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授的新生之旅
我叫董馨，是佛山大学的教授。1998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一段不该走的弯路。今天，我想以自身的经历告诫人们：早日脱离法轮功，早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一、沉迷“法轮功”的思想基础：对唯物论与无神论的否定思考
1998年，当时才33岁的我以突出的教学、科研成果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佛山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而一直从事文艺理论及美学理论教研工作的我，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合著、专著3部，1998年我由于工作突出曾获得校本科学生教学质量评估优秀奖、被评为学校优秀科研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佛山市优秀教师。可就在这时，在同事的介绍下，我接触了法轮功。
我看了一本《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对书中提出的“真善忍”挺赞同的。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有着美好的渴求，而且对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很反感，所以对“真善忍”很感兴趣，如饥似渴读完后觉得可以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便开始练起了“法轮功”。而深究起来，隐藏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就是与我的专业学习及研究密切相关。我一直从事文艺理论及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崇尚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与美学家的理论，而对唯物主义的理论不屑一顾。因此，对李洪志所宣扬的我看不见、摸不着的“业力”、“德”、“法身”等盲目相信，毫不排斥，总认为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高明。在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上，一向不重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的我更看重意识的能动作用，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虔诚地认为，对于李洪志所编造的一切，只要我信，就会成为另外空间的客观存在。
就这样，身为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员的我，不仅没有用心去研究经典的马列文论，反而在修炼“法轮功”后时常暗自用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来注释经典的马列文论的“悖谬”之处。这不仅使我在学术思想的树立上栽了大跟斗，而且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上完全迷失了方向：只要李洪志说的，就是绝对真理；只要李洪志说过的，就应该照着去做。
二、痴迷“法轮功”的现实表现：“真善忍”幌子下的极端自私
为了专心“学法”“修炼”，我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业余爱好：唱歌、打球，业务工作上也不再追求上进。初看《转法轮》，我就被其中的“真善忍”所吸引。我如饥似渴地读，并将它当成每天的必修课。因为李洪志说有人读了200多遍了，还在读。于是我将通读200遍当成一个极为神圣的目标。过去不相信神的存在的我在“修炼”后，每次听“练功人”在一起交流传说中的李洪志许多“怀大志而拘小节”的轶事后泪水涟涟，感动不已。我常为自己未亲眼见到李洪志及自己“学法”、“修炼”太晚而遗憾。并坚信只有李洪志才是拯救人类于危难之间的救世主，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度人的“佛”，不再看别的书，学别的学说，从而封闭在李洪志的邪说体系中，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冥冥之中，我动摇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把李洪志当成了真正的神，不允许任何人直呼其名。
为了去掉自己的“执著”，我漠视亲情的存在，并美其名曰按照“师傅”的要求放下“名利情”。为了彻底去掉夫妻情，我先是长期疏远丈夫，然后又拉他练“法轮功”。为了“转化”丈夫，我努力营造家里的练功气氛，我将家里原来所有VCD歌碟收藏起来，天天播放有关法轮功的音像资料，可却遭到他的极力反对。而当女儿生病发烧时，自私的我不顾女儿安危，不许她吃药，而让她经受病痛的折磨，并口口声声这是在为女儿“消业”，幸亏丈夫后来偷偷把她送到医院才脱险。就这样，自从练功后，自己把所有的情都转移到法轮功和李洪志身上，家里却从此没了笑声，没了歌声，也不再有一家三口出去饮茶、吃饭的温馨。
为了提高“修炼”层次，我不惜伤害身边的人。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瞒着家人、瞒着学校，丢下自己即将毕业的学生、抛下自己年幼待哺的女孩，为了追求所谓的“圆满”而三次上北京“护法”。每次走出家门就是发誓一去不复返，甘愿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抛舍人间的一切。即使面对丈夫的苦苦哀求，学校领导的口苦婆心，自己仍无动于衷，反而认为这是阻碍自己提高层次的障碍。[Page]
面对自己的种种行为，我偶尔也会感到心虚，但转眼会想到李洪志说过的“怕心、执着心去不掉就不能圆满”。而且“现在人类社会的道德下滑的很厉害……你看现在这个人类真是十恶俱全；“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就这样，在李洪志“形神全灭”的恐吓下，我不仅没有深刻反省自己言行上的错误，而且认为这是“思想业”努力排斥。就这样，自己走进了李洪志和法轮功所布下的“迷宫”，在偏离常人的“真善忍”的正道上越滑越远。
三、脱离“法轮功”的转化契机：言行对照豁然开朗
因多次违法，自己被送劳教所。刚入劳教所时，我带头不劳动、不上课、强行练功，每天呼喊口号，并以绝食对抗，试图以此方式上一个修炼层次。面对痴迷顽固的我，干警不放弃任何一次挽救我的希望，他们没有过多的说教，而是时常耐心地列举李洪志的所讲和所行，并引导我对照反思其中的言行矛盾，如李洪志说：“我有无数的法身，和我长得一样”（《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你思想里想什么，在另外空间我的法身都知道”（《转法轮》）；“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做”（《转法轮》），也就是说李洪志在此刻看到徒弟来到劳教所应该保护才对，可事实上呢？他不仅没有所谓的法身保护，还自己在美国逍遥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内心也逐渐产生了对所谓师傅“法身保护”的怀疑：他不是说“十恶之徒等秋风”吗？可是好不容易等到秋风起，李洪志还是没来救我们。而同时，我的脑海中也不断浮现出一个个镜头：昔日与我形影不离的年幼可爱的女儿，为我消得人憔悴的胃病缠身的丈夫，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父亲，为我担惊受怕、度日如年的兄嫂……；也想起新闻媒体对李洪志汽车、豪宅、聚敛钱财等的曝光，记起李洪志一面说“不干涉政治”，另一面又说“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反观自己不真、不善、不忍、越修越邪的言行，不仅没有修来福报却给家人带来无尽伤害……两相对比，使我豁然开朗：自己在法轮功和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下，打的是所谓“真善忍”的招牌，行的是极端的自私自利。
转化后的我开始深刻反思自己受李洪志思想控制而深陷法轮功的原因，一是由于自己不能理性看待各种社会问题，而法轮功宣传的“真善忍”迎合了我急于逃避解脱的心理；二是李洪志打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帜，使其言论具备了很强的欺骗性，诱惑了我，欺骗了我，于是在法轮功宣扬“真善忍”的迷惑下，我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魔圈；三是受李洪志鼓吹的“人类道德极其败坏”、“在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等言论影响，同时由于相信李洪志有无处不在的法身监视，不敢有违背李洪志的行为甚至想法，使我越来越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并自觉追随李洪志，即使在练功中发现了“法轮功”破绽也不敢多想，不敢说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一个“不”字，更不敢与他决裂，因此陷得越来越深。
跳出李洪志精心设计的“法轮功”的圈套，我顿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不再压抑，不再苦闷，不再畏惧。如今的我重新回到了讲台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家庭中。虽然面对党和政府的宽容我无地自容，虽然面对一张张微笑甜美的脸我羞愧难当，但我深信：有党的温暖，有政府的关爱，有亲朋的抚慰，我会勇往直前，一步一个脚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做一个真正的人。
一、沉迷“法轮功”的思想基础：对唯物论与无神论的否定思考
1998年，当时才33岁的我以突出的教学、科研成果晋升为副教授，成为当时佛山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而一直从事文艺理论及美学理论教研工作的我，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合著、专著3部，1998年我由于工作突出曾获得校本科学生教学质量评估优秀奖、被评为学校优秀科研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佛山市优秀教师。可就在这时，在同事的介绍下，我接触了法轮功。
我看了一本《法轮佛法——在美国讲法》，对书中提出的“真善忍”挺赞同的。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有着美好的渴求，而且对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很反感，所以对“真善忍”很感兴趣，如饥似渴读完后觉得可以修身养性、强身健体便开始练起了“法轮功”。而深究起来，隐藏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就是与我的专业学习及研究密切相关。我一直从事文艺理论及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崇尚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与美学家的理论，而对唯物主义的理论不屑一顾。因此，对李洪志所宣扬的我看不见、摸不着的“业力”、“德”、“法身”等盲目相信，毫不排斥，总认为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高明。在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上，一向不重视物质的决定性作用的我更看重意识的能动作用，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虔诚地认为，对于李洪志所编造的一切，只要我信，就会成为另外空间的客观存在。
就这样，身为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会员的我，不仅没有用心去研究经典的马列文论，反而在修炼“法轮功”后时常暗自用李洪志的歪理邪说来注释经典的马列文论的“悖谬”之处。这不仅使我在学术思想的树立上栽了大跟斗，而且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上完全迷失了方向：只要李洪志说的，就是绝对真理；只要李洪志说过的，就应该照着去做。
二、痴迷“法轮功”的现实表现：“真善忍”幌子下的极端自私
为了专心“学法”“修炼”，我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业余爱好：唱歌、打球，业务工作上也不再追求上进。初看《转法轮》，我就被其中的“真善忍”所吸引。我如饥似渴地读，并将它当成每天的必修课。因为李洪志说有人读了200多遍了，还在读。于是我将通读200遍当成一个极为神圣的目标。过去不相信神的存在的我在“修炼”后，每次听“练功人”在一起交流传说中的李洪志许多“怀大志而拘小节”的轶事后泪水涟涟，感动不已。我常为自己未亲眼见到李洪志及自己“学法”、“修炼”太晚而遗憾。并坚信只有李洪志才是拯救人类于危难之间的救世主，是当今世界唯一能度人的“佛”，不再看别的书，学别的学说，从而封闭在李洪志的邪说体系中，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冥冥之中，我动摇了自己的无神论思想，把李洪志当成了真正的神，不允许任何人直呼其名。
为了去掉自己的“执著”，我漠视亲情的存在，并美其名曰按照“师傅”的要求放下“名利情”。为了彻底去掉夫妻情，我先是长期疏远丈夫，然后又拉他练“法轮功”。为了“转化”丈夫，我努力营造家里的练功气氛，我将家里原来所有VCD歌碟收藏起来，天天播放有关法轮功的音像资料，可却遭到他的极力反对。而当女儿生病发烧时，自私的我不顾女儿安危，不许她吃药，而让她经受病痛的折磨，并口口声声这是在为女儿“消业”，幸亏丈夫后来偷偷把她送到医院才脱险。就这样，自从练功后，自己把所有的情都转移到法轮功和李洪志身上，家里却从此没了笑声，没了歌声，也不再有一家三口出去饮茶、吃饭的温馨。
为了提高“修炼”层次，我不惜伤害身边的人。国家取缔法轮功后，我瞒着家人、瞒着学校，丢下自己即将毕业的学生、抛下自己年幼待哺的女孩，为了追求所谓的“圆满”而三次上北京“护法”。每次走出家门就是发誓一去不复返，甘愿为李洪志及其“法轮功”抛舍人间的一切。即使面对丈夫的苦苦哀求，学校领导的口苦婆心，自己仍无动于衷，反而认为这是阻碍自己提高层次的障碍。[Page]
面对自己的种种行为，我偶尔也会感到心虚，但转眼会想到李洪志说过的“怕心、执着心去不掉就不能圆满”。而且“现在人类社会的道德下滑的很厉害……你看现在这个人类真是十恶俱全；“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就这样，在李洪志“形神全灭”的恐吓下，我不仅没有深刻反省自己言行上的错误，而且认为这是“思想业”努力排斥。就这样，自己走进了李洪志和法轮功所布下的“迷宫”，在偏离常人的“真善忍”的正道上越滑越远。
三、脱离“法轮功”的转化契机：言行对照豁然开朗
因多次违法，自己被送劳教所。刚入劳教所时，我带头不劳动、不上课、强行练功，每天呼喊口号，并以绝食对抗，试图以此方式上一个修炼层次。面对痴迷顽固的我，干警不放弃任何一次挽救我的希望，他们没有过多的说教，而是时常耐心地列举李洪志的所讲和所行，并引导我对照反思其中的言行矛盾，如李洪志说：“我有无数的法身，和我长得一样”（《法轮佛法——在悉尼讲法》）；“你思想里想什么，在另外空间我的法身都知道”（《转法轮》）；“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你想什么他都知道，什么他都能做”（《转法轮》），也就是说李洪志在此刻看到徒弟来到劳教所应该保护才对，可事实上呢？他不仅没有所谓的法身保护，还自己在美国逍遥享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内心也逐渐产生了对所谓师傅“法身保护”的怀疑：他不是说“十恶之徒等秋风”吗？可是好不容易等到秋风起，李洪志还是没来救我们。而同时，我的脑海中也不断浮现出一个个镜头：昔日与我形影不离的年幼可爱的女儿，为我消得人憔悴的胃病缠身的丈夫，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老父亲，为我担惊受怕、度日如年的兄嫂……；也想起新闻媒体对李洪志汽车、豪宅、聚敛钱财等的曝光，记起李洪志一面说“不干涉政治”，另一面又说“走出来证实法的弟子是伟大的”，反观自己不真、不善、不忍、越修越邪的言行，不仅没有修来福报却给家人带来无尽伤害……两相对比，使我豁然开朗：自己在法轮功和李洪志的精神控制下，打的是所谓“真善忍”的招牌，行的是极端的自私自利。
转化后的我开始深刻反思自己受李洪志思想控制而深陷法轮功的原因，一是由于自己不能理性看待各种社会问题，而法轮功宣传的“真善忍”迎合了我急于逃避解脱的心理；二是李洪志打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旗帜，使其言论具备了很强的欺骗性，诱惑了我，欺骗了我，于是在法轮功宣扬“真善忍”的迷惑下，我走进了“法轮功”的修炼魔圈；三是受李洪志鼓吹的“人类道德极其败坏”、“在一日千里地向下滑”等言论影响，同时由于相信李洪志有无处不在的法身监视，不敢有违背李洪志的行为甚至想法，使我越来越脱离现实，逃避现实，并自觉追随李洪志，即使在练功中发现了“法轮功”破绽也不敢多想，不敢说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的一个“不”字，更不敢与他决裂，因此陷得越来越深。
跳出李洪志精心设计的“法轮功”的圈套，我顿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不再压抑，不再苦闷，不再畏惧。如今的我重新回到了讲台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家庭中。虽然面对党和政府的宽容我无地自容，虽然面对一张张微笑甜美的脸我羞愧难当，但我深信：有党的温暖，有政府的关爱，有亲朋的抚慰，我会勇往直前，一步一个脚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做一个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