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与反邪教工作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部署，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依靠新型农民，而提高人的素质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内容，只有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促进社会风气不断改善和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可以说，精神文明建设既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和条件。然而，在当前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尚有一些阻碍因素存在，如农民文化水平低，农村文化活动少，教育投入不足，部分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等。其中，邪教组织在农村的存在和破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将直接关系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

    一、邪教组织在农村的危害

    对于“邪教”的界定，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一般认为，邪教是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威胁和破坏，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性质的犯罪组织。1999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我国的邪教组织界定为：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凸现，诸多矛盾激化，邪教组织如门徒会等在农村加大了传播和渗透，利用部分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城乡差异较大等矛盾，不断对社会进行危害，极大地阻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邪教以其迷信邪说蛊惑、蒙骗农民，使之丧失社会主义信念，落入迷信、痛苦的深渊，对农村和农民造成许多危害。

   （一）对农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害

    邪教对部分农民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和伤害，有些地方的部分农民谈教色变。首先，使部分农民有病不就医，受到疾病危害。许多邪教号令信徒生病不要去医院，认为生病是“上帝”或“神”对其躯体的考验，生病时只有依靠祈祷“神”的原谅和庇护，身体才能康复。同时，我国农村医疗保障水平较低，许多农民无力支付医疗费用。因此，在封建愚昧迷信思想的影响下，文化水平较低的部分农民就容易受到邪教蛊惑，对邪教所鼓吹的说法产生认同，有病不去医院，在家进行祷告、祈福，幻想通过建立强大的“精神支柱”来支撑病体，以身体自身的免疫能力去抵抗病痛。这样，少数身体抵抗能力较强的人可能会慢慢好起来，而更多的身体抵抗能力较差的人则病入膏肓，等到悔悟为时已晚。而邪教不仅不为此感到内疚，反而大肆宣扬那些极个别身体康复的人“神”的庇护，而尽量隐瞒耽误大多数患者及时就医造成病情严重恶化的事实，以欺骗麻痹广大农民群众。邪教的歪理邪说促使了农民有病不就医，严重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其次，当有些农民认识到邪教危害性，打算脱离邪教时，邪教组织就会以各种骇人听闻的方式恐吓、威胁、伤害、打击报复那些准备“叛教”的信徒。这些信徒中，原本多数是淳朴善良的农民，由于文化水平低，误入邪教，当想要脱离的时候，则被邪教组织施以严刑，受到不同程度的躯体伤害。另外，不同的教派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教徒的斗争，许多邪教信徒，成为了教派之争的牺牲品。

   （二）对农民精神上的危害

    邪教所鼓吹的歪理邪说对农民精神上损害也非常大。首先，许多邪教组织鼓吹要向往“新世界”，“旧世界”即将消亡，在“旧世界”中做的再多再好，当“新世界”到来时也终将一无所有。加之城乡差距扩大，社会问题增多，许多信教农民就失去了上进心，思想退化，认为“旧世界”的生活勉强维持就可以了，进行艰苦奋斗也是白费工夫，以前奋斗太累了，应该歇歇了，从而失去了理想和信念。其次，邪教组织一般宣称“人死不灭论”，通过超越生死来蛊惑麻痹农民的思想，使本就受封建思想残余影响较大的农民更坚信一些迷信邪说，对现世生活产生消极态度。邪教组织对农民精神上的危害是为了达到其控制信徒的目的，通过恐吓、威胁、利诱，将农民绑缚在其组织核心精神之上，使信徒在思想上追求虚幻，在心理上产生恐惧和依赖，从而利用教徒达到其获得政治和物质利益的目的。

   （三）对农村社会的危害

    邪教组织具有反动的政治本质和严重的社会危害，它不仅在思想上欺骗、毒害和控制练习者，而且违法犯罪活动突出，不断制造社会动乱，对抗政府，是社会的毒瘤、人民的祸害。一些邪教组织利用农民文化教育水平较低，农村封建残余思想依然存在的状况，对一些天灾进行歪曲，将之嫁祸于政府，宣扬自然灾害是“神”为消除旧世界而采取的措施，给部分农民群众造成心理阴影，对生活、社会、党和政府的领导丧失信心，甚至号令信徒做出违法的行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给农村社会安定团结造成了恶劣后果。一些邪教组织号令信徒应坚贞地信仰他们“神”，除了自己的“神”外不能对其他任何事物有依赖，不允许信徒看电视，听广播，甚至连中国传统风俗中“龙凤”图案的使用都是不允许的。一旦有信徒违反了他们的号令，他们就以信徒思想背叛了“神”，成为了异端为名，对信徒进行打击报复，给“叛教”农民带来伤害和财产损失，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通过这样的“洗脑”，使农民痴迷其中，无法自拔，只能接受邪教组织的熏陶和影响。多数邪教在发展信徒时，会分时期有侧重的对发展人员进行筛选，尤其注重对掌握有一定社会资源的人的颠覆，如派遣一些骨干渗透农村基层组织，颠覆一些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信念，吸收他们加入邪教组织，从而为他们进行违法活动铺平道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恶劣影响。 [Page]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反邪教工作的几点思考

    我国的邪教问题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复杂的国际背景。从国内看，邪教组织赖以生存的条件并未根除。一方面，我国具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愚昧迷信在农村对人们的影响很深；另一方面，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加大和分配利益关系的调整，各种矛盾凸现，错误的价值观念带来许多不良影响，一些农民甚至基层干部的信仰出现问题。各种封建迷信和伪科学沉渣泛起、滋生、蔓延；再一方面，农村经济社会事业发展落后，教育资源不足，农民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整体素质较低，容易受到邪教歪理邪说的蛊惑和蒙骗。从国际上看，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攻势从未停止过，不断的进行“文化侵略”，利用我国的邪教势力，不断对我国进行干扰、渗透和颠覆。因此，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我们尤其应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培育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不断提升农民的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对邪教问题进行有效的防范。我们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中国农民的性格特点，决定了他们认为党员、干部都是先进的，是领导，是模范、样板、榜样，他们所做的都是对的。然而，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在邪教组织的颠覆下，没有坚定自己的信仰，成为了邪教的傀儡，他们对淳朴的广大农民来说，无疑起到非常恶劣的负面效应。因此，加强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扎实推进农村党员干部星级化管理，加强教育培训，进一步巩固扩大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增强基层组织的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使广大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鲜明的政治观点、敏锐的政治嗅觉，学会从政治的高度分析问题、解决矛盾，见微知著、未雨绸缪，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展。

   （二）、加强对农民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科学及宗教知识的普及宣传

    农民之所以会受到邪教迷信邪说的欺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理想信念淡化，对科普知识及宗教知识了解不够。许多农民糊里糊涂地就开始信“主”，但是并不知道自己信的是哪个“主”，很多邪教信徒从没进过教堂，却坚信自己信的就是基督教。对于生老病死及自然灾害，更是怀着十分恐惧的心理，认为一切都是“神”安排的。科学知识的缺乏，使农民对未知现象产生恐惧，进而在邪教组织的蛊惑中，错误地将邪教组织的迷信邪说当作自己的信仰。因此，必须以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重点和难点，大力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计划纲要》。市、县、镇各级科协应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大农村科普及反邪教工作力度并长期有效地开展下去。要充分发挥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作用，结合全市“科普村村通工程”和“一站、一览、一员”建设，加强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从当地农村和农民实际出发，坚持不懈地进行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教育，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坚定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新农村的理想信念。要帮助农民增强科学发展、效率、竞争意识，促成村村谋科学发展、家家忙科学致富、人人爱科技学科技用科技的浓厚氛围，积极树立先进典型，增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心，让农民享受到科学带来的更多实惠。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倡导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促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的好风气。另一方面，揭露邪教组织的种种罪恶，尤其应通过已经获得转化的邪教信徒的现身说法，使农民厌恶和痛恨邪教的迷信邪说，从而自觉抵制邪教不良思想的侵蚀，积极参与反邪教斗争。 [Page]

   （三）、开展多种群众文化活动，塑造农村良好的家庭文化

    要以塑造良好的农民家庭文化为重点。家庭文化是家庭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对家庭成员共同的物质文化生活的环境、氛围、方式等方面的反映，是家庭物质文化和家庭精神文化的总和，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思想道德、个性修养和生活习惯等各个方面。在宗族观念非常浓厚的中国农村，家庭文化对农民的熏陶作用显得尤其重要。良好的家庭文化可以使家庭成员感觉温暖、积极、健康向上，对生活充满信心。在一次对农民参与邪教修炼人员的调查中，41.4%的邪教信徒希望对其帮教的人是自己的亲人，62.1%表示如果自己的亲人强烈反对自己参加邪教组织，自己将不会继续参加。可见家庭环境对农民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理性是构成家庭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建立良好的家庭文化，努力修复和加强同信教者的感情联系和沟通，让他在跟那些同“教派”无关的人交往的时候觉得舒服和充满自信，使家庭成员之间建立美好的情感、共同的追求、趋同的价值观念，将有效地使广大农民群众自觉抵制邪教不良影响，消除对教派活动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结，重新融入到社会生活。

    进一步加强文化阵地建设，鼓励和引导农民群众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深入开展“知荣辱、树新风、促和谐”系列活动，用健康向上的文化去吸引人、影响人、熏陶人。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导广大农民划清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味的界限，树立正确的婚育观、消费观，革除养儿防老、烧香拜佛、婚丧事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户” 、“好媳妇”、“好妯娌”等“树立新风尚、建设新农村”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动员村民争当崇尚科学、移风易俗的模范，发展生产、科技致富的模范，家庭和睦、乐于助人的模范，勤奋学习、与时俱进的模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四）、加强对邪教组织的打击和信教农民转化

    随着邪教现象的出现，党和政府对邪教问题越来越重视。因此，邪教组织也开始采取越来越隐蔽的方法进行活动，蛊惑人心。许多邪教组织开始接受境外势力的支持，同时在活动时层次分明、区域分明，分散活动，防止被政府一网打尽。面对邪教活动出现的新情况，对邪教的打击也应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农村经济文化落后，农民文化水平低，农村往往是党和政府政策落实的薄弱环节。因此，邪教在农村活动的态势更为猖獗。我们必须要坚决加大对农村邪教组织打击力度，通过坚持不懈的打击，破坏其传播的链条和组织，消除其影响。同时，应做好信教农民的转化工作，不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和文化水平。打击和教育，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五）、坚持以人为本，解除信教农民后顾之忧

     由于参与邪教活动的农民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对宗教知识知之甚少，因此很多人是误入歧途，等到发觉其所加入的是非法组织时，已经难以自拔。一方面，怕脱离邪教组织后还仍被干部群众误解，继续受到打击，无法融入正常地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怕脱离邪教组织后，邪教组织对其进行报复。很多人徘徊在脱离与不脱离的边缘。因此，在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对待邪教参与修炼人员应坚持以人为本，严格依法区分为首者、重要骨干与一般骨干、普通民众的区别，坚决打击极少数违法犯罪的骨干分子，最大限度地教育争取广大的普通信教群众，更多地体现出人文关怀和爱心，不歧视抛弃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尊重和信心，分析他们参与邪教的动机和原因，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让他们打消顾虑，相信社会是可以重新接纳他们的，如果脱离邪教组织，是可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不会让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西班牙著名的反邪教问题专家佩佩•罗德里格斯就认为“越是对痴迷者及其教派施压，那痴迷者就会在教派里陷得越深。相反，撇开‘教派’，如果能够找到别的与教派无关却又可以唤起当事者的兴趣的办法，这位当事者对教派活动的那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就会逐渐消解，直至最后脱离原有的依赖状态。”邪教对其信徒的控制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控制，因此，邪教信徒的转化也必须要从精神上入手，进行精神的治疗与抚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样才是治本的方法。送政策，坚定村民反对邪教的立场；送科技，教育村民崇尚科学反对迷信；送温暖，引导村民正确对待练习者；送娱乐，带给村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否则，单靠严厉的打击措施，邪教痴迷者可能会与社会脱节越来越严重，对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丧失信心，从而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