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芳华：儿子成了我痴迷法轮功的牺牲品
我叫刘芳华，1972年出生，保定市安国人。我自小皮肤黝黑，矮如木桩，体态肥胖，头发稀疏。“长得根本不像一个女孩子样”，这也是我们村子里大多数人的评论。从小到大，偶尔遇到一次歧视的眼神，我都会躲在一个小角落里痛哭半天，然后红肿着眼睛回家。就这样，我带着沉重的压力从小学念到初中毕业。1995年，姐姐的同事给了我一本《转法轮》，这本书里讲，人的命运都是前世安排好的，胶片早就有，只是何时播放的问题。这正好迎合了我消极避世、不求上进、抱怨不公的心理。《转法轮》简直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深感相见恨晚，于是马上辍了学，从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很少与家里人交流，专心研究法轮功。就这样，一晃就是六年多。
父母不明白我为什么练上法轮功后就判若两人。以前虽然在外面说话不多，但在家里还是有说有笑的，也懂得孝顺。他们怕我出问题，1996年，就赶紧催着我找对象结婚。长得像模像样的人，都不愿意娶我，长得很差的人我也看不上，我不免抱怨起这个社会的不公。但为了应付父母，更为了节省时间练功，我愣是硬着头皮找了一个右腿有残疾的人结了婚。婚后，我对丈夫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有一次丈夫问我，为啥婚前不告诉他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我还很有理：“这还晚吗？要是不愿意过，马上离婚，省得阻碍我‘上层次’的步伐！”丈夫没想我那么轻易、那么坚决的提出离婚，一下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1996年底孩子出生后，我并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感到初为人母的高兴，涌在心里最多的想法就是，我以后要带孩子，还怎么学法练功？“师父”曾经说过，“学大法的实修时间是有限的”、“因为目前有一部分学员是很高层次来得法的，所以他们会很快开悟，我所说的给学员两年修练的时间是指这部分弟子…….希望大家安下心来，不断精进，持之以恒。圆满一个我接送一个。”想到这些，我就难耐心中激动，我自己都练了好多年了，“师父”不会忘记我的。可那时，孩子刚出生十多天，我的奶水也很多，根本不能练功，因为人一活动，奶水就更多。这让我很是烦恼。既然不能出去活动，月子期间，我就把各种与法轮功有关的书籍、资料等全部放在身旁，一会儿躺着看，一会儿趴着看，也不管是否会落下月子病，还将孩子的脖子上、手腕上、脚腕上全部带上了法轮功的护身符，孩子的小肚兜也是我事前做好的，标着“法轮大法好”的字眼。我想自己对大法的一片诚心，“师父”在另外空间一定能看得到。
孩子咿呀学语时，我没有像其她妈妈那样教孩子喊“爸爸”或“妈妈”，而是教孩子学着叫“大法”。孩子能坐自行车后座的小椅子时，我就用纱巾将孩子捆在自行车的小椅子上，驮着孩子去散发传单，有好几次，由于路不好走，把孩子从车上摔下来，可我一点也不心疼孩子，孩子哇哇哭得直叫，我却拍拍孩子身上的土继续前行，又过起了“脚蹬黑布鞋、手拎塑料袋、两眼直勾勾，行动似小偷”的生活。春天风沙多，孩子经常被风沙迷得睁不开眼，用小手在后面捅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抱一抱；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热得孩子中暑呕吐，孩子的小脚被毒蚊子叮咬，肿得像个馒头；秋天，是安国的药材大批量外卖之时，我没有忙于生计，而是把孩子往药材地里一扔，趁外地采购药材时，赶紧向人家宣传法轮功的好处，为此，孩子得了两次秋季腹泻，差一点脱了水；冬天早就到了，我仍然顾不得给孩子做棉衣。丈夫指责我不像个妈妈，不知道心疼孩子。我还振振有词：“一个人练功全家受益。你们现在吃点苦头，等我圆满了，你们不知道要受多少益呢。”
孩子上了幼儿园后之后，在我的强迫下，儿子已经能背诵好几段“经文”了。有一次，我把一本《转法轮》放在他的小书包内，让他转交给老师读一读。孩子回来后，哭丧着小脸，天真的说，“妈妈，老师说她把书烧了。要是我再敢拿那本书，她就不让我上幼儿园了。为什么呀？”看着孩子稚嫩的眼神和一脸的懵懂，我说，“咱们就不‘劝善’了，有的人与‘大法’无缘，我们也救不了她！”有一次孩子上美工课，学校让家长参加。等我发完手中的法轮功宣传单后，匆忙赶到学校时，老师正在家长会上点评，“王强（孩子的名字）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不用老师帮助，自己剪了一个小风轮。可是我想提醒他的妈妈，孩子在风轮的每个扇面上都写上‘大法好’，因为他的脑海中只有这三个字。孩子是无辜的，大人可不要把孩子往邪路上领啊！”说到最后，老师的声音已有些沙哑了，其他家长在底下窃窃私语，“可别让咱们家的小孩跟王强在一起玩儿，传染上了不好！”我听了不仅没有难过，反而沾沾自喜：“常人永远不会有修炼人的境界，等我圆满之时，你们就看着眼馋吧！”[Page]
转眼间，孩子上了小学。我也因为“学法精进”而在全村“闻名”，一段时间思维经常发生错乱，吃饭时看着丈夫和孩子，总感觉他们两个是“师父”的化身在考验我、监督我。有一次，我看见孩子的红领巾，感觉像“师父”说的党员宣誓印下的“兽记”一样，马上用剪刀把孩子的红领巾剪得粉碎，孩子找不到红领巾就不敢上学。
2008年，孩子上初中了。但孩子受我“三退”的影响，一直郁郁寡欢，老是提不起精神。有一次，老师想吸收他和班级学习不错的几个孩子入团。我得知后，赶忙告诉他，“那可了不得，如果你走了这一步，离入党宣誓恐怕也就不远了。你这是在扯我后腿啊!”孩子面临两难境地，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原来孩子出门上学时，笑脸相迎每一个人，现在总是很自卑的低着头；原来脾气温和，积极进步，现在动辄发怒，消极怠慢。有一次，孩子很无奈的写了一个便条：“妈妈，我好累。我不想让你伤心，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轻轻松松的上学！”就这样，孩子失踪了近十天。全家人急疯了一样，全部出动寻找孩子，在一个好心人的介绍下，终于在一家网吧找到了自己蓬头垢面、睡眼惺松的孩子，网页上显示的是一行字：“我本不该来到这世间，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孩子的爸爸当场出了一头冷汗。
孩子被带回家后，再也不去学校上学，经常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发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更不与家人交流，时而傻笑一下，时而面目紧绷，得了典型的精神郁抑症。而我也在虔诚的“讲真相”，从事违法活动时，被当地公安机关人员抓获并送进了心理矫治中心。在这里，帮教人员对我悉心照料、认真讲解，他们不歧视、不抛弃，一个月后，终于将我从法轮功的泥潭中救出。
清醒后的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孩子现在的精神状态。扪心自问，孩子从一出生就没有跟着我过上一天好日子，既没有快乐的童年，又没有母亲的呵护，还时常受到我精神上的威胁，孩子一生的前途可能就因我而葬送，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痴呆男儿，我简直成了扼杀孩子的刽子手。一想到这里，我的大脑就高度紧张，我的心就异常疼痛。所以，我诚心奉劝那些还在法轮功迷雾中的人们，别在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踏踏实实做一个人类社会正常的人，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不给社会添乱，这实际上就是在“做好人”，就是为社会做贡献。
父母不明白我为什么练上法轮功后就判若两人。以前虽然在外面说话不多，但在家里还是有说有笑的，也懂得孝顺。他们怕我出问题，1996年，就赶紧催着我找对象结婚。长得像模像样的人，都不愿意娶我，长得很差的人我也看不上，我不免抱怨起这个社会的不公。但为了应付父母，更为了节省时间练功，我愣是硬着头皮找了一个右腿有残疾的人结了婚。婚后，我对丈夫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有一次丈夫问我，为啥婚前不告诉他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我还很有理：“这还晚吗？要是不愿意过，马上离婚，省得阻碍我‘上层次’的步伐！”丈夫没想我那么轻易、那么坚决的提出离婚，一下子气得说不出话来。
1996年底孩子出生后，我并没有像其他女人一样感到初为人母的高兴，涌在心里最多的想法就是，我以后要带孩子，还怎么学法练功？“师父”曾经说过，“学大法的实修时间是有限的”、“因为目前有一部分学员是很高层次来得法的，所以他们会很快开悟，我所说的给学员两年修练的时间是指这部分弟子…….希望大家安下心来，不断精进，持之以恒。圆满一个我接送一个。”想到这些，我就难耐心中激动，我自己都练了好多年了，“师父”不会忘记我的。可那时，孩子刚出生十多天，我的奶水也很多，根本不能练功，因为人一活动，奶水就更多。这让我很是烦恼。既然不能出去活动，月子期间，我就把各种与法轮功有关的书籍、资料等全部放在身旁，一会儿躺着看，一会儿趴着看，也不管是否会落下月子病，还将孩子的脖子上、手腕上、脚腕上全部带上了法轮功的护身符，孩子的小肚兜也是我事前做好的，标着“法轮大法好”的字眼。我想自己对大法的一片诚心，“师父”在另外空间一定能看得到。
孩子咿呀学语时，我没有像其她妈妈那样教孩子喊“爸爸”或“妈妈”，而是教孩子学着叫“大法”。孩子能坐自行车后座的小椅子时，我就用纱巾将孩子捆在自行车的小椅子上，驮着孩子去散发传单，有好几次，由于路不好走，把孩子从车上摔下来，可我一点也不心疼孩子，孩子哇哇哭得直叫，我却拍拍孩子身上的土继续前行，又过起了“脚蹬黑布鞋、手拎塑料袋、两眼直勾勾，行动似小偷”的生活。春天风沙多，孩子经常被风沙迷得睁不开眼，用小手在后面捅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抱一抱；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热得孩子中暑呕吐，孩子的小脚被毒蚊子叮咬，肿得像个馒头；秋天，是安国的药材大批量外卖之时，我没有忙于生计，而是把孩子往药材地里一扔，趁外地采购药材时，赶紧向人家宣传法轮功的好处，为此，孩子得了两次秋季腹泻，差一点脱了水；冬天早就到了，我仍然顾不得给孩子做棉衣。丈夫指责我不像个妈妈，不知道心疼孩子。我还振振有词：“一个人练功全家受益。你们现在吃点苦头，等我圆满了，你们不知道要受多少益呢。”
孩子上了幼儿园后之后，在我的强迫下，儿子已经能背诵好几段“经文”了。有一次，我把一本《转法轮》放在他的小书包内，让他转交给老师读一读。孩子回来后，哭丧着小脸，天真的说，“妈妈，老师说她把书烧了。要是我再敢拿那本书，她就不让我上幼儿园了。为什么呀？”看着孩子稚嫩的眼神和一脸的懵懂，我说，“咱们就不‘劝善’了，有的人与‘大法’无缘，我们也救不了她！”有一次孩子上美工课，学校让家长参加。等我发完手中的法轮功宣传单后，匆忙赶到学校时，老师正在家长会上点评，“王强（孩子的名字）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不用老师帮助，自己剪了一个小风轮。可是我想提醒他的妈妈，孩子在风轮的每个扇面上都写上‘大法好’，因为他的脑海中只有这三个字。孩子是无辜的，大人可不要把孩子往邪路上领啊！”说到最后，老师的声音已有些沙哑了，其他家长在底下窃窃私语，“可别让咱们家的小孩跟王强在一起玩儿，传染上了不好！”我听了不仅没有难过，反而沾沾自喜：“常人永远不会有修炼人的境界，等我圆满之时，你们就看着眼馋吧！”[Page]
转眼间，孩子上了小学。我也因为“学法精进”而在全村“闻名”，一段时间思维经常发生错乱，吃饭时看着丈夫和孩子，总感觉他们两个是“师父”的化身在考验我、监督我。有一次，我看见孩子的红领巾，感觉像“师父”说的党员宣誓印下的“兽记”一样，马上用剪刀把孩子的红领巾剪得粉碎，孩子找不到红领巾就不敢上学。
2008年，孩子上初中了。但孩子受我“三退”的影响，一直郁郁寡欢，老是提不起精神。有一次，老师想吸收他和班级学习不错的几个孩子入团。我得知后，赶忙告诉他，“那可了不得，如果你走了这一步，离入党宣誓恐怕也就不远了。你这是在扯我后腿啊!”孩子面临两难境地，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原来孩子出门上学时，笑脸相迎每一个人，现在总是很自卑的低着头；原来脾气温和，积极进步，现在动辄发怒，消极怠慢。有一次，孩子很无奈的写了一个便条：“妈妈，我好累。我不想让你伤心，可是我为什么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轻轻松松的上学！”就这样，孩子失踪了近十天。全家人急疯了一样，全部出动寻找孩子，在一个好心人的介绍下，终于在一家网吧找到了自己蓬头垢面、睡眼惺松的孩子，网页上显示的是一行字：“我本不该来到这世间，就让我自生自灭吧。”孩子的爸爸当场出了一头冷汗。
孩子被带回家后，再也不去学校上学，经常躲在一个无人的角落发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更不与家人交流，时而傻笑一下，时而面目紧绷，得了典型的精神郁抑症。而我也在虔诚的“讲真相”，从事违法活动时，被当地公安机关人员抓获并送进了心理矫治中心。在这里，帮教人员对我悉心照料、认真讲解，他们不歧视、不抛弃，一个月后，终于将我从法轮功的泥潭中救出。
清醒后的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孩子现在的精神状态。扪心自问，孩子从一出生就没有跟着我过上一天好日子，既没有快乐的童年，又没有母亲的呵护，还时常受到我精神上的威胁，孩子一生的前途可能就因我而葬送，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这样成为了一个痴呆男儿，我简直成了扼杀孩子的刽子手。一想到这里，我的大脑就高度紧张，我的心就异常疼痛。所以，我诚心奉劝那些还在法轮功迷雾中的人们，别在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踏踏实实做一个人类社会正常的人，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不给社会添乱，这实际上就是在“做好人”，就是为社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