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农村反邪教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桂东县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是湖南典型的老、边、山、穷县，也是“法轮功”等邪教的重灾县，一度成为郴州市练功人数多，影响危害大，流毒传播广的四个重管县之一。桂东县这么一个山区穷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人员呢？我们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农村调查，除全面了解情况外，重点调查了桥头、大塘、寒口等3个乡镇，20个行政村，42个村民组，60多个屋场，200户农户，采取了问卷调查、走访、座谈、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听取乡政府等有关部门的汇报，召开座谈会32个。对全县农村邪教工作的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调查，对当前农村反邪教工作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通过调查，我们的结论是：农村反邪教斗争，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一、邪教蔓延影响农村发展进步的三种现象
由于农村基层干部对邪教知之不多，了解甚少，致使邪教组织在农村肆无忌惮地蔓延，给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侵蚀农村基层组织。当前，在农村不少地方随着个体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勃兴，集体的整合功能大大削弱，社会管理机制也因之失控，村级基层组织凝聚力唤散，战斗力松垮，根本无法抵御邪教的侵蚀。特别是由于邪教宣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宣扬的“救世论”、“道德回升”、“强身健体”等论调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有些村干部及党员不辨真伪，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地加入到邪教组织中。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受到邪教的蒙骗蛊惑后，失足掉入邪教的陷阱，再也不愿为党和人民工作。相当一部分群众不愿向党的组织靠拢，而纷纷加入邪教组织。
2、乘虚而入争夺人心。邪教组织诡秘地发展成员，拉拢人心，搞精神控制，有的甚至公开与我党基层政权分庭抗争，企图篡夺农村领导权，气焰十分嚣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接触面加大，两者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由于农民负担问题、少数干部腐败、以及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工作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粗暴的弊端，导致部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权不满情绪增加，干群矛盾突出，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威信下降，农民的政治信仰出现危机。邪教组织正是利用这些矛盾和问题，向农民灌输反动邪说，进行反政府的宣传教育。使有些群众对现实产生了沮丧、失望的心理，遇到困难时，“情愿求神，不愿求人”，信神不信党，精神萎靡，灵魂空虚，追求所谓的“超脱”生活，加入到邪教组织中。由于邪教组织宣扬的反动观点迎合了部分农民的思想情绪，加剧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离心力和对立情绪，导致农民经不起毒化而投入到邪教组织的怀抱。
3、激化矛盾影响稳定。由于邪教组织宣扬“世界末日论”煽动信徒“不要耕种，不要建造房屋，不要娶嫁”等，致使有些信徒每天沉迷于参加“活动”，置家中的一切于不顾，严重扰乱了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农村基层组织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划难以顺利实施，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步伐。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大塘乡一法轮功痴迷者，国家依法对法轮功进行取缔后，仍然顽固坚持法轮功的立场，将政府的教育和家人的劝告当作耳边风，把家中准备建房的存款取出来用于组织法轮功人员上访进京的费用，几次都在半途截回，将家中的几万元存款挥霍一空，后又瞒着家人将家中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值钱的家具变卖来筹集上访的经费，使其丈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如“门徒会”的骨干分子郭××，加入组织后不再耕田种土，整日只忙于“门徒会”的事务，还随时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到家中来吃喝玩乐，经常是一聚就是几天，家人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有的当着丈夫或妻子的面，一男一女关在房间里“祷告”，由此而引发了许多的家庭纠纷。据调查统计，桂东县因参与邪教活动而引发的纠纷在民事纠纷中占有了相当的比例，因痴迷法轮功等邪教活动而导致离婚的有17对。
二、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的三个成因
邪教活动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中国的邪教问题却与其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中国邪教的发源地大都在农村，其组织成员也80%以上是农民，特别是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地区更为猖獗，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多年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但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基层组织往往只注重抓物质文明建设，一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弱化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在科技普及方面和引导农民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方面非常薄弱，人们缺少精神寄托，整天无所事事，一些精神空虚的人便加入到赌博和邪教的行列中。调查组在桥头乡侠头村中岐组调查时，了解到该组距乡政府驻地20多公里，海拔1400余米，至今还没有通电，照明仍然是靠煤油灯和竹片，吃米还靠人工加工，在全组19户村民的89口人中，没有一个高中生，仅有2个初中毕业生，全组没有一个参军和在外工作的。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村民在调查中反映，这个组的村民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没看过一场电影，更谈不上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至今仍然过着“白天听鸟叫，晚上听虫叫”的生活，在问卷调查中，72%的农户根本不知什么是“小康生活”。这种现象在全县山区的村组的很多地方都还存在。 [Page]
2、封建迷信思想仍然占有市场。几千年封建历史形成的迷信思想，至今仍象毒蛇一样吞噬着人们的思想灵魂，特别是农民中毒更深。调查组在大塘乡盆洞村对246个村民的调查走访中，发现70%的农民相信人世间有神鬼的存在，有87.6%的农民相信命运是被神主宰，有94.3%的农户都要设神位，敬香磕头。由此说明，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文化、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相当愚昧闭塞，因而导致家中发生了什么意外或是家庭成员中有人受伤生病，不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原因所致，而认为是家运不好、家仙作怪。所以，便请巫婆神汉来“安神送鬼”、“化神水”、“摸惊”、“包反”，不少人因为这荒唐的举措而贻误治病的良机，小疾成大病，更有人因此而送掉了生命。邪教组织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特点，宣扬一整套迎合人们心理需求的欺世之说，鼓吹只要加入组织就能消灾避难保平安，以此来吸引人们加入组织。
3、贫困经济导致人们走入旁门。桂东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全县平均海拔881米，最高海拔2061米，是典型的高寒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地理条件，使桂东成为全国定点的“重点贫困县”。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省、市有关部门进行了对口扶持帮助，加上自身的发奋努力，脱贫致富工作很有成效，但脱贫的任务仍十分艰巨，致富的目标还很遥远。因此，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已基本上摆脱了贫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处在贫困中。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当今的农村，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特困户，他们仍然处于“食不饱腹，衣不卸寒，屋不避风”的贫困生活中。如桥头乡横店村，全村11个村民小组，124户，总人口746人，至今人平纯收入不足千元，全村仅有5户人家建了砖混结构的住房，有87户的住房是“干打垒”的泥墙瓦房，有32户住的还住在“晴天抬头见星星，雨天睡觉被雨淋”的茅草屋里。许多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梦想得到神灵的救助，或在自己身上出现一夜致富的奇迹。邪教组织一面散布“世界末日论”等歪理邪说来恐吓人们，一面抛出“消灾避难”、“强身健体”、“一步登天”等诱饵来诱骗人们，部分农民群众如遇救命稻草，自认为参加邪教组织后，能摆脱贫穷的困扰，远离疾病灾难，保全家平安，因此而误入歧途。
三、农村基层组织在反邪教斗争中自身存在的三大缺陷
针对邪教组织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泛滥成灾的现象，说明农村基层组织防范抵制邪教的能力薄弱，没有充分发挥好防邪反邪的堡垒作用和战斗作用。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基层组织在反邪教斗争中自身存在的三大缺陷。
1、识别能力较差。目前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对邪教情况了解不多，知之甚少，对宗教和邪教的区分模糊不清，把握不准，难下结论。我们对调查范围内20个村委会的98名村干部的座谈中，发现有82%的村干部对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的概念区分不清，有62%的村干部对邪教给社会、给人类、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说不出深刻的道理。所以，即使看到邪教组织在农村兴风作浪，大多认为是宗教或一般的封建迷信活动，眼睁睁地看着邪教组织滋生蔓延、坐大成势，没有引进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处置。
2、麻痹轻敌思想。由于农村的防邪反邪宣传教育不够深入，加上邪教组织经过打击处理后，多数都改变了活动方式，转入地下，表面上“风平浪静”。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即使发现有活动的苗头，也在思想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思想警觉性不强。一些基层干部总认为“邪不压正”而不予重视，放松了警惕，片面地认为就算有非法活动，也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没有必要小题大做，有的甚至认为管他什么组织，只要不杀人放火，就影响不了社会稳定的大局，所以对邪教活动听之任之的现象普遍存在。二是村级基层组织的日常工作繁杂，再加上村级集体经济又基础薄弱，为了节省误工补贴，基本上一切日常工作都由村三名主要干部来应付，所以，难免顾此失彼，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对邪教的危害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觉得忙完紧要的工作再抓没关系，由此给邪教的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三是错把邪教组织的活动当成一般的公民信仰问题来看待，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进行深究，直到邪教坐大成势，兴风作浪才翻然悔悟。 [Page]
3、防范网络不全。没有把反邪教落实到基层。全县18个乡镇的155个村居委会中，还有26个村没有真正设立反邪教情报信息员，还有3个乡镇还没有解决信息员的问题，也没有建立奖惩机制。
四、今后农村反邪教斗争的几点建议
由于上述因素，邪教组织赖以生存的环境仍然存在，其顽固性、反复性等特点将会不时地再现。因此，对其根治工作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从维护国家稳定和民众利益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到这是一场长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做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使邪教组织逐渐丧失生存的基础。
1、建立规范组织体系，形成完整的反邪教网络。
。广大农村，特别是村、组基层组织，反邪教能力依然薄弱，给邪教组织的滋生蔓延留下了藏身之地。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要把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真正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中，纳入到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中和其他各种创建活动中，形成一套完整的县、乡、村、组反邪教网络。
2、加大宣传揭批力度，提高群众的识别防范能力。在开展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同时，加大宣传揭批的工作力度，我们建议在县级以上的新闻媒体中都要开辟一定的栏目来开展反邪宣传，要做到“长流水、不断线”，通过深刻揭露邪教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来激发人们与邪教斗争的坚定性和自觉性，通过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使人们对宗教和邪教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从而，形成整个社会防邪反邪的良好氛围。乡、村也要结合本地的实际，长期保留一块反邪宣传阵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画、办墙报，利用广播电视报道、开展知识竞赛、组织文艺演出，让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认识到邪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从而筑起拒邪防邪的思想防线，使邪教在广大农村没有立足之地。
3、发挥学校独特作用，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学校是家庭、社会的结晶体，所以，我们在农村反邪教斗争中，把反邪教工作延伸到家庭、社会中，学校开设反邪教知识课，把反邪知识编进中小学的教材中，使学生受到反邪教育后，自觉成为反邪义务宣传员，同时，还可以根据农村的特点，在农村学生中物色一批反邪教情报信息员，由学生将收集到的情报报告给学校的有关老师，由老师再上报，形成一条完整的反邪情报信息链。还可以在学生中开展宣讲、帮教的竞赛活动，激发广大学生的反邪教热情，使广大学生进入到千家万户中，用亲情友情来教育、影响亲人，形成家庭、社会、学校联防联控的防范体系。
４、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用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陶冶群众情操。以前，乡镇很多站所为活跃农村文化、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推广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了卓越成绩，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当前，虽然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在不断加大，但农村文化建设跟不上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矛盾、问题相当突出，许多地方的乡镇文化建设出现了“放羊上山，撒手不管”的局面；科技普及工作由过去的上门服务变成了今天的挣钱盈利。所以，农民没有人为他们组织文体活动，没有人为他们在生产生活上排忧解难。所以，我们建议：要尽快恢复文化站，解决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和及时了解到党的方针政策；完善乡村医疗组织，尽快解决农民的治病难问题；建立乡镇科技组织，使农民尽快掌握脱贫致富的技术。同时，县级各有关部门也要加大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的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法律等知识的普及。组织、推广健康有益、适合于乡村文化的艺术活动，继续恢复在农村受农民喜爱的业余夜校和村级文化室，解决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力推行全民健身运动，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要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群众的观念，用高尚的情操来陶冶群众的心灵，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群众的头脑，用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来活跃农村文化市场。 [Page]
５、建立完整法律体系，把邪教活动遏制于萌芽之中。在几年来与邪教组织斗争的历程表明，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给打击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带来了诸多不利之处。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反邪专门法律，使之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来打击邪教。随着党和政府对邪教的持续打击，邪教组织及骨干分子隐藏更深，手段更加诡秘，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互相支持，做到资源共享，形成合力，及时、有效地打击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对邪教犯罪分子保持长期高压态势，进一步净化农村社会风气。
总之，治理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的根本，就是要把农民的事办好，如果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丰富了，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增强了，邪教组织也就失去了群众的基础，没有了生存的土壤，邪教活动最终也就自然销声匿迹了。
一、邪教蔓延影响农村发展进步的三种现象
由于农村基层干部对邪教知之不多，了解甚少，致使邪教组织在农村肆无忌惮地蔓延，给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和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1、侵蚀农村基层组织。当前，在农村不少地方随着个体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勃兴，集体的整合功能大大削弱，社会管理机制也因之失控，村级基层组织凝聚力唤散，战斗力松垮，根本无法抵御邪教的侵蚀。特别是由于邪教宣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他们宣扬的“救世论”、“道德回升”、“强身健体”等论调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使有些村干部及党员不辨真伪，不明就里，糊里糊涂地加入到邪教组织中。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受到邪教的蒙骗蛊惑后，失足掉入邪教的陷阱，再也不愿为党和人民工作。相当一部分群众不愿向党的组织靠拢，而纷纷加入邪教组织。
2、乘虚而入争夺人心。邪教组织诡秘地发展成员，拉拢人心，搞精神控制，有的甚至公开与我党基层政权分庭抗争，企图篡夺农村领导权，气焰十分嚣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接触面加大，两者的矛盾也越来越多。由于农民负担问题、少数干部腐败、以及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着工作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粗暴的弊端，导致部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权不满情绪增加，干群矛盾突出，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威信下降，农民的政治信仰出现危机。邪教组织正是利用这些矛盾和问题，向农民灌输反动邪说，进行反政府的宣传教育。使有些群众对现实产生了沮丧、失望的心理，遇到困难时，“情愿求神，不愿求人”，信神不信党，精神萎靡，灵魂空虚，追求所谓的“超脱”生活，加入到邪教组织中。由于邪教组织宣扬的反动观点迎合了部分农民的思想情绪，加剧了农民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离心力和对立情绪，导致农民经不起毒化而投入到邪教组织的怀抱。
3、激化矛盾影响稳定。由于邪教组织宣扬“世界末日论”煽动信徒“不要耕种，不要建造房屋，不要娶嫁”等，致使有些信徒每天沉迷于参加“活动”，置家中的一切于不顾，严重扰乱了农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农村基层组织整体的经济发展规划难以顺利实施，严重阻碍了农村的发展步伐。我们在走访中了解到，大塘乡一法轮功痴迷者，国家依法对法轮功进行取缔后，仍然顽固坚持法轮功的立场，将政府的教育和家人的劝告当作耳边风，把家中准备建房的存款取出来用于组织法轮功人员上访进京的费用，几次都在半途截回，将家中的几万元存款挥霍一空，后又瞒着家人将家中的电视机、电冰箱等值钱的家具变卖来筹集上访的经费，使其丈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如“门徒会”的骨干分子郭××，加入组织后不再耕田种土，整日只忙于“门徒会”的事务，还随时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到家中来吃喝玩乐，经常是一聚就是几天，家人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有的当着丈夫或妻子的面，一男一女关在房间里“祷告”，由此而引发了许多的家庭纠纷。据调查统计，桂东县因参与邪教活动而引发的纠纷在民事纠纷中占有了相当的比例，因痴迷法轮功等邪教活动而导致离婚的有17对。
二、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的三个成因
邪教活动在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但中国的邪教问题却与其他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中国邪教的发源地大都在农村，其组织成员也80%以上是农民，特别是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地区更为猖獗，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去深思，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多年来，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但在实际工作中，农村基层组织往往只注重抓物质文明建设，一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弱化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在科技普及方面和引导农民开展健康向上的文体活动方面非常薄弱，人们缺少精神寄托，整天无所事事，一些精神空虚的人便加入到赌博和邪教的行列中。调查组在桥头乡侠头村中岐组调查时，了解到该组距乡政府驻地20多公里，海拔1400余米，至今还没有通电，照明仍然是靠煤油灯和竹片，吃米还靠人工加工，在全组19户村民的89口人中，没有一个高中生，仅有2个初中毕业生，全组没有一个参军和在外工作的。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村民在调查中反映，这个组的村民自八十年代末以来没看过一场电影，更谈不上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至今仍然过着“白天听鸟叫，晚上听虫叫”的生活，在问卷调查中，72%的农户根本不知什么是“小康生活”。这种现象在全县山区的村组的很多地方都还存在。 [Page]
2、封建迷信思想仍然占有市场。几千年封建历史形成的迷信思想，至今仍象毒蛇一样吞噬着人们的思想灵魂，特别是农民中毒更深。调查组在大塘乡盆洞村对246个村民的调查走访中，发现70%的农民相信人世间有神鬼的存在，有87.6%的农民相信命运是被神主宰，有94.3%的农户都要设神位，敬香磕头。由此说明，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文化、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还相当愚昧闭塞，因而导致家中发生了什么意外或是家庭成员中有人受伤生病，不认为是客观存在的原因所致，而认为是家运不好、家仙作怪。所以，便请巫婆神汉来“安神送鬼”、“化神水”、“摸惊”、“包反”，不少人因为这荒唐的举措而贻误治病的良机，小疾成大病，更有人因此而送掉了生命。邪教组织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特点，宣扬一整套迎合人们心理需求的欺世之说，鼓吹只要加入组织就能消灾避难保平安，以此来吸引人们加入组织。
3、贫困经济导致人们走入旁门。桂东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组成部分。全县平均海拔881米，最高海拔2061米，是典型的高寒山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地理条件，使桂东成为全国定点的“重点贫困县”。近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省、市有关部门进行了对口扶持帮助，加上自身的发奋努力，脱贫致富工作很有成效，但脱贫的任务仍十分艰巨，致富的目标还很遥远。因此，虽然绝大多数农民已基本上摆脱了贫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处在贫困中。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当今的农村，仍然存在着不少的特困户，他们仍然处于“食不饱腹，衣不卸寒，屋不避风”的贫困生活中。如桥头乡横店村，全村11个村民小组，124户，总人口746人，至今人平纯收入不足千元，全村仅有5户人家建了砖混结构的住房，有87户的住房是“干打垒”的泥墙瓦房，有32户住的还住在“晴天抬头见星星，雨天睡觉被雨淋”的茅草屋里。许多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梦想得到神灵的救助，或在自己身上出现一夜致富的奇迹。邪教组织一面散布“世界末日论”等歪理邪说来恐吓人们，一面抛出“消灾避难”、“强身健体”、“一步登天”等诱饵来诱骗人们，部分农民群众如遇救命稻草，自认为参加邪教组织后，能摆脱贫穷的困扰，远离疾病灾难，保全家平安，因此而误入歧途。
三、农村基层组织在反邪教斗争中自身存在的三大缺陷
针对邪教组织很长一段时间在农村泛滥成灾的现象，说明农村基层组织防范抵制邪教的能力薄弱，没有充分发挥好防邪反邪的堡垒作用和战斗作用。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我们发现农村基层组织在反邪教斗争中自身存在的三大缺陷。
1、识别能力较差。目前相当一部分的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理论水平不高，对邪教情况了解不多，知之甚少，对宗教和邪教的区分模糊不清，把握不准，难下结论。我们对调查范围内20个村委会的98名村干部的座谈中，发现有82%的村干部对什么是宗教，什么是邪教的概念区分不清，有62%的村干部对邪教给社会、给人类、给国家带来的危害说不出深刻的道理。所以，即使看到邪教组织在农村兴风作浪，大多认为是宗教或一般的封建迷信活动，眼睁睁地看着邪教组织滋生蔓延、坐大成势，没有引进足够的重视，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处置。
2、麻痹轻敌思想。由于农村的防邪反邪宣传教育不够深入，加上邪教组织经过打击处理后，多数都改变了活动方式，转入地下，表面上“风平浪静”。所以，农村基层干部即使发现有活动的苗头，也在思想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一是思想警觉性不强。一些基层干部总认为“邪不压正”而不予重视，放松了警惕，片面地认为就算有非法活动，也是“小打小闹”成不了气候，没有必要小题大做，有的甚至认为管他什么组织，只要不杀人放火，就影响不了社会稳定的大局，所以对邪教活动听之任之的现象普遍存在。二是村级基层组织的日常工作繁杂，再加上村级集体经济又基础薄弱，为了节省误工补贴，基本上一切日常工作都由村三名主要干部来应付，所以，难免顾此失彼，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对邪教的危害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觉得忙完紧要的工作再抓没关系，由此给邪教的滋生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三是错把邪教组织的活动当成一般的公民信仰问题来看待，没有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进行深究，直到邪教坐大成势，兴风作浪才翻然悔悟。 [Page]
3、防范网络不全。没有把反邪教落实到基层。全县18个乡镇的155个村居委会中，还有26个村没有真正设立反邪教情报信息员，还有3个乡镇还没有解决信息员的问题，也没有建立奖惩机制。
四、今后农村反邪教斗争的几点建议
由于上述因素，邪教组织赖以生存的环境仍然存在，其顽固性、反复性等特点将会不时地再现。因此，对其根治工作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从维护国家稳定和民众利益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到这是一场长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做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使邪教组织逐渐丧失生存的基础。
1、建立规范组织体系，形成完整的反邪教网络。
。广大农村，特别是村、组基层组织，反邪教能力依然薄弱，给邪教组织的滋生蔓延留下了藏身之地。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要把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真正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中，纳入到基层党的组织建设中和其他各种创建活动中，形成一套完整的县、乡、村、组反邪教网络。
2、加大宣传揭批力度，提高群众的识别防范能力。在开展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的同时，加大宣传揭批的工作力度，我们建议在县级以上的新闻媒体中都要开辟一定的栏目来开展反邪宣传，要做到“长流水、不断线”，通过深刻揭露邪教的反动本质和严重危害来激发人们与邪教斗争的坚定性和自觉性，通过宣传党的宗教政策，使人们对宗教和邪教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从而，形成整个社会防邪反邪的良好氛围。乡、村也要结合本地的实际，长期保留一块反邪宣传阵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宣传画、办墙报，利用广播电视报道、开展知识竞赛、组织文艺演出，让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认识到邪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从而筑起拒邪防邪的思想防线，使邪教在广大农村没有立足之地。
3、发挥学校独特作用，广泛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学校是家庭、社会的结晶体，所以，我们在农村反邪教斗争中，把反邪教工作延伸到家庭、社会中，学校开设反邪教知识课，把反邪知识编进中小学的教材中，使学生受到反邪教育后，自觉成为反邪义务宣传员，同时，还可以根据农村的特点，在农村学生中物色一批反邪教情报信息员，由学生将收集到的情报报告给学校的有关老师，由老师再上报，形成一条完整的反邪情报信息链。还可以在学生中开展宣讲、帮教的竞赛活动，激发广大学生的反邪教热情，使广大学生进入到千家万户中，用亲情友情来教育、影响亲人，形成家庭、社会、学校联防联控的防范体系。
４、丰富农民业余生活，用科学知识和文化艺术陶冶群众情操。以前，乡镇很多站所为活跃农村文化、丰富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推广科学技术知识做出了卓越成绩，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当前，虽然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在不断加大，但农村文化建设跟不上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矛盾、问题相当突出，许多地方的乡镇文化建设出现了“放羊上山，撒手不管”的局面；科技普及工作由过去的上门服务变成了今天的挣钱盈利。所以，农民没有人为他们组织文体活动，没有人为他们在生产生活上排忧解难。所以，我们建议：要尽快恢复文化站，解决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和及时了解到党的方针政策；完善乡村医疗组织，尽快解决农民的治病难问题；建立乡镇科技组织，使农民尽快掌握脱贫致富的技术。同时，县级各有关部门也要加大科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的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技、法律等知识的普及。组织、推广健康有益、适合于乡村文化的艺术活动，继续恢复在农村受农民喜爱的业余夜校和村级文化室，解决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大力推行全民健身运动，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要用科学技术来改变群众的观念，用高尚的情操来陶冶群众的心灵，用先进的文化来武装群众的头脑，用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来活跃农村文化市场。 [Page]
５、建立完整法律体系，把邪教活动遏制于萌芽之中。在几年来与邪教组织斗争的历程表明，没有完整的法律体系，给打击邪教的违法犯罪活动带来了诸多不利之处。因此，我们建议国家应尽快出台反邪专门法律，使之在今后的工作中，能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来打击邪教。随着党和政府对邪教的持续打击，邪教组织及骨干分子隐藏更深，手段更加诡秘，各级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互相支持，做到资源共享，形成合力，及时、有效地打击邪教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对邪教犯罪分子保持长期高压态势，进一步净化农村社会风气。
总之，治理邪教在农村滋生蔓延的根本，就是要把农民的事办好，如果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丰富了，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增强了，邪教组织也就失去了群众的基础，没有了生存的土壤，邪教活动最终也就自然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