劳质朴等优秀品质，当然也有贫穷落后，乃至愚味的一面。鲁迅先生就用他的笔，表达过他对中国劳苦大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首先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到他们当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代表他们的利益，教育并团结他们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毛泽东对革命青年曾经这样要求，“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走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1]中国其他的政党也都说自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但真正能够到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中去并扎下根来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其次，要引导、教育和提高农民，中国共产党到农民当中去，组织和发展农民，为农民的利益而奋斗，在这一点与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有相同的地方，但中国共产党却与洪秀全等农民起义领袖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为一个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它不仅能够从整体上代表着工农的利益，而且能够把工农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趋势结合起来，向全体农民指出一条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一方面，团结和依靠农民，一方面引导、教育和提高农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是把这两个方面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不仅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地讴歌了农民的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和农民站在一起，为农民说话，为农民的利益而斗争，毛泽东也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许多文章，不断地教育农民出身的党员（实际上也是教育农民），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要把农民的思想认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毛泽东就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2]，只不过与旧式的农民革命不同，这个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过程中，也不断引导、教育和提高着他们。 [Page]
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吧。1949年1月12日，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上海历史悠久的英文《密勒氏市评论报》转载了《纽约星报》邀请代表各种政见的几位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举行座谈的记录，对“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这一问题，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之所以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能从大多数人民群众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蒋介石的前政治顾问，美国新闻处太平洋行动组副组长拉铁摩尔承认，“我们总是把共产主义与穷困、饥饿、绝望、混乱联系在一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中国，这个可怕的公式所描绘的一切正发生在（国民党）政府地区里。”曾担任美国内政部长的海罗德•伊克思也说，“中国的内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农民起来反抗蒋介石腐败、残酷统治政权开始的。然后，吸引了工人以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他人群，包括教师、学生以及拥护孙中山人权自由理论原则的其他人群。”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著名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则说：“中国共产党正在取重，是因为它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了。”美国《时代》、《生活》、《财富》杂志驻华记者安娜莉•贾科贝也说：“共产党之所以取得胜利中，是因为他们让农民看到为什么而战，而蒋介石却完全做不到。”著名美国作家史沫特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是一群普通的中国人，”“领导他们的是一些被证实为第一流军事政治智囊。这支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军队，是一支政治上有教育的、有纪律的、抗腐败的和全心全意奉献的军队。”《纽约先锋论坛报》驻华记者兰德说：“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胜利，因为他们比蒋政府更加关注中国人民的需要。”
法轮功不是什么皇亲贵族，却在“九评”中摆出一付“高贵无比”的样子，把法国工人阶级的巴黎公社说成是流氓起义，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由“痞－流氓痞子组成基本队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说成是“发动痞子造反”。甚至说“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关系，被共产党改变成阶级对立、阶级剥削的关系，变和谐为敌对、为仇恨、为斗争，变合理为不合理，变有序为混乱，变共和为专制，”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说成是“巧取豪夺”，是“摧毁传统宗法秩序和国家制度”等等。在他们眼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是天堂，这已经清楚地表明他们是谁的代言人。“九评”把中国共产党说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结党营私”的党，是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强迫人民接受的党，是一个实行暴政的党。这里完全用得着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法轮功的“九评”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恶毒攻击中，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人民的对立面，历史的对立面。这就足以说明，他们对历史的“阐述”完全是颠倒着的。
二、要尊重历史，历史地看待历史
1、尊重历史才能客观地认识历史
我们一般把历史理解为过去曾经发生的事实，或者说是对过去发生的事实的记载。历史是不可能重现的，这种记载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我们学习历史，也是在一定思想指导下对这种有意识、有选择记载的一种认识。很显然，每个人所认识到的历史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随意地去解释历史，或者去伪造历史、曲解历史。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反映或者说接近真实的历史，也就是说，要客观地看待历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尊重历史。怎样才能尊重历史，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这也就是说，要客观地认识历史，在分析历史时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要从历史地看待历史。如果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历史，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就是对历史的歪曲。 [Page]
“九评”不但不尊重历史，而且用胡搅蛮缠的态度和方法，粗暴地践踏历史，随意地歪曲历史。比如，在暴力革命这个问题上。在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暴力革命，并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认为无产阶级革命需要暴力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对这个问题，只要稍微有一点历史知识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暴力革命，为什么必须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我们不需要深入分析暴力在人类历史上的发生、发展，暴力革命的性质、目的和形式等理论问题，其实很简单，从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分清是谁最先使用了暴力，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这种暴力对历史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等问题。拿近代中国来说，戊戌维新以前主张用暴力进行社会改造的人不多，戊戌维新的失败，宣告中国改良的道路走不通之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倡言革命。如邹容在《革命军》中，就以“革命军中马前卒”为名，热情讴歌革命。陈天华不仅写书撰文鼓吹革命，而且为了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不惜投海自尽。在革命意识日益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武昌起义的炮声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辛亥革命尽管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它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使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局面。军阀割据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的封建势力相结合的产物，是政治权力极端军事化的表现。在军阀政治下，中国人民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和社会民主。军阀政治说明，中国要进步就要革命，要革命就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把中国共产党放到当时那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主张暴力革命，这种暴力革命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成立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枝枪一粒子弹，但是，从筹建共产党那一天开始，组织共产党就是最大的犯罪，参加共产党就要冒杀头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会拿起枪来，进行武装斗争，这完全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毛泽东就说，“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因为我们的敌人不给中国人民以和平活动的可能，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的政治上的自由权利。”[4]
“九评”在污蔑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党时，还用一些道听途说，骇人听闻的东西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一个无比邪恶的党，说什么“中共的一切都是抢来的”；“红军搞武装割据”，“与土匪没有区别”，打土豪是“绑票”，“‘共产大同’实际成了对暴力豪夺的认同”；甚至把打长春时饿死20万市民的账也算到中共身上，等等。这些东西，只要稍微想一想，我们就可以明白法轮功是怎么想方设法往中国共产党身上泼脏水。比如围攻长春，在解放军围城攻城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固守，因此造成长春市内不少居民冻饿而死。这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尽管我们有很多证据可以说明这都是由于国民党军队造成的，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如果让这些市民出城，居民冻饿而死的情况恐怕就不会发生。但如果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明问题显然也是不够的。比如，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要自己的战士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如果仅仅从人道的角度来看，这样做难道不是让他们去送死吗，这样做人道吗？这些问题显然不能这样来认识的。战争本身是残酷的，是有牺牲的，对战争行为的认识，只能从战争的正义性来回答。解放战争是因国民党发动内战而形成的，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在得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把自卫战争发展成了解放战争。战争损失的责任，是不能由正义方承担的。这是最起码的历史常识。如果一定要从细节上分清责任，我们也可以举北平和平解放为例。在平津战役中，解放军兵临城北平城下，如果当时解放军要攻城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傅作义将军达成了和平协议，避免了北平人民的牺牲，保护这一座古城免遭破坏。从北平的和平解放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解放军围攻长春的过程，长春市民的牺牲是国民党军队的顽固造成的。实际上，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在作战时是非常注重保护人民群众的，这样的具体事例很多很多，在解放上海的战斗中，为了减少对城市的破坏和人民的牺牲，解放军在巷战中禁止使用重武器。法轮功为什么不说这样做增加了战士的伤亡呢？ [Page]
2、捕风捉影、以偏概全就是颠倒黑白
另外，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误解，即所谓“人海战术”的问题。法轮功就利用这个误解，说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平津战役中是采用的是“用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蛮、最不人道的战术。”我们的军队有一条基本的作战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它要求在战役、战斗中要集中数倍于敌人的兵力。集中优势兵力，是对一场战役、战斗的总体情况来说的，而强调要形成对敌人的绝对优势，保证取得战役、战斗的胜利，而不是指战斗中不讲战术，蛮干硬打。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才能保证取得胜利，也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因为我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战场厮杀也就停止了。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的伤亡要比国民党军队的伤亡要少得多（在这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规模最大，我军损失也最大。在这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俘虏320355人，毙伤171151人，投诚35093人，起义改编28500人，合计555099人；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敌我损失比为4.06：1，我军的伤亡要比国民党军队少得多），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不仅在三大战役中，在其他战役、战斗中也一样，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是非常重视战术的，非常重视减少自己的伤亡的。毛泽东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在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物质损耗的情况下打胜仗。把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海战术”混同起来，对一般人来说是可以理解，但法轮功借此说中国共产党把自己的战士当炮灰，暴露的就不仅仅对历史的误解和无知了。
另外，“九评”还说，土改对“地主实行满门抄斩，以达到灭绝其阶级，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镇反“杀人如麻”，三大改造资本家大批“自杀”，说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仍实行暴政，等等。在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在建国进行的土改中，一些地方农民对地主确实出现过一些过火行为，比如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出现过不给地主分田，不给地主生活出路的现象，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的土改中，一些地方也有乱打乱斗现象。这一方面说明，在旧中国，由于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十分尖锐，远不像“九评”所说的那样“和谐”。另一方面，这些现象也说明在中国进行土改是一个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对土改工作的指导方面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左”的错误。针对这些“左”的错误，中共中央是在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加以纠正的。毛泽东就多次批评一些地方在土改中不讲政策，不给地主生活出路的错误。“九评”把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限扩大，以偏概全，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另外，在建国初期，我们搞了镇反运动，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在镇反中确实有一些地方杀了不该杀的人，但就镇反运动本身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国民党在退出大陆之前，潜伏下了一大批特务，他们一些来不及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土匪结合起来，他们用会、道、门组织作掩护，用暗杀、破坏等各种办法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在一些地方甚至占领了乡镇甚至县城，对这些反革命活动如果不采取迅速有效地镇压下去，新生的人民政权就不能巩固，我们也不能迅速地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九评”只讲中国共产党镇反的“暴力”活动，为什么就不说这些反革命份子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的“暴力”活动呢？另外，在建国初期，针对少数不法资本家利用各种手法腐蚀干部，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的行为，人民政府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的同时，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况的“五反”运动。在“五反”运动中，由于各种原因，确实出现了个别私营工商业者自杀的问题。在后来的三大改造中，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用赎买的办法逐步使私营工商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有的私人工商业者也感到失去了自己的家业，在一时想不通的情况下晚上痛哭流涕，但公私合营毕竟是大势所趋，而且国家也给了他们定息和管理者的地位，因此，他们也能够通情达理，接受国家的赎买，敲锣打鼓，欢庆公私合营。在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出现私人工商业者自杀的现象。“九评”把“五反”中出现的个别现象说成是三大改造中出现的问题，把三大改造说得阴风惨惨，这纯粹是移花接木，与当时的历史事实完全不相吻合。 [Page]
还有，“九评”还大肆炒作共产党在党内斗争中的一些过火现象，想借此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党。对党内斗争中的一些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己不仅早就作过结论，而且还深刻地分析了产生的历史原因，认真吸取了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斗争之所以出现的“左”倾错误的原因分析中，主要是从主观方面来说，实际上，客观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之一是严酷的战争环境，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实，在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政策原则还不十分明确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导致这些过火现象的发生。客观原因之二是社会历史原因，由于中国缺乏民主、自由和法制的传统，中国历史上的酷刑也对人们存在影响，一有矛盾，动辄拳脚相加，以武斗的办法解决问题。客观地说，对历史上存在着党内斗争的过火现象和群众斗争中的不文明行为，中国共产党有责任，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对这些乱打乱斗行为，中国共产党不仅不是倡导者，而且是制止者。
看了所谓的“九评”，真是感叹我们的历史是如此丰富，以至几乎所有的观点都可以从中找到证明自己的材料。但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只要把这些观点一拿到历史的范畴中进行比较鉴别，它们的真伪就可以立即显现出来。“九评”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恶毒攻击也是这样，我们只要把它们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法轮功是怎么用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的手法歪曲历史。
三、用历史进步的价值尺度和客观标准衡量中国一切政党在历史上的作用
1、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认识历史，实际上是用特定的价值观评价历史。要客观地认识历史，尊重历史，不仅要求我们在认识具体的历史问题时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更重要的是要求我们必须用历史进步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中国一切政党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的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
“九评”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一个结党营私、十恶不赦的政党，如果真的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也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事实胜于雄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古老、落后的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我们宣告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世界更看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曙光已经升起在东方。
这里需要首先说一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人民的政权的。毛泽东在总结了中国革命基本经验，认为我们有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之后，说了这么一段话：“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6]
作为一个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掩饰自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纲领。问题只是在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进行革命，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毛泽东就说，“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7]
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以游猎方式为主的游牧文明、以耕作方式为主的农业文明和以工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现代文明三个时代。作为一个为人类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文明古国，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引领着世界，可以说是农业文明时代最“现代化”的国家。但是，工业革命爆发后，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使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地位。生产方式的落后，这是1840年以后中国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要学习西方。但是，在中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努力中，却遭到封建势力的强力阻挠。作为给中国带来先进方式的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他们自己的利益，却和中国的封建势力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大障碍。这样，1840年以后，中国人民就面临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是不同的，但又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只有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扫清障碍，创造前提。 [Page]
中国共产党确实认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8]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9]具体来说，“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目的。”[10]
毛泽东曾经这样谈到他的思想启蒙过程：在少年时代，“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一位老的改良主义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11]由此可见，是工业化的理想，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7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论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时，毛泽东首先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以前更加厉害。”[12]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实际上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和正义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没有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没有实现民族独立，第二，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第三，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本主义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大旗，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一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中国的现代化扫清障碍的革命，而根本不同于那种为了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权力之争。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带着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来到刚刚结束了长征的红军中间，当他了解了这支军队，了解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深切地感悟到了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所体现那种革命精神，他说，从他和红军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谈话中，“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同时，这位美国记者还从他与红军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当中感悟到了一种进步的力量，他说“红军本身就是‘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的显著产物，”红军到达陕北后，在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比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受到工业化影响要少得多，没有任何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的西北，对“这里化石般的文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13]从斯诺当时的这个感悟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革命，在他们那不可征服的革命精神中蕴涵着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1949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获得全国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4]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努力，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这样“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深化现代化的内涵，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的目标。 [Page]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毛泽东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对这一错误，中国共产党已经进行了彻底否定和深刻反思，我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但是，我们也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完全放弃了社会主义建设，放弃了发展生产力的努力。实际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急于求成的错误是紧密联系的，就思想理论这个层面来说，毛泽东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生产关系领域中的变革来实现，应该说这一点是不错的，但问题在于他把生产关系领域中的变革简单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加上对党内矛盾和社会的矛盾作了错误的估计，因此，他认为只有抓“阶级斗争”才能达到加快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口号“抓革命，促生产”就说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更快一些，更好一些。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文革期间，由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中国的经济仍然是发展的，人民的生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2、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进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具有５０００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６０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60年来中国的变化和进步有目共睹，不胜枚举，在此，仅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列举一些基本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1952年至2008年，扣除价格因素，我国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至世界第3位。 折合成美元，我国2008年GDP为3.8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7．2％、日本的78．6％。当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277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我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挣扎在贫困线上，到1978年仍处在温饱不足状态，2000年总体上实现了小康。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提高到2008年的157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44元提高到4761元。2008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21．8万亿元，比1952年底增加2．5万倍。1978年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仍还约有2．5亿人，约占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到2007年末，减少为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6％。联合国和世界银行认为，近25年来全人类扶贫事业成就中，三分之二应归功于中国。
----1950年国家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到1978年上升到1132亿元，到1999年达到11444亿元。进入新世纪，财政收入连续跨越新台阶，2008年达到61317亿元，比1950年增长985倍。
----2008年我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3．7倍，达到52871万吨；猪牛羊肉类产量达到5337万吨，而1952年只有339万吨。我国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08年的58472万公顷，农机总动力由18万千瓦增加到82190万千瓦。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成倍增长。2008年与1949年相比，我国粗钢产量由16万吨增长到50092万吨，纱产量由32．7万吨增加到2149万吨。我国由一个只能制造初级工业产品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根据联合国资料，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由1995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11．4％。 [Page]
----新中国成立初，基本上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上了对外开放之路，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三对外贸易大国。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8526亿美元。“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407亿美元。1952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39亿美元，2008年为19460亿美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城乡之间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2008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45．7％，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目前的教育普及程度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00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3．3％，高中毛入学率74％，初中毛入学率98．5％，小学净入学率达99．5％，文盲率降至6．67％；当年高中阶段在校生人数454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057万人。
----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科技事业不断取得重大成果。 200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4570亿元，占GDP1．52％，比1991年提高0．87个百分点。科技成果大量涌现。改革开放前，我国成功爆破了原子弹和氢弹，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近来，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的圆满成功是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超级杂交水稻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对提高我国水稻产量、确保粮食安全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缺医少药，人民健康水平低下。经过60年建设，我国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2008年年末全国每千人口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2．8张，处于发展中国家中等偏上水平，而1949年为0．15张。居民平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2005年的73岁，在世界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居于领先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前夕，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就新中国的60年说：
在评价一个执政党工作表现的客观标准方面，“政治学家都会使用一个标准：合法性。合法性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人民是否认为他们的执政党和政治家在为他们谋福利，保护他们的国家利益，鼓励他们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政治合法性也关系到人民是否愿意和自觉服从于一个政党和政府，而不是被要求或被强迫服从。”“按照这些标准，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表现得相当不错”，“中国共产党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且改善了人民的文化生活。”
沈大伟还说，“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民主道路，必须选择自己的政治体制。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和外国人并不知晓，但中国已经走上了自己的民主发展道路。”[15]
总之，６０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艰苦创业，中华大地发生了沧桑巨变。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激励着每一个中华儿女。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盛和欣欣向荣而倍感自豪！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阔步前进，法轮功的无耻谰言和恶毒攻击只能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 [Page]
[1] ：《参考消息》2009年9月17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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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66页，第567页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692页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页
[4]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页，第635页
[5]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8]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82页，181页
[9]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4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6页
[11]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页
[13]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6页，第194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