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存在长期性的研究—以高校反邪教工作的重要性为例
邪教在日益为人们关注和认识的同时，它已成为困扰当今世界各国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从邪教产生至今，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说，邪教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问题。分析和认识邪教，对于预防和解决邪教问题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试通过对邪教的认识，主要是对邪教存在长期性的探究，结合大学生的一些特质，对高校反邪教工作的开展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一、有关邪教概念及内涵界定、邪教危害和有关邪教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邪教的概念界定
随着邪教制造的各类惨案的暴露，人们对“邪教”一词已经十分熟悉，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邪教则大多数人不甚明白。对于“邪教”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可见 “邪教”这一的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从中文和西文这两种语言的角度去理解“邪教”，其实两者是存在出入的：在中文中，“邪”是和“正”相对应的，所以从正的反义来理解，“邪教”就是指那些不正当的、不正常的，通过装神弄鬼，迷惑信徒，聚众结党，对社会和群众造成不良影响和危害的秘密组织；而英文中的sect, heresy及用的比较多的cult，这些词都用来表达“邪教”，但深究其内涵，其意义是不一致的，而与中文中的“邪教”也不完全对应；而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不同的阶级和政权，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从道德和法律等不同的角度去界定“邪教”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角度，有着不一样的“邪教观”。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西班牙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在其剖析邪教的权威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中提出，“‘邪教’指的主要不是‘带有破坏性质的教派’，而是‘带有破坏性质的教派活动’，亦即那些被社会公认即定性为“教派”的和那些没有而且无法确认为‘教派’的集群的总体表现。”在此基础上，他以建议的方式从人权标准的角度提出了“邪教”定义：“‘邪教’是指所有那些采取可能破坏（搅乱）或严重损伤其信徒的固有性格这样一种胁迫手段来招募徒众和传布教义的团体或集群，那些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完全（或严重）破坏其信徒同原有的社会生存环境、乃至同其自身的感情联系及有效沟通的团体或集群，以及那些他们自己的运作机制破坏、践踏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法定权利的团体或群体。”[1]关于这一定义，目前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在很多文献资料中也被引用与认可。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代的邪教的一些明显的特征：总是披着宗教外衣；带有强烈的政治图谋；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传播的方式的现代化和传播区域的国际化。同时邪教在活动中也表现出它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的实质。这些特征及实质都表明现代邪教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概念，它同时也演变为一个法律概念，一个涉及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现代社会问题及国际现象，不论邪教如何利用传统宗教，我们对邪教都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能把邪教与宗教混为一谈。从最基本两者的信仰对象、教主的产生方式、立教的目的、理论学说、文化价值及对社会和群众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和角度都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所以邪教不是宗教。对“邪教”概念的界定及对“邪教”与“宗教”的判定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推进，邪教也在朝着国际化的趋势发展，而各国需要加强交流，若能对邪教的概念及判定有比较一致的认定，那么，对于开展国际性的反邪教工作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二）邪教现状及危害
对于反邪教，开展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于这一点各国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从国际范围来看，邪教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波及了几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渗透到是世界各个角落，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及一些欠发达或者是贫困落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如乌干达、尼日利亚、圭亚那。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正面临着各种发展的变革，对邪教势力也防不胜防，在中国、印度等国家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邪教流窜的影子。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邪教信徒已经超过亿人，邪教组织也数以千计。其中，美国多达2500多个教派；欧洲也有1000多个邪教组织，仅英国就有500多个；前苏东和非洲地区因经济发展缓慢，更使邪教找到了滋生、活动与发展的肥沃土壤，其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增长。[2]而美国以其惊人之多的邪教数量，被称为了“邪教王国”。而在我国，邪教近年来也很猖獗，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历史传统文化和复杂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部分人歪曲利用宗教信仰，“门徒会”、“呼喊派”、“被立王”、“灵灵教”、“观音法门”、“会道门”等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大肆发展，而从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打着气功、功法旗号的“法轮功”其邪教信众更是遍及全国20多个省，人数达到了210万之多，其实力甚至扩展到国外，成为呼风唤雨的跨国邪教组织。邪教活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邪教组织利用迷信邪说蛊惑、蒙骗他人，控制成员，而且使相当多的信徒为追求他们所谓的理想（成仙成佛、消灾避难、躲避世界末日、圆满等）狂热痴迷，使邪教徒倾家荡产、抛弃一切，六亲不认、孑然一身，亡命舍身、集体自杀——极大的损害了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使公民眼中有“教义”而无国法，严重干扰了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使人类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使人类社会财富招致巨大破坏，对人类公共伦理道德肆无忌惮地玷污践踏，刺痛了人们善良的心灵，激起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自1999年“法轮功”邪教的种种恶行披露以来，国人对邪教的危害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Page]
（三）邪教问题研究
在邪教问题兴起，日渐为人们所关注的同时，对于邪教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对于全世界和全人类来讲，邪教问题无疑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治理和解决邪教问题，首先且非常之重要的是必须对邪教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来讲，邪教问题的研究虽然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探讨和解决，但是，其取得的成果也是丰富而发人深省的。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有被公认为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西班牙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及其剖析邪教的权威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美国学者玛格丽特•泰勒•辛格的著作《邪教在我们中间》、德国学者库尔特-赫尔穆特•埃穆特的著作《反邪教手册》等等，这些著作对什么是邪教、邪教的本质、危害及反邪教的对策等邪教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国外对现代邪教的研究也是先于我们的，目前，一些著作也已经翻译成中文版本，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邪教问题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而1999年“4•25”“法轮功”在北京中南海制造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的邪教问题也从此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和焦点。此后，不论是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个案研究，还是对邪教的概念界定、揭露邪教的危害、邪教的聚合机制及反邪教的有效对策等各方面都有了一些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完成了一些国家项目，地方上也成立了反邪教协会对邪教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从而加深了对邪教问题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成果也得以出版，如罗伟虹著的《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和主编的《世纪末逆流》，陈智敏、张翔麟主编的《邪教真相（上）（下）》，吴东升的《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孔庆峒编著的《透析邪教》，郭安主编的《邪教与反邪教》，余瑾主编的《科学之剑——反邪教青年读本》，还有很多的著作和论文集的出版，真可谓成果颇丰。在以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通过对邪教存在的长期性的重点探讨和对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在误入邪教歧途的原因的思考，对如何在大学生中开展对邪教的预防机制进行探索，以保障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 邪教的始末
从宏观的中西方邪教存在的历史过程来看，在中国，“邪教”一词较多出现在元明清时期，指的是偏离正统的教派，有害于国家或政权统治的秘密宗教组织。关于邪教的起源，目前尚无较一致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的起源，远远在佛、道、儒等教创教和传入中国之前。[4]而早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开元三年（741年）和后周及元、明等朝代的官方文书中都出现过“邪道”、“左道”、“邪说左道”、“左道异端”或“事魔妖党”等词，[5]这些词虽然未被直呼为“邪教”，其中一部分因与统治者和正统宗教相左而被冠以所谓的“邪教”，但是，其中，我们也可以认为确实存在货真价实的邪教。到了清朝，被清王朝冠以“邪教”取缔的就有上百个教派。清代可谓邪教大行其道，清代黄育梗著有《破邪详辨》，书中它提出，凡以“邪经”“煽惑愚民，遂致聚众传徒”并“谋逆”的极端组织即为邪教，并且在书中列出了68种邪教经典的思想特点。从这些资料来看，邪教的存在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不管统治者如何取缔与打击，在历史的整个过程中，邪教总是在反复地出现。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反动邪教组织都被取缔了，在当时各种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后，邪教也随之被肃清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的宗教政策加之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的日趋开放，原来销声匿迹的邪教教派又死灰复燃，来势汹汹地开始活动。而这些教派实质上是我们所说的现代邪教。在西方，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古希腊就有一些教派，如狄俄倪索斯教、俄尔甫斯教、巴坎纳利亚教，就是早期的邪教组织。在古代的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18世纪末的俄罗斯，也存在一些邪教组织，这些早期的邪教组织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取缔。[6]他们的活动怪诞，行为恐怖荒淫，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使社会处于恐怖之中。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40年代的二战，之后70年代的经济危机等世界局势与社会环境的不安定因素以及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危机，为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可见西方的邪教发展得异常迅猛，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就从有“邪教王国”之称的美国来看：在美国现代化的历程中，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及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使邪教在其中滋长蔓延。在1820年至1860年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一股新的宗教热，邪教派也是其中的一股力量。在“西进运动”中，出现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欧雷达教。到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美国人在更加渴望和平的同时，也更加追求公民权利与个人价值，一场场社会变革为邪教领袖的出现创造了成熟的时机。到了70年代，邪教意识进一步扩大。这些邪教顺应年轻人对思想和意识的关注，以基督教、政治、心理为基础，并将此与意识形态融合起来。随着社会和经济气候的变化，一些邪教组织也随之而变。从80年代早期到中期，教派大量涌现，包括心理派、邪教、超自然派和繁荣派。[7]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邪教也开始了其全球蔓延的进程。至今，邪教依然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蔓延流窜，并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Page]
从微观的具体的邪教个体来看，其发生、发展、取缔也有着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中国，一贯道的起源，可以远溯到白莲教。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教首罗蔚群重振白莲教组织，[8]并由此发展为众多派系。后由王觉一、刘清虚等人的发展，一贯道经历了清、民国、抗战时期、国共十年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的发展，直至1950年对一贯道的罪行的控诉，开始对一贯道加以取缔。而会道门的历史过程来看，一般地说，会道门形成于明代中后期，在清朝得到活跃和发展，在北洋军阀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兴盛，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大分化，新中国建立后趋于衰亡。[9]再如，近些年来的呼喊派、主神教、法轮功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其实，一些邪教组织曾经被取缔过，但是只要一遇到适宜的时机又会趁机死灰复燃，变换方式出现在人们中间；有的邪教则以更猛烈的发展势头向全球蔓延，如从1999年我国对“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严厉打击后，其国外的发展形势比我国国内更兴盛。这也使得取缔邪教更加困难，需要一个国际性的长期合作共治机制。在西方社会，各种各样的邪教组织更是不计其数，一些邪教组织仍然在不断的演变与扩大。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的太阳神殿教，目前还有数千名信徒，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集中在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邪教之一。[10]撒旦教在北美和欧洲，有许多青少年接触过撒旦教的宣传品并受其影响，但由于该组织行动诡秘，对它的打击和处置有一定难度。[11]再如，韩国的统一教，目前，该教已发展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立了各种国际组织，积极介入各项社会活动，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创立了好几份报刊。[12]另外，像比较有名的人民圣殿教、上帝之子、科学神教、大卫教派等等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历程，但是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社会和人类足可以产生极大的破坏，虽然这些邪教组织已引起了政府及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对它们施以打击，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邪教组织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并且需要一定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净化这些不良影响和邪教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创伤。
三、邪教存在长期性原因探究
邪教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邪教的自身特质、“信教”群众、客观环境是其重要的三要素。
（一）邪教的自身特质：
1、教义来源
邪教存在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理论系统来吸引和迷惑群众。这个理论系统是邪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对其信徒实施思想控制的一个工具。而这个理论系统，称之为“教义”。通过对各类邪教教义的分析，不难发现它与传统宗教教义之间的一个联系。在传统宗教的理论学说中，有“大灾大难”、“末劫”、“世界末日”之类的宣教，视现实世界为丑恶、虚幻之世，以彼岸世界为人类最美、最终的归宿，希望死后灵魂升到天国。[13]传统宗教中这些部分恰好被邪教利用，邪教组织者们对各传统教义进行了歪曲的、片面的借用、曲解和篡改，使其符合大众心理需要，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从历史的发展观来看，传统宗教的存在有其自然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传统宗教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动荡和未知的世界现实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与反应，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成为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与制度，各传统宗教的经典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给邪教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思想源泉，那些植根于人们心中的传统宗教思想就很可能被邪教利用。邪教组织在发展信徒的过程中，也十分偏爱原来有信教基础的群众。所以，从传统宗教和教义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的影响来分析，邪教也就有其教义的思想来源；传统宗教为邪教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思想土壤及“素材”。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邪教对传统宗教的一个依赖性，除此之外，邪教教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抓住时代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迎合群众心理，使其教义具有明显的“与时具进”的特质。这使得邪教总能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生存。 [Page]
2、组织严密性及活动反复性
由于邪教自身的非法性，它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标，它的各种活动势必与统治者或者政府相左，不为政府所认可，以及它对社会的一种破坏性和它的不正当性，使其只能处于一种十分隐秘或者半隐秘的状态下进行活动。邪教为保障其生存和发展，其内部具有一个极其严密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其等级制度森严，一般来说，邪教内部的等级都是由教主或核心骨干亲自任命的，上、下级间界限、层次泾渭分明，在邪教组织内部各个层次都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即使在同一个层次，也有不同的分工和工作范围；在其内部关系上，通常采取纵向垂直领导，横向间是严格禁止发生关系的，这样使得邪教组织形成了一个以教主为核心完全听命于教主的内部结构。在这样一个严密封闭的组织内，内部的信徒也无法了解清楚彼此，对于外界人而言就更无从知晓了。[14]这样的一个内部组织形式，使得邪教内部形成了一个完全由教主及领导层控制的，其下比较分散的结构，这更有利于教主的领导和控制；而一般地方上的骨干和信众之间的不熟悉，就地方分支而言是更为安全和保密的措施。所以，从邪教的生存和发展的长远角度来讲，这样的组织结构是保障其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这种组织形式给反邪教工作带来了困难，就算破解了某些地方的邪教组织的分部，但很难牵连出其他地方的邪教组织的分部；就算清除了邪教组织的核心，但是地方上的残余势力仍然很难彻底剿清。正是因为邪教势力的残余的肃清存在一定的难度，且植根于人们思想当中的邪教思想的清除更是困难和需要一段时间的帮助才能使信徒从邪教当中走出来，所以邪教活动存在一定的反复性，一个邪教组织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被取缔了，但是其残余在适合的条件下则仍能死灰复燃，重兴其邪教势力。“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当初发表‘声明’脱离邪教的骨干成员，又以同样的方式‘声明’当初的‘声明’作废。”[15]这也是邪教长期存在的我们所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3、传播手段的多样性及广泛性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增多和便捷化，现代的邪教，其传播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通过口头的传播，更多的书籍、传单、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都被用于邪教的传播，尤其是随着电话、手机和电脑的的普及化，邪教可利用的传播媒介也更加的多样化，传播方式更加快捷而广泛。邪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综合利用多种传播媒介，多种手段并举，以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而在众多的传播手段中，互联网由于其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具有跨地域和跨国界的性质，同时互联网上的信息的共享性，加之互联网管理受到专业技术的限制，所以在互联网上打击邪教存在一定的困难。邪教的传播地域越来越国际化，目前邪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正因如此，邪教在互联网上的泛滥也引起了各方关注，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但是邪教组织也招揽人才对网络封堵进行突破。对于媒体对邪教组织的披露，他们则进行了“反宣传”的手法。“没有保密，就没有邪教，更谈不上其势力的膨胀。”邪教组织疯狂地利用网络进行传播也正是利用了网络信息传播的高效率、高影响和隐蔽性。而在邪教内部也流行使用“邪教秘密语”以便于秘密联络和传播。而在一些邪教中更是制定了严格的教规，其中有规定，如在传教时，不能住旅馆，只能讲普通话，不许带证件，在传本家、传本族、传外邦，不得显露神的名字。这些措施都极好地保护了邪教本身，扩大了其影响。
（二）信“教”群众：
1、传播者的顽强意志力
众所周知，某种思想或者某些行动，通过不断的重复，总能强化为某种习惯性思维和习惯性动作。邪教组织通过对一些信徒的强化培训，使其成为邪教的骨干分子，对邪教思想的巩固强化形成了他们顽强的意志力。对于反邪教工作来说，这部分人的思想转化也是存在很大困难的。“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信徒将邪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所具有的力量是极其恐怖的。邪教的发展必定受到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所以这就使得邪教组织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阻挠和困难”。但是邪教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发展其势力，最主要的是存在一部分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为实现邪教事业不顾一切的“传教士”存在。这部分人由于对邪教的高度信仰，对邪教事业的忠诚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对于邪教事业的热衷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才使得邪教能在社会当中的影响达到一个广度和深度。而这部分信徒的思想也是最为顽固的，正是如此，邪教组织的势力才屡禁不止。 [Page]
2、群众的鬼神思想观念及功利心理基础
不论是信仰佛教、道教，还是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不论是信仰宗教，还是没有信仰宗教的一部分人，由于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超出人类发现和探索的无法解释的事物的存在，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会信奉一些神秘的力量的存在，这些逐渐在人们心理和潜意识当中就形成了一种鬼神思想和观念。虽然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类也在逐步迈向文明，但是人们思想深处的迷信思想并没有消失在人类日益文明的脑海中。正如奥地利精神科医生维克脱•弗兰克尔所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具有求‘神’心，但是由于他们处于近代合理主义社会里，所以一般都顾忌把这种心情流于嘴上”。他把这种心情称为“藏于心底的上帝”，这是确实无疑的。[16]而在现实的社会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无法面对的挫折和无法达成的目标，这些需求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向“神灵”靠拢。历来，人类都希望能够延年益寿、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这些人之常情的功利性的追求也成为了邪教组织吸引群众的诱饵。由于群众中的这些鬼神思想和功利心理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传统的遗留和人类发展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愿望，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人们思想和心理上的特点，使其能适应人们需要而长期发展。而一些群众的鬼神思想特别重，且对正统宗教的认识不够，宗教的意识浅薄，特别容易受邪教迷惑。
3、潜在的信教性格倾向
西班牙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在其剖析邪教的权威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对潜在的信教倾向性格的素质因素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促成具有信教倾向素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源自一个人的经历中的不同方面，并将之归纳为六类：年龄，不谐和的家庭关系，性格变异，宗教——精神追求，融入社会的障碍和对无力抵御被人控制的性格脆弱因素的无知。[17]正是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些难以控制的性格上的弱点，使其让邪教有可乘之机。而其中一部分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又是极易受邪教影响的一部分人，他们尚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正处于迷茫的探索阶段，而这部分人又极具破旧出新的思想，希望走出传统，拥有自己新的价值体系和精神追求。在《邪教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形态及其长效预防机制研究报告》中，浙江省反邪教协会课题组对杭州6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对“大学生是否应该有自己的信仰”问题的结果是58.12%的大学生认为“必须有信仰”，23.32%认为“不一定需要”，16.77%的学生选择“说不清楚，看情况而定”，而1.79%的同学认为不需要信仰。[18]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年青人还是具有潜在的信教倾向的，加之一些人性格上的弱点，就极易被卷入邪教当中。通过对邪教的透视，邪教也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他们总是乐于利用潜在的信教性格倾向发展信徒，尤其是年青人。
（三）客观环境：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在分析邪教存在长期性这个问题时，外因是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条件。从邪教的分布来看，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都存在着邪教这种现象，在美国，我们认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却是邪教最多的国家，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论处于怎样的阶段都有产生邪教的可能性。其实，社会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不断发生变革变化的过程，这些发展变化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而社会中也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些变化发展出现不适应的现象。从中，有些人对于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反应则是投身邪教的怀抱来寻求一种安慰。这也是邪教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的因素之一。 [Page]
而具体地，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一、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社会的众多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破旧立新的环境，对传统的观念和文化的冲击，使得国民处于一种信仰迷茫的状态，国民在变革传统观念和信仰的同时，又在寻求新的精神追求。而各类邪教教主则以以“精神导师”的面目出来，这正吸引了一大批正在寻求精神家园的群众。二、中国的地域广阔，地区之间的发展又不平衡，虽然西部大开发、东北崛起在层层深入，但是依然有部分地区落后闭塞。三、中国浅薄的宗教意识环境。东方民族的宗教信仰总体上看是一个比较庞杂、多元的，在精神层面既有强调宽容和善的一面，又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在中国，不仅有儒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的存在，还有大量民间信仰的存在，可以普遍发现，群众可以自由进入各种宗教场所，参与不同宗教祭拜和礼仪活动，可以同时有好几种宗教信仰，可以随便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19]就这种状况而言，其实反应出的是群众的一个宗教意识的浅薄。正如以上所提到的三点目前中国的状况，这些并不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改善和改观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群众浅薄的宗教意识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不多加防范，就成为了邪教发生发展的基础。
四、邪教危害漫向高校
邪教存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邪教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个长期性。如果使邪教掌控青年学生一代，这必将使邪教问题的后续影响更加深远。对于邪教的危害，从众多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从中可以发现邪教的魔爪伸向高校的影子，它们的信徒不乏博士、硕士、大学生等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甚至一些教师、教授和高级专业人才都被邪教所俘虏。邪教暗无声息地影响着高校的日常工作和大学生的成长，并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在过去的历史中，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误入邪教歧途，断送自己的前程，甚至摧残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也为大众所熟知，如中央音乐学院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陈果因痴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造成终身残疾的严重后果；某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二学生朱某因痴迷法轮功，参加上访护法示威活动、参与制作、传播反动宣传品被劳动教养两年；上海某大学医学院一名在读三年级的男学生从教学楼高层窗口坠下，当场死亡；[20]赴英留学攻读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杨秋贵，通过互联网练习“法轮功”后置学业于不顾，后在一家宾馆跳楼身亡。[21]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是值得深思和探究的。基于一些专业学者近期对地方高校的在校学生调查和研究显示：当前地方高校学生对于邪教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感性层面，绝大多数的学生并不知道邪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不知道邪教的功能是什么；对于邪教宣传什么也不甚了解；对于邪教与宗教、法轮功与佛教的关系，更是存在着不少模糊的认识。[22]这正说明高校预防和抵制邪教侵袭的机制存在不足，这些让人震惊的事例的严重后果以及目前高校学生缺乏对邪教认识的现状，显示出了当前邪教对于高校的危害不容忽视，在高校中建立和完善反邪教的预防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基于以上对于邪教存在长期性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下，本文也旨在对高校的反邪教工作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五、对于高校反邪教工作的建议
邪教的长期存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人。而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是未来发展的希望与导向。由于处在这个由不成熟向成熟过度的阶段，他们是很容易受到影响，加之处于此发展阶段的一些特质，如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从众心理，缺乏社会经验，追求变革和寻求精神与价值。有许多加入邪教的青年，并非出于邪恶的目的，而是抱着一种求知求新的心态，或是怀着改变自我或改造社会的动机，甚至是被某些新奇的说教和生活方式所吸引，他们的“反叛性”使他们在对社会表示失望的同时，自己去寻找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23]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基于邪教存在的长期性考虑，高校的反邪教宣传和防范邪教的工作就更加有意义和价值。 [Page]
（一）针对邪教的自身特质。
虽然大学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但是大部分学生对于《圣经》等宗教经典和宗教文化只停留在一个表面的了解，并且大学生对于国外的文化等比较“洋式”的思想等都比较容易接受，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大学生是最为走在时尚前沿的新兴人类也制造了“哈韩哈日哈欧美”的潮流，对于一些外来的东西他们是最为容易和乐意接受的人群，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又追求人生价值和精神充实，在虚拟世界中，他们是在网络世界中的主流，也是容易受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信息的影响，正是大学生的这些特质成为了邪教的可乘之机。所以在高校的反邪教工作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宗教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开设一些有关宗教的课程，增加对宗教的了解，从而对邪教与宗教有更明晰的辨别。对于比较困难的防治邪教的网络传播，可以让大学生来参与管理，让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树立起反邪教的意识。
（二） 针对“信教”群众。
大学生普遍在外求学，远离家人，朋友对他们的大学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到了大学阶段，大学生的交友更讲求志同道合，更注重精神和价值观等方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大学生的信仰也是极其容易受到朋友的影响的。而邪教的信众最初也是以发展自己的亲朋好友开始“传教”的，所以在大学生中，开展反邪教工作，不仅仅要让大学生认识邪教本身，也要培养大学生的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客观地对待朋友的影响，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大学阶段，学生挣脱了升学的压力，开始有更广阔的空间，他们的目光从单一的成绩转向多方面，且表现出急功近利的一面，但是不成熟的性格与经验的缺乏，使他们难免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受挫，而这往往也被邪教所利用而开拓大学生这一市场。所以，大学生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要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遇到的困难，坚持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及时正确处理的情绪，警惕邪教的偷袭。
（三）针对客观环境。
大学生处于一个从学校生活向社会生活过度的阶段，他们逐渐开始对社会有所认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消极方面也容易刺激到尚未踏出校门的他们，并且可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而目前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和和发展的时期，社会的变化和他们本身的对社会的一个适应性对于大学生来说都是新的挑战。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观念的变化和西方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冲击，使一些大学生迷失了自我，产生了信仰危机。而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一些鬼神的思想和浅薄的宗教意识，及社会转型中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泛起，使一部分大学生卷入了邪教的洪流之中。所以，从大学生自身角度来讲，应该重视和培养自己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增强自身对邪教的防御意识和能力；从社会大环境来讲，则需要社会共同来营造文明的社会环境，并且重视对大学生成长的关注。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只有三者相互配合才能营造良好的高校氛围，以利于年轻一代的成长和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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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班牙 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2]郭安主编《当代世界邪教与反邪教》，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苏婧，《论邪教的社会分析》，《安徽文学》，2007年第8期。
[4]孔庆峒编著《透析邪教》，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5]默雷摘，《历史上禁断邪教的言论和法令摭拾》，载《法音》，1999年第9期第28页。
[6]孔庆峒编著《透析邪教》，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7]玛格丽特•泰勒•辛格，《邪教在我们中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Page]
[8]陈智敏、张翔麟主编《邪教真相（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9]陈智敏、张翔麟主编《邪教真相（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10]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11]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12]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13]孔庆峒编著《透析邪教》，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14]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0——112页。
[15]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
[16]﹝日﹞小田晋，《“现代宗教热”之谜》，工人出版社，1989，第55页。
[17]西班牙 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8]浙江省反邪教协会课题组编，《邪教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形态及其长效预防机制研究报告》，2005年10月。
[19]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20]《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邪教问题》，http://bwc.ccut.edu.cn/show.asp?id=616。
[21] 夏劲、周萍，《高校学生误入邪教歧途的心理因素分析与对策探讨》，《2002年中国反邪教协会年会论文集》，2002年，第121页。
[22] 张卫良，《当前地方高校学生对邪教认识及态度的调研报告》。
[23]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一、有关邪教概念及内涵界定、邪教危害和有关邪教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邪教的概念界定
随着邪教制造的各类惨案的暴露，人们对“邪教”一词已经十分熟悉，但是对于究竟什么是邪教则大多数人不甚明白。对于“邪教”这一概念，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也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可见 “邪教”这一的概念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难度。从中文和西文这两种语言的角度去理解“邪教”，其实两者是存在出入的：在中文中，“邪”是和“正”相对应的，所以从正的反义来理解，“邪教”就是指那些不正当的、不正常的，通过装神弄鬼，迷惑信徒，聚众结党，对社会和群众造成不良影响和危害的秘密组织；而英文中的sect, heresy及用的比较多的cult，这些词都用来表达“邪教”，但深究其内涵，其意义是不一致的，而与中文中的“邪教”也不完全对应；而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不同的宗教和民族，不同的阶级和政权，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从道德和法律等不同的角度去界定“邪教”的概念也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角度，有着不一样的“邪教观”。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西班牙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在其剖析邪教的权威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中提出，“‘邪教’指的主要不是‘带有破坏性质的教派’，而是‘带有破坏性质的教派活动’，亦即那些被社会公认即定性为“教派”的和那些没有而且无法确认为‘教派’的集群的总体表现。”在此基础上，他以建议的方式从人权标准的角度提出了“邪教”定义：“‘邪教’是指所有那些采取可能破坏（搅乱）或严重损伤其信徒的固有性格这样一种胁迫手段来招募徒众和传布教义的团体或集群，那些为了自己的存在而完全（或严重）破坏其信徒同原有的社会生存环境、乃至同其自身的感情联系及有效沟通的团体或集群，以及那些他们自己的运作机制破坏、践踏在一个法治国家里被视为不可侵犯的法定权利的团体或群体。”[1]关于这一定义，目前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在很多文献资料中也被引用与认可。
我们可以注意到，现代的邪教的一些明显的特征：总是披着宗教外衣；带有强烈的政治图谋；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传播的方式的现代化和传播区域的国际化。同时邪教在活动中也表现出它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的实质。这些特征及实质都表明现代邪教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宗教概念，它同时也演变为一个法律概念，一个涉及政治和国际关系的现代社会问题及国际现象，不论邪教如何利用传统宗教，我们对邪教都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能把邪教与宗教混为一谈。从最基本两者的信仰对象、教主的产生方式、立教的目的、理论学说、文化价值及对社会和群众的影响等各个方面和角度都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别，所以邪教不是宗教。对“邪教”概念的界定及对“邪教”与“宗教”的判定是十分重要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推进，邪教也在朝着国际化的趋势发展，而各国需要加强交流，若能对邪教的概念及判定有比较一致的认定，那么，对于开展国际性的反邪教工作是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二）邪教现状及危害
对于反邪教，开展国际合作，全球治理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于这一点各国已经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从国际范围来看，邪教如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波及了几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渗透到是世界各个角落，从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加拿大、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及一些欠发达或者是贫困落后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如乌干达、尼日利亚、圭亚那。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正面临着各种发展的变革，对邪教势力也防不胜防，在中国、印度等国家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邪教流窜的影子。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邪教信徒已经超过亿人，邪教组织也数以千计。其中，美国多达2500多个教派；欧洲也有1000多个邪教组织，仅英国就有500多个；前苏东和非洲地区因经济发展缓慢，更使邪教找到了滋生、活动与发展的肥沃土壤，其数量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增长。[2]而美国以其惊人之多的邪教数量，被称为了“邪教王国”。而在我国，邪教近年来也很猖獗，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在历史传统文化和复杂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部分人歪曲利用宗教信仰，“门徒会”、“呼喊派”、“被立王”、“灵灵教”、“观音法门”、“会道门”等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大肆发展，而从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来的打着气功、功法旗号的“法轮功”其邪教信众更是遍及全国20多个省，人数达到了210万之多，其实力甚至扩展到国外，成为呼风唤雨的跨国邪教组织。邪教活动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公害。邪教组织利用迷信邪说蛊惑、蒙骗他人，控制成员，而且使相当多的信徒为追求他们所谓的理想（成仙成佛、消灾避难、躲避世界末日、圆满等）狂热痴迷，使邪教徒倾家荡产、抛弃一切，六亲不认、孑然一身，亡命舍身、集体自杀——极大的损害了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自由权，使公民眼中有“教义”而无国法，严重干扰了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危害社会安定、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使人类生命安全遭受严重威胁，使人类社会财富招致巨大破坏，对人类公共伦理道德肆无忌惮地玷污践踏，刺痛了人们善良的心灵，激起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无比愤怒。[3]自1999年“法轮功”邪教的种种恶行披露以来，国人对邪教的危害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Page]
（三）邪教问题研究
在邪教问题兴起，日渐为人们所关注的同时，对于邪教问题的研究也日趋深入。对于全世界和全人类来讲，邪教问题无疑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而治理和解决邪教问题，首先且非常之重要的是必须对邪教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至今来讲，邪教问题的研究虽然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探讨和解决，但是，其取得的成果也是丰富而发人深省的。从国外的研究成果来看，有被公认为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西班牙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及其剖析邪教的权威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美国学者玛格丽特•泰勒•辛格的著作《邪教在我们中间》、德国学者库尔特-赫尔穆特•埃穆特的著作《反邪教手册》等等，这些著作对什么是邪教、邪教的本质、危害及反邪教的对策等邪教问题做了多方面的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国外对现代邪教的研究也是先于我们的，目前，一些著作也已经翻译成中文版本，这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的邪教问题是有一定借鉴作用的。而1999年“4•25”“法轮功”在北京中南海制造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的邪教问题也从此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和焦点。此后，不论是对“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个案研究，还是对邪教的概念界定、揭露邪教的危害、邪教的聚合机制及反邪教的有效对策等各方面都有了一些宏观和微观的研究，一些学者也完成了一些国家项目，地方上也成立了反邪教协会对邪教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从而加深了对邪教问题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成果也得以出版，如罗伟虹著的《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和主编的《世纪末逆流》，陈智敏、张翔麟主编的《邪教真相（上）（下）》，吴东升的《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孔庆峒编著的《透析邪教》，郭安主编的《邪教与反邪教》，余瑾主编的《科学之剑——反邪教青年读本》，还有很多的著作和论文集的出版，真可谓成果颇丰。在以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通过对邪教存在的长期性的重点探讨和对大学生这一社会群体在误入邪教歧途的原因的思考，对如何在大学生中开展对邪教的预防机制进行探索，以保障大学生的健康成长。
二、 邪教的始末
从宏观的中西方邪教存在的历史过程来看，在中国，“邪教”一词较多出现在元明清时期，指的是偏离正统的教派，有害于国家或政权统治的秘密宗教组织。关于邪教的起源，目前尚无较一致的认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它的起源，远远在佛、道、儒等教创教和传入中国之前。[4]而早在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开元三年（741年）和后周及元、明等朝代的官方文书中都出现过“邪道”、“左道”、“邪说左道”、“左道异端”或“事魔妖党”等词，[5]这些词虽然未被直呼为“邪教”，其中一部分因与统治者和正统宗教相左而被冠以所谓的“邪教”，但是，其中，我们也可以认为确实存在货真价实的邪教。到了清朝，被清王朝冠以“邪教”取缔的就有上百个教派。清代可谓邪教大行其道，清代黄育梗著有《破邪详辨》，书中它提出，凡以“邪经”“煽惑愚民，遂致聚众传徒”并“谋逆”的极端组织即为邪教，并且在书中列出了68种邪教经典的思想特点。从这些资料来看，邪教的存在具有相当长的历史，而不管统治者如何取缔与打击，在历史的整个过程中，邪教总是在反复地出现。而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所有的反动邪教组织都被取缔了，在当时各种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后，邪教也随之被肃清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的宗教政策加之改革开放后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的日趋开放，原来销声匿迹的邪教教派又死灰复燃，来势汹汹地开始活动。而这些教派实质上是我们所说的现代邪教。在西方，早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古希腊就有一些教派，如狄俄倪索斯教、俄尔甫斯教、巴坎纳利亚教，就是早期的邪教组织。在古代的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一带，在18世纪末的俄罗斯，也存在一些邪教组织，这些早期的邪教组织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取缔。[6]他们的活动怪诞，行为恐怖荒淫，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使社会处于恐怖之中。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40年代的二战，之后70年代的经济危机等世界局势与社会环境的不安定因素以及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危机，为邪教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可见西方的邪教发展得异常迅猛，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就从有“邪教王国”之称的美国来看：在美国现代化的历程中，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及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使邪教在其中滋长蔓延。在1820年至1860年这一时期，美国出现了一股新的宗教热，邪教派也是其中的一股力量。在“西进运动”中，出现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欧雷达教。到二十世纪，“新兴宗教”出现了两次发展高潮。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美国人在更加渴望和平的同时，也更加追求公民权利与个人价值，一场场社会变革为邪教领袖的出现创造了成熟的时机。到了70年代，邪教意识进一步扩大。这些邪教顺应年轻人对思想和意识的关注，以基督教、政治、心理为基础，并将此与意识形态融合起来。随着社会和经济气候的变化，一些邪教组织也随之而变。从80年代早期到中期，教派大量涌现，包括心理派、邪教、超自然派和繁荣派。[7]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邪教也开始了其全球蔓延的进程。至今，邪教依然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蔓延流窜，并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Page]
从微观的具体的邪教个体来看，其发生、发展、取缔也有着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在中国，一贯道的起源，可以远溯到白莲教。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教首罗蔚群重振白莲教组织，[8]并由此发展为众多派系。后由王觉一、刘清虚等人的发展，一贯道经历了清、民国、抗战时期、国共十年内战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的发展，直至1950年对一贯道的罪行的控诉，开始对一贯道加以取缔。而会道门的历史过程来看，一般地说，会道门形成于明代中后期，在清朝得到活跃和发展，在北洋军阀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兴盛，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大分化，新中国建立后趋于衰亡。[9]再如，近些年来的呼喊派、主神教、法轮功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其实，一些邪教组织曾经被取缔过，但是只要一遇到适宜的时机又会趁机死灰复燃，变换方式出现在人们中间；有的邪教则以更猛烈的发展势头向全球蔓延，如从1999年我国对“法轮功”邪教组织进行严厉打击后，其国外的发展形势比我国国内更兴盛。这也使得取缔邪教更加困难，需要一个国际性的长期合作共治机制。在西方社会，各种各样的邪教组织更是不计其数，一些邪教组织仍然在不断的演变与扩大。20世纪80年代初创立的太阳神殿教，目前还有数千名信徒，在世界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尤其集中在欧洲的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成为欧洲地区最大的邪教之一。[10]撒旦教在北美和欧洲，有许多青少年接触过撒旦教的宣传品并受其影响，但由于该组织行动诡秘，对它的打击和处置有一定难度。[11]再如，韩国的统一教，目前，该教已发展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立了各种国际组织，积极介入各项社会活动，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创立了好几份报刊。[12]另外，像比较有名的人民圣殿教、上帝之子、科学神教、大卫教派等等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历程，但是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对社会和人类足可以产生极大的破坏，虽然这些邪教组织已引起了政府及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对它们施以打击，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些邪教组织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并且需要一定的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净化这些不良影响和邪教给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创伤。
三、邪教存在长期性原因探究
邪教之所以能长期存在，邪教的自身特质、“信教”群众、客观环境是其重要的三要素。
（一）邪教的自身特质：
1、教义来源
邪教存在需要有自己的一个理论系统来吸引和迷惑群众。这个理论系统是邪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对其信徒实施思想控制的一个工具。而这个理论系统，称之为“教义”。通过对各类邪教教义的分析，不难发现它与传统宗教教义之间的一个联系。在传统宗教的理论学说中，有“大灾大难”、“末劫”、“世界末日”之类的宣教，视现实世界为丑恶、虚幻之世，以彼岸世界为人类最美、最终的归宿，希望死后灵魂升到天国。[13]传统宗教中这些部分恰好被邪教利用，邪教组织者们对各传统教义进行了歪曲的、片面的借用、曲解和篡改，使其符合大众心理需要，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蒙蔽了一部分群众。从历史的发展观来看，传统宗教的存在有其自然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传统宗教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动荡和未知的世界现实在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与反应，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成为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文化。在宗教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与制度，各传统宗教的经典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也从一定程度上给邪教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思想源泉，那些植根于人们心中的传统宗教思想就很可能被邪教利用。邪教组织在发展信徒的过程中，也十分偏爱原来有信教基础的群众。所以，从传统宗教和教义的历史过程和现实的影响来分析，邪教也就有其教义的思想来源；传统宗教为邪教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思想土壤及“素材”。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邪教对传统宗教的一个依赖性，除此之外，邪教教义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抓住时代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迎合群众心理，使其教义具有明显的“与时具进”的特质。这使得邪教总能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生存。 [Page]
2、组织严密性及活动反复性
由于邪教自身的非法性，它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目标，它的各种活动势必与统治者或者政府相左，不为政府所认可，以及它对社会的一种破坏性和它的不正当性，使其只能处于一种十分隐秘或者半隐秘的状态下进行活动。邪教为保障其生存和发展，其内部具有一个极其严密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其等级制度森严，一般来说，邪教内部的等级都是由教主或核心骨干亲自任命的，上、下级间界限、层次泾渭分明，在邪教组织内部各个层次都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即使在同一个层次，也有不同的分工和工作范围；在其内部关系上，通常采取纵向垂直领导，横向间是严格禁止发生关系的，这样使得邪教组织形成了一个以教主为核心完全听命于教主的内部结构。在这样一个严密封闭的组织内，内部的信徒也无法了解清楚彼此，对于外界人而言就更无从知晓了。[14]这样的一个内部组织形式，使得邪教内部形成了一个完全由教主及领导层控制的，其下比较分散的结构，这更有利于教主的领导和控制；而一般地方上的骨干和信众之间的不熟悉，就地方分支而言是更为安全和保密的措施。所以，从邪教的生存和发展的长远角度来讲，这样的组织结构是保障其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这种组织形式给反邪教工作带来了困难，就算破解了某些地方的邪教组织的分部，但很难牵连出其他地方的邪教组织的分部；就算清除了邪教组织的核心，但是地方上的残余势力仍然很难彻底剿清。正是因为邪教势力的残余的肃清存在一定的难度，且植根于人们思想当中的邪教思想的清除更是困难和需要一段时间的帮助才能使信徒从邪教当中走出来，所以邪教活动存在一定的反复性，一个邪教组织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被取缔了，但是其残余在适合的条件下则仍能死灰复燃，重兴其邪教势力。“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当初发表‘声明’脱离邪教的骨干成员，又以同样的方式‘声明’当初的‘声明’作废。”[15]这也是邪教长期存在的我们所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3、传播手段的多样性及广泛性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传播媒介的增多和便捷化，现代的邪教，其传播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通过口头的传播，更多的书籍、传单、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都被用于邪教的传播，尤其是随着电话、手机和电脑的的普及化，邪教可利用的传播媒介也更加的多样化，传播方式更加快捷而广泛。邪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综合利用多种传播媒介，多种手段并举，以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而在众多的传播手段中，互联网由于其是一个全球性的媒介，它具有跨地域和跨国界的性质，同时互联网上的信息的共享性，加之互联网管理受到专业技术的限制，所以在互联网上打击邪教存在一定的困难。邪教的传播地域越来越国际化，目前邪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正因如此，邪教在互联网上的泛滥也引起了各方关注，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但是邪教组织也招揽人才对网络封堵进行突破。对于媒体对邪教组织的披露，他们则进行了“反宣传”的手法。“没有保密，就没有邪教，更谈不上其势力的膨胀。”邪教组织疯狂地利用网络进行传播也正是利用了网络信息传播的高效率、高影响和隐蔽性。而在邪教内部也流行使用“邪教秘密语”以便于秘密联络和传播。而在一些邪教中更是制定了严格的教规，其中有规定，如在传教时，不能住旅馆，只能讲普通话，不许带证件，在传本家、传本族、传外邦，不得显露神的名字。这些措施都极好地保护了邪教本身，扩大了其影响。
（二）信“教”群众：
1、传播者的顽强意志力
众所周知，某种思想或者某些行动，通过不断的重复，总能强化为某种习惯性思维和习惯性动作。邪教组织通过对一些信徒的强化培训，使其成为邪教的骨干分子，对邪教思想的巩固强化形成了他们顽强的意志力。对于反邪教工作来说，这部分人的思想转化也是存在很大困难的。“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当信徒将邪教作为自己的信仰所具有的力量是极其恐怖的。邪教的发展必定受到政府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所以这就使得邪教组织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遇到各种“阻挠和困难”。但是邪教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发展其势力，最主要的是存在一部分受过专业训练，具有为实现邪教事业不顾一切的“传教士”存在。这部分人由于对邪教的高度信仰，对邪教事业的忠诚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对于邪教事业的热衷与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才使得邪教能在社会当中的影响达到一个广度和深度。而这部分信徒的思想也是最为顽固的，正是如此，邪教组织的势力才屡禁不止。 [Page]
2、群众的鬼神思想观念及功利心理基础
不论是信仰佛教、道教，还是信仰伊斯兰教、基督教；不论是信仰宗教，还是没有信仰宗教的一部分人，由于这个世界上总有很多超出人类发现和探索的无法解释的事物的存在，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会信奉一些神秘的力量的存在，这些逐渐在人们心理和潜意识当中就形成了一种鬼神思想和观念。虽然我们的社会在不断进步，人类也在逐步迈向文明，但是人们思想深处的迷信思想并没有消失在人类日益文明的脑海中。正如奥地利精神科医生维克脱•弗兰克尔所说，“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都具有求‘神’心，但是由于他们处于近代合理主义社会里，所以一般都顾忌把这种心情流于嘴上”。他把这种心情称为“藏于心底的上帝”，这是确实无疑的。[16]而在现实的社会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无法面对的挫折和无法达成的目标，这些需求使人们自然而然地向“神灵”靠拢。历来，人类都希望能够延年益寿、身体健康、幸福美满，这些人之常情的功利性的追求也成为了邪教组织吸引群众的诱饵。由于群众中的这些鬼神思想和功利心理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些传统的遗留和人类发展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愿望，邪教组织正是利用了人们思想和心理上的特点，使其能适应人们需要而长期发展。而一些群众的鬼神思想特别重，且对正统宗教的认识不够，宗教的意识浅薄，特别容易受邪教迷惑。
3、潜在的信教性格倾向
西班牙邪教问题研究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在其剖析邪教的权威著作《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对潜在的信教倾向性格的素质因素进行了解读，他认为促成具有信教倾向素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源自一个人的经历中的不同方面，并将之归纳为六类：年龄，不谐和的家庭关系，性格变异，宗教——精神追求，融入社会的障碍和对无力抵御被人控制的性格脆弱因素的无知。[17]正是因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一些难以控制的性格上的弱点，使其让邪教有可乘之机。而其中一部分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又是极易受邪教影响的一部分人，他们尚未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正处于迷茫的探索阶段，而这部分人又极具破旧出新的思想，希望走出传统，拥有自己新的价值体系和精神追求。在《邪教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形态及其长效预防机制研究报告》中，浙江省反邪教协会课题组对杭州6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对“大学生是否应该有自己的信仰”问题的结果是58.12%的大学生认为“必须有信仰”，23.32%认为“不一定需要”，16.77%的学生选择“说不清楚，看情况而定”，而1.79%的同学认为不需要信仰。[18]从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年青人还是具有潜在的信教倾向的，加之一些人性格上的弱点，就极易被卷入邪教当中。通过对邪教的透视，邪教也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他们总是乐于利用潜在的信教性格倾向发展信徒，尤其是年青人。
（三）客观环境：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内因）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部矛盾（即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在分析邪教存在长期性这个问题时，外因是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条件。从邪教的分布来看，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都存在着邪教这种现象，在美国，我们认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却是邪教最多的国家，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论处于怎样的阶段都有产生邪教的可能性。其实，社会经历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不断发生变革变化的过程，这些发展变化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而社会中也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些变化发展出现不适应的现象。从中，有些人对于无法适应社会变化的反应则是投身邪教的怀抱来寻求一种安慰。这也是邪教之所以能长期存在的因素之一。 [Page]
而具体地，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一、中国处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社会的众多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破旧立新的环境，对传统的观念和文化的冲击，使得国民处于一种信仰迷茫的状态，国民在变革传统观念和信仰的同时，又在寻求新的精神追求。而各类邪教教主则以以“精神导师”的面目出来，这正吸引了一大批正在寻求精神家园的群众。二、中国的地域广阔，地区之间的发展又不平衡，虽然西部大开发、东北崛起在层层深入，但是依然有部分地区落后闭塞。三、中国浅薄的宗教意识环境。东方民族的宗教信仰总体上看是一个比较庞杂、多元的，在精神层面既有强调宽容和善的一面，又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在中国，不仅有儒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的存在，还有大量民间信仰的存在，可以普遍发现，群众可以自由进入各种宗教场所，参与不同宗教祭拜和礼仪活动，可以同时有好几种宗教信仰，可以随便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19]就这种状况而言，其实反应出的是群众的一个宗教意识的浅薄。正如以上所提到的三点目前中国的状况，这些并不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改善和改观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群众浅薄的宗教意识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如果不多加防范，就成为了邪教发生发展的基础。
四、邪教危害漫向高校
邪教存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邪教的影响也存在着一个长期性。如果使邪教掌控青年学生一代，这必将使邪教问题的后续影响更加深远。对于邪教的危害，从众多的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大多数人都已经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从中可以发现邪教的魔爪伸向高校的影子，它们的信徒不乏博士、硕士、大学生等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甚至一些教师、教授和高级专业人才都被邪教所俘虏。邪教暗无声息地影响着高校的日常工作和大学生的成长，并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在过去的历史中，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误入邪教歧途，断送自己的前程，甚至摧残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也为大众所熟知，如中央音乐学院品学兼优的在校大学生陈果因痴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自焚，造成终身残疾的严重后果；某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二学生朱某因痴迷法轮功，参加上访护法示威活动、参与制作、传播反动宣传品被劳动教养两年；上海某大学医学院一名在读三年级的男学生从教学楼高层窗口坠下，当场死亡；[20]赴英留学攻读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杨秋贵，通过互联网练习“法轮功”后置学业于不顾，后在一家宾馆跳楼身亡。[21]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也是值得深思和探究的。基于一些专业学者近期对地方高校的在校学生调查和研究显示：当前地方高校学生对于邪教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感性层面，绝大多数的学生并不知道邪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不知道邪教的功能是什么；对于邪教宣传什么也不甚了解；对于邪教与宗教、法轮功与佛教的关系，更是存在着不少模糊的认识。[22]这正说明高校预防和抵制邪教侵袭的机制存在不足，这些让人震惊的事例的严重后果以及目前高校学生缺乏对邪教认识的现状，显示出了当前邪教对于高校的危害不容忽视，在高校中建立和完善反邪教的预防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基于以上对于邪教存在长期性问题的分析和探讨下，本文也旨在对高校的反邪教工作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五、对于高校反邪教工作的建议
邪教的长期存在，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人。而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是未来发展的希望与导向。由于处在这个由不成熟向成熟过度的阶段，他们是很容易受到影响，加之处于此发展阶段的一些特质，如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从众心理，缺乏社会经验，追求变革和寻求精神与价值。有许多加入邪教的青年，并非出于邪恶的目的，而是抱着一种求知求新的心态，或是怀着改变自我或改造社会的动机，甚至是被某些新奇的说教和生活方式所吸引，他们的“反叛性”使他们在对社会表示失望的同时，自己去寻找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23]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基于邪教存在的长期性考虑，高校的反邪教宣传和防范邪教的工作就更加有意义和价值。 [Page]
（一）针对邪教的自身特质。
虽然大学生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但是大部分学生对于《圣经》等宗教经典和宗教文化只停留在一个表面的了解，并且大学生对于国外的文化等比较“洋式”的思想等都比较容易接受，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大学生是最为走在时尚前沿的新兴人类也制造了“哈韩哈日哈欧美”的潮流，对于一些外来的东西他们是最为容易和乐意接受的人群，他们具有独立的思想，又追求人生价值和精神充实，在虚拟世界中，他们是在网络世界中的主流，也是容易受网络上流传的各种信息的影响，正是大学生的这些特质成为了邪教的可乘之机。所以在高校的反邪教工作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和科学精神，对宗教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开设一些有关宗教的课程，增加对宗教的了解，从而对邪教与宗教有更明晰的辨别。对于比较困难的防治邪教的网络传播，可以让大学生来参与管理，让大学生积极主动地树立起反邪教的意识。
（二） 针对“信教”群众。
大学生普遍在外求学，远离家人，朋友对他们的大学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到了大学阶段，大学生的交友更讲求志同道合，更注重精神和价值观等方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大学生的信仰也是极其容易受到朋友的影响的。而邪教的信众最初也是以发展自己的亲朋好友开始“传教”的，所以在大学生中，开展反邪教工作，不仅仅要让大学生认识邪教本身，也要培养大学生的独立的思维和见解，客观地对待朋友的影响，不盲从，不随波逐流。大学阶段，学生挣脱了升学的压力，开始有更广阔的空间，他们的目光从单一的成绩转向多方面，且表现出急功近利的一面，但是不成熟的性格与经验的缺乏，使他们难免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受挫，而这往往也被邪教所利用而开拓大学生这一市场。所以，大学生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要客观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遇到的困难，坚持自己的追求和价值，坚定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及时正确处理的情绪，警惕邪教的偷袭。
（三）针对客观环境。
大学生处于一个从学校生活向社会生活过度的阶段，他们逐渐开始对社会有所认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消极方面也容易刺激到尚未踏出校门的他们，并且可能使他们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而目前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和和发展的时期，社会的变化和他们本身的对社会的一个适应性对于大学生来说都是新的挑战。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观念的变化和西方文化思想与价值观念的冲击，使一些大学生迷失了自我，产生了信仰危机。而中国传统家庭中的一些鬼神的思想和浅薄的宗教意识，及社会转型中一些封建迷信思想的泛起，使一部分大学生卷入了邪教的洪流之中。所以，从大学生自身角度来讲，应该重视和培养自己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增强自身对邪教的防御意识和能力；从社会大环境来讲，则需要社会共同来营造文明的社会环境，并且重视对大学生成长的关注。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不仅仅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只有三者相互配合才能营造良好的高校氛围，以利于年轻一代的成长和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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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班牙 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
[2]郭安主编《当代世界邪教与反邪教》，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3]苏婧，《论邪教的社会分析》，《安徽文学》，2007年第8期。
[4]孔庆峒编著《透析邪教》，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5]默雷摘，《历史上禁断邪教的言论和法令摭拾》，载《法音》，1999年第9期第28页。
[6]孔庆峒编著《透析邪教》，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7]玛格丽特•泰勒•辛格，《邪教在我们中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Page]
[8]陈智敏、张翔麟主编《邪教真相（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25页。
[9]陈智敏、张翔麟主编《邪教真相（下）》，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10]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26页。
[11]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27页。
[12]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13]孔庆峒编著《透析邪教》，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14]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10——112页。
[15]吴东升，《邪教的秘密——当代中国邪教聚合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74页。
[16]﹝日﹞小田晋，《“现代宗教热”之谜》，工人出版社，1989，第55页。
[17]西班牙 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邪教的本质、防范及处理》，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5页。
[18]浙江省反邪教协会课题组编，《邪教在大学生中的影响形态及其长效预防机制研究报告》，2005年10月。
[19]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20]《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邪教问题》，http://bwc.ccut.edu.cn/show.asp?id=616。
[21] 夏劲、周萍，《高校学生误入邪教歧途的心理因素分析与对策探讨》，《2002年中国反邪教协会年会论文集》，2002年，第121页。
[22] 张卫良，《当前地方高校学生对邪教认识及态度的调研报告》。
[23]罗伟虹，《世界邪教与反邪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