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之源及反邪教有效机制的思考
邪教的产生和蔓延有历史的、文化的和个体的原因。当前，剖析邪教产生与蔓延的根源，总结反邪教的斗争经验，建立反邪教的有效机制，是遏制邪教蔓延和取得彻底胜利的有效途径。
一、邪教产生与蔓延的根源
1、邪教产生与蔓延的历史发展因素
中华民族古老而文明，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既有令世界瞩目的优秀文化，也有一些封建糟粕沉淀下来，迷信就是流传最广、表现多样、具有顽固性的不良传统行为。这种不良的传统行为具有较大的历史惯性，往往不受条件限制地通过氏族、家庭、部落、社区流传下来。尤其是传播者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把传统迷信与现代科技进行“嫁接”，从而更加具有欺骗性。概括的讲，迷信与伪科学实际上就是邪教产生和蔓延的根源。
从历史上看，邪教往往产生于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较大变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这时人们往往存在一些心理困惑，苦于找不到解脱的方法，而邪教的教主则正好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蛊惑人心，煽动暴乱。从现实来看，法轮功的产生和蔓延，也是李洪志利用了存在于大众心中的迷信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曾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它促使局部地区封建迷信泛滥、修宫建庙耗费大量物力，增加城乡经济负担、冲击主流文化的建设等，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广泛存在使邪说易被广泛接受。中国民间信仰的形式是“万灵崇拜”和“多神崇拜”：人们崇拜自然物、自然力，崇拜创世神、守护神、谷神、祖神等幻想物，崇拜神仙、圣人等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崇拜幻想的超自然力的灵魂、偶像巫术，人们不是崇拜一个对象而是多种神灵一起崇拜。只要是神就能得到人们的崇拜。这种特征使得当邪教教主以神的面貌或神在人间的化身出现时让人们容易接受并产生崇拜。因此当季三保以“神所立的基督”、华雪和以“基督再生”、吴扬明以“被主立为神”、刘家国以“主二次道成肉身来人间”、李洪志以“佛、大觉者”的面貌出现时，一些民众毫不犹豫地崇拜上了；信仰的动机和目的的功利性特征使部份民众易加入许诺某种好处的邪教。民众的“万灵崇拜”和“万神崇拜”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的，人们用崇拜的各种手段与神鬼进行的是利益的酬答互换，人们信奉鬼神是由于有祈福禳灾、祛病驱邪的功利要求的。因此，不少民众拜求、讨好民间崇信的吉神、凶神，善鬼、恶鬼，逢庙烧香、见神磕头，向神灵表达着自己的功利性要求。尤其当遭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时，“他们便不顾一切地烧香叩头，供祭神鬼，向各路神仙鬼怪等超人的魔力求助”。因此，当邪教以神的名义出现并许诺入教能满足他们某种欲求而且恰逢有这方面的问题要解决时，许多民众就会不顾一切地冲入陷阱。与此同时，他们也遵循着与神灵进行利益交换的原则，不惜把大量钱财或者肉体交给邪教教主以获得教主的保护、免去“世纪末日”之灾或者得到“圆满”等，这就难怪中国当代那几个邪教教主一个个都赚得钵足盘满、妃子成群。另外，民间信仰的神秘性特点也有利于神秘的邪教的蔓延。中国民间信仰活动有着巫术特色，人们对使用着千奇百怪的法具、有神秘莫策手段、咒语的巫师无限崇拜。当邪教也利用巫术的方法手段表演、吸收教徒时，往往也就容易在信仰者中产生共鸣，进而对神秘的邪教产生迷信。
2、邪教产生与蔓延的直接文化因素
近几年来，包括传统迷信、气功、伪科学、人体遥感遥测、人体特异功能、飞碟、外星人等内容在内的神秘文化异军突起，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股热潮。这股热潮的兴起是邪教滋生蔓延的直接文化因素：伪科学直接给了邪教理论来源,迷信泛滥给邪教提供了思想的心理的基础,歪理邪说有了生存的社会土壤。
现代迷信——伪科学在邪教滋生蔓延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为邪教提供了“理论依据”。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伪科学就在中国开始流播。有的把传统文化装扮成现代科学型。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 传统神秘文化装扮成现代科学甚至是超现代科学进行推销。一个典型是把《周易》解释成是集预测、未来学、宇宙理论等于一体的科学大成，把《周易》说成是算命的高级科学。在一班人的推动下，全社会形成一股《周易》热潮。算命热、风水热接踵而至，以及用计算机算命的“现代科技”也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些带有现代科学色彩的迷信的流传为人们坚信“命运”等思想提供了看似科学实质荒谬的理论或技术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典型是被称作是“人体科学”的特异功能。70年代末，在中国也出现了特异功能热，一大批自称能耳朵认字、意念移物、意念致动等特异功能人出现了。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气功外气”的出现，一大批的科学工作者、医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极力用各种手段去证明气功能导致特异功能的出现，并以各种理论论证说这就是人体科学。他们还给这类现象贴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标签，论证说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结果是在全社会形成一股神怪气功热——许多自称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借科学名义行骗的骗子在江湖上闪亮登场。一些神怪气功组织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体科学”理论和思想在全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它让人以为练功、出功能是有科学理论支持的。还有当我们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一些伪科学也跟着传播进来。主要有大预言、外星人、占星术、现代灵学等。其中一些与邪教的滋生有直接的联系，最具影响力的是世纪末大劫难的预言作为“21世纪的科学”引进了我国。这些以“科学”论证过的世纪末劫难就成为邪教“世界末日来临说”的直接理论来源。门徒会、三元教、黄坛教、达米宣教会等邪教所宣称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论与这些结论是一致的。 [Page]
3、邪教产生与蔓延的个体需求因素
人类在求生存、寻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美好的憧憬，这是极为正常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想与追求，才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才会有“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壮举。邪教组织的个体成员，其实也有自己的个体需求，较低层次的是祈求平安，永远健康；层次高一些的，则始终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这山望着那山高，希冀飞黄腾达去，财源滚滚来，这些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阻碍而不能“心想事成”时产生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没有经受住挫折的考验，从而被邪教所左右。任何事情都有利和弊两个方面，挫折常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可以提高人的承受力，培养百折不挠的意志：消极的影响则易使人产生悲观失望、冷漠退缩、顽固不化乃至产生对立攻击行为。据此可知，邪教分子大多是挫折的俘虏。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挫折产生的原因来自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有自然界的限制，如天灾人祸的致命打击，环境影响个体目标的实现等。也有社会条件的限制，如社会的组织机构、人类的共同信仰、社会的价值观等妨碍了个体目标的实现等。主观方面的表现则有生理因素（神经类型弱型、抑郁质的人更易受挫折）、行为目标（行为目标高的人更易体验挫折，且遭遇挫折的机会更多）、社会阅历少（缺乏修养，少有坎坷，对挫折的承受力小）、认知因素（思维缺少弹性的人更易感受挫折）等。
由此可知，邪教分子的行为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遇到挫折，深陷泥淖，既不能自拔，又不能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的对立面，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因为如此，邪教教主以神的面貌或神在人间的化身出现时，一些意志薄弱者就像得到救命稻草似的，不顾一切地以自己的虔诚乃至生命拜倒在教主的脚下，以求得到保护，从而使邪教有了产生和蔓延的条件。
二、建立反邪教的有效机制
自邪教产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同邪教的斗争步伐就没有停止过。邪教至今仍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的事实告诫我们，只有充分认清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建立反邪教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反邪教的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
1、要强化依法治邪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是依法治国，促进和谐。过去由于法制不健全，一些邪教分子的活动未及时识破并受到法律的制裁，使得邪教分子气焰嚣张，活动猖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格依法惩处邪教犯罪分子，按照具体犯罪事实及主观恶意程度，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对于其中受蒙骗的一般参加者，可以按刑法规定减轻处罚。对于那些顽固坚持邪教立场，组织实施分裂国家、背叛民族犯罪活动的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则应依法严惩。
严格执法，可以打击犯罪。但我们更应重视法制宣传工作，普法则有预防的作用。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把反邪教的法律法规当作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分必要，意义深远。对法律的条文，要采取多种形式，做生动的诠释，使全体公民尤其是青少年认清邪教组织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本质。要高起点规划，分步骤实施，打好持久战。
2、要倡导科学精神
有些人之所以具有迷信思想、相信鬼神，从而对邪教教主言听计从，为教主而生而死，实际上与缺乏科学精神有关。要铲除滋生邪教的温床，少不了要形成科学精神这一社会集体意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促进全民族科学素质的提高”。遵照总书记的要求，对全体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做好科普工作，不仅可以提高民族素质，也是同邪教组织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Page]
首先，要在科技工作者中倡导科学精神。因为科技工作者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的主体，也是弘扬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的主体。只有依靠科技工作者才能得以实践和传播科学精神。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普及揭示各种自然现象和破除迷信方面的科学常识，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武装广大公众的头脑，提高抵制各种迷信思潮冲击的自觉性和能力。
其次，构建科学精神还要提高大众的科学意识和素质。科学精神不仅是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所持的态度，还应是广大民众生活、工作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其中，建立民间信仰的引导机制是提高大众科学意识和素质、预防邪教再次复发的重要一环。前文的分析已表明民间信仰中包含有大量鬼神的内容，也是邪教滋生蔓延的一个文化背景，而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我国仍有其存在的现实依据。为此我们可以在对民间信仰的神鬼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移易改造，引导人们朝向科学无神论的思想上发展；可以建立民间信仰行为的规范机制，建立重大民间信仰活动的申报制、失范的追究制、惩罚制等控制机制，避免民间信仰的消极因素的扩大化；还要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进行合理利用和转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民间信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3、要重视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内在要求。老年人希望被重视、中年人希望减轻压力、青年人需要解除迷惘，这都会促使寻找伦理性的社会关怀。正当的社会关怀得不到，欺骗性的关怀就会趁虚而入，邪教抛出的“圆满”、“进天堂”、“上天国”就是这种欺骗性的关怀。因而重视人文关怀是防止人们被邪教吸引的重要手段。我们既要倡导科学精神，也要倡导人文精神，重视人文关怀。要切实关注弱势群体的需要，把人文关怀落实在最急迫之处。我国邪教教徒大部份是弱势群体成员，他们落入邪教表面的生理关怀和心理关怀的陷阱中与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有关。需要在正当途径中不易满足，寻求非正式社会支持也就在情理中。要关注这部份人的需求，首先要从物质上进行。就目前来看，也就是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以缓解弱势群体因经济困顿而引起的无助、失望、悲观的心理。特别要注重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前面的分析表明，邪教往往就是利用健体强身、治病疗疾作为滋生的突破口和吸引民众入教的招牌。这当然与我们的医疗条件、治病环境不能满足或无法满足需求有关。因而只有尽可能完善这方面的建设，才能减少邪教滋生蔓延的机会。重视人文关怀还要关注人们的心灵需求，引导人们树立科学信仰。人们信仰的缺乏、价值观念的迷惘是人们加入邪教的思想原因。当代社会转型期，权威思想和权威信仰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相当部份已不再是人们坚定的信念。各种信仰相互冲撞，原有主导信仰经受分裂与瓦解，新的主导信仰正处于嬗变与整合中，尚未确立起权威地位，出现了信仰真空。邪教就是当人们信仰出现危机时以一套错误的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欺骗的手段给人以“关怀”出现的，诚如辛格所说“邪教对教徒施加各种影响，使教徒一旦醒悟也无力反抗，其中最初施加的影响可能是信仰。” 这除了要求要尽快确立起符合现实社会的科学的主导信仰以外，还要求进行人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战胜挫折，确立科学信仰。
4、要突出综合管理
反邪教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必须统一协调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所有资源，形成严密网络，强化综合治理。特别是要重视舆论监督、宣传媒体、科研力量方面的建设。要及时而又充分地暴露邪教的本来面目，防止人们不明真相而陷入其中。应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敢于让揭露社会丑陋现象的言论出现在宣传媒体上，敢于让不同声音出现在大众眼前。另外也应严格的按照法律来管理文化市场，让违法的邪说宣传在市场上不能立足。贯彻“双百方针”不是说就不要文化市场的管理了，依法进行文化管理是堵住邪说流行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加强。要发挥科研资源与公众教育网络在控防邪教中的作用。国外对邪教的社会控制经验说明，科研资源和公众教育网络在控防邪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邪教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需要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当然离不开科研资源，需要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就目前来看，对邪教的活动动机、行为理论、活动规律、易发周期、邪教教徒与社会的冲突心理以及控防邪教活动的执法人员的理论培训等都需要科研部门的介入。而我国目前尚未有这方面的专门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在活动。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建立长期专门从事邪教研究的学术机构，或者鼓励个人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另外，还要把研究成果推向公众，也就是说要重视公众教育。邪教的本质、危害、活动情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才能传达给民众，进而转变为公众的知识，让公众在认清邪教的基础上与邪教绝缘。没有公众的参与，只是几个部门关起门来搞斗争，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国外大多设有专门的咨询机构或服务部门以让人们识别邪教及如何从邪教摆脱出来。我国到现在为此还没有这种机构，还无法以专业的机构为民众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我国可以用丰富的公众教育网络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利用学校对青少年进行远离邪教的教育、利用社区文化设施进行不参与邪教活动的宣传等。 [Page]
一、邪教产生与蔓延的根源
1、邪教产生与蔓延的历史发展因素
中华民族古老而文明，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其中既有令世界瞩目的优秀文化，也有一些封建糟粕沉淀下来，迷信就是流传最广、表现多样、具有顽固性的不良传统行为。这种不良的传统行为具有较大的历史惯性，往往不受条件限制地通过氏族、家庭、部落、社区流传下来。尤其是传播者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把传统迷信与现代科技进行“嫁接”，从而更加具有欺骗性。概括的讲，迷信与伪科学实际上就是邪教产生和蔓延的根源。
从历史上看，邪教往往产生于社会价值观念发生较大变化，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这时人们往往存在一些心理困惑，苦于找不到解脱的方法，而邪教的教主则正好利用大众的这种心理，蛊惑人心，煽动暴乱。从现实来看，法轮功的产生和蔓延，也是李洪志利用了存在于大众心中的迷信心理。
改革开放以来，曾一度被当作“封建迷信”的民间信仰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它促使局部地区封建迷信泛滥、修宫建庙耗费大量物力，增加城乡经济负担、冲击主流文化的建设等，尤其是民间信仰的广泛存在使邪说易被广泛接受。中国民间信仰的形式是“万灵崇拜”和“多神崇拜”：人们崇拜自然物、自然力，崇拜创世神、守护神、谷神、祖神等幻想物，崇拜神仙、圣人等附会以超自然力的人物，崇拜幻想的超自然力的灵魂、偶像巫术，人们不是崇拜一个对象而是多种神灵一起崇拜。只要是神就能得到人们的崇拜。这种特征使得当邪教教主以神的面貌或神在人间的化身出现时让人们容易接受并产生崇拜。因此当季三保以“神所立的基督”、华雪和以“基督再生”、吴扬明以“被主立为神”、刘家国以“主二次道成肉身来人间”、李洪志以“佛、大觉者”的面貌出现时，一些民众毫不犹豫地崇拜上了；信仰的动机和目的的功利性特征使部份民众易加入许诺某种好处的邪教。民众的“万灵崇拜”和“万神崇拜”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的，人们用崇拜的各种手段与神鬼进行的是利益的酬答互换，人们信奉鬼神是由于有祈福禳灾、祛病驱邪的功利要求的。因此，不少民众拜求、讨好民间崇信的吉神、凶神，善鬼、恶鬼，逢庙烧香、见神磕头，向神灵表达着自己的功利性要求。尤其当遭遇到人力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时，“他们便不顾一切地烧香叩头，供祭神鬼，向各路神仙鬼怪等超人的魔力求助”。因此，当邪教以神的名义出现并许诺入教能满足他们某种欲求而且恰逢有这方面的问题要解决时，许多民众就会不顾一切地冲入陷阱。与此同时，他们也遵循着与神灵进行利益交换的原则，不惜把大量钱财或者肉体交给邪教教主以获得教主的保护、免去“世纪末日”之灾或者得到“圆满”等，这就难怪中国当代那几个邪教教主一个个都赚得钵足盘满、妃子成群。另外，民间信仰的神秘性特点也有利于神秘的邪教的蔓延。中国民间信仰活动有着巫术特色，人们对使用着千奇百怪的法具、有神秘莫策手段、咒语的巫师无限崇拜。当邪教也利用巫术的方法手段表演、吸收教徒时，往往也就容易在信仰者中产生共鸣，进而对神秘的邪教产生迷信。
2、邪教产生与蔓延的直接文化因素
近几年来，包括传统迷信、气功、伪科学、人体遥感遥测、人体特异功能、飞碟、外星人等内容在内的神秘文化异军突起，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股热潮。这股热潮的兴起是邪教滋生蔓延的直接文化因素：伪科学直接给了邪教理论来源,迷信泛滥给邪教提供了思想的心理的基础,歪理邪说有了生存的社会土壤。
现代迷信——伪科学在邪教滋生蔓延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为邪教提供了“理论依据”。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伪科学就在中国开始流播。有的把传统文化装扮成现代科学型。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 传统神秘文化装扮成现代科学甚至是超现代科学进行推销。一个典型是把《周易》解释成是集预测、未来学、宇宙理论等于一体的科学大成，把《周易》说成是算命的高级科学。在一班人的推动下，全社会形成一股《周易》热潮。算命热、风水热接踵而至，以及用计算机算命的“现代科技”也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些带有现代科学色彩的迷信的流传为人们坚信“命运”等思想提供了看似科学实质荒谬的理论或技术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典型是被称作是“人体科学”的特异功能。70年代末，在中国也出现了特异功能热，一大批自称能耳朵认字、意念移物、意念致动等特异功能人出现了。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气功外气”的出现，一大批的科学工作者、医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极力用各种手段去证明气功能导致特异功能的出现，并以各种理论论证说这就是人体科学。他们还给这类现象贴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标签，论证说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结果是在全社会形成一股神怪气功热——许多自称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借科学名义行骗的骗子在江湖上闪亮登场。一些神怪气功组织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体科学”理论和思想在全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它让人以为练功、出功能是有科学理论支持的。还有当我们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一些伪科学也跟着传播进来。主要有大预言、外星人、占星术、现代灵学等。其中一些与邪教的滋生有直接的联系，最具影响力的是世纪末大劫难的预言作为“21世纪的科学”引进了我国。这些以“科学”论证过的世纪末劫难就成为邪教“世界末日来临说”的直接理论来源。门徒会、三元教、黄坛教、达米宣教会等邪教所宣称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论与这些结论是一致的。 [Page]
3、邪教产生与蔓延的个体需求因素
人类在求生存、寻发展的过程中，有着美好的憧憬，这是极为正常的。也正是因为有了理想与追求，才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才会有“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壮举。邪教组织的个体成员，其实也有自己的个体需求，较低层次的是祈求平安，永远健康；层次高一些的，则始终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这山望着那山高，希冀飞黄腾达去，财源滚滚来，这些本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当他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遇到阻碍而不能“心想事成”时产生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没有经受住挫折的考验，从而被邪教所左右。任何事情都有利和弊两个方面，挫折常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影响，积极的影响可以提高人的承受力，培养百折不挠的意志：消极的影响则易使人产生悲观失望、冷漠退缩、顽固不化乃至产生对立攻击行为。据此可知，邪教分子大多是挫折的俘虏。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挫折产生的原因来自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有自然界的限制，如天灾人祸的致命打击，环境影响个体目标的实现等。也有社会条件的限制，如社会的组织机构、人类的共同信仰、社会的价值观等妨碍了个体目标的实现等。主观方面的表现则有生理因素（神经类型弱型、抑郁质的人更易受挫折）、行为目标（行为目标高的人更易体验挫折，且遭遇挫折的机会更多）、社会阅历少（缺乏修养，少有坎坷，对挫折的承受力小）、认知因素（思维缺少弹性的人更易感受挫折）等。
由此可知，邪教分子的行为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遇到挫折，深陷泥淖，既不能自拔，又不能调整自己适应环境的能力，从而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的对立面，也就不足为奇了。也正因为如此，邪教教主以神的面貌或神在人间的化身出现时，一些意志薄弱者就像得到救命稻草似的，不顾一切地以自己的虔诚乃至生命拜倒在教主的脚下，以求得到保护，从而使邪教有了产生和蔓延的条件。
二、建立反邪教的有效机制
自邪教产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同邪教的斗争步伐就没有停止过。邪教至今仍然没有彻底销声匿迹的事实告诫我们，只有充分认清反邪教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建立反邪教的有效机制，才能使反邪教的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
1、要强化依法治邪
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就是依法治国，促进和谐。过去由于法制不健全，一些邪教分子的活动未及时识破并受到法律的制裁，使得邪教分子气焰嚣张，活动猖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们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严格依法惩处邪教犯罪分子，按照具体犯罪事实及主观恶意程度，予以相应的刑事处分。对于其中受蒙骗的一般参加者，可以按刑法规定减轻处罚。对于那些顽固坚持邪教立场，组织实施分裂国家、背叛民族犯罪活动的策划者和积极参与者，则应依法严惩。
严格执法，可以打击犯罪。但我们更应重视法制宣传工作，普法则有预防的作用。随着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把反邪教的法律法规当作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十分必要，意义深远。对法律的条文，要采取多种形式，做生动的诠释，使全体公民尤其是青少年认清邪教组织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本质。要高起点规划，分步骤实施，打好持久战。
2、要倡导科学精神
有些人之所以具有迷信思想、相信鬼神，从而对邪教教主言听计从，为教主而生而死，实际上与缺乏科学精神有关。要铲除滋生邪教的温床，少不了要形成科学精神这一社会集体意识。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在全体人民中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学习科学、相信科学、依靠科学的良好氛围，促进全民族科学素质的提高”。遵照总书记的要求，对全体公民尤其是青少年做好科普工作，不仅可以提高民族素质，也是同邪教组织作斗争的有力武器。 [Page]
首先，要在科技工作者中倡导科学精神。因为科技工作者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创新的主体，也是弘扬当代中国科学精神的主体。只有依靠科技工作者才能得以实践和传播科学精神。要通过各种途径，宣传普及揭示各种自然现象和破除迷信方面的科学常识，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武装广大公众的头脑，提高抵制各种迷信思潮冲击的自觉性和能力。
其次，构建科学精神还要提高大众的科学意识和素质。科学精神不仅是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所持的态度，还应是广大民众生活、工作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其中，建立民间信仰的引导机制是提高大众科学意识和素质、预防邪教再次复发的重要一环。前文的分析已表明民间信仰中包含有大量鬼神的内容，也是邪教滋生蔓延的一个文化背景，而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我国仍有其存在的现实依据。为此我们可以在对民间信仰的神鬼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移易改造，引导人们朝向科学无神论的思想上发展；可以建立民间信仰行为的规范机制，建立重大民间信仰活动的申报制、失范的追究制、惩罚制等控制机制，避免民间信仰的消极因素的扩大化；还要对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进行合理利用和转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民间信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3、要重视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内在要求。老年人希望被重视、中年人希望减轻压力、青年人需要解除迷惘，这都会促使寻找伦理性的社会关怀。正当的社会关怀得不到，欺骗性的关怀就会趁虚而入，邪教抛出的“圆满”、“进天堂”、“上天国”就是这种欺骗性的关怀。因而重视人文关怀是防止人们被邪教吸引的重要手段。我们既要倡导科学精神，也要倡导人文精神，重视人文关怀。要切实关注弱势群体的需要，把人文关怀落实在最急迫之处。我国邪教教徒大部份是弱势群体成员，他们落入邪教表面的生理关怀和心理关怀的陷阱中与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有关。需要在正当途径中不易满足，寻求非正式社会支持也就在情理中。要关注这部份人的需求，首先要从物质上进行。就目前来看，也就是要积极推进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以缓解弱势群体因经济困顿而引起的无助、失望、悲观的心理。特别要注重医疗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前面的分析表明，邪教往往就是利用健体强身、治病疗疾作为滋生的突破口和吸引民众入教的招牌。这当然与我们的医疗条件、治病环境不能满足或无法满足需求有关。因而只有尽可能完善这方面的建设，才能减少邪教滋生蔓延的机会。重视人文关怀还要关注人们的心灵需求，引导人们树立科学信仰。人们信仰的缺乏、价值观念的迷惘是人们加入邪教的思想原因。当代社会转型期，权威思想和权威信仰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相当部份已不再是人们坚定的信念。各种信仰相互冲撞，原有主导信仰经受分裂与瓦解，新的主导信仰正处于嬗变与整合中，尚未确立起权威地位，出现了信仰真空。邪教就是当人们信仰出现危机时以一套错误的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欺骗的手段给人以“关怀”出现的，诚如辛格所说“邪教对教徒施加各种影响，使教徒一旦醒悟也无力反抗，其中最初施加的影响可能是信仰。” 这除了要求要尽快确立起符合现实社会的科学的主导信仰以外，还要求进行人们的理想信念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战胜挫折，确立科学信仰。
4、要突出综合管理
反邪教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必须统一协调和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整合所有资源，形成严密网络，强化综合治理。特别是要重视舆论监督、宣传媒体、科研力量方面的建设。要及时而又充分地暴露邪教的本来面目，防止人们不明真相而陷入其中。应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敢于让揭露社会丑陋现象的言论出现在宣传媒体上，敢于让不同声音出现在大众眼前。另外也应严格的按照法律来管理文化市场，让违法的邪说宣传在市场上不能立足。贯彻“双百方针”不是说就不要文化市场的管理了，依法进行文化管理是堵住邪说流行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加强。要发挥科研资源与公众教育网络在控防邪教中的作用。国外对邪教的社会控制经验说明，科研资源和公众教育网络在控防邪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邪教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需要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当然离不开科研资源，需要科研单位的共同努力。就目前来看，对邪教的活动动机、行为理论、活动规律、易发周期、邪教教徒与社会的冲突心理以及控防邪教活动的执法人员的理论培训等都需要科研部门的介入。而我国目前尚未有这方面的专门机构，也没有专门的学术团体在活动。因而从长远的观点看，应建立长期专门从事邪教研究的学术机构，或者鼓励个人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另外，还要把研究成果推向公众，也就是说要重视公众教育。邪教的本质、危害、活动情况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才能传达给民众，进而转变为公众的知识，让公众在认清邪教的基础上与邪教绝缘。没有公众的参与，只是几个部门关起门来搞斗争，效果肯定大打折扣。国外大多设有专门的咨询机构或服务部门以让人们识别邪教及如何从邪教摆脱出来。我国到现在为此还没有这种机构，还无法以专业的机构为民众提供相应的服务，但我国可以用丰富的公众教育网络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利用学校对青少年进行远离邪教的教育、利用社区文化设施进行不参与邪教活动的宣传等。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