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正确各种社会矛盾和反邪教的思想指南
邪教的滋生是社会矛盾的一种反映。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反邪教最根本，也是最有效、最积极的措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以依法治国为主要方略，通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疏导和化解矛盾，走出了一条在改革和发展中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新路子。同时，我们在反邪教的斗争中也看到，当前我国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呈现出许多与过去不同的特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正确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新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1]矛盾在发展，解决矛盾的思想和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把握反邪教的主动权，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南，正确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
一
社会矛盾是利益关系的反映。我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这些矛盾说到底是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反映。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党的十七大就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在反邪教的斗争中，我们深深感到，邪教的滋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最基本原因就是利用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些新矛盾。邪教问题深刻反映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广泛性、尖锐性和复杂性。要有效地开展反邪教斗争，就必须正视这些矛盾，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新课题新矛盾，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铲除邪教产生和滋长的土壤。
要解决问题和矛盾，必须科学分析问题和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最突出，最基本的仍然是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形成总体上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而具体来说，则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其根本点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中的新矛盾提出来的，它不仅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处理社会矛盾的新要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认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2]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告诉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了，并不就意味着矛盾的化解或缓和。要使人民群众在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还必须“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3]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促进科学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各种社会组织以及人民群众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主体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调整利益关系，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科学发展中达到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目的。
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矛盾中利益关系比较简单的情况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日趋多样化，差异性更加突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深化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现有工作生活格局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4] “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我国社会出现了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群体。”[5]这种利益关系多样化及其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国仍然存在着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要求的一些落后生产方式，存在着文化和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决定的。 [Page]
树立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确认识这种利益关系多样化和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既要看到它们不可避免的一面，更要看到它们客观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既要看到它们确实有使社会矛盾增多并呈现尖锐性和复杂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为正确社会矛盾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这种多样化和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显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的增强，它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先进生产力，也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体性和主动作用。我们的改革就是通过调整利益关系来调动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没有多样化和差异性，也就没有改革。从长远看，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能够使各种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趋向合理，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决不能离开，更不能否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说到底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今天，正确社会矛盾要有成效，就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通过市场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来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更加趋向合理。
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趋向合理，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正确社会矛盾惟一正确的途径。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同时注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6]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才能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关键，也是有效开展反邪教斗争的前提。
二
邪教的本质是反民主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就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发扬基层民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民主机制和法治机制，才能有效地压缩邪教活动的社会空间。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实质上就是从政治上来认识和调整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使人们的独立意识、民主意识普遍增强，这就要求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7]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形成正确处社会矛盾的民主机制首先要真正树立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把党的群众观点与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结合起来。第二，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制度基础。第三，要不断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在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情况下，基层民主对于正确社会矛盾有着直接的影响。只有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在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并通过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多种形式，让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主动性，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 [Page]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统一的。对正确处理社会矛盾而言，法律一是具有公正性的特点，它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寻求法律的保护；二是具有权威性，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都必须依法办事；三是具有强制性，除了执法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管理具有行政约束力，审判机关的判决更是有强制性约束力。另外，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有关矛盾和冲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更重要的是，法律通过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具有教育和警示作用，能促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地要求和规范自己，在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益，减少矛盾和冲突。胡锦涛总书记经常强调，要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8]通过法制机制来解决社会矛盾，具有主体突出、规范明确、程序清晰，尊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点。因此，依治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方略，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我们要通过健全法制，严格公正执法和加强法制教育，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素质和自觉性，逐步把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纳入以法制为主的轨道，通过法制建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常效机制。
三
邪教是打着宗教文化的幌子欺骗群众的。反邪教斗争说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9]努力发展先进文化，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掌握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领导权与主动权的重要举措。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相继提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体现了很强的针对性，而且把文化建设进一步上升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和谐的高度，根据社会全面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这一重大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就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0]
“和谐文化”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近年来许多调查说明，人民内部的一些突出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得比较突出。拥有平和心境的居民正在逐渐减少，而“紧张”、“发愁”、“冷漠”和“无聊”、“空虚”等负面情绪却有所增强。[11]显而易见，这种心情容易导致积聚矛盾，而且一旦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也很容易激化矛盾，为邪教提供可乘之机。针对这种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注意思想文化建设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强调“涉及群众利益的许多矛盾单靠物质手段难以解决，必须有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作保证。” “要经常分析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注意了解各阶层人民生活现状和思想动向，及时掌握哪些是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改进工作，有针对性地疏导群众情绪。” [12]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社会中的某些群体除了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文化上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歧视，在经济上边缘化的同时，文化上也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如民工这一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却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比起他们在经济上的处境，他们在思想上更得不到关心，文化上更缺少关怀。他们“处在强烈的文化冲突和心理冲突的地位，”[13]很多公安机关在“谈到社会治安形势时，常常把犯罪人员的外籍化作为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14]民工的境况并不是孤立的，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为了反边缘化而聚合为特定文化群体的现象已经在我国社会初露端倪。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差别或者说文化鸿沟已经存在。应该看到，经济利益是基础，是根本的方面，正确处理社会矛盾说到底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矛盾不能就经济利益来谈经济利益。比如，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时不能不看到，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收入差距在一定时期不可能明显缩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只把眼光盯在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上，就很可能自相矛盾，即在谈改革开放时承认利益分化，而在强调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时又顾虑重重。 [Page]
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公平竞争，让更多的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利益多样化这一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向上流动，使利益多样化成为有利于社会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利益多样化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矛盾激化可以熟视无睹。除了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虑人民群众在一定时期的承受能力之外，要更加注意通过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矛盾，明确解决矛盾的办法，从而达到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理顺情绪，规范行为，消除和化解矛盾的目的。
根据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克服文化重心向名人倾斜，向金钱靠拢的倾向，防止把最大多数人文化边缘化。特别是对于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的一部分工人、农民，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解放军，要给予更多的文化关怀，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有这样，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立足于、着眼于最大多数人不能是空泛的，必须使人民群众通过发展先进文化，不断获得切实的文化利益。这种文化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护稳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稳定是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弘扬主旋律，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那种荣辱不分，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等行为失范现象，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也是直接损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我们要把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与为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联系起来，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提倡移风易俗，改造带有落后、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三是促进教育公平，保证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使最大多数人从学龄开始获得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才能获得更坚实的基础。同时，要有意识地抛弃“精英”意识，宣传和培养平民意识，以形象真切、朴实可感的平民意识来增强社会成员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摒弃腐朽的贵族意识和崇富意识(包括它的反面仇富意识)，以形成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良好氛围。
能不能使最大多数人在这三方面获得切实的文化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否收到实效，关系到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大局，也关系到反邪教斗争的成败。为此，文化建设一定要从群众需要出发，从群众需要落实，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提倡多样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切忌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市场经济的作用，我国人民中必然会出现和持续存在利益分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思想文化建设滞后，会使人民内部矛盾增多和趋向尖锐。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证和推动中国现代化不断发展。必须高度通过发展先进文化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最大多数人，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文化利益为基本原则。这也就是说，经济上要承认利益分化的作用，文化上要重视思想聚合；经济上的利益分化客观上会导致部分社会成员边缘化，而文化上的大众得益将最终弥合边缘化的消极影响。 [Page]
四
反邪教斗争的实践说明，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是邪教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社会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反邪教斗争的重要任务。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社会建设的核心和基本要求是改善民生。首先，改善民生的思想深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过去我们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主要是针对贫穷落后的状况，强调的是要使人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而党的十七大把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就说明，改善民生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强调要使人民生活获得基本保障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化。它要求我们进一步从制度保障这个层面来讲人民利益的实现。党的十七大在社会建设这一部分，不管是讲到教育、就业、分配还是社会保障、医疗，都不是一般地讲要为人民办实事，而是频繁地出现了机制、体系、制度这样的字眼。这就说明，党的十七大要求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调的是要在发展中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人民基本利益的制度和体系，因为只有这种制度和体系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获得的实际利益，真正把发展落实到以人为本上来。第三，这一思想的提高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本质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可以说把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具体化和系统化了，它最基本的思想，或者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平衡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建立健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能够有效防范邪教组织和开展反邪教斗争的体制和机制。
总之，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为我们开展反邪教斗争明确了具体任务。是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南，有效地开展反邪教斗争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依据。在反邪教斗争中，我们要以社会建设为切入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反邪教斗争，大力挤压邪教滋生的空间，不断取得反邪教斗争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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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4页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页
[4]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第219页
[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第413页
[6] ：2006年3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0页
[9]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Page]
[10]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0页
[11]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页
[13]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1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一
社会矛盾是利益关系的反映。我国社会中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这些矛盾说到底是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反映。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党的十七大就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在反邪教的斗争中，我们深深感到，邪教的滋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最基本原因就是利用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这些新矛盾。邪教问题深刻反映了我国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广泛性、尖锐性和复杂性。要有效地开展反邪教斗争，就必须正视这些矛盾，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新课题新矛盾，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谐发展，铲除邪教产生和滋长的土壤。
要解决问题和矛盾，必须科学分析问题和矛盾及其产生的原因。当前我国社会矛盾最突出，最基本的仍然是利益关系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形成总体上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足，由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而具体来说，则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等因素有直接的关系。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其根本点在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中的新矛盾提出来的，它不仅深刻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也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处理社会矛盾的新要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认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2]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告诉我们：经济社会发展了，并不就意味着矛盾的化解或缓和。要使人民群众在发展的基础上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还必须“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3]协调利益关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在改革开放中促进科学发展的过程。党的十七大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我们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各种社会组织以及人民群众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主体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调整利益关系，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科学发展中达到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目的。
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矛盾中利益关系比较简单的情况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化日趋多样化，差异性更加突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深化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也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现有工作生活格局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4] “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加”，“我国社会出现了具有明显差别的不同群体。”[5]这种利益关系多样化及其由此带来的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我国仍然存在着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要求的一些落后生产方式，存在着文化和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决定的。 [Page]
树立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正确认识这种利益关系多样化和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既要看到它们不可避免的一面，更要看到它们客观上适应了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既要看到它们确实有使社会矛盾增多并呈现尖锐性和复杂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为正确社会矛盾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这种多样化和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的显现，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和效率意识的增强，它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先进生产力，也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体性和主动作用。我们的改革就是通过调整利益关系来调动积极性，发展生产力的。没有多样化和差异性，也就没有改革。从长远看，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能够使各种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趋向合理，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决不能离开，更不能否定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作为利益关系的调整，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说到底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今天，正确社会矛盾要有成效，就必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通过市场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来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更加趋向合理。
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趋向合理，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新时期正确社会矛盾惟一正确的途径。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加大改革的力度。”“同时注意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6]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才能获得坚实的物质基础，使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有利于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关键，也是有效开展反邪教斗争的前提。
二
邪教的本质是反民主的。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就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力发扬基层民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民主机制和法治机制，才能有效地压缩邪教活动的社会空间。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实质上就是从政治上来认识和调整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多样化使人们的独立意识、民主意识普遍增强，这就要求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通过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7]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形成正确处社会矛盾的民主机制首先要真正树立以人为本，人民当家作主的观念，把党的群众观点与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结合起来。第二，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制度基础。第三，要不断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在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情况下，基层民主对于正确社会矛盾有着直接的影响。只有不断扩大基层民主，在关系群众切实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并通过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多种形式，让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主动性，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较好的解决。 [Page]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统一的。对正确处理社会矛盾而言，法律一是具有公正性的特点，它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社会成员都可以寻求法律的保护；二是具有权威性，任何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都必须依法办事；三是具有强制性，除了执法机关依法进行的行政管理具有行政约束力，审判机关的判决更是有强制性约束力。另外，人们不仅可以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有关矛盾和冲突，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更重要的是，法律通过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具有教育和警示作用，能促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地要求和规范自己，在利益格局、利益关系多样化的情况下，维护自己的权益，减少矛盾和冲突。胡锦涛总书记经常强调，要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从法律上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8]通过法制机制来解决社会矛盾，具有主体突出、规范明确、程序清晰，尊重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点。因此，依治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基本方略，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我们要通过健全法制，严格公正执法和加强法制教育，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素质和自觉性，逐步把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纳入以法制为主的轨道，通过法制建立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常效机制。
三
邪教是打着宗教文化的幌子欺骗群众的。反邪教斗争说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9]努力发展先进文化，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掌握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领导权与主动权的重要举措。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相继提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文明道德风尚；坚持正确导向，营造积极健康的思想舆论氛围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体现了很强的针对性，而且把文化建设进一步上升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和谐的高度，根据社会全面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这一重大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就说，“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10]
“和谐文化”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近年来许多调查说明，人民内部的一些突出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得比较突出。拥有平和心境的居民正在逐渐减少，而“紧张”、“发愁”、“冷漠”和“无聊”、“空虚”等负面情绪却有所增强。[11]显而易见，这种心情容易导致积聚矛盾，而且一旦矛盾积聚到一定程度，也很容易激化矛盾，为邪教提供可乘之机。针对这种情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注意思想文化建设在正确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强调“涉及群众利益的许多矛盾单靠物质手段难以解决，必须有强有力的思想工作作保证。” “要经常分析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注意了解各阶层人民生活现状和思想动向，及时掌握哪些是群众不满意的地方，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改进工作，有针对性地疏导群众情绪。” [12]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社会中的某些群体除了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文化上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甚至遭到不应有的歧视，在经济上边缘化的同时，文化上也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如民工这一群体，他们生活在城市，却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比起他们在经济上的处境，他们在思想上更得不到关心，文化上更缺少关怀。他们“处在强烈的文化冲突和心理冲突的地位，”[13]很多公安机关在“谈到社会治安形势时，常常把犯罪人员的外籍化作为治安状况恶化的重要因素”。[14]民工的境况并不是孤立的，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为了反边缘化而聚合为特定文化群体的现象已经在我国社会初露端倪。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差别或者说文化鸿沟已经存在。应该看到，经济利益是基础，是根本的方面，正确处理社会矛盾说到底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矛盾不能就经济利益来谈经济利益。比如，收入差距是影响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时不能不看到，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收入差距在一定时期不可能明显缩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平衡所决定的，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如果只把眼光盯在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上，就很可能自相矛盾，即在谈改革开放时承认利益分化，而在强调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时又顾虑重重。 [Page]
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公平竞争，让更多的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利益多样化这一充满矛盾的过程中向上流动，使利益多样化成为有利于社会和有利于人民群众的过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利益多样化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的矛盾和矛盾激化可以熟视无睹。除了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虑人民群众在一定时期的承受能力之外，要更加注意通过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人民群众正确认识矛盾，明确解决矛盾的办法，从而达到凝聚人心，统一意志，理顺情绪，规范行为，消除和化解矛盾的目的。
根据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克服文化重心向名人倾斜，向金钱靠拢的倾向，防止把最大多数人文化边缘化。特别是对于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的一部分工人、农民，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知识分子、干部和人民解放军，要给予更多的文化关怀，使他们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只有这样，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才能有一个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立足于、着眼于最大多数人不能是空泛的，必须使人民群众通过发展先进文化，不断获得切实的文化利益。这种文化利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护稳定，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稳定是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更是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我们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中，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弘扬主旋律，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来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二是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那种荣辱不分，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等行为失范现象，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也是直接损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我们要把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人际关系与为实现最大多数人利益联系起来，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提倡移风易俗，改造带有落后、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三是促进教育公平，保证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使最大多数人从学龄开始获得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才能获得更坚实的基础。同时，要有意识地抛弃“精英”意识，宣传和培养平民意识，以形象真切、朴实可感的平民意识来增强社会成员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摒弃腐朽的贵族意识和崇富意识(包括它的反面仇富意识)，以形成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良好氛围。
能不能使最大多数人在这三方面获得切实的文化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能否收到实效，关系到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的大局，也关系到反邪教斗争的成败。为此，文化建设一定要从群众需要出发，从群众需要落实，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提倡多样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切忌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
由于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和市场经济的作用，我国人民中必然会出现和持续存在利益分化，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思想文化建设滞后，会使人民内部矛盾增多和趋向尖锐。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保证和推动中国现代化不断发展。必须高度通过发展先进文化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根据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文化的要求，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最大多数人，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文化利益为基本原则。这也就是说，经济上要承认利益分化的作用，文化上要重视思想聚合；经济上的利益分化客观上会导致部分社会成员边缘化，而文化上的大众得益将最终弥合边缘化的消极影响。 [Page]
四
反邪教斗争的实践说明，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是邪教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强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社会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反邪教斗争的重要任务。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社会建设的核心和基本要求是改善民生。首先，改善民生的思想深化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富民思想和富民政策。过去我们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主要是针对贫穷落后的状况，强调的是要使人民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而党的十七大把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就说明，改善民生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强调要使人民生活获得基本保障和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顺应人民的愿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全面发展思想的深化。它要求我们进一步从制度保障这个层面来讲人民利益的实现。党的十七大在社会建设这一部分，不管是讲到教育、就业、分配还是社会保障、医疗，都不是一般地讲要为人民办实事，而是频繁地出现了机制、体系、制度这样的字眼。这就说明，党的十七大要求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强调的是要在发展中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人民基本利益的制度和体系，因为只有这种制度和体系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获得的实际利益，真正把发展落实到以人为本上来。第三，这一思想的提高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本质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正义，是人民的共同富裕。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可以说把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具体化和系统化了，它最基本的思想，或者说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逐步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不平衡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基本要求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建立健全能够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能够有效防范邪教组织和开展反邪教斗争的体制和机制。
总之，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同时也为我们开展反邪教斗争明确了具体任务。是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南，有效地开展反邪教斗争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依据。在反邪教斗争中，我们要以社会建设为切入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推进反邪教斗争，大力挤压邪教滋生的空间，不断取得反邪教斗争的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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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4页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3]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7页
[4]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第219页
[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10页，第413页
[6] ：2006年3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0页
[9]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Page]
[10]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0页
[11] ：《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2]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59页
[13] ：刘应杰：《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页
[1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