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被法轮功利用的？
我叫吴红卫，浙江诸暨人，今年45岁，小学文化。多年来一直在浙江、上海等地经商。我原是一名佛教信仰者，信奉藏传佛教，黄教“释迦牟尼佛”，于1990年在上海龙华寺皈依。
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朋友杨伟康家碰到了宁波奉化人卓朋义，经互相介绍，得知他是法轮功习练者。出于尊重对方，我只听他个人的宣扬与演说。他不断给我灌输法轮功的“神奇”。由于我那时并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面目，又是第一次接触，再加上法轮功很多内容相似“佛教”所传，我也没有仔细去分辨，就完全放下了对他的戒心。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杨伟康把卓朋义带到了我家里，有了第一次对我的劝导，更少不了第二次的深入谈论。那天卓朋义强烈要求我加入法轮功。按他的说法：“佛教理论是旧势力，旧观念，是阻碍了人类的科学发展潜力，并鼓吹法轮功是新理论，新观念，可开创人类科学新思想。”为了反驳卓朋义的偏见，我从中和他理论了几句。可恰恰相反，我的反驳反倒给他拉拢我增强了信心。他认为我悟性高，证明他没看错人，说我佛缘根基很深，能为法轮功开辟一条人间净土之路，不断蛊惑我接受法轮功的思想理论。就这样我不断地被他抬高，渐渐地对法轮功产生了好感。但也仅限于好感和同情，并没有坚持习练法轮功的打算。之后也与卓朋义做了几笔小生意。
2007年9月，我突然接到卓朋义的电话，他说在网络中寻找到一位“知音”人士，名叫李大勇，也是法轮功学员，时任美国华人法轮功“退党服务中心”主任。说在外贸和经济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并答应提供一千吨电解铜货源给我们（当时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飞涨）。当时卓朋义认为我在做生意上比较在行，而且销货渠道较广，想叫我合伙搞。我有些不相信，也没有太在意，迟迟没有回复。可卓朋义在家等急了，来电几次催我去他家商谈此事，于是我抽空去了趟宁波。在他家，卓朋义又与李大勇通了次电话，说我已到他家，并把我的个人资料告知李大勇，还要我和李大勇讲几句。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又不懂法轮功的言辞，由于外贸一千吨电解铜交易的诱惑，接过电话勉强和李大勇说了几句。李大勇看我言词不清，提出邀请我去加拿大或刚果直接面谈，还从电话中告诉我，卓朋义他们是无法出境的，他们已被政府处理过。后来经得知，他们一直在利用我，因为我当时行动比较自由，不会被随便怀疑，又懂些佛教伦理，可作掩护，方便见面。当时我手头的钱并不多，觉得出国见面也没这个必要，也就回绝了。
尽管卓朋义极力想谈成此事，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多大进展，主要是缺少资金，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碰到的实质性问题还是蛮多的。后来卓朋义跟李大勇说，我们之间联系方式不够严密和稳定，容易被政府发现，并向李大勇提出要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一则是经济贸易上的需要，二则方便彼此之间的联系。但资金问题需要李大勇来帮助解决，并表示所借资金将从以后的交易利润中扣除。没想到李大勇同意了卓朋义的想法，立即给他汇入5万美金（当时为避开政府注意，这5万美金是汇入卓朋义女儿账户上的）。有了资金作后盾，我们组织了六、七人（大部分都是法轮功习练者）于2007年10月16日成立了“宁波新三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卓朋义担任公司法人任总裁，我担副总裁，蒋金圭（也是法轮功习练者）担任人事部经理。有了公司作掩护，很快我们便召集了一批法轮功学员以及社会人士，短短时间之内，公司人员逐步发展壮大到二十余人。在李大勇和卓朋义的策划组织下，我们打着公司经商的幌子，给那些学员派发工资，从事一些法轮功非法活动。其实公司成立后，并没有多大的业务，一千吨电解铜的事情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交易，但卓朋义他们一直保持与境外李大勇的联系，公司反而成了他们法轮功学员活动联系点。当时我对此很反感，加上自己诸暨老家还有生意要做，所以没事就很少去公司。
现在想来，我是被法轮功给利用了，成了他们的傀儡。和卓朋义共事几年，他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洗脑，并设下重重利益圈套，最终利诱加入法轮功组织，一起干起了勾结境外反动势力、卖国求荣的勾当。当我清醒时，后悔不已。一念之差，我接受了卓朋义的活动经费，违背了做一个佛教信徒的最基本戒律。传统佛教弘扬护国、护民，提倡和平，让民众生欢喜心，少生烦恼忧心。由于自己偏离了正念，轻信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以办公司经商为名，从事了一些违法乱纪的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给国家、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给家中妻子、女儿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也更成了我永久的心痛，饱受良心的谴责。而这所有造成的一切，都是受李洪志法轮功的阴谋和谎言所害。
200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朋友杨伟康家碰到了宁波奉化人卓朋义，经互相介绍，得知他是法轮功习练者。出于尊重对方，我只听他个人的宣扬与演说。他不断给我灌输法轮功的“神奇”。由于我那时并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面目，又是第一次接触，再加上法轮功很多内容相似“佛教”所传，我也没有仔细去分辨，就完全放下了对他的戒心。
过了一段时间，朋友杨伟康把卓朋义带到了我家里，有了第一次对我的劝导，更少不了第二次的深入谈论。那天卓朋义强烈要求我加入法轮功。按他的说法：“佛教理论是旧势力，旧观念，是阻碍了人类的科学发展潜力，并鼓吹法轮功是新理论，新观念，可开创人类科学新思想。”为了反驳卓朋义的偏见，我从中和他理论了几句。可恰恰相反，我的反驳反倒给他拉拢我增强了信心。他认为我悟性高，证明他没看错人，说我佛缘根基很深，能为法轮功开辟一条人间净土之路，不断蛊惑我接受法轮功的思想理论。就这样我不断地被他抬高，渐渐地对法轮功产生了好感。但也仅限于好感和同情，并没有坚持习练法轮功的打算。之后也与卓朋义做了几笔小生意。
2007年9月，我突然接到卓朋义的电话，他说在网络中寻找到一位“知音”人士，名叫李大勇，也是法轮功学员，时任美国华人法轮功“退党服务中心”主任。说在外贸和经济上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并答应提供一千吨电解铜货源给我们（当时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飞涨）。当时卓朋义认为我在做生意上比较在行，而且销货渠道较广，想叫我合伙搞。我有些不相信，也没有太在意，迟迟没有回复。可卓朋义在家等急了，来电几次催我去他家商谈此事，于是我抽空去了趟宁波。在他家，卓朋义又与李大勇通了次电话，说我已到他家，并把我的个人资料告知李大勇，还要我和李大勇讲几句。当时我没有思想准备，又不懂法轮功的言辞，由于外贸一千吨电解铜交易的诱惑，接过电话勉强和李大勇说了几句。李大勇看我言词不清，提出邀请我去加拿大或刚果直接面谈，还从电话中告诉我，卓朋义他们是无法出境的，他们已被政府处理过。后来经得知，他们一直在利用我，因为我当时行动比较自由，不会被随便怀疑，又懂些佛教伦理，可作掩护，方便见面。当时我手头的钱并不多，觉得出国见面也没这个必要，也就回绝了。
尽管卓朋义极力想谈成此事，但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也没有多大进展，主要是缺少资金，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因此在实际操作中碰到的实质性问题还是蛮多的。后来卓朋义跟李大勇说，我们之间联系方式不够严密和稳定，容易被政府发现，并向李大勇提出要成立一个贸易公司。一则是经济贸易上的需要，二则方便彼此之间的联系。但资金问题需要李大勇来帮助解决，并表示所借资金将从以后的交易利润中扣除。没想到李大勇同意了卓朋义的想法，立即给他汇入5万美金（当时为避开政府注意，这5万美金是汇入卓朋义女儿账户上的）。有了资金作后盾，我们组织了六、七人（大部分都是法轮功习练者）于2007年10月16日成立了“宁波新三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卓朋义担任公司法人任总裁，我担副总裁，蒋金圭（也是法轮功习练者）担任人事部经理。有了公司作掩护，很快我们便召集了一批法轮功学员以及社会人士，短短时间之内，公司人员逐步发展壮大到二十余人。在李大勇和卓朋义的策划组织下，我们打着公司经商的幌子，给那些学员派发工资，从事一些法轮功非法活动。其实公司成立后，并没有多大的业务，一千吨电解铜的事情也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交易，但卓朋义他们一直保持与境外李大勇的联系，公司反而成了他们法轮功学员活动联系点。当时我对此很反感，加上自己诸暨老家还有生意要做，所以没事就很少去公司。
现在想来，我是被法轮功给利用了，成了他们的傀儡。和卓朋义共事几年，他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洗脑，并设下重重利益圈套，最终利诱加入法轮功组织，一起干起了勾结境外反动势力、卖国求荣的勾当。当我清醒时，后悔不已。一念之差，我接受了卓朋义的活动经费，违背了做一个佛教信徒的最基本戒律。传统佛教弘扬护国、护民，提倡和平，让民众生欢喜心，少生烦恼忧心。由于自己偏离了正念，轻信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以办公司经商为名，从事了一些违法乱纪的活动，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给国家、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也给家中妻子、女儿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这也更成了我永久的心痛，饱受良心的谴责。而这所有造成的一切，都是受李洪志法轮功的阴谋和谎言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