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逊：永远的忏悔
我叫陈逊，今年45岁，大学文化，家住成都市青白江区。9年前，我因为组织四川200多名“法轮功”习练者进京“护法”、“正法”，参与了一系列法轮功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被法院判刑5年。事情虽已过去9年，但每每想起，仍然充满愧疚，特别是在京“护法”期间，我直接或间接地见证了震惊全国的郫县“法轮功”习练者刘仁芳被抛尸案，面对逝去的生命，我心中将会是永远的忏悔。
1997年3月，经人介绍我开始习练“法轮功”。开始的时候，我也只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但随着反复阅读《转法轮》、《精进要旨》等“法轮功”书籍，我的思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感到李洪志所宣扬的“真善忍”、“做好人”、“修心性”等契合了自己的道德追求，一夜之间，我仿佛找到了自己追求的“真理”，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坚修大法不动摇。
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组织，我当时认为国家可能搞错了，感到十分不满，不但公开练功，还在李洪志“经文”的教唆下多次参与“护法”活动。单位领导和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多次找我谈心，宣讲国家政策，但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心要为“法轮大法”讨回“公道”，班也不上了，家也不顾了，天天和几个“法轮功”顽固人员混在一起，搞串联、忙上访，2000年8月，终于因为长期旷工被单位除名。不过那个时候，工作对于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多为“大法”做事，对得起“师父”。我一方面把这一切看成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师父”的“考验”；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性格，我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追求真理，甚至有一种愿作“殉道者”的冲动，正是在这些思想的驱动下，我在“法轮功”泥潭里越陷越深。
2000年11月19日，我在李洪志《走向圆满》、《除恶》、《挖根》等经文的鼓动下，只身到北京“护法”，其间结识了四川籍的“法轮功”人员肖洪模、肖尤琼、周海等人，我们觉得应该干点大事。当时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叫《新世纪元旦巧逢甲子日天下大吉》，我们悟到2001年的元旦凌晨是获得圆满的绝佳时机，于是决定组织200多“法轮功”人员于2001年元旦凌晨前往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护法。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做了明确分工，由我到紧邻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以搞装修的名义租赁了教师公寓4套，作为四川籍“法轮功”人员进京的中转站，当年的12月31日早上刘仁芳就死在其中一套房子内。房子租好后，我们开始和四川各地的“法轮功”骨干联系，以2001年元旦是走向“圆满”的好时机，鼓动各地的“法轮功”人员进京。为此，我专门购置了手机卡，并告诉了青白江的“法轮功”练习者陈雯等人，四川籍“法轮功”人员进京时通过这个手机号码与我联系，我负责到汽车站接待，我先后在三河市接待了来自青白江、广汉、青川、广元、剑阁等地的“法轮功”人员30多人。当200多“法轮功”人员陆续集中到燕郊以后，我又多次从明慧网上下载《除恶》等宣传品供他们“学习”。为了制造影响，我和肖洪模等人，还制作了内容为“还法轮大法清白”的大型横标。
2000年12月31日，我先期到北京中山公园与几个青白江赴京的“法轮功”人员接头，被警方当场抓获，因为查出有严重的肝腹水，2001年4月19日被取保候审。但我那时确实中毒太深，严重的疾病不但没有让我反思李洪志和“法轮功”所存在的问题，还把生病当成是在“消业”，不仅拒绝接受治疗，还利用取保候审的机会继续宣传“法轮功”，我一次次拒绝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教育帮助，最终给自己换来了五年铁窗生活。
刚入狱的时候，我把坐牢当成是“大法”的考验，还暗自庆幸自己把握住了这个“上层次”的机会，并拒绝监狱送我上医院治疗肝病，就在我信誓旦旦要把监狱变成修炼场所，坚修大法，绝不动摇的时候，监狱组织我们收看了刘仁芳被抛尸的新闻节目。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了刘仁芳的死讯，同时，我也对赵桂凤等人将刘仁芳抛尸，并说刘仁芳是破坏“大法”的“魔”，不能让她给师父和“大法”抹黑的行为深感震惊，难道这就是我所信奉的“真理”？
节目结束后，很多“法轮功”顽固人员说这是政府在栽赃“法轮功”，但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刘仁芳死亡时所住的那套房子正是我出面租的，而他们到燕郊时，我也负责过接待，还有节目里采访的肖尤琼，也正是我当时的合作者。管教干警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事，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无言以对。他接着说：“你们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还口口声声说是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但是在对待刘仁芳这个问题上，百多号大法弟子没有一个有丝毫的‘善心’，为了自己能够升天圆满，他们看都没看刘仁芳一眼，就一个个急匆匆地出去‘上层次’、‘圆满’了，难道这就是‘法轮功’对于生命的尊重？事后，面对焦急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说出真相，为了掩人耳目，不惜干出抛尸灭迹这样泯灭人性的事来，更可耻的是为了保住‘法轮功’和李洪志的面子竟然将虔诚的信徒污蔑为破坏大法的‘魔’。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群人，难道你觉得这还是在正法修行？”管教干警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当晚我失眠了，刘仁芳被抛尸时的惨象、她丈夫刘邦禄流着无助泪水控诉“你们法轮功什么真善忍，是真残忍”的画面不断浮现在我眼前，我开始后悔参与组织“法轮功”人员进京“护法”，如果没有这件事，刘仁芳也许不会死，对多年来信仰的“法轮功”，我开始感到迷惘。[Page]
从那以后，对于干警们的帮助教育，我的态度开始逐渐缓和，也愿意接受一些不同的意见，我看了《李昌、姚洁访谈》、《陈斌访谈》、《法轮功大起底》等电教节目，才知道我一直崇拜并奉若神明的李洪志，也曾因为患病而住院治疗，也跟常人一样把金钱和物质享受看得很重，也为了逃避和“4·25”事件有干系，而在西方媒体面前撒谎，而最终难以自圆其说……而这些事情在我痴迷“法轮功”时，是不愿去了解，也不敢去了解的，随着我了解到的“法轮功”的事越来越多，李洪志在我心目中的“师父”地位坍塌了。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终于郑重写下了自己的承诺：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再习练“法轮功”。
刑满释放后，那些曾被我当作“邪魔烂鬼”的反邪教志愿者和单位领导给了我极大帮助，不仅为我安排了一份工作，让我不至为生计发愁，还积极联系医院为我治病。我在感动之余，也深深感到愧疚，由于自己犯的错误，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对刘仁芳和她的家人，我将永远忏悔，我只有通过加倍努力工作来回报社会，来给自己赎罪。
1997年3月，经人介绍我开始习练“法轮功”。开始的时候，我也只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但随着反复阅读《转法轮》、《精进要旨》等“法轮功”书籍，我的思维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感到李洪志所宣扬的“真善忍”、“做好人”、“修心性”等契合了自己的道德追求，一夜之间，我仿佛找到了自己追求的“真理”，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坚修大法不动摇。
1999年7月，国家取缔“法轮功”组织，我当时认为国家可能搞错了，感到十分不满，不但公开练功，还在李洪志“经文”的教唆下多次参与“护法”活动。单位领导和当地派出所的同志多次找我谈心，宣讲国家政策，但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心要为“法轮大法”讨回“公道”，班也不上了，家也不顾了，天天和几个“法轮功”顽固人员混在一起，搞串联、忙上访，2000年8月，终于因为长期旷工被单位除名。不过那个时候，工作对于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能够在这关键时刻多为“大法”做事，对得起“师父”。我一方面把这一切看成是“旧势力的安排”和“师父”的“考验”；一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性格，我又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追求真理，甚至有一种愿作“殉道者”的冲动，正是在这些思想的驱动下，我在“法轮功”泥潭里越陷越深。
2000年11月19日，我在李洪志《走向圆满》、《除恶》、《挖根》等经文的鼓动下，只身到北京“护法”，其间结识了四川籍的“法轮功”人员肖洪模、肖尤琼、周海等人，我们觉得应该干点大事。当时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叫《新世纪元旦巧逢甲子日天下大吉》，我们悟到2001年的元旦凌晨是获得圆满的绝佳时机，于是决定组织200多“法轮功”人员于2001年元旦凌晨前往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护法。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我们做了明确分工，由我到紧邻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以搞装修的名义租赁了教师公寓4套，作为四川籍“法轮功”人员进京的中转站，当年的12月31日早上刘仁芳就死在其中一套房子内。房子租好后，我们开始和四川各地的“法轮功”骨干联系，以2001年元旦是走向“圆满”的好时机，鼓动各地的“法轮功”人员进京。为此，我专门购置了手机卡，并告诉了青白江的“法轮功”练习者陈雯等人，四川籍“法轮功”人员进京时通过这个手机号码与我联系，我负责到汽车站接待，我先后在三河市接待了来自青白江、广汉、青川、广元、剑阁等地的“法轮功”人员30多人。当200多“法轮功”人员陆续集中到燕郊以后，我又多次从明慧网上下载《除恶》等宣传品供他们“学习”。为了制造影响，我和肖洪模等人，还制作了内容为“还法轮大法清白”的大型横标。
2000年12月31日，我先期到北京中山公园与几个青白江赴京的“法轮功”人员接头，被警方当场抓获，因为查出有严重的肝腹水，2001年4月19日被取保候审。但我那时确实中毒太深，严重的疾病不但没有让我反思李洪志和“法轮功”所存在的问题，还把生病当成是在“消业”，不仅拒绝接受治疗，还利用取保候审的机会继续宣传“法轮功”，我一次次拒绝了来自政府和社会的教育帮助，最终给自己换来了五年铁窗生活。
刚入狱的时候，我把坐牢当成是“大法”的考验，还暗自庆幸自己把握住了这个“上层次”的机会，并拒绝监狱送我上医院治疗肝病，就在我信誓旦旦要把监狱变成修炼场所，坚修大法，绝不动摇的时候，监狱组织我们收看了刘仁芳被抛尸的新闻节目。那一天，我第一次听到了刘仁芳的死讯，同时，我也对赵桂凤等人将刘仁芳抛尸，并说刘仁芳是破坏“大法”的“魔”，不能让她给师父和“大法”抹黑的行为深感震惊，难道这就是我所信奉的“真理”？
节目结束后，很多“法轮功”顽固人员说这是政府在栽赃“法轮功”，但我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因为刘仁芳死亡时所住的那套房子正是我出面租的，而他们到燕郊时，我也负责过接待，还有节目里采访的肖尤琼，也正是我当时的合作者。管教干警似乎是看出了我的心事，问我对此事有何看法，我无言以对。他接着说：“你们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还口口声声说是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但是在对待刘仁芳这个问题上，百多号大法弟子没有一个有丝毫的‘善心’，为了自己能够升天圆满，他们看都没看刘仁芳一眼，就一个个急匆匆地出去‘上层次’、‘圆满’了，难道这就是‘法轮功’对于生命的尊重？事后，面对焦急的家人，也没有一个人说出真相，为了掩人耳目，不惜干出抛尸灭迹这样泯灭人性的事来，更可耻的是为了保住‘法轮功’和李洪志的面子竟然将虔诚的信徒污蔑为破坏大法的‘魔’。这样的一个组织，这样的一群人，难道你觉得这还是在正法修行？”管教干警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当晚我失眠了，刘仁芳被抛尸时的惨象、她丈夫刘邦禄流着无助泪水控诉“你们法轮功什么真善忍，是真残忍”的画面不断浮现在我眼前，我开始后悔参与组织“法轮功”人员进京“护法”，如果没有这件事，刘仁芳也许不会死，对多年来信仰的“法轮功”，我开始感到迷惘。[Page]
从那以后，对于干警们的帮助教育，我的态度开始逐渐缓和，也愿意接受一些不同的意见，我看了《李昌、姚洁访谈》、《陈斌访谈》、《法轮功大起底》等电教节目，才知道我一直崇拜并奉若神明的李洪志，也曾因为患病而住院治疗，也跟常人一样把金钱和物质享受看得很重，也为了逃避和“4·25”事件有干系，而在西方媒体面前撒谎，而最终难以自圆其说……而这些事情在我痴迷“法轮功”时，是不愿去了解，也不敢去了解的，随着我了解到的“法轮功”的事越来越多，李洪志在我心目中的“师父”地位坍塌了。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我终于郑重写下了自己的承诺：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再习练“法轮功”。
刑满释放后，那些曾被我当作“邪魔烂鬼”的反邪教志愿者和单位领导给了我极大帮助，不仅为我安排了一份工作，让我不至为生计发愁，还积极联系医院为我治病。我在感动之余，也深深感到愧疚，由于自己犯的错误，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对刘仁芳和她的家人，我将永远忏悔，我只有通过加倍努力工作来回报社会，来给自己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