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琳：那不堪回首的一页
我是河北省石家庄市人，大学本科学历，曾任高中语文教师，有着自己的理想，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因为“法轮功”的缘故，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一、因事业受挫而误入“法轮功”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姥姥家度过的。我的姥姥是一位农村妇女干部，她克己奉公，从来不拿公家的一针一线。记得小时候农村麦收后,大家都去田里拾麦子，我也跟着去捡了一些麦穗回来，但姥姥说公家的东西分毫不能拿,硬让我把麦穗倒回了麦田。姥姥这种正直、廉洁的美德深深地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看过很多小人书和电影，都是歌颂战争年代的英雄，这些小人书和电影丰富了我童年时代的生活，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田，在我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了英雄主义的情结。我渴望着长大后也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能够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
有了这种理想的激励，通过刻苦学习与拼搏，1986年，我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迈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当时，正是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涌入国门的时候，在大学校园里，爱好文学的我，接触了西方的意识流、印象派等等文艺流派，但我从潜意识中对此有一种抵触，感到它和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正面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当时由于这股思潮在校园肆意蔓延，使不少同学趋之若鹜。入学一段时间后，我们班办了一份刊物，由我来担任总编，可编委会的成员大都对意识流、朦胧诗很感兴趣，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正统、不合潮流的人，我往往在刊物的作品风格上与他们发生争执。这使我感到在精神上非常孤独和苦闷，一种深深的失落袭上了我的心头。我彷偟，我苦恼，我百思不得其解。
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和事业上又受到了一些挫折，原本乐观开朗、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我，渐渐变得对生活开始厌倦，开始相信宿命说一类的东西。
正在这个时候（1997年），有人向我弘法，宣传“法轮功”的内容。一开始她跟我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我没往心里去，虽然失败了几次，但我并没有完全对生活失去信心，我还要继续我的事业。而经过了这些挫折后，写作上倒有了不少起色，在圈子里也小有名气，不断有人约我写稿。但是，“法轮功”并没有从我的身边走开，第一次向我“弘法”不成，他们就变换了角度，不再讲祛病健身，而是讲：“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修炼“法轮大法”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只要我们修炼了“法轮功”，大劫难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的这种说法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内心的需求，尤其是“法身保护”之说，蓦地使我找到一种安全感。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离异，我从小孤寂飘零，缺乏安全感，再者看到社会上的一些阴暗面，也想寻找一片净土，找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
就这样我走进了“法轮功”，从此在“法轮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二、从半信半疑到完全痴迷
一开始习练“法轮功”时，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中国法轮功》，里面提到了很多特异功能，尤其是搬运、定物、隐身、思维控制等功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里面说的未免太玄了，不太可信。向我“弘法”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建议我看看《转法轮》，他们很快给了我一本《转法轮》。不想看了《转法轮》后，我便被其中所讲的“真善忍”、“做好人”所吸引，也相信李洪志所讲的“宿命通”理论，但我并不完全认同李洪志的所有观点，尤其是《转法轮》中提到的“魔”、“附体”等概念，使我从内心生出一种排斥感，心想，这么高的“宇宙大法”，怎么竟会有这样的字眼？好像这不是正教中所应当有的。当时也只是这么想想，向我“弘法”的人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又赶紧让我买了一本《精进要旨》，上面有一篇“经文”说，怀疑“师父”，怀疑“大师”，是“思想业”在作怪。再后来，随着对《转法轮》和其他讲法看得越来越多，我似乎已经不能抗拒“法轮大法”的魔力了，不知不觉地，我成了它的俘虏。正常的思维越来越少，一些行为开始反常，引起别人的不理解。
首先是淡化了对事业的进取心。走进“法轮功”之前，我的事业已有起色，所写文章经常见诸于报刊杂志。当时曾创作了《沧桑人生》、《启航》等长篇电视连续剧，已和制作单位签订了拍摄合同，但因拍摄资金没有全部到位而搁浅了。之后我就走进了“法轮功”的怪圈，练了“法轮功”，要修去“名利情”，突然觉得自己多年来所执著追求的文学创作竟然都是在追逐“名利情”，要想修炼，必须去掉这些常人的东西。但一下子去掉也不现实，这时，有一家影视公司要我改编一部有关《聊斋》的电视剧，并送给了我一些《聊斋》的光盘。因为《聊斋》都是一些鬼故事，看得人毛骨悚然，晚上睡觉做梦时，梦见一个人带着我从小路上走了。因为当时李洪志让做了梦也得悟，但因为我练功时间短，“悟”不出来这个梦“点化”我什么，就找练功早的同修帮着“悟”。她“悟”到，《聊斋》里有低灵的东西，我没有遵守“不二法门”的戒律，因而走了世间小道。我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吓得赶紧把光盘还给了那家公司经理，而且毁了约，不再给他们改编电视剧了。后来就改行为企业搞广告策划，初战告捷后，经理决定要与我长期合作。一天，北京策划大师来石家庄做报告，我慕名前去听讲，不想走到演讲大厅时，被脚下的一块香蕉皮滑倒了。李洪志多次说过，摔个跟头也要从中“悟道”，既然摔了一跤，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而自己没有“悟到”，就又找同修一起“悟”，“悟”了半天，“悟”出很多广告都在作假，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说假话。于是我向经理辞了职。[Page]
正在这时，一家省直机关招录公务员，因为复习的时间很短，所以考试的结果不是很理想，但由于我有特长，他们还是希望我进他们单位工作。不过那时候觉得“圆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很多同修都不上班了，都在法上“勇猛精进”，我为什么还要执著常人的“名、利、情”呢？于是我毅然地放弃了这个工作机会。
三、对“法轮功”的“做好人”产生了怀疑
由于小时候打下的基础，我本性中善良的成分还是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定的自觉性，总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应当多做好事，这样到死的时候才能作到问心无愧。练了“法轮功”后，里面也谈到了要“做好人”，正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做好人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练功期间，当我外出看见义务献血的车后，我想主动去献血，心想：需要血液的人都是生命垂危的人，献血是在救人的生命啊！于是我就向献血车走去。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了李洪志在“讲法”中说过，修炼人的血液是很珍贵的，说不定里面就有功，不是万不得已，不主张去献血。想到这里，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现在不修炼，是一个常人，我可以主动献血；但我现在是一个修炼人，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做。”于是返了回来，不再献血。
又有一次，南方某地遭了灾，居委会动员捐款捐物，我本来想多捐点，但想起师父说过，哪个地方有灾，就是那个地区业力大，是给他们“消业”的。既然是给“消业”，那捐款捐物不是等于不让人家“消业”吗？讲法中还说，修炼人不能管常人的事，看到第三者发生矛盾了也不能随便管，因为你看不透其中的因缘关系，一管说不定就管错了。毕竟现在是修炼人，一定要“以法为师”，不该做的事不能做。于是捐了一点衣物应付了事。
最让我不解的是，我和一位邻居非常要好，练了“法轮功”后，我常常给她“弘法”，说我们“法轮大法”是让“做好人”的。但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对我说：“你常说你们练功人是做好人，但我觉得你现在不如没练功以前好了。”我奇怪地问：“这话怎么讲？”她说：“你过去帮助人从不计较得失，也从来不讲条件。可你现在不是这样了，谁求你帮点忙，你就说，不能随便帮你。我现在是练功人，我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万一帮你帮错了，我就掉层次、就失德了。过去，你对孩子特别关心，现在好像后妈一样；过去你总是想着给你姥姥尽孝心，现在也顾不上了。”
她说得的确是事实，听了她的话，我也感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儿，越来离好人越远。心中不由得动摇起来，对“法轮功”的“做好人”产生了怀疑，是啊，做好人需要体现在具体的事上，需要用时间来完成。然而，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上面，练功、学法、弘法，连家务都没有时间做，哪有精力去做什么好事啊？再说，我也看到一些功友变得越来越自私，对人越来越冷漠。我也感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儿，内心产生了疑虑，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摆脱“法轮功”，做一个平常的好人算了。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向“功友”透露后，她们批评我悟性太低，师父看见我这样的弟子不知有多伤心呢！最重要的是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失去了这次得法的机会，以后就再也别想修了。我想，这很可能是“师父”借他们的嘴来点化我，不由得想起李洪志的经文，精神控制起了绝对的作用，我的心头掀起了万丈波澜，内心产生了阵阵恐惧，我决定还是继续修炼“法轮功”！
四、国家取缔“法轮功”，不顾一切进京“正法”、“护法”
1999年7月，由于“法轮功”邪教本质的不断暴露，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当时的我正处于深度的痴迷中，当然对取缔“法轮功”一事无限愤慨。一开始，我只是心中感到不能忍受，但总觉得去北京是参与政治，所以只是在家门口为“法轮大法”正名，说国家取缔“法轮功”是错误的，向别人讲我们是“做好人”，“法轮功”被定为邪教是冤枉的。[Page]
但是不久之后，李洪志的“经文”像一道道催命符似的赶着我们去北京“正法”，说什么“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在《严肃的教诲》中说：当大法和师父遭受迫害时，你们在干什么？等着天上掉馅饼吗？等待着难一结束就去圆满吗？难道让我说出去北京才是最好的正法形式吗？在《建议》中说：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魔难过后被淘汰掉……
当时，一位导演已商定好与我合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但我觉得这正是考验你能不能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的时候，因而在李洪志“经文”的蛊惑下，我扔下孩子，瞒着爱人，为了给“大法正名”，为了给自己的“圆满”添加筹码，我一意孤行地去了北京天安门打条幅，在庄严的五星红旗下，在巍峨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给大法平反”！等口号，深深地伤害了我的祖国母亲，玷污了祖国母亲的圣洁形象。
由于触犯国家法律，我被公安机关处罚关进了拘留所。由于我在外面经常散发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法轮功”传单，上面把拘留所描绘成国民党时代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说里面有老虎凳、辣椒水、钉子床、水牢等，特别阴森恐怖，而且说那里是暴力洗脑。总之，由于受传单的影响，我那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当听到要把我送往拘留所，我就不停地“发正念”，要让送我的汽车翻车，因为我有师父的“法身”保护，肯定会安然无恙，到时乘机逃跑。可是，尽管我不停地“发正念”，车子依然平稳地来到了拘留所。
到了后，便有警察来接我。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来接我的警察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狰狞而可怕的面孔，还显得很幽默风趣，用开玩笑缓解了我的紧张心情。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女干警，英姿潇洒，满面春风，与我说话时非常和蔼，到办公室后一边让座倒水，一边和我唠家常。这样的情景使我困惑不解，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里为什么和明慧网上描写的现象根本不是一回事呢？这难道是假象？
怀着这样的疑虑，我和干警及已转化学员开始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虽然表面上我强词夺理，但内心深处我所坚持的东西已被深深动摇。有一位女警察，她是队长当时这么跟我说：“你们做好人没有错，难道政府就没让你们做好人了吗？我相信，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老师，以及社会舆论导向，没有不提倡人做好人的，难道一个国家还怕好人多吗？但你们为什么偏偏对‘法轮功’中讲的‘做好人’就那么热衷呢？”她的提问引起我深刻的反思：是啊！自己从小就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长大的，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了然于心，可是，我们不去按照这个去做，而去追求“法轮功”的“做好人”。她又说：“我们做好人不图回报，是站在他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法轮功’谈的做好人背后都是有目的的，你想想：‘一举四得’、‘上层次’、‘圆满’等不都是做好人的诱饵吗？”一席话动摇了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法轮功”。
五、幡然醒悟后我弄清了一系列问题
此后，经过继续交谈和自己的反思，我弄清了一系列问题，比如：
（一）李洪志是个最不讲诚信的大骗子。炼“法轮功”期间，对李洪志顶礼膜拜，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深信不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宇宙主佛”，将他视为中华民族诚信文化的最高典范。然而，当我冷静下来，和帮教人员一起交流时，过去从来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于去质疑了，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原来李洪志的讲法谎话连篇，在最起码的问题上，李洪志造假连眼都不眨一下，就拿“4·25”这件事来说吧，李昌、姚洁、纪烈武都已揭露了李洪志直接策划和遥控指挥的事实，而且在早期讲法中他说，“法轮功”组织所有的活动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如果他不在国内，就让法轮大法研究会通过电话与传真与他联系。所以没有他的同意别人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国家取缔“法轮功”后，他在《我的一点声明》中说：他对当时北京发生的事（指4·25事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说自己当时在美国到澳洲的飞机上。这不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吗?另外，关于卖书、卖光盘和录像带李洪志聚敛了大量钱财，他却说不要弟子一分钱等等，都表明李洪志在说假话，李洪志确实是个大骗子。[Page]
（二）天安门自焚事件并不像明慧网上所说的是中国政府一手策划的，而是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毒害所导致的。过去受明慧网造谣煽动的影响，对天安门自焚事件疑窦重重，认为那些自焚的人不是“法轮功”练习者，即使他们是练“法轮功”的，也是他们自己悟偏了，与大法没有关系。经过深入思考，我终于从李洪志的讲法和经文中找到了他暗示弟子杀生的言论，以及让弟子怎么悟就怎么做的险恶用心。天安门自焚事件完全彻底地暴露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三）情大于法的劣根性及很强的奴性意识导致我对李洪志的绝对崇拜与百般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光辉灿烂的经典与正统文化，也存在着消极和阴暗的负面文化，如情大于法，奴性意识等。因为李洪志许诺了我们巨大的“圆满”利益，为了得到这个金色的馅饼，我把对李洪志的感情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唯情是大，唯情为上，结果站错了立场，成为了邪教的牺牲品。骨子里的奴性意识导致我不敢挑战李洪志这个所谓的“权威”，唯他的话是听，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和判断力，对李洪志形成了极强的人身依附，导致他对我们的任意驱使，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与祖国背离、与人民为敌的邪路上去。要想找到真正的自己，必须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中大胆解放出来。
……
搞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我已经决定和“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虽然有了这个念头，真正付诸于实践的时候，由于长期的精神控制的阴影在我的心中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怕“销毁”、怕“形神全灭”的念头不断从脑海里冒出来，我又变得犹豫不决。这时，有一位指导员警察在一旁说道：“如果你在原地不动，这就是你的坟墓！如果向前走，那里就充满阳光！”这句话使我恍然大悟！我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决裂书，我要与李洪志这个大骗子彻底决裂！和“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我终于打破了李洪志的精神枷锁，找到了真正的心灵归宿！
转化以后，我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学习，丰富自己的学识，积极投身到反邪教志愿者的行列中去，帮助那些依然没有醒悟的“法轮功”练习者尽快认清“法轮功”歪理邪说的欺骗性，早日从痴迷中醒悟过来，回归正常健康的生活轨道。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创作了一部对“法轮功”练习者进行帮教转化的纪实文学作品《天国梦》。这期间曾经有导演找我创作电视剧，我先进行了提纲创作，他们感到很满意，接下来准备签订合同，到北京进行剧本的正式创作。而这个时候，由于帮教工作迫在眉睫，我毫不犹豫地推辞了我热爱的剧本创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帮教工作中。与我合作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他不解地问我：“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利双收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已经不炼‘法轮功’了，为什么还对‘轮子’感兴趣呢？”我回答他说：“我不炼了，但很多人还在炼，我能体会到他们像我当初一样的痛苦，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从‘法轮功’的泥潭中跳出来。”这个选择使我的内心感到非常充实，是的，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在祖国母亲六十岁华诞来临之际，我怀着忏悔和感恩的心记录下我的心路历程，感谢伟大的祖国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伟大的祖国母亲赋予了我力量的源泉，使我拿起手中的笔歌颂我们伟大的新时代，勇敢地揭露“法轮功”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本质。现在，李洪志和“法轮功”与“民运”、“藏独”、“疆独”沆瀣一气，联起手来，妄图把我们的祖国四分五裂，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会答应的！面对这样的现实，在此呼吁那些依然沉迷在“法轮功”中虚幻世界的人，赶快擦亮你的双眼，看看我们祖国的日益崛起和强大，认清李洪志和“法轮功”叛逆祖国的丑陋行径，毅然决然地和李洪志及“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回到祖国母亲温暖博大的怀抱中来。
一、因事业受挫而误入“法轮功”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姥姥家度过的。我的姥姥是一位农村妇女干部，她克己奉公，从来不拿公家的一针一线。记得小时候农村麦收后,大家都去田里拾麦子，我也跟着去捡了一些麦穗回来，但姥姥说公家的东西分毫不能拿,硬让我把麦穗倒回了麦田。姥姥这种正直、廉洁的美德深深地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我小时候看过很多小人书和电影，都是歌颂战争年代的英雄，这些小人书和电影丰富了我童年时代的生活，滋润了我幼小的心田，在我的心中深深地埋下了英雄主义的情结。我渴望着长大后也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英雄模范人物，能够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益的人。
有了这种理想的激励，通过刻苦学习与拼搏，1986年，我考上了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迈出了实现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当时，正是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涌入国门的时候，在大学校园里，爱好文学的我，接触了西方的意识流、印象派等等文艺流派，但我从潜意识中对此有一种抵触，感到它和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正面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但当时由于这股思潮在校园肆意蔓延，使不少同学趋之若鹜。入学一段时间后，我们班办了一份刊物，由我来担任总编，可编委会的成员大都对意识流、朦胧诗很感兴趣，觉得我是一个非常正统、不合潮流的人，我往往在刊物的作品风格上与他们发生争执。这使我感到在精神上非常孤独和苦闷，一种深深的失落袭上了我的心头。我彷偟，我苦恼，我百思不得其解。
大学毕业后，在工作和事业上又受到了一些挫折，原本乐观开朗、对前途充满信心的我，渐渐变得对生活开始厌倦，开始相信宿命说一类的东西。
正在这个时候（1997年），有人向我弘法，宣传“法轮功”的内容。一开始她跟我说“法轮功”能祛病健身，我没往心里去，虽然失败了几次，但我并没有完全对生活失去信心，我还要继续我的事业。而经过了这些挫折后，写作上倒有了不少起色，在圈子里也小有名气，不断有人约我写稿。但是，“法轮功”并没有从我的身边走开，第一次向我“弘法”不成，他们就变换了角度，不再讲祛病健身，而是讲：“法轮大法”是一片净土，修炼“法轮大法”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只要我们修炼了“法轮功”，大劫难就与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的这种说法引起了我的兴趣和内心的需求，尤其是“法身保护”之说，蓦地使我找到一种安全感。因为小时候，我的父母离异，我从小孤寂飘零，缺乏安全感，再者看到社会上的一些阴暗面，也想寻找一片净土，找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
就这样我走进了“法轮功”，从此在“法轮功”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二、从半信半疑到完全痴迷
一开始习练“法轮功”时，我看的第一本书是《中国法轮功》，里面提到了很多特异功能，尤其是搬运、定物、隐身、思维控制等功能，使我感到不可思议，我觉得里面说的未免太玄了，不太可信。向我“弘法”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建议我看看《转法轮》，他们很快给了我一本《转法轮》。不想看了《转法轮》后，我便被其中所讲的“真善忍”、“做好人”所吸引，也相信李洪志所讲的“宿命通”理论，但我并不完全认同李洪志的所有观点，尤其是《转法轮》中提到的“魔”、“附体”等概念，使我从内心生出一种排斥感，心想，这么高的“宇宙大法”，怎么竟会有这样的字眼？好像这不是正教中所应当有的。当时也只是这么想想，向我“弘法”的人似乎看出了我的疑虑，又赶紧让我买了一本《精进要旨》，上面有一篇“经文”说，怀疑“师父”，怀疑“大师”，是“思想业”在作怪。再后来，随着对《转法轮》和其他讲法看得越来越多，我似乎已经不能抗拒“法轮大法”的魔力了，不知不觉地，我成了它的俘虏。正常的思维越来越少，一些行为开始反常，引起别人的不理解。
首先是淡化了对事业的进取心。走进“法轮功”之前，我的事业已有起色，所写文章经常见诸于报刊杂志。当时曾创作了《沧桑人生》、《启航》等长篇电视连续剧，已和制作单位签订了拍摄合同，但因拍摄资金没有全部到位而搁浅了。之后我就走进了“法轮功”的怪圈，练了“法轮功”，要修去“名利情”，突然觉得自己多年来所执著追求的文学创作竟然都是在追逐“名利情”，要想修炼，必须去掉这些常人的东西。但一下子去掉也不现实，这时，有一家影视公司要我改编一部有关《聊斋》的电视剧，并送给了我一些《聊斋》的光盘。因为《聊斋》都是一些鬼故事，看得人毛骨悚然，晚上睡觉做梦时，梦见一个人带着我从小路上走了。因为当时李洪志让做了梦也得悟，但因为我练功时间短，“悟”不出来这个梦“点化”我什么，就找练功早的同修帮着“悟”。她“悟”到，《聊斋》里有低灵的东西，我没有遵守“不二法门”的戒律，因而走了世间小道。我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吓得赶紧把光盘还给了那家公司经理，而且毁了约，不再给他们改编电视剧了。后来就改行为企业搞广告策划，初战告捷后，经理决定要与我长期合作。一天，北京策划大师来石家庄做报告，我慕名前去听讲，不想走到演讲大厅时，被脚下的一块香蕉皮滑倒了。李洪志多次说过，摔个跟头也要从中“悟道”，既然摔了一跤，肯定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而自己没有“悟到”，就又找同修一起“悟”，“悟”了半天，“悟”出很多广告都在作假，而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不能说假话。于是我向经理辞了职。[Page]
正在这时，一家省直机关招录公务员，因为复习的时间很短，所以考试的结果不是很理想，但由于我有特长，他们还是希望我进他们单位工作。不过那时候觉得“圆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很多同修都不上班了，都在法上“勇猛精进”，我为什么还要执著常人的“名、利、情”呢？于是我毅然地放弃了这个工作机会。
三、对“法轮功”的“做好人”产生了怀疑
由于小时候打下的基础，我本性中善良的成分还是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定的自觉性，总觉得一个人活在世上应当多做好事，这样到死的时候才能作到问心无愧。练了“法轮功”后，里面也谈到了要“做好人”，正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做好人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在实际行动上。练功期间，当我外出看见义务献血的车后，我想主动去献血，心想：需要血液的人都是生命垂危的人，献血是在救人的生命啊！于是我就向献血车走去。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了李洪志在“讲法”中说过，修炼人的血液是很珍贵的，说不定里面就有功，不是万不得已，不主张去献血。想到这里，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现在不修炼，是一个常人，我可以主动献血；但我现在是一个修炼人，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做。”于是返了回来，不再献血。
又有一次，南方某地遭了灾，居委会动员捐款捐物，我本来想多捐点，但想起师父说过，哪个地方有灾，就是那个地区业力大，是给他们“消业”的。既然是给“消业”，那捐款捐物不是等于不让人家“消业”吗？讲法中还说，修炼人不能管常人的事，看到第三者发生矛盾了也不能随便管，因为你看不透其中的因缘关系，一管说不定就管错了。毕竟现在是修炼人，一定要“以法为师”，不该做的事不能做。于是捐了一点衣物应付了事。
最让我不解的是，我和一位邻居非常要好，练了“法轮功”后，我常常给她“弘法”，说我们“法轮大法”是让“做好人”的。但一段时间后，她突然对我说：“你常说你们练功人是做好人，但我觉得你现在不如没练功以前好了。”我奇怪地问：“这话怎么讲？”她说：“你过去帮助人从不计较得失，也从来不讲条件。可你现在不是这样了，谁求你帮点忙，你就说，不能随便帮你。我现在是练功人，我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万一帮你帮错了，我就掉层次、就失德了。过去，你对孩子特别关心，现在好像后妈一样；过去你总是想着给你姥姥尽孝心，现在也顾不上了。”
她说得的确是事实，听了她的话，我也感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儿，越来离好人越远。心中不由得动摇起来，对“法轮功”的“做好人”产生了怀疑，是啊，做好人需要体现在具体的事上，需要用时间来完成。然而，随着练功学法的深入，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上面，练功、学法、弘法，连家务都没有时间做，哪有精力去做什么好事啊？再说，我也看到一些功友变得越来越自私，对人越来越冷漠。我也感到自己越来越不对劲儿，内心产生了疑虑，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摆脱“法轮功”，做一个平常的好人算了。然而当我把这个想法向“功友”透露后，她们批评我悟性太低，师父看见我这样的弟子不知有多伤心呢！最重要的是这是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失去了这次得法的机会，以后就再也别想修了。我想，这很可能是“师父”借他们的嘴来点化我，不由得想起李洪志的经文，精神控制起了绝对的作用，我的心头掀起了万丈波澜，内心产生了阵阵恐惧，我决定还是继续修炼“法轮功”！
四、国家取缔“法轮功”，不顾一切进京“正法”、“护法”
1999年7月，由于“法轮功”邪教本质的不断暴露，政府依法取缔了“法轮功”邪教组织。当时的我正处于深度的痴迷中，当然对取缔“法轮功”一事无限愤慨。一开始，我只是心中感到不能忍受，但总觉得去北京是参与政治，所以只是在家门口为“法轮大法”正名，说国家取缔“法轮功”是错误的，向别人讲我们是“做好人”，“法轮功”被定为邪教是冤枉的。[Page]
但是不久之后，李洪志的“经文”像一道道催命符似的赶着我们去北京“正法”，说什么“顶着压力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在《严肃的教诲》中说：当大法和师父遭受迫害时，你们在干什么？等着天上掉馅饼吗？等待着难一结束就去圆满吗？难道让我说出去北京才是最好的正法形式吗？在《建议》中说：那些至今还没有走出来的人，就会在这场魔难过后被淘汰掉……
当时，一位导演已商定好与我合作一部二十集电视剧，但我觉得这正是考验你能不能放下常人中的“名、利、情”的时候，因而在李洪志“经文”的蛊惑下，我扔下孩子，瞒着爱人，为了给“大法正名”，为了给自己的“圆满”添加筹码，我一意孤行地去了北京天安门打条幅，在庄严的五星红旗下，在巍峨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高喊着“法轮大法好”!“给大法平反”！等口号，深深地伤害了我的祖国母亲，玷污了祖国母亲的圣洁形象。
由于触犯国家法律，我被公安机关处罚关进了拘留所。由于我在外面经常散发从明慧网上下载的“法轮功”传单，上面把拘留所描绘成国民党时代的白公馆和渣滓洞，说里面有老虎凳、辣椒水、钉子床、水牢等，特别阴森恐怖，而且说那里是暴力洗脑。总之，由于受传单的影响，我那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当听到要把我送往拘留所，我就不停地“发正念”，要让送我的汽车翻车，因为我有师父的“法身”保护，肯定会安然无恙，到时乘机逃跑。可是，尽管我不停地“发正念”，车子依然平稳地来到了拘留所。
到了后，便有警察来接我。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来接我的警察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狰狞而可怕的面孔，还显得很幽默风趣，用开玩笑缓解了我的紧张心情。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女干警，英姿潇洒，满面春风，与我说话时非常和蔼，到办公室后一边让座倒水，一边和我唠家常。这样的情景使我困惑不解，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里为什么和明慧网上描写的现象根本不是一回事呢？这难道是假象？
怀着这样的疑虑，我和干警及已转化学员开始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虽然表面上我强词夺理，但内心深处我所坚持的东西已被深深动摇。有一位女警察，她是队长当时这么跟我说：“你们做好人没有错，难道政府就没让你们做好人了吗？我相信，不管是你的父母，还是你的老师，以及社会舆论导向，没有不提倡人做好人的，难道一个国家还怕好人多吗？但你们为什么偏偏对‘法轮功’中讲的‘做好人’就那么热衷呢？”她的提问引起我深刻的反思：是啊！自己从小就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歌长大的，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了然于心，可是，我们不去按照这个去做，而去追求“法轮功”的“做好人”。她又说：“我们做好人不图回报，是站在他人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法轮功’谈的做好人背后都是有目的的，你想想：‘一举四得’、‘上层次’、‘圆满’等不都是做好人的诱饵吗？”一席话动摇了我对法轮功的坚定信念，使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法轮功”。
五、幡然醒悟后我弄清了一系列问题
此后，经过继续交谈和自己的反思，我弄清了一系列问题，比如：
（一）李洪志是个最不讲诚信的大骗子。炼“法轮功”期间，对李洪志顶礼膜拜，对他所说的一切都深信不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赖的“宇宙主佛”，将他视为中华民族诚信文化的最高典范。然而，当我冷静下来，和帮教人员一起交流时，过去从来不敢想的问题，现在敢于去质疑了，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原来李洪志的讲法谎话连篇，在最起码的问题上，李洪志造假连眼都不眨一下，就拿“4·25”这件事来说吧，李昌、姚洁、纪烈武都已揭露了李洪志直接策划和遥控指挥的事实，而且在早期讲法中他说，“法轮功”组织所有的活动都要经过他的同意，如果他不在国内，就让法轮大法研究会通过电话与传真与他联系。所以没有他的同意别人是不能轻举妄动的。国家取缔“法轮功”后，他在《我的一点声明》中说：他对当时北京发生的事（指4·25事件）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说自己当时在美国到澳洲的飞机上。这不是撒下了弥天大谎吗?另外，关于卖书、卖光盘和录像带李洪志聚敛了大量钱财，他却说不要弟子一分钱等等，都表明李洪志在说假话，李洪志确实是个大骗子。[Page]
（二）天安门自焚事件并不像明慧网上所说的是中国政府一手策划的，而是受李洪志歪理邪说的毒害所导致的。过去受明慧网造谣煽动的影响，对天安门自焚事件疑窦重重，认为那些自焚的人不是“法轮功”练习者，即使他们是练“法轮功”的，也是他们自己悟偏了，与大法没有关系。经过深入思考，我终于从李洪志的讲法和经文中找到了他暗示弟子杀生的言论，以及让弟子怎么悟就怎么做的险恶用心。天安门自焚事件完全彻底地暴露了“法轮功”的邪教本质。
（三）情大于法的劣根性及很强的奴性意识导致我对李洪志的绝对崇拜与百般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光辉灿烂的经典与正统文化，也存在着消极和阴暗的负面文化，如情大于法，奴性意识等。因为李洪志许诺了我们巨大的“圆满”利益，为了得到这个金色的馅饼，我把对李洪志的感情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唯情是大，唯情为上，结果站错了立场，成为了邪教的牺牲品。骨子里的奴性意识导致我不敢挑战李洪志这个所谓的“权威”，唯他的话是听，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和判断力，对李洪志形成了极强的人身依附，导致他对我们的任意驱使，使我们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与祖国背离、与人民为敌的邪路上去。要想找到真正的自己，必须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中大胆解放出来。
……
搞清楚这些问题以后，我已经决定和“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虽然有了这个念头，真正付诸于实践的时候，由于长期的精神控制的阴影在我的心中还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怕“销毁”、怕“形神全灭”的念头不断从脑海里冒出来，我又变得犹豫不决。这时，有一位指导员警察在一旁说道：“如果你在原地不动，这就是你的坟墓！如果向前走，那里就充满阳光！”这句话使我恍然大悟！我拿起笔来，毫不犹豫地写下了决裂书，我要与李洪志这个大骗子彻底决裂！和“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我终于打破了李洪志的精神枷锁，找到了真正的心灵归宿！
转化以后，我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调整自己的心态，努力学习，丰富自己的学识，积极投身到反邪教志愿者的行列中去，帮助那些依然没有醒悟的“法轮功”练习者尽快认清“法轮功”歪理邪说的欺骗性，早日从痴迷中醒悟过来，回归正常健康的生活轨道。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创作了一部对“法轮功”练习者进行帮教转化的纪实文学作品《天国梦》。这期间曾经有导演找我创作电视剧，我先进行了提纲创作，他们感到很满意，接下来准备签订合同，到北京进行剧本的正式创作。而这个时候，由于帮教工作迫在眉睫，我毫不犹豫地推辞了我热爱的剧本创作，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帮教工作中。与我合作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他不解地问我：“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利双收的机会，你为什么要放弃？你已经不炼‘法轮功’了，为什么还对‘轮子’感兴趣呢？”我回答他说：“我不炼了，但很多人还在炼，我能体会到他们像我当初一样的痛苦，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从‘法轮功’的泥潭中跳出来。”这个选择使我的内心感到非常充实，是的，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起来，这样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在祖国母亲六十岁华诞来临之际，我怀着忏悔和感恩的心记录下我的心路历程，感谢伟大的祖国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伟大的祖国母亲赋予了我力量的源泉，使我拿起手中的笔歌颂我们伟大的新时代，勇敢地揭露“法轮功”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邪教本质。现在，李洪志和“法轮功”与“民运”、“藏独”、“疆独”沆瀣一气，联起手来，妄图把我们的祖国四分五裂，中国人民不答应！世界人民也不会答应的！面对这样的现实，在此呼吁那些依然沉迷在“法轮功”中虚幻世界的人，赶快擦亮你的双眼，看看我们祖国的日益崛起和强大，认清李洪志和“法轮功”叛逆祖国的丑陋行径，毅然决然地和李洪志及“法轮功”邪教组织彻底决裂，回到祖国母亲温暖博大的怀抱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