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娇：我成了“法轮功”敛财的帮凶
我叫张新娇，今年45岁，在仙桃市做点水果小生意，2005年9月因为身体不好四处求医时，认识了同城的樊爱华（2007年得乳腺癌已病故），她告诉我，练“法轮功”可以不打针不吃药，什么病都可以练好。我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既然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跟她学起了“法轮功”。
起初她总要我去她家，常对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又不要交学费，免费学了还可以度人救人，说我遇上她是我的福气，要是别人她还不一定教呢！她说的我好感动。于是我很积极地跟她学了一些“法轮功”的动作，后来她又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的书，要我自己回家看。
由于我的言语少，不爱怎么说话，所以樊爱华很多场合都喜欢带上我，她还带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组织的秘密法会。
参加法会的大多数是些婆婆和老头，很少有年轻人，通过法会我认识了何婆（真名何春华，今年70岁，是一名退休教师，樊爱华死后她在亲友的帮教下已放弃了“法轮功”）、梁婆、魏婆、郑婆、王爹（王××，男，今年80岁，仙桃“法轮功”地下组织头目之一，2007年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因年老体弱而保外就医在家）、陈××（女，仙桃税务机关退休职工，仙桃市“法轮功”地下组织重要骨干成员之一，2007年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判刑）等人。
在樊爱华的指导和劝说下，我成了她的“地下交通员”。一般是王爹把资料提供给我，然后他们通知人来领取或者由我送上门去。我给魏婆送了三次资料，魏婆第一次给我300元钱说是“捐”给我们的活动经费和资料的钱，叫我转交给王爹。其实魏婆在仙桃市郭河镇乡下，离仙桃城区几十公里远，每次送资料的车费都是我自己出的。
200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大洪村开法会的学员为“捐”钱的事闹意见，要樊爱华去调解。由于樊爱华病了，她要我陪她去，所以我就和她去了。开始学了一下“法”，里面的学员开始为“捐”钱的事争吵起来，大家认为自己“捐”了那么多钱，只拿到几张光碟和小册子，有的要求把“捐”的钱拿出来大家清一清，看到底有多少，还有的说要把他们“捐”的钱账目公开，看到底是干什么用了。
樊爱华好像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她说：“大法弟子要讲‘真、善、忍’的，你们的言行师父他老人家都看的很清楚，关键时候看你们的心诚不诚，现在我们的资料点需要钱，买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就花了不少钱，我们还要给你们把资料送上门，你们有的住的远，大家都晓得我们做的事也不敢公开，关键是怕有人发现，为了‘保护’你们，即使不远我们也要辗转很多路才能到你们那里，为你们送去师父的经文，路费就花了很多，你们说我们容易吗？”
看她说的那么诚恳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指着我说：“你们看人家张新娇，做点小生意都‘捐’了2000元，你们有的家里条件很好只‘捐’了几百元，师父说过‘钱不在多少，关键是看有没有诚意’，要上层次就要多做度人的事，多捐钱来‘消业’，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你们看着办吧。”可能是病痛发作的原因，说完她显得很痛苦，但她却装着很镇定的样子看着大家。
其实，我是得了樊爱华给我书后只“捐”过200元钱给樊爱华，听樊爱华说别人都“捐”了不少资料钱，我感到压力太大，正为“捐”钱的事发愁，她居然说我“捐”了2000元，真要我“捐”，我到哪弄那么多钱去，我有点紧张了。樊爱华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大家也都看着我，他们的眼光中透露出了羡慕，但大多还是疑惑。我不知所措的点了点头，此刻我有过从没有过的压力和迷惑。
后来怎么从那里出来的我都不记得了。
回到家里我一夜都没有睡，怎么也想不明白，学“法轮功”不是要我做好人，讲“真、善、忍”吗？怎么教我学“法轮功”的樊爱华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好像司空惯见了。
过了几天，樊爱华来找我，要我为功友送资料，她特意告诉我收到了好几万的“捐”款，说我的功劳也不小，她都给我记着呢，要我好好干，不要乱说话，否则师父会怪罪的，弄不好还会原神俱灭永不超生的。
我心里嘀咕，我能有什么功劳，不就是在那里帮她圆了谎话，欺骗了其他功友吗？我想肯定是功友们都上了当，他们以为我“捐”的钱多所以又“慷慨”解囊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说实话，主要是怕遭报应，其实我的良心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毕竟是自己心中有愧，面对功友我都不敢多说话，担心被樊爱华看见，给功友们发资料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在樊爱华的带领下我也变的越来越不诚实了，在功友面前帮她圆谎成了我的习惯。[Page]
2007年5月樊爱华得乳腺癌病死了。我对“法轮功”的信仰也开始动摇了，因为在樊爱华住院期间，我们去看她为她发过功，不但没能挽救她的生命，而她一个坚信“法轮功”无所不能的人居然在生命的最后要求功友放过她，让医生为她治疗。这让我感到震撼。
后来，我认识的陈某等人都因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依法判了刑。由于我是受“法轮功”组织的蒙蔽加入的，对“法轮功”陷的不深，联想到“法轮功”组织的所作所为，加上社区工作者对我的教育，我完全看清了“法轮功”组织打着“真、善、忍”的幌子欺骗善良信徒，聚敛钱财的丑恶嘴脸。醒悟后的我彻底脱离了法轮功，现在又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起初她总要我去她家，常对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又不要交学费，免费学了还可以度人救人，说我遇上她是我的福气，要是别人她还不一定教呢！她说的我好感动。于是我很积极地跟她学了一些“法轮功”的动作，后来她又给了我一本《转法轮》的书，要我自己回家看。
由于我的言语少，不爱怎么说话，所以樊爱华很多场合都喜欢带上我，她还带我参加了几次他们组织的秘密法会。
参加法会的大多数是些婆婆和老头，很少有年轻人，通过法会我认识了何婆（真名何春华，今年70岁，是一名退休教师，樊爱华死后她在亲友的帮教下已放弃了“法轮功”）、梁婆、魏婆、郑婆、王爹（王××，男，今年80岁，仙桃“法轮功”地下组织头目之一，2007年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公安机关抓获，因年老体弱而保外就医在家）、陈××（女，仙桃税务机关退休职工，仙桃市“法轮功”地下组织重要骨干成员之一，2007年因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判刑）等人。
在樊爱华的指导和劝说下，我成了她的“地下交通员”。一般是王爹把资料提供给我，然后他们通知人来领取或者由我送上门去。我给魏婆送了三次资料，魏婆第一次给我300元钱说是“捐”给我们的活动经费和资料的钱，叫我转交给王爹。其实魏婆在仙桃市郭河镇乡下，离仙桃城区几十公里远，每次送资料的车费都是我自己出的。
200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大洪村开法会的学员为“捐”钱的事闹意见，要樊爱华去调解。由于樊爱华病了，她要我陪她去，所以我就和她去了。开始学了一下“法”，里面的学员开始为“捐”钱的事争吵起来，大家认为自己“捐”了那么多钱，只拿到几张光碟和小册子，有的要求把“捐”的钱拿出来大家清一清，看到底有多少，还有的说要把他们“捐”的钱账目公开，看到底是干什么用了。
樊爱华好像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她说：“大法弟子要讲‘真、善、忍’的，你们的言行师父他老人家都看的很清楚，关键时候看你们的心诚不诚，现在我们的资料点需要钱，买电脑、打印机、复印机等设备就花了不少钱，我们还要给你们把资料送上门，你们有的住的远，大家都晓得我们做的事也不敢公开，关键是怕有人发现，为了‘保护’你们，即使不远我们也要辗转很多路才能到你们那里，为你们送去师父的经文，路费就花了很多，你们说我们容易吗？”
看她说的那么诚恳大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指着我说：“你们看人家张新娇，做点小生意都‘捐’了2000元，你们有的家里条件很好只‘捐’了几百元，师父说过‘钱不在多少，关键是看有没有诚意’，要上层次就要多做度人的事，多捐钱来‘消业’，好了我也不多说了，你们看着办吧。”可能是病痛发作的原因，说完她显得很痛苦，但她却装着很镇定的样子看着大家。
其实，我是得了樊爱华给我书后只“捐”过200元钱给樊爱华，听樊爱华说别人都“捐”了不少资料钱，我感到压力太大，正为“捐”钱的事发愁，她居然说我“捐”了2000元，真要我“捐”，我到哪弄那么多钱去，我有点紧张了。樊爱华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大家也都看着我，他们的眼光中透露出了羡慕，但大多还是疑惑。我不知所措的点了点头，此刻我有过从没有过的压力和迷惑。
后来怎么从那里出来的我都不记得了。
回到家里我一夜都没有睡，怎么也想不明白，学“法轮功”不是要我做好人，讲“真、善、忍”吗？怎么教我学“法轮功”的樊爱华说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好像司空惯见了。
过了几天，樊爱华来找我，要我为功友送资料，她特意告诉我收到了好几万的“捐”款，说我的功劳也不小，她都给我记着呢，要我好好干，不要乱说话，否则师父会怪罪的，弄不好还会原神俱灭永不超生的。
我心里嘀咕，我能有什么功劳，不就是在那里帮她圆了谎话，欺骗了其他功友吗？我想肯定是功友们都上了当，他们以为我“捐”的钱多所以又“慷慨”解囊了。但是我一直不敢说实话，主要是怕遭报应，其实我的良心一刻也没有得到安宁，毕竟是自己心中有愧，面对功友我都不敢多说话，担心被樊爱华看见，给功友们发资料的时候也是胆战心惊的。在樊爱华的带领下我也变的越来越不诚实了，在功友面前帮她圆谎成了我的习惯。[Page]
2007年5月樊爱华得乳腺癌病死了。我对“法轮功”的信仰也开始动摇了，因为在樊爱华住院期间，我们去看她为她发过功，不但没能挽救她的生命，而她一个坚信“法轮功”无所不能的人居然在生命的最后要求功友放过她，让医生为她治疗。这让我感到震撼。
后来，我认识的陈某等人都因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依法判了刑。由于我是受“法轮功”组织的蒙蔽加入的，对“法轮功”陷的不深，联想到“法轮功”组织的所作所为，加上社区工作者对我的教育，我完全看清了“法轮功”组织打着“真、善、忍”的幌子欺骗善良信徒，聚敛钱财的丑恶嘴脸。醒悟后的我彻底脱离了法轮功，现在又重新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