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扬：亲历刘仁芳抛尸案
我叫钟扬，深圳人，我是1996年开始习练法轮功的，为了所谓的“圆满”做了很多糊涂事，其中2001年所亲身经历的刘仁芳抛尸案，使我至今于心不忍。
2000年12月，受李洪志和明慧网唆使“真相大显”，大批学员进京“护法”，等待“圆满”。2001年2月份左右，我和功友们在北京与全国各地学员进行交流。我听功友赵桂凤说某人（后来才知是刘仁芳）因上京“护法”病死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一租住的民房里。同屋的几十位功友因忙着到天安门“护法”，等待“圆满”，尸体没来得及处理。屋里堆放了许多大法的资料、书籍以及学员的身份证，而且房租快到期了。大家都很着急，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我们想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肯定会给大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可在当时处理这件事确实有一定难度。那位病逝的功友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无从得知，所以把尸体运送回家的想法实现不了；如果就让尸体留在房内，但房间里又堆满了法轮功的书籍和学员的身份证，怎么办？当时，这件事也只有很少的法轮功骨干学员知道，学员们对所谓的大法是负“责任”的，所以修口都修得比较好。这也是李洪志“不乱传小道消息”教育的结果。为了维护所谓的大法，把这件事处理妥当，赵桂凤决定请示在美国的法轮功总部。
赵桂凤让周根正找法轮功总部负责国内联系的人（是李洪志身边的一位弟子）联系，让他征求李洪志的意见，希望法力无边的“师父”能帮帮被此事困扰的弟子。在周根正联系未果的情况下，我给赵桂凤提供了两个海外功友的电话，其中一个是在美国的法轮功骨干张宇。在我的住处由周根正用手提电脑跟海外学员联系，联系上以后，赵桂凤向对方叙述了情况，并由对方当场录下了声音，说会很快与李洪志联系，让李洪志听电话录音，并记下我的手机号码，让我打开手机。大约一小时左右，我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李洪志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没有办法，而且不该麻烦“师父”。接着他说有个人要跟赵桂凤交流一下，我就把手机给了赵桂凤，说的什么我也无从得知。事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是在后来才知道，由于怕给所谓的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刘仁芳的尸体被法轮功学员抛尸河底。当时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一刻的晴天霹雳也使我的灵魂受到强烈震撼，我也曾在那一刻进行过痛苦的反思。遗憾的是，当时的震撼并没有震醒我久已沉迷的心窍，我依然没能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而认为是法轮功学员做错了。
其实，当时赵桂凤出此下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房租快到期了，屋内堆放着大法资料，死者的情况又打听不到。说句真话，这种事都能处理好，除非有神助。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起了大慈大悲、无所不能的“师父”，但“师父”一口回绝了我们，还嫌我们打扰了他老人家，孤独无援的我们多么希望伟大的“师父”能帮我们，哪怕是一句勉励之语。弟子遇到问题，不找自己的“师父”去说，还能找谁去说呢？找警察去说，当然容易解决，但李洪志是绝对不答应的，做“师父”的把学员的神通给锁住了，神通那么大的“师父”又吝啬自己的“神通”，弟子只好选择这条路。维护所谓大法是法轮功学员责无旁贷的。那作为“师父”眼看着弟子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难道为师的就没有责任了吗？
而今我依然能记起赵桂凤坚定的话语：我们在“护法”，相信“师父”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她坚定的眼神似在我记忆中闪烁，构成了我生命中关于法轮功痛苦回忆的一部分。为了维护所谓大法，法轮功完全可以违背人性的法则，一个个原本善良的人，理性的人，在李洪志的真善忍的指导思想下，变得如此的极端、如此的疯狂！那些至今仍然痴迷其中的兄弟姐妹们啊，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后悔终生。
2000年12月，受李洪志和明慧网唆使“真相大显”，大批学员进京“护法”，等待“圆满”。2001年2月份左右，我和功友们在北京与全国各地学员进行交流。我听功友赵桂凤说某人（后来才知是刘仁芳）因上京“护法”病死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一租住的民房里。同屋的几十位功友因忙着到天安门“护法”，等待“圆满”，尸体没来得及处理。屋里堆放了许多大法的资料、书籍以及学员的身份证，而且房租快到期了。大家都很着急，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我们想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肯定会给大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可在当时处理这件事确实有一定难度。那位病逝的功友姓甚名谁，家住哪里，无从得知，所以把尸体运送回家的想法实现不了；如果就让尸体留在房内，但房间里又堆满了法轮功的书籍和学员的身份证，怎么办？当时，这件事也只有很少的法轮功骨干学员知道，学员们对所谓的大法是负“责任”的，所以修口都修得比较好。这也是李洪志“不乱传小道消息”教育的结果。为了维护所谓的大法，把这件事处理妥当，赵桂凤决定请示在美国的法轮功总部。
赵桂凤让周根正找法轮功总部负责国内联系的人（是李洪志身边的一位弟子）联系，让他征求李洪志的意见，希望法力无边的“师父”能帮帮被此事困扰的弟子。在周根正联系未果的情况下，我给赵桂凤提供了两个海外功友的电话，其中一个是在美国的法轮功骨干张宇。在我的住处由周根正用手提电脑跟海外学员联系，联系上以后，赵桂凤向对方叙述了情况，并由对方当场录下了声音，说会很快与李洪志联系，让李洪志听电话录音，并记下我的手机号码，让我打开手机。大约一小时左右，我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李洪志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没有办法，而且不该麻烦“师父”。接着他说有个人要跟赵桂凤交流一下，我就把手机给了赵桂凤，说的什么我也无从得知。事后我们就分手了。
我是在后来才知道，由于怕给所谓的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刘仁芳的尸体被法轮功学员抛尸河底。当时我一听，眼泪就掉下来了，那一刻的晴天霹雳也使我的灵魂受到强烈震撼，我也曾在那一刻进行过痛苦的反思。遗憾的是，当时的震撼并没有震醒我久已沉迷的心窍，我依然没能认清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而认为是法轮功学员做错了。
其实，当时赵桂凤出此下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房租快到期了，屋内堆放着大法资料，死者的情况又打听不到。说句真话，这种事都能处理好，除非有神助。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起了大慈大悲、无所不能的“师父”，但“师父”一口回绝了我们，还嫌我们打扰了他老人家，孤独无援的我们多么希望伟大的“师父”能帮我们，哪怕是一句勉励之语。弟子遇到问题，不找自己的“师父”去说，还能找谁去说呢？找警察去说，当然容易解决，但李洪志是绝对不答应的，做“师父”的把学员的神通给锁住了，神通那么大的“师父”又吝啬自己的“神通”，弟子只好选择这条路。维护所谓大法是法轮功学员责无旁贷的。那作为“师父”眼看着弟子遇到难题解决不了，难道为师的就没有责任了吗？
而今我依然能记起赵桂凤坚定的话语：我们在“护法”，相信“师父”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她坚定的眼神似在我记忆中闪烁，构成了我生命中关于法轮功痛苦回忆的一部分。为了维护所谓大法，法轮功完全可以违背人性的法则，一个个原本善良的人，理性的人，在李洪志的真善忍的指导思想下，变得如此的极端、如此的疯狂！那些至今仍然痴迷其中的兄弟姐妹们啊，不要再执迷不悟，否则后悔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