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发出怒吼那一刻
今年10月份，我应邀参加在大连召开的全国反邪教协会年会。会议上，当听到斗争十年来在教育转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我感慨万分，不自禁地想到了自己当年参加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时的场景。如果不是因为“法轮功”害得我家破妻亡，身为启东市水利工程队的一名普通职工的我绝不会站到讨论世界人权的最高讲台发出心中的怒吼。尽管那一刻距今将近10个年头，但我的控诉对世界人权领域产生的震憾仍历历在目。
2000年4月11日，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如期举行。当天，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妇女问题。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终于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了，尽管有些胆怯，但当我报出“我就是‘法轮功’受害者的家属！”时，顿觉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在这样一个世界最高级别的人权大会上，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声讨万恶的“法轮功”，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好。
一个“法轮功”受害者悲愤的声音开始吸引与会者的注目，本来有些嘈杂的会议大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的妻子张玉琴，原是中国江苏省启东市服装厂的工人，从未患过精神类疾病，只因患颈椎病、头痛病于6年前退休。1995年10月，她经人介绍开始练‘法轮功’，希望祛病健身。由于听信‘法轮功’所谓病痛是‘消业’、‘还债’的邪说，她再也不去医院，每天大量时间沉迷于练‘法轮功’，逐步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我看到，随着控诉的深入，会场上好多不同肤色的人们惊讶地张大了嘴。我一字一顿继续说道：“妻子听信李洪志地球很快就要毁灭的邪说，抓紧修练，以求上天。她虽然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但却不敢就医服药，终于心力交瘁，精神崩溃。”说到这里，我展示了妻子去世后在她衣兜里发现的一直不敢服用的药。“1998年1月23日傍晚，她趁我外出，在卫生间割颈自杀身亡。我的儿女失去了他们亲爱的母亲，我失去了相依为伴的爱妻。”说到伤心处，我强忍悲痛哽咽着取出妻子生前的照片和当年的“全家福”，展示给与会者，全场顿时一片惊嘘声。
“法轮功”的危害远非仅仅只有我一家，我进而向与会代表指出，在中国，由于受邪教“法轮功”毒害，已有1000多人或自杀，或因有病拒绝就医延误治疗死亡，还有许多人因痴迷“法轮功”导致精神失常。这些“法轮功”受害者中有相当多的是妇女。邪教对妇女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其它权利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法轮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发言接近尾声，我呼吁国际社会对遭受邪教侵害的人们予以特别关注。同时对个别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无视“法轮功”侵犯人权的事实，以编造的谎言进行颠倒是非的煽动表示气愤。还对美国利用“法轮功”问题攻击中国的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在全场代表凝神屏息的倾听中，我不足十分钟的发言很快结束，但关于“法轮功”的话题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当天，许多境外记者要求对我进行面对面采访。第二天，瑞士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我的声讨，这对于许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无疑开启了一扇看清“法轮功”丑恶面目的窗口。
从联合国人权大会归来，我成为了新闻人物，被誉为“反邪斗士”和“反邪先锋”。其实，早在“法轮功”夺走我的爱妻后，我在悲痛之余，第一时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研究和揭露，坚持认定“法轮功”是坑人的邪教。我于1998年3月分别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安部、中宣部、国务院信访局等部门陈述法轮功的危害；把材料邮寄给《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反应“法轮功”的危害。我的这些行动比1999年7月22日国家正式取缔“法轮功”早了一年多。也正是我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法轮功”的对立面，才最终走进了联合国人权大会揭露“法轮功”的罪行。
难忘10年前在联合国人权大会向“法轮功”宣战的那一幕。我已将自己的控诉作为与“法轮功”作持之以恒斗争的号令和枪声。这些年来，我始终站在反邪教战线的前列，坚持参与对邪教危害人权的揭露。令我无限欣慰的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当前绝大多数练功人员也早已脱离邪教。 同样，强烈的使命感又无时不刻地激励我，只要“法轮功”存在一天，我就要坚定不移地同邪教战斗到底。
2000年4月11日，联合国第56届人权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如期举行。当天，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妇女问题。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代表，终于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了，尽管有些胆怯，但当我报出“我就是‘法轮功’受害者的家属！”时，顿觉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在这样一个世界最高级别的人权大会上，我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声讨万恶的“法轮功”，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握好。
一个“法轮功”受害者悲愤的声音开始吸引与会者的注目，本来有些嘈杂的会议大厅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的妻子张玉琴，原是中国江苏省启东市服装厂的工人，从未患过精神类疾病，只因患颈椎病、头痛病于6年前退休。1995年10月，她经人介绍开始练‘法轮功’，希望祛病健身。由于听信‘法轮功’所谓病痛是‘消业’、‘还债’的邪说，她再也不去医院，每天大量时间沉迷于练‘法轮功’，逐步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我看到，随着控诉的深入，会场上好多不同肤色的人们惊讶地张大了嘴。我一字一顿继续说道：“妻子听信李洪志地球很快就要毁灭的邪说，抓紧修练，以求上天。她虽然遭受着病痛的折磨，但却不敢就医服药，终于心力交瘁，精神崩溃。”说到这里，我展示了妻子去世后在她衣兜里发现的一直不敢服用的药。“1998年1月23日傍晚，她趁我外出，在卫生间割颈自杀身亡。我的儿女失去了他们亲爱的母亲，我失去了相依为伴的爱妻。”说到伤心处，我强忍悲痛哽咽着取出妻子生前的照片和当年的“全家福”，展示给与会者，全场顿时一片惊嘘声。
“法轮功”的危害远非仅仅只有我一家，我进而向与会代表指出，在中国，由于受邪教“法轮功”毒害，已有1000多人或自杀，或因有病拒绝就医延误治疗死亡，还有许多人因痴迷“法轮功”导致精神失常。这些“法轮功”受害者中有相当多的是妇女。邪教对妇女的生命权、健康权和其它权利构成了现实的威胁，“法轮功”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发言接近尾声，我呼吁国际社会对遭受邪教侵害的人们予以特别关注。同时对个别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无视“法轮功”侵犯人权的事实，以编造的谎言进行颠倒是非的煽动表示气愤。还对美国利用“法轮功”问题攻击中国的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在全场代表凝神屏息的倾听中，我不足十分钟的发言很快结束，但关于“法轮功”的话题立即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当天，许多境外记者要求对我进行面对面采访。第二天，瑞士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我的声讨，这对于许多不明真相的西方人，无疑开启了一扇看清“法轮功”丑恶面目的窗口。
从联合国人权大会归来，我成为了新闻人物，被誉为“反邪斗士”和“反邪先锋”。其实，早在“法轮功”夺走我的爱妻后，我在悲痛之余，第一时间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研究和揭露，坚持认定“法轮功”是坑人的邪教。我于1998年3月分别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安部、中宣部、国务院信访局等部门陈述法轮功的危害；把材料邮寄给《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国佛教协会等单位，反应“法轮功”的危害。我的这些行动比1999年7月22日国家正式取缔“法轮功”早了一年多。也正是我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法轮功”的对立面，才最终走进了联合国人权大会揭露“法轮功”的罪行。
难忘10年前在联合国人权大会向“法轮功”宣战的那一幕。我已将自己的控诉作为与“法轮功”作持之以恒斗争的号令和枪声。这些年来，我始终站在反邪教战线的前列，坚持参与对邪教危害人权的揭露。令我无限欣慰的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当前绝大多数练功人员也早已脱离邪教。 同样，强烈的使命感又无时不刻地激励我，只要“法轮功”存在一天，我就要坚定不移地同邪教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